提到苏州，就忍不住想到江南女子的婉约，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风流故事也让更多人记住了它的秀美风光和文化底蕴。
　　熙熙攘攘，利来利往。“苏”字的繁体字是草、稻米和鱼，这说明苏州的水道非常发达，是手工业基地，当然也是鱼米之乡。而苏州的粮食、水产和手工业产品，正是通过苏州商人之手，通过水上的运输，被运往全国各地。
　　苏州确实是出商人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号称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人就出现在苏州西南的太湖邊上。他们在明清时期是营销全国各地的货物，并在近代的上海滩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金融神话。

地理与经济双重优势

　　说起苏州商人，就要从苏州的历史政背景说起。
　　苏州，在北宋之时被称为平江府，在哪个时代迎来的重大的机遇。
　　苏州人朱长文任枢密院编修时编撰了北宋地方志类型的典籍《吴郡图经续记》，其中卷上《物产》里就提到过苏州物产丰饶、交通四通八达的商业盛景：
　　“若夫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乃江外之一都会也。”
　　而提起苏州，有一个人则不得不提，那便是写过“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臣苏州人范仲淹，他对苏州农业走向专业化、商业化发展可谓是功不可没。
　　范仲淹在公元1034年担任苏州知府期间，大力兴修水利，将太湖泛滥的洪水入江通海，使得苏州这样的江南沃土更适合农业耕种。同时他还建文庙、办府学，庙学合一模式也大大促进了苏州文化的快速发展。
　　自宋朝宗室衣冠南渡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大量人口也随之南移，这一重大决定对南宋之后的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更直接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几个重要城市的历史进程。
　　这其中也包括了本来就很发达的苏州。
　　我们现代所熟悉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出自南宋时期国史院编修官高斯得的《耻堂存稿·宁国府劝农文》，“苏”即苏州，“湖”就是浙江吴兴（湖州）一带。只要这两个太湖流域的富饶之地能够保证耕地丰产，天下百姓就衣食无忧了，可见当时的苏州对整个南宋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名副其实大都会——苏州

　　苏州都市化进程在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明朝中叶开始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古代交通出行除了耗时费力的人力、畜力之外，通常都倚仗最经济省力的水路，特别是大宗货物贸易。苏州本来就是倚湖枕江靠海的城市，同时，还拥有京杭大运河这条至关紧要的交通命脉，可以说那时的苏州地理位置非常得天独厚了。
　　借着这些优越的先天条件，明至清的几百年间，苏州“士农工商”可谓全面开花。
　　明朝《大明会典》也有记载：苏州府共上缴漕粮69.7万石，占了全国总份额的17.4%，松江府约5.8%，所以会有“苏松税赋半天下”的说法。
　　托京杭大运河水运的福，因为港口的重要性，明朝时期能承担起全国商品流通中心的只有苏州、扬州两个城市。而明朝中期时苏州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了.
　　外地来苏创业的人激增后，使得明中期后的苏州城居民户数达到十万户，约五十万人的规模。

　　全国“十大商帮”悉数来到苏州，把苏州作为全国根据地，他们成立的公所、会馆数量之多远超同期的任何城市，可见工商业高度发达。
　　现代发达的城市常会堵车，而明朝的苏州商人们也有个“甜蜜的烦恼”：阊门因过于繁华也会经常“堵船”……
　　苏州本地有许多棉田、桑田，棉布业、丝织业成为支柱产业，乾隆年间，全苏州的织机超过一万台，相关从业人员十万以上。织布的声音，从早到晚，昼夜不停。精美的丝绸成品，当然比水稻更赚钱。
　　正因为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在苏州的店铺里，什么货物都能买到，绸缎、茶叶、洋货、丝绸、药材、金银饰品等，应有尽有。
　　人口的大量涌入，不可避免推高了房价，当时苏州和现在的上海一样，超一线城市，寸土寸金。文人墨客把它称之为“人间天堂”，并以居住在这里为荣，唐伯虎曾说：“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阊门好比上海的南京东路、陆家嘴。
　　或因苏州城富甲天下，太有钱的缘故，向来低调的苏州人也逐渐不低调了。有钱人“炫富”的方式之一就是造园，不管是巨富大贾、文人画家又或是退隐的朝廷命官，有钱必造园。
　　但是，“家里没矿就不要学苏州人造园子了。”

苏州洞庭商帮“儒商”辈出

　　苏州洞庭商帮，为海内“十大商帮”之一。

　　苏州洞庭商帮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是由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商人组成，这是一个人数相对较少而颇具实力的商帮，他们具有坚忍的意志和创新的意识，不怕商途遥远，生活艰苦，善于谋划，注重商品质量，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从而赢得市场的青睐，因此江湖上有“钻天洞庭”一说。
　　苏州洞庭商帮中儒商辈出，在经商之余还不忘读书。如清代洞庭东山商人钮树石，贩卖木棉为业，在他运载商品的舟船车骡之中，必载经史以随。回至家中，寂坐灯前，著书终日。他爱藏书，善于校雠考订，遇着碑刻、拓片、善本图书，抄录而典藏，或购买以典藏。每行船至扬州，便与这里的学者谈论学问数日。
　　又如西山（今金庭）东村的徐联习善于经营，将湖广丰富的稻米运到苏州，又将苏州丰富的丝绸运到湖广。徐联习经商不忘读书，即使在船上途中也常常手持书卷。经商数十年积聚财富，读书数十年修身养性，徐联习成了长江和太湖一带有名的儒商。
　　儒商的儒雅，体现在他们对文化事业的资助和推动上，更体现在他们对于文化学养上，有些儒商本身就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专家。商人在推广戏曲、绘画、诗文方面的作用颇多记载。其在刻书、售书、藏书、读书方面的贡献，则尤需引起后人的关注。
　　明代中叶，洞庭商人名声渐起之时，也出了王鏊、吴桥这样的名士名宦。清人钱思元《吴门补乘》提到过吴桥。吴桥，字子东，世居洞庭东山之白沙，明嘉靖间以能诗文名，“姑苏皇甫汸、娄东王世贞、世懋成推重之”。又有徐震，字德重，出自洞庭巨族，家世好文，有《吊项羽庙》《睢阳怀古》《挽岳武穆》诸诗，传播甚远。
　　明代第一个为苏州人在科场夺魁、给家乡增荣添光的少年学子，就来自于洞庭东山，他叫施檗。另外，进士严经的事例，更具有代表性。严经，字道卿，号芥舟，东山人，早年习贾经商，颇善经营。后为乡贤贺元忠赏识。
　　苏州洞庭商人一边经商，一边读书、藏书，做着有文化的商人，做着有操持的商人，做着有道义的商人，做着有修养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