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廖承志(1908—1983)，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廖仲恺，何香凝之子，是杰出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生前，被日本友人称为“中日关系上如此可信赖之人”，被港澳和海外人士尊称为“廖公”，是爱国侨胞的忠实代言人、台湾同胞的贴心人……
日常生活中的廖公是什么样子?2008年9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廖承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遇到了廖梦蘸的女儿，廖公的外甥女李湄。谈起已故的舅舅，李湄心中充满了敬意和爱戴。
替妈妈说好话
熟悉廖家的人都知道，外婆疼爱儿子，外公疼女儿。舅舅调皮，小时候经常揪我妈妈的辫子，妈妈疼得叫起来，外婆马上呵斥她太娇气，而外公就会骂舅舅顽皮。舅舅被外婆偏心宠爱，妈妈一直耿耿于怀，她晚年写了一篇短文，叫《弟弟的木马和我的丑娃娃》，讲的是一次外婆带姐弟俩上街，花了4.8日元给舅舅买了一只木马，却只给了她一个值0.48日元的小人形。妈妈很伤心，她觉得在母亲眼中，她只值弟弟的十分之一。
不过，特殊的经历、困顿的生活、共同的命运，使舅舅和我妈妈的感情超出了一般的手足之情。姐弟俩第一次的共同行动是在1925年，他们瞒着父母去参加广州“六·二三”大游行(即著名的“沙基惨案”)。当时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人一身血地回到家，偷偷到楼上换完衣服后再若无其事地下来。这可以讲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参加革命。
外公廖仲恺被暗杀后，外婆怕国民党右派对廖家“斩草除根”，把姐弟俩分别送到法国和德国留学。外婆在经济上对儿子要宽松很多，给女儿的只有生活费，让她不可能有路费回国——当时我妈妈正在与爸爸李少石热恋，外婆反对女儿的婚事，她不希望女儿找一个共产党员，因为怕女儿将来像自己一样成为“遗孀”，她希望女儿有一份安定的生活。我妈妈就拼命地攒钱，这时舅舅担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从事革命工作，外婆给的钱不够，就打电报来找姐姐借，妈妈是个老实人，有求必应，舅舅是“刘备借荆州，一去不回头”。我妈妈攒钱回国的计划一次次泡汤。1930年，因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爸爸李少石奉中央之命到香港设立交通站，在巴黎读书的妈妈不顾外婆的反对，赶回国内与相恋几年的父亲结婚后同赴香港——妈妈家几代人在香港土生土长，有着在香港活动的便利条件。妈妈私定终身惹怒了外婆，她不再认这个女儿。
舅舅对妈妈很“仗义”。1933年，舅舅从德国回到上海，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抓起来，后来由外婆和柳亚子保了出来“严加管束，以观后效”。舅舅化险为夷，又有这么多时间在家，外婆心情开朗，等我爸爸妈妈从香港调回上海的时候，舅舅便利用这段时间为妈妈说好话。宋庆龄这时正在上海，也在外婆面前为妈妈斡旋——她本人有过离家出走私自结婚的经历，很理解妈妈。经过他们两人的斡旋，外婆终于同意让妈妈回去见她。于是妈妈带着我去见外婆。外婆开始还装着生气的样子，架不住舅舅扮滑稽，最后也就转怒为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玩具给我，表示承认这个外孙女，也就是说，承认了我爸妈的婚姻。妈妈说其实舅舅设法让她回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找我爸爸接上党的关系。
1938年，舅舅被派至香港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他吸收懂英语的姐姐和他的表妹夫邓文钊，一起接待了过港赴根据地的白求恩医疗队。接着筹备建立了由宋庆龄牵头的保卫中国同盟，其主要任务是为抗日前线筹募捐款和医疗用品。舅舅与妈妈在保盟一起工作了三年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到1983年舅舅去世，姐弟俩风风雨雨一同走过了75年，无数苦与乐都是一起度过的。可能与他们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姐弟俩都有点“另类”。直到生命最后，两个七老八十的人，还是小朋友似的以绰号相称，妈妈叫他“肥佬”，他叫妈妈“大聋氏”，因为妈妈一个耳朵听不见——当年姐弟俩重返日本，因参加进步活动一同被捕，妈妈的左耳就是这次被捕后被日本人打聋的。
只要见面，舅舅总是设法让妈妈开心，妈妈的腿跌断过几次，走路要用拐杖，不过在家里，还是改不了快走步的习惯，这时舅舅就会装出惊喜的样子，夸她：“你真是健步如飞啊”，妈妈就会很得意。
舅舅去世前，和妈妈都在北京医院住院，妈妈住一楼，舅舅住四楼。妈妈几乎每天都让陪住的小阿姨用轮椅推她上楼看舅舅。但舅舅去世时，妈妈并不知道。1983年6月10日，舅舅突然停止了呼吸，我是凌晨5点多赶到医院的，舅舅已经全身冰凉，我大哭起来，亲了亲他的额头，他被护士用白布盖上推走了。谁也没想到他会死，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
那天早上，我等妈妈吃完早饭，才告诉她舅舅走了。这时妈妈想和他告别也不行了。她十分难过，在确认舅舅真的无法再醒过来时，她放声痛哭：“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啊!”
舅舅反对我“磨肚皮”
我与舅舅的第一次“交往”是在1932年。那年1月我在香港出生，4月，舅舅从德国回上海，途经香港去看我妈妈，这时我已经会躺在床上自己捧着奶瓶吃奶了。后来舅舅老是取笑我“四只脚捧着奶瓶”。多年后，他还专门以此情景画了一幅速写，命名“囡囡小时候”。
我一直珍藏的有一张1946年舅舅给我的一幅漫画。8月20日，是我外公廖仲恺遇刺的日子。1946年的这一天，周恩来派人把我和妈妈从上海接到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去紫金山扫墓。这时离我爸爸李少石在重庆遇难还不到一年，我和妈妈谁也不能提起爸爸。舅舅见我无法摆脱哀伤，就画了一幅漫画送给我：一个大胖子(就是他自己)，劈开双腿坐着，调皮地在眨眼，头上立着几根头发，像三毛。旁批是：“革命者的神经，不要像纤维一样，应该如钢丝一样!因此，经常笑；经常头看天，永远不消沉!”这几行字，与其说是写给我，不如说是借写给我而给妈妈看的，她的哀伤更甚于我。
舅舅一辈子反对裙带关系，我也没想着从舅舅那儿沾什么光。但我的职业选择与舅舅是很有关系的。我1949年4月跟着外婆从香港回来。建国前后，国家派了一批学生到苏联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人才。我一到北平，舅舅就让我去苏联学习，但我与妈妈一样，由于生活不安定，学业一再被打断，因而理工科很差，我不愿意上学，想“参加革命”。于是舅舅介绍我去华北大学(简称华大)一部的政治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我很想参加“南下工作团”，但被周恩来的一封信给留下了，他建议我的工作地区不宜离妈妈太远。其实在香港时我就在学音乐学舞蹈，我的理想是搞文艺，适逢中央戏剧学院招生，我自己去报名考试，一点没走后门，初复试都通过了。我被分到华大三部的二团即话剧团(后来的人艺)，我其实想去三团即舞蹈团。舅舅知道后很不高兴， 他希望我能学点“真本事”。他说“有什么好跳的，跳舞不就是磨肚皮(他认为跳交际舞就是两个人的肚子蹭来蹭去，就把跳舞统称为磨肚皮)?你那么小个子跳舞，人家要用放大镜才看得见你。”外婆虽然很革命，但有很多旧观念，认为“戏子有什么可当的”。后来还是邓颖超支持我，说孙维世(邓颖超的于女儿)不就是学戏剧的吗?挺好的。可惜进团一个月后，我就被查出肺部有问题，开始养病。后来又在人艺呆了4年，参加了《雷雨》等的排练，但始终没机会上台。舅舅又来说服我，终于，我按照他的意思去学“真本事”，真应了那句俗话“天上雷公，天下舅公”。当时因为佩服孙维世，我就去学了俄语，想将来有机会去苏联学戏剧，但后来没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俄语专业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工作了。
“另类高干”
舅舅属猴，在我妈妈的记忆中，小时候他像猴子一样，又瘦又顽皮——现在有些传记说外婆自小就叫他“肥仔”，完全是想当然。舅舅发胖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舅舅的顽皮倒是小时候就出了名的。
有一次在东京过年，外公廖仲恺请客，当他们送客出门时，年幼的舅舅把桌子上的酒都一饮而尽，醉了就钻到放被褥的柜子里睡大觉去了。到了吃晚饭时，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他，全家人都急坏了，正在愁闷时，突然门板做响，原来舅舅在里面翻身撞响了门板。
舅舅和妈妈俩人小时候都在日本上学，妈妈上的是女校，她的日语是讲敬语的那种，而舅舅的口语特别好，骂人的话他都学得会，后来舅舅总说妈妈的日文比他好。
进了中学的舅舅，依然很顽皮。有一次，他的同室同学初恋失败，伤心地跑到理发店剃了个光头，他为了表示同情，也去把头剃光。当他顶着个秃瓢回到家里时，全家笑得不可开交。舅舅的这种顽皮，后来变成了活跃、好动、爱开玩笑的乐观性格。舅舅会画画，又会演戏，多才多艺，他没有架子，又非常好玩，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欢声笑语，他有马上跟人打成一片的本事，我称他是“另类高干”。
舅舅是1928年入党的，到他去世，有55年党龄，是个老资格的老干部。上世纪50年代，他当团中央书记兼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时，青艺上演《抓壮丁》，这是一个闹剧，讲四川农村一个地主家庭在保长抓壮丁时发生的故事。剧中地主的三儿子，已讨老婆，为了逃避兵役，去读小学当童子军。这个人物，虽是大人，动作却是小孩的，要坐在桌子上蹬腿哭鼻子。舅舅觉得这个角色很好玩，自告奋勇要去演。这纯粹是一个出洋相的角色。自然，组织上没有批准，因为，他那时已是中央委员。
经过“文革”磨难，舅舅的性格依然没有改变。他在去世前一年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童年》，回忆小时候在日本的事。舅舅的写作很有特点，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像一只小水獭似的吃乳娘的奶”；“我像猴子那样大声哭喊，最后被父亲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才平静下来”；“小梅的腕力比我强，我总是被她推倒，像古池中的青蛙那样趴在地下。”一篇文章内把自己比做水獭、青蛙、猴子，别说在高干中少见，就是普通百姓也很少这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去世，以88岁高龄离开人世，也可算是“喜丧”了。按照她“把骨灰埋在父母墓旁”的遗愿，6月4日，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送往上海。护送骨灰去上海的有邓颖超、乌兰夫、陈慕华、我舅舅，以及宋庆龄的生前友好，包括我妈妈。
骨灰安放在上海万国公墓宋家的墓地里。我们一行本来丧礼完毕就返回北京，可是不巧，那天下午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一行人浩浩荡荡抵达机场，马上又折回锦江饭店。
宋庆龄的生前友好，按保卫中国同盟创始人之一詹姆斯·贝特兰的话说，是“一伙有趣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这伙人平时很难有机会聚集在一起，便不安分地想搞搞新意思。正好香港人有个习惯，办完丧事要办丧筵，意思是冲掉晦气。于是舅舅便“勒令”邓广殷(邓文钊之子)请客。
宋庆龄病危时，舅舅是医疗小组负责人之一。他白天全天候戒备，晚上只要宋庆龄一告急，即使服了安眠药入睡，也要被叫起来赶去，这样紧张无序的生活持续了很久，舅舅累得死去活来。现在大事已办完，舅舅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正想放松放松。于是一伙人约定，6点出发，在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餐厅吃西餐。一伙人背着领导偷偷溜出去，不敢张扬，怕被批评“办丧事还吃喝玩乐”。当然，“领导”不包括舅舅，他是发起人。下楼了还不见舅舅下来，我自告奋勇去叫他，他躺在沙发上赖着不起，舅舅的警卫员小李说：“看我的。”就跑过去挠他的脚心，舅舅怕痒，一下就蹦起来。我大开眼界，过去只见警卫员在首长面前毕恭毕敬，还没见过哪个警卫员敢挠首长脚底板的。
前不久，原外交部跟舅舅有过多次工作接触的资中筠写了一篇《忆廖公》的文章，这样评价舅舅：“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也算对“另类高干”的一个印证吧。 (本文图片由李湄提供)
责编 张娟
日常生活中的廖公是什么样子?2008年9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廖承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遇到了廖梦蘸的女儿，廖公的外甥女李湄。谈起已故的舅舅，李湄心中充满了敬意和爱戴。
替妈妈说好话
熟悉廖家的人都知道，外婆疼爱儿子，外公疼女儿。舅舅调皮，小时候经常揪我妈妈的辫子，妈妈疼得叫起来，外婆马上呵斥她太娇气，而外公就会骂舅舅顽皮。舅舅被外婆偏心宠爱，妈妈一直耿耿于怀，她晚年写了一篇短文，叫《弟弟的木马和我的丑娃娃》，讲的是一次外婆带姐弟俩上街，花了4.8日元给舅舅买了一只木马，却只给了她一个值0.48日元的小人形。妈妈很伤心，她觉得在母亲眼中，她只值弟弟的十分之一。
不过，特殊的经历、困顿的生活、共同的命运，使舅舅和我妈妈的感情超出了一般的手足之情。姐弟俩第一次的共同行动是在1925年，他们瞒着父母去参加广州“六·二三”大游行(即著名的“沙基惨案”)。当时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人一身血地回到家，偷偷到楼上换完衣服后再若无其事地下来。这可以讲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参加革命。
外公廖仲恺被暗杀后，外婆怕国民党右派对廖家“斩草除根”，把姐弟俩分别送到法国和德国留学。外婆在经济上对儿子要宽松很多，给女儿的只有生活费，让她不可能有路费回国——当时我妈妈正在与爸爸李少石热恋，外婆反对女儿的婚事，她不希望女儿找一个共产党员，因为怕女儿将来像自己一样成为“遗孀”，她希望女儿有一份安定的生活。我妈妈就拼命地攒钱，这时舅舅担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从事革命工作，外婆给的钱不够，就打电报来找姐姐借，妈妈是个老实人，有求必应，舅舅是“刘备借荆州，一去不回头”。我妈妈攒钱回国的计划一次次泡汤。1930年，因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爸爸李少石奉中央之命到香港设立交通站，在巴黎读书的妈妈不顾外婆的反对，赶回国内与相恋几年的父亲结婚后同赴香港——妈妈家几代人在香港土生土长，有着在香港活动的便利条件。妈妈私定终身惹怒了外婆，她不再认这个女儿。
舅舅对妈妈很“仗义”。1933年，舅舅从德国回到上海，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抓起来，后来由外婆和柳亚子保了出来“严加管束，以观后效”。舅舅化险为夷，又有这么多时间在家，外婆心情开朗，等我爸爸妈妈从香港调回上海的时候，舅舅便利用这段时间为妈妈说好话。宋庆龄这时正在上海，也在外婆面前为妈妈斡旋——她本人有过离家出走私自结婚的经历，很理解妈妈。经过他们两人的斡旋，外婆终于同意让妈妈回去见她。于是妈妈带着我去见外婆。外婆开始还装着生气的样子，架不住舅舅扮滑稽，最后也就转怒为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玩具给我，表示承认这个外孙女，也就是说，承认了我爸妈的婚姻。妈妈说其实舅舅设法让她回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找我爸爸接上党的关系。
1938年，舅舅被派至香港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他吸收懂英语的姐姐和他的表妹夫邓文钊，一起接待了过港赴根据地的白求恩医疗队。接着筹备建立了由宋庆龄牵头的保卫中国同盟，其主要任务是为抗日前线筹募捐款和医疗用品。舅舅与妈妈在保盟一起工作了三年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到1983年舅舅去世，姐弟俩风风雨雨一同走过了75年，无数苦与乐都是一起度过的。可能与他们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姐弟俩都有点“另类”。直到生命最后，两个七老八十的人，还是小朋友似的以绰号相称，妈妈叫他“肥佬”，他叫妈妈“大聋氏”，因为妈妈一个耳朵听不见——当年姐弟俩重返日本，因参加进步活动一同被捕，妈妈的左耳就是这次被捕后被日本人打聋的。
只要见面，舅舅总是设法让妈妈开心，妈妈的腿跌断过几次，走路要用拐杖，不过在家里，还是改不了快走步的习惯，这时舅舅就会装出惊喜的样子，夸她：“你真是健步如飞啊”，妈妈就会很得意。
舅舅去世前，和妈妈都在北京医院住院，妈妈住一楼，舅舅住四楼。妈妈几乎每天都让陪住的小阿姨用轮椅推她上楼看舅舅。但舅舅去世时，妈妈并不知道。1983年6月10日，舅舅突然停止了呼吸，我是凌晨5点多赶到医院的，舅舅已经全身冰凉，我大哭起来，亲了亲他的额头，他被护士用白布盖上推走了。谁也没想到他会死，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
那天早上，我等妈妈吃完早饭，才告诉她舅舅走了。这时妈妈想和他告别也不行了。她十分难过，在确认舅舅真的无法再醒过来时，她放声痛哭：“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啊!”
舅舅反对我“磨肚皮”
我与舅舅的第一次“交往”是在1932年。那年1月我在香港出生，4月，舅舅从德国回上海，途经香港去看我妈妈，这时我已经会躺在床上自己捧着奶瓶吃奶了。后来舅舅老是取笑我“四只脚捧着奶瓶”。多年后，他还专门以此情景画了一幅速写，命名“囡囡小时候”。
我一直珍藏的有一张1946年舅舅给我的一幅漫画。8月20日，是我外公廖仲恺遇刺的日子。1946年的这一天，周恩来派人把我和妈妈从上海接到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去紫金山扫墓。这时离我爸爸李少石在重庆遇难还不到一年，我和妈妈谁也不能提起爸爸。舅舅见我无法摆脱哀伤，就画了一幅漫画送给我：一个大胖子(就是他自己)，劈开双腿坐着，调皮地在眨眼，头上立着几根头发，像三毛。旁批是：“革命者的神经，不要像纤维一样，应该如钢丝一样!因此，经常笑；经常头看天，永远不消沉!”这几行字，与其说是写给我，不如说是借写给我而给妈妈看的，她的哀伤更甚于我。
舅舅一辈子反对裙带关系，我也没想着从舅舅那儿沾什么光。但我的职业选择与舅舅是很有关系的。我1949年4月跟着外婆从香港回来。建国前后，国家派了一批学生到苏联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人才。我一到北平，舅舅就让我去苏联学习，但我与妈妈一样，由于生活不安定，学业一再被打断，因而理工科很差，我不愿意上学，想“参加革命”。于是舅舅介绍我去华北大学(简称华大)一部的政治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我很想参加“南下工作团”，但被周恩来的一封信给留下了，他建议我的工作地区不宜离妈妈太远。其实在香港时我就在学音乐学舞蹈，我的理想是搞文艺，适逢中央戏剧学院招生，我自己去报名考试，一点没走后门，初复试都通过了。我被分到华大三部的二团即话剧团(后来的人艺)，我其实想去三团即舞蹈团。舅舅知道后很不高兴， 他希望我能学点“真本事”。他说“有什么好跳的，跳舞不就是磨肚皮(他认为跳交际舞就是两个人的肚子蹭来蹭去，就把跳舞统称为磨肚皮)?你那么小个子跳舞，人家要用放大镜才看得见你。”外婆虽然很革命，但有很多旧观念，认为“戏子有什么可当的”。后来还是邓颖超支持我，说孙维世(邓颖超的于女儿)不就是学戏剧的吗?挺好的。可惜进团一个月后，我就被查出肺部有问题，开始养病。后来又在人艺呆了4年，参加了《雷雨》等的排练，但始终没机会上台。舅舅又来说服我，终于，我按照他的意思去学“真本事”，真应了那句俗话“天上雷公，天下舅公”。当时因为佩服孙维世，我就去学了俄语，想将来有机会去苏联学戏剧，但后来没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俄语专业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工作了。
“另类高干”
舅舅属猴，在我妈妈的记忆中，小时候他像猴子一样，又瘦又顽皮——现在有些传记说外婆自小就叫他“肥仔”，完全是想当然。舅舅发胖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舅舅的顽皮倒是小时候就出了名的。
有一次在东京过年，外公廖仲恺请客，当他们送客出门时，年幼的舅舅把桌子上的酒都一饮而尽，醉了就钻到放被褥的柜子里睡大觉去了。到了吃晚饭时，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他，全家人都急坏了，正在愁闷时，突然门板做响，原来舅舅在里面翻身撞响了门板。
舅舅和妈妈俩人小时候都在日本上学，妈妈上的是女校，她的日语是讲敬语的那种，而舅舅的口语特别好，骂人的话他都学得会，后来舅舅总说妈妈的日文比他好。
进了中学的舅舅，依然很顽皮。有一次，他的同室同学初恋失败，伤心地跑到理发店剃了个光头，他为了表示同情，也去把头剃光。当他顶着个秃瓢回到家里时，全家笑得不可开交。舅舅的这种顽皮，后来变成了活跃、好动、爱开玩笑的乐观性格。舅舅会画画，又会演戏，多才多艺，他没有架子，又非常好玩，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欢声笑语，他有马上跟人打成一片的本事，我称他是“另类高干”。
舅舅是1928年入党的，到他去世，有55年党龄，是个老资格的老干部。上世纪50年代，他当团中央书记兼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时，青艺上演《抓壮丁》，这是一个闹剧，讲四川农村一个地主家庭在保长抓壮丁时发生的故事。剧中地主的三儿子，已讨老婆，为了逃避兵役，去读小学当童子军。这个人物，虽是大人，动作却是小孩的，要坐在桌子上蹬腿哭鼻子。舅舅觉得这个角色很好玩，自告奋勇要去演。这纯粹是一个出洋相的角色。自然，组织上没有批准，因为，他那时已是中央委员。
经过“文革”磨难，舅舅的性格依然没有改变。他在去世前一年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童年》，回忆小时候在日本的事。舅舅的写作很有特点，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像一只小水獭似的吃乳娘的奶”；“我像猴子那样大声哭喊，最后被父亲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才平静下来”；“小梅的腕力比我强，我总是被她推倒，像古池中的青蛙那样趴在地下。”一篇文章内把自己比做水獭、青蛙、猴子，别说在高干中少见，就是普通百姓也很少这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去世，以88岁高龄离开人世，也可算是“喜丧”了。按照她“把骨灰埋在父母墓旁”的遗愿，6月4日，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送往上海。护送骨灰去上海的有邓颖超、乌兰夫、陈慕华、我舅舅，以及宋庆龄的生前友好，包括我妈妈。
骨灰安放在上海万国公墓宋家的墓地里。我们一行本来丧礼完毕就返回北京，可是不巧，那天下午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一行人浩浩荡荡抵达机场，马上又折回锦江饭店。
宋庆龄的生前友好，按保卫中国同盟创始人之一詹姆斯·贝特兰的话说，是“一伙有趣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这伙人平时很难有机会聚集在一起，便不安分地想搞搞新意思。正好香港人有个习惯，办完丧事要办丧筵，意思是冲掉晦气。于是舅舅便“勒令”邓广殷(邓文钊之子)请客。
宋庆龄病危时，舅舅是医疗小组负责人之一。他白天全天候戒备，晚上只要宋庆龄一告急，即使服了安眠药入睡，也要被叫起来赶去，这样紧张无序的生活持续了很久，舅舅累得死去活来。现在大事已办完，舅舅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正想放松放松。于是一伙人约定，6点出发，在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餐厅吃西餐。一伙人背着领导偷偷溜出去，不敢张扬，怕被批评“办丧事还吃喝玩乐”。当然，“领导”不包括舅舅，他是发起人。下楼了还不见舅舅下来，我自告奋勇去叫他，他躺在沙发上赖着不起，舅舅的警卫员小李说：“看我的。”就跑过去挠他的脚心，舅舅怕痒，一下就蹦起来。我大开眼界，过去只见警卫员在首长面前毕恭毕敬，还没见过哪个警卫员敢挠首长脚底板的。
前不久，原外交部跟舅舅有过多次工作接触的资中筠写了一篇《忆廖公》的文章，这样评价舅舅：“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也算对“另类高干”的一个印证吧。 (本文图片由李湄提供)
责编 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