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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短短28个字的一首儿童歌曲，却传唱了近半个世纪，成为漫长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但在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歌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曲作者金月苓也不过是一位19岁的青年女工，巧合的是，他们还是一对堂姐弟兼表姐弟，而在创作之前，两人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北京天安门……
灵光闪现
1969年的上海，仍处在“文革”的狂澜之中。这一年的中国，有不少大事发生——新年伊始，即宣布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1月1日《人民日报》等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宣布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此时的金果临只有13岁，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对他来说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太阳光芒万丈映衬下的城楼，无数招展的红旗和盛开的葵花——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
但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写作，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
1969年11月29日，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个七字句采取“顶针续麻”的技巧。
金果临回忆说：“创作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北京天安门，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还有葵花、红旗……”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
其中的第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巧妙地将之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为一个13岁的学生，那时的金果临未必是一个多么熟练的诗人，但他与时代不尽相同的思路，或许又暗合了某种创作规律。如今回过头来看，“我爱”两字也许是成就这首歌未来辉煌的关键因素。因为在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整齐划一，人们穿着相似的服装，理着差不多的发型，说话也都是近似的口吻，张开嘴往往先是“我们”二字，反而把“I”的个性和力量淡化了。而另一方面，就像金果临所说，虽然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但“我爱北京天安门”又是一句极具普遍性的话，“实际上全国人民都会说的”。
在此之前，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由于在1967年之后，小学里的“少先队”组织已经被“红小兵”所取代，他便以一个红小兵的身份，将之投稿给了一份名叫《红小兵》的刊物。这也是刊发金果临“处女作”的杂志。投稿前，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刊发时的署名则是“金果临”。
但是，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做了调整。“这两句我自己前后颠倒修改了五六遍，最后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金果临说：“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不管他是谁改的，只要诗登出来，而且题目"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我自己起的，就可以了，我就很高兴了。”
妙韵点睛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刊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杂志上。此时的金果临，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在报摊上看到了《红小兵》杂志和弟弟的大作。
金月苓和金果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小时候，姐弟两人都曾住在奶奶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短，感情也比较深。她和弟弟金果临虽是童年的玩伴，但青少年时期，都不住在奶奶家里，联络交流不像过去那样频繁。金月苓对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不是很清楚，与此同时弟弟也不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
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金月苓既是高兴，同时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文革”前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基础的音乐理论，工作后还在单位的“文艺小分队”里写过歌、写过沪剧。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
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打过招呼”，只是对着这28个字，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写完之后就把自己作成的歌曲寄往《红小兵》杂志投稿了。
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后，她收到《红小兵》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那天她上夜班，终于按捺不住激动，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我的作品发表了。”可是，机器隆隆，对方没有听见她的话。她把样刊给同事看，对方却很诧异。
一曲成名
1971年的中国，相比“文革”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年的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悄然来到北京，并与中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发表《公告》。进入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中国进入了一个酝酿巨变的时代。这个夏天，《红小兵》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尽管如此，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
直到有一天，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吴校长问15岁的金果临：“你是不是写过《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回答是的。然后校长说：“北京发过来一个函，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在全国推广这首歌，现在征求我们学校的意见。” 他一下子懵了，心想：“中央都知道了，这事情弄大了。”
最后，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如果说这个歌唱得好的话，这个荣誉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要怕，这个责任是由出版社承担的。”此外还鼓励金果临努力学习、工作。
校长的话有其深意，也有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政治风向变化很快，即便是一首歌也可能很快“过时”甚至“转向”。
这次谈话的深意，那时的金果临并未完全理解，而谈话背后有多少“文章”，或许他们姐弟二人至今也没有完全知悉。但很快，《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一个面向全国的巨大舞台上粉墨登场。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此时歌曲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将最后两句改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
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登上这三个报纸是很不容易的。”曲作者金月苓回忆，“然后我去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创作会议，会上对《我爱北京天安门》也给予了肯定，还被收入了文化部编的《战地新歌》。”
这一年的“五一”，由当时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节目中，突然出现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
金月苓记得那时自己的哥哥看到了关于中山公园游园会的纪录片，告诉她活动中唱了这首歌。之后，她自己去静安寺的新华书店，也碰到有人追问售货员歌本中有没有收录《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则作品。“我就知道人家开始注意这首歌了。”事实上，它就是“火”了。而另一个可资参考的证明便是，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正拍摄于1972年，将这首歌作为片头的音乐，可见其作为当时“流行歌曲”的热度和传唱度。
魂牵梦萦
“一曲成名”之后，金家姐弟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的变化——最直接的，也许是让天安门终于从梦中的神往之所，变成了日后的亲眼所见。
“当时国家体委在搞儿童广播操，他们开座谈会，开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同志说这首歌写得蛮好的，就邀请我去了北京。”1972年11月22日，金月苓上午刚刚参加完爷爷的追悼会，下午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走前，奶奶就把自己的呢子裤子给了她，特地叮嘱说，“白东西不要戴，到北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到了北京，同行的朋友问她：“你给《我爱北京天安门》作曲，你自己去过天安门吗？”金月苓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趁着休息日出游，金月苓第一次站在了自己所爱的天安门面前。
那一份激动她至今记忆犹新：“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太不一样了。电影毕竟就那么小一个银幕。而亲眼看见的天安门，巨大，壮丽，令人深受震撼。”
《我爱北京天安门》作者的身份，同样给弟弟金果临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微澜。在中学即将毕业之际，他接连收到了两封来自武汉的信件。“地址是在解放大道，写得很详细，是一个姓吴的女孩寄来的。”
第一封信里，对方表示为金果临写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而高兴，并且希望和他保持经常性的信件联系。这是金果临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但他并没有将之当做是一份情书，因为自己当时的名字常被人以为是女生。他笑着把来信的事情放下了，没想到第二封信接踵而至。“同学把信交到我手上，他摸了摸，说感觉信里面挺硬的。我干脆就让他把信拆开来，结果发现里面是两张女孩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军装，全身的一张，半身的一张，而且是彩色的——但不是用彩色胶卷拍出来的，而是通过‘着色’画出来的。”
看到女“粉丝”把照片寄到自己手上，金果临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最后想了个办法：“让我的同学代笔回信告诉她：你前后的两封信金果临都收到了，我们是他的同学，现在我们还在读书，你这么做似乎不甚妥当，我们想还是把这个照片还给你。”
寄出这封信之后，那位姓吴的武汉女孩就再未来过信——如今回过头看，这样的处理方式，着实有那一代中学生的特殊之处，以至于时至今日，老同学还会偶尔翻出这段“陈年旧事”，对金果临调侃一番。但是，在亲见自己笔下的北京天安门这件事上，金果临并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2年，26岁的他才利用出差的机会，见缝插针得以到北京天安门拍几张照片留念。“在我26岁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到北京，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我真的感觉太激动太激动了。”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因为担心照相效果，旁边一有游客经过，我就让他给我拍一张，接连拍了十几张。”那天他套着工作服，里面穿了件事先特意挑选的红毛衣。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的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命运坎坷
金果临中学毕业前，《我爱北京天安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到了1973年毕业时，作为学校先进学生代表的他和同学一起下乡成为了一名“知青”。
当然，这时的“上山下乡”已经与“老三届”那时的“知识青年”有了很大差别，大部分年轻人已经不会被送往边疆或者离家很远的偏远农村。金果临记得，上海“知青”的主要去向是本市的市郊农场，安徽黄山和江苏大丰就算比较远的了。
金果临提出，只要是去市郊农场，自己绝无二话。放弃留沪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他觉得作为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应该站出来“带带头”，另一方面自己还有一个妹妹，“我到农村去，我妹妹以后就能分配在上海工作”。
结果，金果临被分配到了奉贤五四农场，从市区过去单程路程三四个小时，他觉着这个结果自己完全可以接受。金果临在那里的工作也不错，还做过领导。
当他在奉贤工作生活的几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为期十年的浩劫彻底终结，而从1966年开始取消的高考，也在1977年重开大门。十年里被堵死了求学之路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来走高考这座“独木桥”。 这一年，金果临和金月苓又不约而同地坐在了高考的考场里。
姐姐金月苓此时已经27岁，她报考的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虽然老师都知道她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但是要求仍然很严格，“基础理论、考配器、写歌、和声，最后还要考文化课，都要考，一个不落，每项考试都要通过”。最终，她顺利地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重新开启了求学之路。
金月苓那一届同学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谭盾、郭文景、陈佐湟、刘索拉、叶小钢、陈其钢等都是她的同窗。但在入学之时，她的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1982年，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金月苓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她又先后创作了《水龙头》《蒲公英》《小小雨滴》等一大批儿童歌曲——有的已纳入教材歌曲；有的成为声乐考级的歌曲。
也是在1977年，原本想着扎根农村的弟弟金果临心思也“活络”起来，可以熟练画出光芒万丈的天安门形象的他，感觉自己的临摹画还不错，于是决定报考美专。“报考的时候自己带好作品到上海师范大学，把作品交给报考组，因为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去的时候我自己信心蛮足的。”
到了学校里，正好碰到原来弄堂里的一个同学，这个专修美术的同学让金果临给他看看自己的作品。虽然对方完全没有对他的作品发表一个字的评价，但看画时的动作神情已经让金果临的心凉了半截。
当同学自豪地拿出自己的作品时，金果临意识到自己的方向选错了：“打个比方，我的作品就像小的硬白纸，他的作品像是宣纸，两相对比，一看就知道不一样，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在那个时候，金果临已经料到了名落孙山的结果。
高考落榜之后，金果临在农场继续他的知青生活，但心中已经有了返城的想法。这并不奇怪，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在外的游子倦鸟思归成了此刻年轻人中的主流“思潮”。
“在农场正好有一股‘顶替’风。所谓顶替就是说，如果父母在上海的企业里工作，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他的子女有困难或者是在外地及农场工作的，可以有一个额度，享受政策顶替父母在上海的工作。”有一天，金果临的一个女同学也是他后来的妻子对他说，自己的母亲就要退休了，正在办理顶替手续，问他情况怎么样。
回家探亲的时候，金果临也试着问了母亲“顶替”的可能性，但为难的母亲对他说：“我离退休年龄还早，你还是安心在农场工作吧……”母亲的表态让他感到顶替无望，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奉贤农场。
农场里有个大喇叭，里面只要一广播“某某某请到办公室来”，知青们就知道这是回上海的好消息到了。那个陈旧的扩音喇叭被许多年轻人寄予了特殊的期待，很多人每一天都盼望着可以喊到自己的名字。然而，那样的期盼，广播响起后的那种幸福，还有接受众人祝贺的热闹，金果临觉得都是和自己无缘的。看着同伴们一个个离去，他倍感落寞。
1978年12月的一天，就在他觉得返城遥遥无期的时候，大喇叭里意外地喊了起来：“金果临，请你马上回连队，有个电话。”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金果临于次年顶替了母亲的工作。到了母亲的工作单位他才知道，原来母亲为了自己的事情茶饭不思，无心工作，竟至失魂落魄，最后在没有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提前办理了病退。
“我妈妈跟我说：你在单位里边要好好地做，谢谢厂里的领导就可以了。”出自对母亲的感激，金果临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中，勤恳地在这家企业工作着，一直到2002年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这才又应聘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菓”字出错
曾经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这笔钱或许可以让姐弟俩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事实上，直到1980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17.5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时期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金月苓和金果临也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说明你创作一首歌曲，是为社会做贡献，不能计较名利的。
时间过去了30多年，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了，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有趣的是，就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辉煌日渐与他们的生活无涉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后续事件”——2004年，48岁的金果临跑到派出所，要给自己改名字。
金果临说，事情的缘起是自己看到书店里的音乐CD、VCD等收录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最初他甚至还没有想到版权问题，只是觉得“这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想来也许是出版商联系不到自己，于是他买了一盒VCD，主动打电话给了这家在广州的出版企业。对方告诉他，音像制品出版前已经向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了版权费。
于是金果临又找到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对方当即表示：“金老师，你来了就好了。因为找不到你，这个钱我们一直给你存着。只要签一个协议，就可以把版权费转交给你。”
但此时，30多年前旁人的一个疏忽，却成了领取应得的版权费用的一大障碍。原来，金果临48岁前所使用的名字一直是“金菓临”——“菓”是“果”的繁体字——他所有的证件上的名字都是“金菓临”，包括大部分刊物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也署名为“金菓临”，但偏偏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却是“金果临”，也由此造成了一些转载时的以讹传讹。
“怎么办？我也没办法让《人民日报》改，看来只能我自己改了。”于是金果临到了派出所办理申请更名；“改名字的过程蛮复杂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好像变动蛮大的，得由所长审批，然后办理时间大概要15—20天，还有很多方面的材料要整理齐备。”
碰巧，金果临认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当对方得知他是因为写《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之后所产生的阴差阳错而改名，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还说“这是杨浦区的光荣”，所以办理的过程也十分顺利。
正式更名为“金果临”之后，他也顺利地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版权费。
历久弥新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这样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
对于金月苓和金果临这对姐弟来说，他们第一次无心的“合作”创作出了一首风靡全国几十年的歌曲。如今，金果临、金月苓都已经退休，他们还可能有穿越几十年风云的“第二次合作”吗？
姐姐金月苓说，她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鼓动弟弟写词，但金果临始终没有“动作”。他说自己知道：“我的笔早就放下来了，文化上没有这个底气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写出来未必会受欢迎了……”
或许，对于金家姐弟来说，一辈子妙手偶得地创作了这样一件作品，便也足以书写一生。更何况，《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调是大部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而且，它并未被人们忘却……
灵光闪现
1969年的上海，仍处在“文革”的狂澜之中。这一年的中国，有不少大事发生——新年伊始，即宣布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1月1日《人民日报》等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宣布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此时的金果临只有13岁，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对他来说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太阳光芒万丈映衬下的城楼，无数招展的红旗和盛开的葵花——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
但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写作，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
1969年11月29日，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个七字句采取“顶针续麻”的技巧。
金果临回忆说：“创作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北京天安门，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还有葵花、红旗……”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
其中的第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巧妙地将之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为一个13岁的学生，那时的金果临未必是一个多么熟练的诗人，但他与时代不尽相同的思路，或许又暗合了某种创作规律。如今回过头来看，“我爱”两字也许是成就这首歌未来辉煌的关键因素。因为在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整齐划一，人们穿着相似的服装，理着差不多的发型，说话也都是近似的口吻，张开嘴往往先是“我们”二字，反而把“I”的个性和力量淡化了。而另一方面，就像金果临所说，虽然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但“我爱北京天安门”又是一句极具普遍性的话，“实际上全国人民都会说的”。
在此之前，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由于在1967年之后，小学里的“少先队”组织已经被“红小兵”所取代，他便以一个红小兵的身份，将之投稿给了一份名叫《红小兵》的刊物。这也是刊发金果临“处女作”的杂志。投稿前，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刊发时的署名则是“金果临”。
但是，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做了调整。“这两句我自己前后颠倒修改了五六遍，最后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金果临说：“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不管他是谁改的，只要诗登出来，而且题目"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我自己起的，就可以了，我就很高兴了。”
妙韵点睛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刊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杂志上。此时的金果临，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在报摊上看到了《红小兵》杂志和弟弟的大作。
金月苓和金果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小时候，姐弟两人都曾住在奶奶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短，感情也比较深。她和弟弟金果临虽是童年的玩伴，但青少年时期，都不住在奶奶家里，联络交流不像过去那样频繁。金月苓对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不是很清楚，与此同时弟弟也不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
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金月苓既是高兴，同时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文革”前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基础的音乐理论，工作后还在单位的“文艺小分队”里写过歌、写过沪剧。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
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打过招呼”，只是对着这28个字，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写完之后就把自己作成的歌曲寄往《红小兵》杂志投稿了。
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后，她收到《红小兵》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那天她上夜班，终于按捺不住激动，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我的作品发表了。”可是，机器隆隆，对方没有听见她的话。她把样刊给同事看，对方却很诧异。
一曲成名
1971年的中国，相比“文革”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年的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悄然来到北京，并与中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发表《公告》。进入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中国进入了一个酝酿巨变的时代。这个夏天，《红小兵》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尽管如此，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
直到有一天，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吴校长问15岁的金果临：“你是不是写过《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回答是的。然后校长说：“北京发过来一个函，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在全国推广这首歌，现在征求我们学校的意见。” 他一下子懵了，心想：“中央都知道了，这事情弄大了。”
最后，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如果说这个歌唱得好的话，这个荣誉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要怕，这个责任是由出版社承担的。”此外还鼓励金果临努力学习、工作。
校长的话有其深意，也有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政治风向变化很快，即便是一首歌也可能很快“过时”甚至“转向”。
这次谈话的深意，那时的金果临并未完全理解，而谈话背后有多少“文章”，或许他们姐弟二人至今也没有完全知悉。但很快，《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一个面向全国的巨大舞台上粉墨登场。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此时歌曲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将最后两句改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
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登上这三个报纸是很不容易的。”曲作者金月苓回忆，“然后我去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创作会议，会上对《我爱北京天安门》也给予了肯定，还被收入了文化部编的《战地新歌》。”
这一年的“五一”，由当时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节目中，突然出现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
金月苓记得那时自己的哥哥看到了关于中山公园游园会的纪录片，告诉她活动中唱了这首歌。之后，她自己去静安寺的新华书店，也碰到有人追问售货员歌本中有没有收录《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则作品。“我就知道人家开始注意这首歌了。”事实上，它就是“火”了。而另一个可资参考的证明便是，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正拍摄于1972年，将这首歌作为片头的音乐，可见其作为当时“流行歌曲”的热度和传唱度。
魂牵梦萦
“一曲成名”之后，金家姐弟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的变化——最直接的，也许是让天安门终于从梦中的神往之所，变成了日后的亲眼所见。
“当时国家体委在搞儿童广播操，他们开座谈会，开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同志说这首歌写得蛮好的，就邀请我去了北京。”1972年11月22日，金月苓上午刚刚参加完爷爷的追悼会，下午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走前，奶奶就把自己的呢子裤子给了她，特地叮嘱说，“白东西不要戴，到北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到了北京，同行的朋友问她：“你给《我爱北京天安门》作曲，你自己去过天安门吗？”金月苓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趁着休息日出游，金月苓第一次站在了自己所爱的天安门面前。
那一份激动她至今记忆犹新：“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太不一样了。电影毕竟就那么小一个银幕。而亲眼看见的天安门，巨大，壮丽，令人深受震撼。”
《我爱北京天安门》作者的身份，同样给弟弟金果临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微澜。在中学即将毕业之际，他接连收到了两封来自武汉的信件。“地址是在解放大道，写得很详细，是一个姓吴的女孩寄来的。”
第一封信里，对方表示为金果临写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而高兴，并且希望和他保持经常性的信件联系。这是金果临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但他并没有将之当做是一份情书，因为自己当时的名字常被人以为是女生。他笑着把来信的事情放下了，没想到第二封信接踵而至。“同学把信交到我手上，他摸了摸，说感觉信里面挺硬的。我干脆就让他把信拆开来，结果发现里面是两张女孩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军装，全身的一张，半身的一张，而且是彩色的——但不是用彩色胶卷拍出来的，而是通过‘着色’画出来的。”
看到女“粉丝”把照片寄到自己手上，金果临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最后想了个办法：“让我的同学代笔回信告诉她：你前后的两封信金果临都收到了，我们是他的同学，现在我们还在读书，你这么做似乎不甚妥当，我们想还是把这个照片还给你。”
寄出这封信之后，那位姓吴的武汉女孩就再未来过信——如今回过头看，这样的处理方式，着实有那一代中学生的特殊之处，以至于时至今日，老同学还会偶尔翻出这段“陈年旧事”，对金果临调侃一番。但是，在亲见自己笔下的北京天安门这件事上，金果临并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2年，26岁的他才利用出差的机会，见缝插针得以到北京天安门拍几张照片留念。“在我26岁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到北京，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我真的感觉太激动太激动了。”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因为担心照相效果，旁边一有游客经过，我就让他给我拍一张，接连拍了十几张。”那天他套着工作服，里面穿了件事先特意挑选的红毛衣。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的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命运坎坷
金果临中学毕业前，《我爱北京天安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到了1973年毕业时，作为学校先进学生代表的他和同学一起下乡成为了一名“知青”。
当然，这时的“上山下乡”已经与“老三届”那时的“知识青年”有了很大差别，大部分年轻人已经不会被送往边疆或者离家很远的偏远农村。金果临记得，上海“知青”的主要去向是本市的市郊农场，安徽黄山和江苏大丰就算比较远的了。
金果临提出，只要是去市郊农场，自己绝无二话。放弃留沪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他觉得作为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应该站出来“带带头”，另一方面自己还有一个妹妹，“我到农村去，我妹妹以后就能分配在上海工作”。
结果，金果临被分配到了奉贤五四农场，从市区过去单程路程三四个小时，他觉着这个结果自己完全可以接受。金果临在那里的工作也不错，还做过领导。
当他在奉贤工作生活的几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为期十年的浩劫彻底终结，而从1966年开始取消的高考，也在1977年重开大门。十年里被堵死了求学之路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来走高考这座“独木桥”。 这一年，金果临和金月苓又不约而同地坐在了高考的考场里。
姐姐金月苓此时已经27岁，她报考的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虽然老师都知道她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但是要求仍然很严格，“基础理论、考配器、写歌、和声，最后还要考文化课，都要考，一个不落，每项考试都要通过”。最终，她顺利地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重新开启了求学之路。
金月苓那一届同学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谭盾、郭文景、陈佐湟、刘索拉、叶小钢、陈其钢等都是她的同窗。但在入学之时，她的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1982年，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金月苓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她又先后创作了《水龙头》《蒲公英》《小小雨滴》等一大批儿童歌曲——有的已纳入教材歌曲；有的成为声乐考级的歌曲。
也是在1977年，原本想着扎根农村的弟弟金果临心思也“活络”起来，可以熟练画出光芒万丈的天安门形象的他，感觉自己的临摹画还不错，于是决定报考美专。“报考的时候自己带好作品到上海师范大学，把作品交给报考组，因为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去的时候我自己信心蛮足的。”
到了学校里，正好碰到原来弄堂里的一个同学，这个专修美术的同学让金果临给他看看自己的作品。虽然对方完全没有对他的作品发表一个字的评价，但看画时的动作神情已经让金果临的心凉了半截。
当同学自豪地拿出自己的作品时，金果临意识到自己的方向选错了：“打个比方，我的作品就像小的硬白纸，他的作品像是宣纸，两相对比，一看就知道不一样，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在那个时候，金果临已经料到了名落孙山的结果。
高考落榜之后，金果临在农场继续他的知青生活，但心中已经有了返城的想法。这并不奇怪，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在外的游子倦鸟思归成了此刻年轻人中的主流“思潮”。
“在农场正好有一股‘顶替’风。所谓顶替就是说，如果父母在上海的企业里工作，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他的子女有困难或者是在外地及农场工作的，可以有一个额度，享受政策顶替父母在上海的工作。”有一天，金果临的一个女同学也是他后来的妻子对他说，自己的母亲就要退休了，正在办理顶替手续，问他情况怎么样。
回家探亲的时候，金果临也试着问了母亲“顶替”的可能性，但为难的母亲对他说：“我离退休年龄还早，你还是安心在农场工作吧……”母亲的表态让他感到顶替无望，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奉贤农场。
农场里有个大喇叭，里面只要一广播“某某某请到办公室来”，知青们就知道这是回上海的好消息到了。那个陈旧的扩音喇叭被许多年轻人寄予了特殊的期待，很多人每一天都盼望着可以喊到自己的名字。然而，那样的期盼，广播响起后的那种幸福，还有接受众人祝贺的热闹，金果临觉得都是和自己无缘的。看着同伴们一个个离去，他倍感落寞。
1978年12月的一天，就在他觉得返城遥遥无期的时候，大喇叭里意外地喊了起来：“金果临，请你马上回连队，有个电话。”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金果临于次年顶替了母亲的工作。到了母亲的工作单位他才知道，原来母亲为了自己的事情茶饭不思，无心工作，竟至失魂落魄，最后在没有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提前办理了病退。
“我妈妈跟我说：你在单位里边要好好地做，谢谢厂里的领导就可以了。”出自对母亲的感激，金果临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中，勤恳地在这家企业工作着，一直到2002年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这才又应聘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菓”字出错
曾经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这笔钱或许可以让姐弟俩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事实上，直到1980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17.5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时期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金月苓和金果临也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说明你创作一首歌曲，是为社会做贡献，不能计较名利的。
时间过去了30多年，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了，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有趣的是，就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辉煌日渐与他们的生活无涉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后续事件”——2004年，48岁的金果临跑到派出所，要给自己改名字。
金果临说，事情的缘起是自己看到书店里的音乐CD、VCD等收录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最初他甚至还没有想到版权问题，只是觉得“这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想来也许是出版商联系不到自己，于是他买了一盒VCD，主动打电话给了这家在广州的出版企业。对方告诉他，音像制品出版前已经向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了版权费。
于是金果临又找到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对方当即表示：“金老师，你来了就好了。因为找不到你，这个钱我们一直给你存着。只要签一个协议，就可以把版权费转交给你。”
但此时，30多年前旁人的一个疏忽，却成了领取应得的版权费用的一大障碍。原来，金果临48岁前所使用的名字一直是“金菓临”——“菓”是“果”的繁体字——他所有的证件上的名字都是“金菓临”，包括大部分刊物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也署名为“金菓临”，但偏偏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却是“金果临”，也由此造成了一些转载时的以讹传讹。
“怎么办？我也没办法让《人民日报》改，看来只能我自己改了。”于是金果临到了派出所办理申请更名；“改名字的过程蛮复杂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好像变动蛮大的，得由所长审批，然后办理时间大概要15—20天，还有很多方面的材料要整理齐备。”
碰巧，金果临认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当对方得知他是因为写《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之后所产生的阴差阳错而改名，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还说“这是杨浦区的光荣”，所以办理的过程也十分顺利。
正式更名为“金果临”之后，他也顺利地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版权费。
历久弥新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这样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
对于金月苓和金果临这对姐弟来说，他们第一次无心的“合作”创作出了一首风靡全国几十年的歌曲。如今，金果临、金月苓都已经退休，他们还可能有穿越几十年风云的“第二次合作”吗？
姐姐金月苓说，她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鼓动弟弟写词，但金果临始终没有“动作”。他说自己知道：“我的笔早就放下来了，文化上没有这个底气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写出来未必会受欢迎了……”
或许，对于金家姐弟来说，一辈子妙手偶得地创作了这样一件作品，便也足以书写一生。更何况，《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调是大部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而且，它并未被人们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