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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客家地区流行上千年的民谣中，有一句是：“要问客家哪里来，客家来自黄河边。”客家先民的主体最初是由黄河中下游地区南迁的，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家族，在相对恶劣、封闭的环境中长期居住和生活，其族群的聚合性没有因外来冲击而零离四散，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民系。由于是后来入居，所以，相对于土著而言，这些家族被称为“客家”。这一特殊民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素质和文化。而这种独特的素质和文化，正是根植于早先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重视家族教育，无疑是客家人最具特色的传统之一，同时，也是对中国家教文化传统很好的继承与发展。
家族或家庭环境中的礼仪、道德、思想及文化教育，是人生教育的基础。家族教育的程度如何，关系到整个社会人的道德及文化素质。所以，重视家族教育，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正如孟子所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把人本身的素养与整个社会的治理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力主张重振传统儒风的宋代史家司马光，曾采集《周易》、《大学》、《孝经》、《仪礼》等有关“圣人正家以正天下”的道德准则及有关事迹，撰成《家范》一书，其中强调：“自古知爱子不知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可胜数哉！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这一传统，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但在客家历史上，具有最突出、充分的体现。
客家人尤其重视家族教育，而且这一特征，具有极强的承传性。其家教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如尊祖敬宗、乐善好施、求学进取、勤俭持家等等。从北方流离南迁的客家人具有浓郁的宗族意识，崇祖教育成为其居家生活的大事，所以凡客家地区，祠堂甚多，有关的活动隆重而庄严，这是非客家地区一般家族所不能比拟的。乐善好施，救助贫困，热心公益事业，从古至今，都是客家人鲜明的个性，这与客家传统家族教育是分不开的。如被称为客家“中转站”的福建宁化，是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尤其具有典型性。据康熙《宁化县志》记载，清时宁化的丘桂荣，乐善好施，救助乡里贫困，兴建公益事业，如此付出甚多，“终不责偿者，不可胜纪”，并教育后代永保这一家风。他晚年三子分家，乃告诫其“家之绳绳为善”之法：“生平不敢轻视财货，奢侈逾度。稍有赢余，亦未尝积之无用。每见饥寒者即衣食之，吉凶困乏者周恤之，桥梁道路废坏者即修理之，虽施济有限，为吾所能为而得为者尔。尔曹宜体此意，无以财为易得而放坠先业，亦无以财为难得而刻薄啬吝，至利己而损人。义聚之，义散之，此今日分产与尔曹之意也。”后来，其子丘秉洪将善迹家风编为《家训》，勒于石上。秉洪子万山，也“承先人遗意”，常年救助乡里。当然，在客家地区，还有些以经商致富，用所得财富周济乡里及其他事业，所谓“业商贾而心圣贤者”。这无疑是客家族群中历来注重儒家仁德教育的结果，也是对中国家教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比如关于持家俭朴与奢侈、好施与吝啬的关系问题，孔子曾说过：“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就是说奢侈会显得不谦恭，俭朴则显得鄙陋。与其奢侈不谦恭，宁可俭朴鄙陋。孔子又说，假如一个人具有周公那样的杰出才能，然而“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其家族也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他所著《颜氏家训》一书，被奉为家教训典之祖，其中也提倡治家“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客家人正是世代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俭而不吝”的家风，一直到今天，海内外客属人士当中，“义聚之，义散之”，取于斯用于斯的事例，数不胜数。有财力者纷纷资助各地发展文教，兴办实业，有人称其为“儒商”，当也属于“业商贾而心圣贤者”。
关于婚娶礼仪的教育和传统，先秦儒家经典中已有“六礼”之制，即文定、纳采、问名、纳征、请期、迎亲，魏晋以前，中原地区曾十分盛行。后来由于长期动乱、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等原因，六礼制已逐渐破坏。而在南迁的客家地区，经历元、明、清各朝，乃至近现代，仍比较流行，因为在观念意识上，客家人以中原汉文化传承者自居，他们既继承各自祖先留下来的家训，又以遵循中国历代圣贤的道德古训来塑造自己忠、勤、仁、孝、廉等的族群人格。目前，一些客家村落仍保留夜间迎亲的习俗，这更印证了客家对早期传统的继承，因为“婚”字，原本作“昏”，即夜间娶亲之意，故称“昏礼”。所以古代文献谈及婚事时，也常写作“昏”。
在精神信仰方面，客家人的传统教育历来是多神崇拜，不主一尊，只要有利于自己、可以作为精神慰藉的，无论是哪方灵主，都可拿来为自己所用，这是由魏晋以后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以及南迁客家人所居处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客家先民的主体是魏晋以后南迁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多种文化互相冲撞和融汇时期，汉代以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受到极大冲击，佛学、道学及其他思想流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在《颜氏家训》中，颜氏虽也反对求神弄鬼、祈福消灾之类的事，但却把佛学作为一种可肯定的思想信仰来看待，认为儒与佛可以相为补充，并行不悖，“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只是由于两者在悟道过程、方式上有所不同，才使得其所至境界的深度有所差异而已。所以二者均不能舍弃，那么，在客家地区，佛、道虽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而存在，但并非真要求得悟到其真谛所在，如许多寺庙，其实是佛、道或与其他神灵合一信仰的性质。即使一些涉教较深的人士，也往往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儒家观念。如元初宁化的月光禅师，家境贫寒，虽奉佛祖却不弃仁孝，侍奉寡母始终以孝著称，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吾欲西归，奈母恩何！”入佛而不“空”，信佛又恋儒，这显然是受传统儒风家教观念的影响。客家人信奉道教及其他神灵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诸神兼容信仰是其共同特征。这与后期封建社会北方大部地区的信仰观念存在着较大差异。
教育子女读书为学，无疑是客家族教的重中之重，这也是极具特色的中国固有家教传统。《颜氏家训》中说：“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人生在世，会当立业。”“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那么在客家地区，普遍流行的一则谚语就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里把读书学习看作与耕田种地同等重要。清代徐旭曾《丰湖杂记》中记：“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也必令其子弟读书。”这是客家人久远以来的传统，也是客家民系卓异不群、极具活力的重要保证。所以在客家历史上，相对于家庭环境来说，感人至深、堪称楷模的家教事迹不胜枚举。相对于社会大环境来说，在各个时代，客家族群可谓英才辈出。
由于客家特殊的历史和居处环境，使得妇女在家族教育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封建社会，对妇女之德行，有诸多非常严格的要求，使之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卑微的地位。《颜氏家训》中虽也有不少卑视妇女的训教，但在谈到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时提到：妇人“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丈夫），助其不足”。司马光《家范》中说得更为明确：“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这里对妇女在家庭教育中所应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这方面，历史上其他一般家庭妇女所起的作用或许并不明显，而在客家地区，妇女在家教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十分典型的。客家民谣中有一句说道：“男子出外闯天下，女子纺织又耕田。”由于男子多数外出谋生，妇女就成了家庭的主要操持者，使得这些妇女在注重自身以德守之的同时，担当了男子在家庭中的重任，从而把这种德的教化发扬光大，成为整个家庭中植德树人、治家立业的主角。客家地区流行的《闺训千字文》，除对妇女德、勤等方面要求外，还有：“童蒙初启，诸艺娴习。始教揖让，继导忠直。希师觅友，开讲拟题。诵读孔孟，吟咏经诗。爱崇断杼，聿仿画荻。显登科甲，国治家齐。”妇女肩负着对后代进行德才教育，使之成为齐家治国之人的责任。
清《宁化县志》中，对宁化妇女在家庭中作用和地位有如下评论：“宁化之女德，岂有坤顺之讲哉！乃天性所植，不扶自方。由晏恭人（晏恭人，南宋中期人，名晏氏，夫早死，守幼子孀居。因率田丁拒寇有功，朝廷诏封为恭人。明成祖御制《为善阴骘书》，表彰其御寇事迹）而下，伍氏而上，以为臣即忠臣，以为子即孝子，以为友即义友。虽与古名臣并垂天地可也。以此风世，而世犹有辱身丐活者，悲夫！”这些女性，幼承家教，出嫁后，仍能严守家训，并以这种传统族风来教育、培养后代，谱写出一曲曲感人至深的重教诗篇。以下试举几例：
巫如衡继室伍氏，其夫任苍梧县令时，因寇乱城破，为国殉难。伍氏告人曰：“君不负国，吾敢负君！但保家之难虑与保城同耳。”当时正值世道变乱，连年饥荒，伍氏抚养诸子，艰难度日，但仍不忘对诸子的教育，“少暇，辄督诸孤就外傅，复黾勉为毕婚”。有人责备她在如此灾乱之年，求得活下去就不容易，哪还顾得上其他！伍氏回答说：“不然，贫莫贫于不知书，而饱学为富；贱莫贱于不习礼，而尚义为荣。倘衣冠之裔，降为佣隶，未亡人可见伍氏庙乎？”后来她抚养的几个儿子都德才有成。小儿子为自己亲生，因科试受挫，“声色”中常带怨气，伍氏就告诫他说：“儿误矣！读书须识其大者，科名抑末也。如尔父一卑官耳（任苍梧县令），临难无苟，亦何愧巍科仕，建节秉钧者乎？”
徐家山地区的徐寿隆妻罗氏，早年丧夫，留下二子。当时徐家山“自开邑来无习举业者”，罗氏独令其长子又靖学习帖括（科考文体），却受到村里人嘲笑。罗氏则说：“读书犹播种耳，种无不获者。今谓制科之文不宜于徐山之人，犹谓都邑之谷不芽于徐山之土也，有是理乎？”所以更加激励又靖学习，又靖也终于考入郡诸生之列，乡里人都称赞这是“徐母破天荒”。后来罗氏年近七十时，二子双亡，留下两个孤孙，罗氏“虽老痛壮子，然慈不弛严，孤更力学”，两个孤孙也相继补籍诸生。罗氏的育子风范及精神，为徐氏家族，为徐家山，不仅为妇女，也为男子，树立了世代不朽的楷模。所以县志中给以很高评价，说她“始为徐顺妇者，终为徐孝子”。“为徐氏慈母者，复为徐氏严父，不随鄙俗，独倡艺文，于徐氏为经师，于徐山为文祖”。
还有如伍建中妻杨氏，夫早死，留下二子，“杨居丧尽哀，中外谨饰，延师课子”，子学有成。士大夫纷纷赠言，以表杨氏之德。如县令王燮庵赠言道：“为女则淑而孝，为妇则顺而节，为母则慈而严，凡《鸡鸣》之助，《杂佩》之义，《柏舟》之风，《谷风》之勤，《采苹》之孝，诗人所称妇女之贤，皆备有之。”李世相妻丘氏，被称为“女师”，知县凌世韶表其门曰“妇节儒风”等等，有关的事例颇多。可以说，客家特有的素质和文化之所以能世代承传，发扬光大，与妇女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妇女恪守祖训，奉“饱学为富”为至上境界，才使得客家民系一直保持着其先民“衣冠之裔”的本色。那么，中国早期家教传统的品质，正可从这些客家妇女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总之，客家人世代承传、孜孜以守的家教风范，是在南迁区域环境下，对中国家教文化传统，尤其是早期儒家文化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家教文化传统的特色、内涵和社会作用，在这里得到了最为集中、充分的体现，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黄遵宪诗中也提到：“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家，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由先民承传、世代恪守的文化和传统，重教之风范，成为维系客家族群的重要纽带，也是客家人创造不凡业绩的强有力支撑。
家族或家庭环境中的礼仪、道德、思想及文化教育，是人生教育的基础。家族教育的程度如何，关系到整个社会人的道德及文化素质。所以，重视家族教育，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正如孟子所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把人本身的素养与整个社会的治理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力主张重振传统儒风的宋代史家司马光，曾采集《周易》、《大学》、《孝经》、《仪礼》等有关“圣人正家以正天下”的道德准则及有关事迹，撰成《家范》一书，其中强调：“自古知爱子不知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可胜数哉！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这一传统，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但在客家历史上，具有最突出、充分的体现。
客家人尤其重视家族教育，而且这一特征，具有极强的承传性。其家教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如尊祖敬宗、乐善好施、求学进取、勤俭持家等等。从北方流离南迁的客家人具有浓郁的宗族意识，崇祖教育成为其居家生活的大事，所以凡客家地区，祠堂甚多，有关的活动隆重而庄严，这是非客家地区一般家族所不能比拟的。乐善好施，救助贫困，热心公益事业，从古至今，都是客家人鲜明的个性，这与客家传统家族教育是分不开的。如被称为客家“中转站”的福建宁化，是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尤其具有典型性。据康熙《宁化县志》记载，清时宁化的丘桂荣，乐善好施，救助乡里贫困，兴建公益事业，如此付出甚多，“终不责偿者，不可胜纪”，并教育后代永保这一家风。他晚年三子分家，乃告诫其“家之绳绳为善”之法：“生平不敢轻视财货，奢侈逾度。稍有赢余，亦未尝积之无用。每见饥寒者即衣食之，吉凶困乏者周恤之，桥梁道路废坏者即修理之，虽施济有限，为吾所能为而得为者尔。尔曹宜体此意，无以财为易得而放坠先业，亦无以财为难得而刻薄啬吝，至利己而损人。义聚之，义散之，此今日分产与尔曹之意也。”后来，其子丘秉洪将善迹家风编为《家训》，勒于石上。秉洪子万山，也“承先人遗意”，常年救助乡里。当然，在客家地区，还有些以经商致富，用所得财富周济乡里及其他事业，所谓“业商贾而心圣贤者”。这无疑是客家族群中历来注重儒家仁德教育的结果，也是对中国家教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比如关于持家俭朴与奢侈、好施与吝啬的关系问题，孔子曾说过：“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就是说奢侈会显得不谦恭，俭朴则显得鄙陋。与其奢侈不谦恭，宁可俭朴鄙陋。孔子又说，假如一个人具有周公那样的杰出才能，然而“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其家族也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他所著《颜氏家训》一书，被奉为家教训典之祖，其中也提倡治家“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客家人正是世代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俭而不吝”的家风，一直到今天，海内外客属人士当中，“义聚之，义散之”，取于斯用于斯的事例，数不胜数。有财力者纷纷资助各地发展文教，兴办实业，有人称其为“儒商”，当也属于“业商贾而心圣贤者”。
关于婚娶礼仪的教育和传统，先秦儒家经典中已有“六礼”之制，即文定、纳采、问名、纳征、请期、迎亲，魏晋以前，中原地区曾十分盛行。后来由于长期动乱、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等原因，六礼制已逐渐破坏。而在南迁的客家地区，经历元、明、清各朝，乃至近现代，仍比较流行，因为在观念意识上，客家人以中原汉文化传承者自居，他们既继承各自祖先留下来的家训，又以遵循中国历代圣贤的道德古训来塑造自己忠、勤、仁、孝、廉等的族群人格。目前，一些客家村落仍保留夜间迎亲的习俗，这更印证了客家对早期传统的继承，因为“婚”字，原本作“昏”，即夜间娶亲之意，故称“昏礼”。所以古代文献谈及婚事时，也常写作“昏”。
在精神信仰方面，客家人的传统教育历来是多神崇拜，不主一尊，只要有利于自己、可以作为精神慰藉的，无论是哪方灵主，都可拿来为自己所用，这是由魏晋以后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以及南迁客家人所居处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客家先民的主体是魏晋以后南迁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多种文化互相冲撞和融汇时期，汉代以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受到极大冲击，佛学、道学及其他思想流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在《颜氏家训》中，颜氏虽也反对求神弄鬼、祈福消灾之类的事，但却把佛学作为一种可肯定的思想信仰来看待，认为儒与佛可以相为补充，并行不悖，“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只是由于两者在悟道过程、方式上有所不同，才使得其所至境界的深度有所差异而已。所以二者均不能舍弃，那么，在客家地区，佛、道虽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而存在，但并非真要求得悟到其真谛所在，如许多寺庙，其实是佛、道或与其他神灵合一信仰的性质。即使一些涉教较深的人士，也往往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儒家观念。如元初宁化的月光禅师，家境贫寒，虽奉佛祖却不弃仁孝，侍奉寡母始终以孝著称，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吾欲西归，奈母恩何！”入佛而不“空”，信佛又恋儒，这显然是受传统儒风家教观念的影响。客家人信奉道教及其他神灵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诸神兼容信仰是其共同特征。这与后期封建社会北方大部地区的信仰观念存在着较大差异。
教育子女读书为学，无疑是客家族教的重中之重，这也是极具特色的中国固有家教传统。《颜氏家训》中说：“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人生在世，会当立业。”“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那么在客家地区，普遍流行的一则谚语就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里把读书学习看作与耕田种地同等重要。清代徐旭曾《丰湖杂记》中记：“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也必令其子弟读书。”这是客家人久远以来的传统，也是客家民系卓异不群、极具活力的重要保证。所以在客家历史上，相对于家庭环境来说，感人至深、堪称楷模的家教事迹不胜枚举。相对于社会大环境来说，在各个时代，客家族群可谓英才辈出。
由于客家特殊的历史和居处环境，使得妇女在家族教育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封建社会，对妇女之德行，有诸多非常严格的要求，使之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卑微的地位。《颜氏家训》中虽也有不少卑视妇女的训教，但在谈到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时提到：妇人“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丈夫），助其不足”。司马光《家范》中说得更为明确：“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这里对妇女在家庭教育中所应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这方面，历史上其他一般家庭妇女所起的作用或许并不明显，而在客家地区，妇女在家教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十分典型的。客家民谣中有一句说道：“男子出外闯天下，女子纺织又耕田。”由于男子多数外出谋生，妇女就成了家庭的主要操持者，使得这些妇女在注重自身以德守之的同时，担当了男子在家庭中的重任，从而把这种德的教化发扬光大，成为整个家庭中植德树人、治家立业的主角。客家地区流行的《闺训千字文》，除对妇女德、勤等方面要求外，还有：“童蒙初启，诸艺娴习。始教揖让，继导忠直。希师觅友，开讲拟题。诵读孔孟，吟咏经诗。爱崇断杼，聿仿画荻。显登科甲，国治家齐。”妇女肩负着对后代进行德才教育，使之成为齐家治国之人的责任。
清《宁化县志》中，对宁化妇女在家庭中作用和地位有如下评论：“宁化之女德，岂有坤顺之讲哉！乃天性所植，不扶自方。由晏恭人（晏恭人，南宋中期人，名晏氏，夫早死，守幼子孀居。因率田丁拒寇有功，朝廷诏封为恭人。明成祖御制《为善阴骘书》，表彰其御寇事迹）而下，伍氏而上，以为臣即忠臣，以为子即孝子，以为友即义友。虽与古名臣并垂天地可也。以此风世，而世犹有辱身丐活者，悲夫！”这些女性，幼承家教，出嫁后，仍能严守家训，并以这种传统族风来教育、培养后代，谱写出一曲曲感人至深的重教诗篇。以下试举几例：
巫如衡继室伍氏，其夫任苍梧县令时，因寇乱城破，为国殉难。伍氏告人曰：“君不负国，吾敢负君！但保家之难虑与保城同耳。”当时正值世道变乱，连年饥荒，伍氏抚养诸子，艰难度日，但仍不忘对诸子的教育，“少暇，辄督诸孤就外傅，复黾勉为毕婚”。有人责备她在如此灾乱之年，求得活下去就不容易，哪还顾得上其他！伍氏回答说：“不然，贫莫贫于不知书，而饱学为富；贱莫贱于不习礼，而尚义为荣。倘衣冠之裔，降为佣隶，未亡人可见伍氏庙乎？”后来她抚养的几个儿子都德才有成。小儿子为自己亲生，因科试受挫，“声色”中常带怨气，伍氏就告诫他说：“儿误矣！读书须识其大者，科名抑末也。如尔父一卑官耳（任苍梧县令），临难无苟，亦何愧巍科仕，建节秉钧者乎？”
徐家山地区的徐寿隆妻罗氏，早年丧夫，留下二子。当时徐家山“自开邑来无习举业者”，罗氏独令其长子又靖学习帖括（科考文体），却受到村里人嘲笑。罗氏则说：“读书犹播种耳，种无不获者。今谓制科之文不宜于徐山之人，犹谓都邑之谷不芽于徐山之土也，有是理乎？”所以更加激励又靖学习，又靖也终于考入郡诸生之列，乡里人都称赞这是“徐母破天荒”。后来罗氏年近七十时，二子双亡，留下两个孤孙，罗氏“虽老痛壮子，然慈不弛严，孤更力学”，两个孤孙也相继补籍诸生。罗氏的育子风范及精神，为徐氏家族，为徐家山，不仅为妇女，也为男子，树立了世代不朽的楷模。所以县志中给以很高评价，说她“始为徐顺妇者，终为徐孝子”。“为徐氏慈母者，复为徐氏严父，不随鄙俗，独倡艺文，于徐氏为经师，于徐山为文祖”。
还有如伍建中妻杨氏，夫早死，留下二子，“杨居丧尽哀，中外谨饰，延师课子”，子学有成。士大夫纷纷赠言，以表杨氏之德。如县令王燮庵赠言道：“为女则淑而孝，为妇则顺而节，为母则慈而严，凡《鸡鸣》之助，《杂佩》之义，《柏舟》之风，《谷风》之勤，《采苹》之孝，诗人所称妇女之贤，皆备有之。”李世相妻丘氏，被称为“女师”，知县凌世韶表其门曰“妇节儒风”等等，有关的事例颇多。可以说，客家特有的素质和文化之所以能世代承传，发扬光大，与妇女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妇女恪守祖训，奉“饱学为富”为至上境界，才使得客家民系一直保持着其先民“衣冠之裔”的本色。那么，中国早期家教传统的品质，正可从这些客家妇女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总之，客家人世代承传、孜孜以守的家教风范，是在南迁区域环境下，对中国家教文化传统，尤其是早期儒家文化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家教文化传统的特色、内涵和社会作用，在这里得到了最为集中、充分的体现，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黄遵宪诗中也提到：“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家，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由先民承传、世代恪守的文化和传统，重教之风范，成为维系客家族群的重要纽带，也是客家人创造不凡业绩的强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