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五洋债案件一审判决认定债券承销商存在重大过错,但未明确界定承销商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类型,也未明确中介机构间的内部责任分担.在承销商非故意的情形下,判决其承担全部连带责任并以债券本息作为损失基数,值得商榷.宜结合行业尽调指引及个案情形对承销商过错予以审慎认定,并视其过错情形承担全部或比例连带责任,中介机构间宜按照过错比例进行内部责任分担,应当以虚假陈述信息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程度来划定承销商责任范围.
【机 构】
：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洋债案件一审判决认定债券承销商存在重大过错,但未明确界定承销商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类型,也未明确中介机构间的内部责任分担.在承销商非故意的情形下,判决其承担全部连带责任并以债券本息作为损失基数,值得商榷.宜结合行业尽调指引及个案情形对承销商过错予以审慎认定,并视其过错情形承担全部或比例连带责任,中介机构间宜按照过错比例进行内部责任分担,应当以虚假陈述信息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程度来划定承销商责任范围.
其他文献
作为有待完全展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数字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极易被片面地理解为先进生产工具在各项生产、生活和社会事务中的推广和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型数字化技术,极易被前数字化时代的思维理解为只具有生产、物质效用的工具,至多只能跟着制度、人、事“跑”,至多只能提供更便捷的社会交往的物质条件.要深刻理解数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就要克服生产工具孤立于社会关系刚性范畴的误解,深刻理解生产工具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数字化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改革的重塑性革命作用,
董事会和股东越来越多地使用章程和章程细则条款来定制其公司治理.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股东采纳和修改公司章程细则的权力比董事会的权力更为有限.这会导致对公司契约范式的质疑.本文提出了两种替代解决方案:特拉华州法院和立法机构重新考虑股东权力的现有约束,以便在股东和董事之间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充分实现契约范式.如果特拉华州法律保留对股东权利的现有限制,那么,法院应该更仔细地审查董事会采纳的章程细则.
公司回购股东持有的股份/股票时,以公司资产向股东进行支付,引发债权人保护的需要.现有制度要求公司在减资时为其债权人提供担保或者提前清偿,由于资本范围界定模糊,并机械地将资本受损与会计上股本减少挂钩,在债权人保护上同时存在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问题.本文建议,明确法律欲加以维护的资本范围,为资本是否真正减少确立准确的判断标准,并在回购交易中区分资本是否受损采取差异性的债权人保护措施.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基础规范依然存在技术不足和价值冲突,其中三类典型问题,即股权分离转让的合同效力、出让股东的反悔权及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规定的效力等,也折射出当前法教义学体系下商事裁判面临的方法论困境.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法教义学的“系统性瑕疵”.法律经济学则为公司裁判提供了价值和方法论的补充,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可以对当前股权转让的核心法律规范有更深入的理解,也会有助于找到三类典型问题的答案.
《刑法修正案(十一)》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条款则主要涉及信息披露犯罪.应综合考量主体身份要件、法定义务、因果关系等综合要素,并依据共同犯罪理论准确界定刑事责任人员范围.信息披露内容应关注其是否涵盖法定基本要素,而不拘泥于信息载体的具体名称.刑事司法宜借助专业机构的知识,对信息披露内容尤其是财务会计报告予以鉴证和证伪,在厘清信息披露违法犯罪的行为性质基础上,准确予以罪数评价.
明股实债融资模式遭受了金融监管的层层阻力,面临司法裁判的重重困境,这深刻影响了对它的合法性认定和合同效力分析.要想在相关案件的审理中践行公平正义,就必须明确司法在明股实债纠纷中的地位,坚持谨慎介入、适时介入、能动介入;划清司法与监管的边界,二者各司其职,公共政策服务司法裁判必须经过充分严密的论证;在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维度,以当事人真意探寻和商事外观保护共同构筑明股实债商事裁判体系.
当前司法实践对于公司增资时,若增资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其他股东是否应当如设立时的发起人一样承担连带责任存在分歧.本文通过考察公司设立时发起人承担资本充实责任的法理基础、发展趋势,结合利益衡量法以及对富有争议的裁判依据《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的复函》进行形式与实质符合性检验,尚不能得出增资时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规范意旨.因此,否定增资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的民事责任不仅于“理由”层面具有充分的法理支撑,而且于“结果”层面使类案具有了统一的裁判尺度.
在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历史实践的深入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被运用于分析社会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即展开政治经济学分析,从而把握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运动趋势,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综合既有研究可知,社会治理共同体指多元主体在既有组织网络的基础上,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再组织化网络结构.基于浙江省舟山市“东海渔嫂”案例的研究表明:党委组织网络、政府部门网络、群团组织网络和社会组织网络,在社区内部、跨越社区和基层社会三个不同层次中实现了网络的再组织.具体而言,多重网络以人民福祉为最大公约数,确立了合作共识;继而打破主体间的界限,建立起组织网络的关联;并在合作行动中嵌入,实现功能的相互依存.再组织化超越了单一网络功能而迈向整体性治理模式,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的一个司法难点在于如何精准计算投资者损失,既要有效问责虚假陈述行为人,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又要贯彻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原则.因此,一方面,需要合理确定因果关系的范围及证明标准;另一方面,也应诉诸现代金融分析模型,量化非虚假陈述风险因素所造成的损失并予以排除.司法实践中,可在程序正当的前提下借助金融专家构建多因子量化分析模型以科学方法核定投资者损失,实现法律逻辑与金融逻辑的双重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