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消失的父亲》（《山西文学》2020年第1期）是青年导演李小江首次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这个小说和他长期影像表达的习惯有很大不同，他既没有构建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无意于在意象、意境上作出经营。这个小说很有心理探索、精神分析的意味，他大概想表达自己对逃离生活的理解。
　　在今天这个时代，逃离生活是个极具蛊惑性和易于共鸣的话题，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几乎成为一种时代性的精神症候。同时，逃离生活又蕴涵着浓厚的哲学意味，常常意味着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抗。近年来，作家们频繁祭起这个主题，试图以此展现与思考现代人的精神隐疾、心灵危机、生存困境，以及在高度规训与模式化的世界中作出“生活在别处”的想象与反思。
　　逃离的日常叙事
　　在很多小说里，逃离往往意味着远赴异乡，以一种全新的身份，开始一种与往昔割裂，乃至二元对立的状态。比如，爱丽丝·门罗的中篇小说《逃离》里，主人公卡拉两次逃离，都是前往陌生的城市，追求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鲁敏的《奔月》里，坠崖事故中消失的小六，来到陌生的小城乌鹊，开始异境里的新生活。逃离生活，内源于心灵的放纵越轨，外化于肉体的远遁他乡，显得浪漫而传奇。然而，“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传统的道家哲学里，隐逸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空间景观的切换，而在于心境的转化。逃离生活也是如此，更多的人们对庸常生活的逃离，并非真的抽身而逃，奔往“诗和远方”，而是大隐于市，在日常的一地鸡毛之中，在沉重的肉身深处，进行一次心灵的冒险。《消失的父亲》对于逃离生活的书写，就是这样的心灵冒险。逃离，从偶然性的传奇叙事，到无处不在的日常叙事，实际上更能看清这个时代的众生相，抵达这个时代经验的本质。
　　“对像我一样的大多数人来说，逃离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偶尔在梦里面想一想”，和很多中国古典小说一样，李小江在创作谈《逃离生活》中，将创作的灵感归于一次“折磨了我很多年”的梦魇。梦境中，他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隐藏在生活的边缘，成为小说最直接的素材。在创作谈中，李小江反复陈述逃离的梦想、想象和难度。他大约是想表达，面对沉重的肉身，人类更多的只能进行精神的飞翔。《消失的父亲》的主人公自始至终也没有离开那座安静的小城，却在内心里悄然完成了两次逃离。
　　第一次逃离源于对孤独、庸常、无聊的生活的抵抗。主人公从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一个安静祥和的小城的派出所工作。小城生活的常态本就是闲适的，人人习以为常，而他却是不甘平庸的，是理想主义的，因为长期接不到案件，感觉自己成了一个闲人，不得不面对生活意义的匮乏与枯竭。他的内心深处是潜藏着逃离的因子的。王文明的报案为他提供了逃离的契机，他开始帮助王文明寻父。小说写到这里，没有陷入通俗侦探小说的窠臼与类型化，而是在寻父的过程中，一步步陷入隐秘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孤独”，开启了另一种生活状态。按摩院里的蒙面女人、王文明的神秘母亲等等，都使得“我”的行为与心理逾越了侦查的界限，在隐秘的世界里越陷越深。
　　这个世界，满足了“我”对非正常秩序的窥测欲、略带不伦的情欲。这个隐秘世界，与其说是真实存在的，不如说是自己内心的外化。与其说小说在写隐秘世界，不如说小说在以此缓缓铺陈主人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来源于内心深处的诱惑，仿佛一座古井深渊，召唤着“我”一步一步从现实逃离，向深渊迈近。
　　小说里的第二次逃离可能源于内心的恐惧。尼采在《善恶的彼岸》里说，“你凝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当主人公在隐秘世界里窥测得越来越多，陷入越来越深时，实际上他的内心被暴露得也越来越多，他对自己的内心深处窥测得也越来越深，他甚至清楚地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控制自己的内心。用顾拜妮在《编后记》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于“非正常”的恐惧，对“自我”的恐惧。当主人公找到了“尖锐而短暂”的“幸福的快感”后，他决定开始逃离。这可能是最普遍的精神逃离，试图超越现实，可能跌落深渊，在获得自由、愉悦、快感的同时，也伴随着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恐慌。逃离本身是容易的，然而如何面对与处理逃离之后的境遇，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消解、内心恐惧，是更深刻的问题。在《消失的父亲》里，作者将逃离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对象和价值，更多的是借此去思考此在与世界的关系。
　　父亲：缺席的在场
　　小说里主人公阅读的几本著作也颇有寓意。认识王文明之前，主人公无事可做，反复阅读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还想研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阴谋犯罪心理学，而出于不想做“生活的囚犯”而打消念头。小说结尾，主人公在逃离王文明时，先取出卡夫卡的《城堡》，后又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著作，除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都有个主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弑父。
　　这是否暗喻消失的父亲是被王文明杀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小说没有交代。但是，从弑父的角度来看王文明，会有新的发现。弗洛伊德认为人都是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为了争夺母亲的资源，对父亲隐藏着杀意。报案寻父的过程像是王文明设计的圈套，用他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他只是想给我找一个配得上我的男人”。这种配得上的标准就是王文明认为主人公“和他很像”。而当主人公真的和他母亲发生爱情之后，王文明又枪击了主人公，这似乎可以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
　　“弑父是人类，也是个人的原始的基本的罪恶倾向，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1]。从最浅层的刑侦角度来看，主人公作为警察，首次接案无疑是十分失败的。他不但没有寻找到这位失踪的父亲，反而对前来报案的犯罪嫌疑人熟视无睹，甚至最后似真似幻地被嫌疑人枪击。对犯罪心理的失察，宣告主人公专业和理论的失败，也是他对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越看越厚”的证明。当他取出《卡拉马佐夫兄弟》，准备再读一遍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去做了“生活的囚犯”。从成长小说的视阈来看，他的第二次逃离又像是一次精神的成长。
　　消失的父亲王大宏同样也是小说的悬念。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在王文明和他母亲的描述中，在结婚证的照片上，我们可以不断获取蛛丝马迹的碎片化信息，拼贴出这位父亲的形象——“眼大鼻阔，天方地圆”，曾经是一名银行出纳，在大学毕业前夕，认识王文明的母亲。在王文明五岁时，他消失在生活的边缘，可能隐藏在离家不远处的按摩院里，等等。这个男人不但毫无特色，而且始终缺席。
　　但，乔伊斯说过，“缺席是在场的最高形式”。正是缺席，才让这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产生了更多的意义。关于“在场”和“缺席”的关系，学者赵毅衡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任何意义传达过程的诸构成成分，必有某些成分不在场，或尚未充分在场。有缺失环节，过程才具有展开的动势。缺席是一种姑且勿论，乐见其变，如长白山天池，边际齐全，即无运动，有缺口才形成瀑布，流成江河。”[2]
　　小说里父亲的缺席，令王文明、他母亲、主人公的所有行为成为对父亲意义的阐释。在传统文化中，父亲意味着秩序、权威和理性。父亲的消失，意味着在王文明的世界里，也包括主人公所深入的隐秘世界里，这些元素的缺席。所以，我们看见小说里每个人的王顾左右，茫然空虚，精神病态，“不再有给定的目标”“提不出对待世界的长期原则”[3]，都是这种元素缺失的表征。在父亲缺席的映衬下，父亲在场的意义显得更加深刻。寻找消失的父亲的过程，俨然成为寻找秩序、权威和理性的过程。然而，每一次的寻找，都徒劳无功，就像卡夫卡笔下怎么也无法进入城堡的K，寻找本身的荒诞感由此而生。
　　从逃离生活到回到原点，从寻找消失到自我消失，从浪漫超越到逃回现实，一种反讽的基调在小说里若隐若现。在解读这篇小说时，我遭遇了阐释的困难，仿佛在捕风捉影。作者李小江那种诗意朦胧、现实与梦境交织的叙述，让小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但我认为，好的短篇小说，本就应该含混多义，如此方能克服篇幅的限制，让内容有更多的文学蕴藉，它所要做的，不是描摹世界，而是唤醒我们内心的类似体验。
　　注释：
　　[1]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七）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M].车文博，主编.孙庆民，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149.
　　[2]赵毅衡.在场与不在场——符号表意过程的基本动力[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 （3）：108.
　　[3]南帆.沖突的文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70.
　　【作者简介】陈进，1983年生，安徽安庆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著有长篇小说《固都》《青春那么八卦》（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