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汪峰更常遇到的提问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歌？”或者，“你写《春天里》这类歌时，怎么让自己重回那种意境？”他的回答很熟练：“不需要重回。抛去所有的光环和物质，人终究是一样的。如果有钱了就写不出好歌，那没钱的时候也写不了太多好歌，这说明富有对于他来讲是终极目的。你的诉求如果是创作优秀歌曲胜过一切，就跟钱没关系。有钱你不用交不出房租，不用为了给朋友或者爱人买不起礼物觉得尴尬，这些事情解除了不会有什么坏的。如果你认为钱在消磨你的意志，这是你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钱从来不会有问题，只是针对不同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你永远不能被除了你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控制。你要能控制所有的事情，這才能做好事情。”

职业性，我们差得太远了

　　自1997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以来，汪峰一直保持着惊人的产量，几乎每一至两年就会发行新专辑。算上现在将面世的第十张专辑，他至少写了七八百首歌。每张专辑他都可以准备五六十首甚至七八十首备选歌曲，选不进的就彻底淘汰掉。 　　他不等待灵感。“灵感没什么太可信的。”在每年差不多8个月的创作期里，他每天固定创作四五个小时，写歌词的时候就一直坐着，写歌的时候就弹着箱琴或键盘。他自我评价：“很枯燥，因为不可能每天都有感觉。也很有意思，因为你有很多达不到，如果都达到了就会厌倦，但幸好这个是永远达不到的。”
　　最慢的歌写了4年——《信仰在空中飘扬》，改了十几稿，向偶像鲍勃·迪伦的名作《答案在风中飘扬》致敬。
　　最快的歌两小时搞定词曲。这种情况只出现过3次：“《晚安北京》《花火》《春天里》。”巧的是，让汪峰自选他最喜欢的几首歌，他一口气选的正是这3首，再加上《北京北京》，然后便犹疑着说“还有很多”，选不出了。
　　他始终坚持自己做的是摇滚乐，认为“歌词的批判性和表达的个人化是最重要的”，强调自己60%的歌都完全带不了商业色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我选歌的标准没有什么商业不商业，”他说，但表示看一下类型的搭配。提到自己对歌曲类型的要求，他打了个比喻：“像一个人一样，七情六欲都要有。”比较有力量的，比如《光明》和《怒放的生命》，占十分之一二；关于爱情的占十分之一二。他喜欢别人听完他的专辑，每个人喜欢的歌都不太一样，他怕所有人都喜欢某一两首，“说明我只会写这一类，慢慢就局限了。”
　　不管是宣传，还是开发布会，总有一些事情让汪峰觉得商业水准低端，但身处其中，他还是会配合。
　　他甚至承认自己假唱过。“很无奈。没有一个歌手喜欢假唱。唱歌要协作的。当我举起麦克风，它是通电的，麦克风的质量、环音、返送，所有的一切，你的音色如何调，这些都是问题。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对方完全达不到你的基本要求，因为低水准的一些手段把你的东西变形了，你意识到这是太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这个问题生发开来，成为汪峰的一大感慨：“如果整个行业基准水平高的话，这个完全不成为问题。唉，所以都是因为还有太多不专业。根本在于，中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的问题是太忽视职业性。也许大概10%都不到的领域具有专业性。他犯错误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个错误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他认为这个太正常了。”
　　汪峰羡慕国外音乐界的高职业化水准。学音乐史的在做企划宣传，或者跟乐队唱了10年没有出来的人成为音乐助理，“这个太强了！你明白吗？某个灯光师，你发现他已经做了15年，他可能过去给克莱普顿做过，给U2做过，在一场演出里他只负责对一个人做研究和跟踪。国外的职业性，我们差得太远了。因为在国外是高度竞争，你出错最多两次，就永远在行业里消失了，不可能还有机会，后面有跟你水平差不多甚至更高的人，一直没有活干。”
　　汪峰已经厌倦了对他商业化的多年质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缺乏成熟的一个看法。最好的东西跟商业无关，它核心本身特别灿烂，但是又那么多人喜欢，这就是商业。好的东西到一个高度，完全不存在什么商业不商业的概念。所以很多的论调，实际上探讨的是低级的商业。如果做到商业必然内容是狗屎，内容好一定不能商业，这简直是太低级的一种概念。”
　　“让人痛苦的不是商业，是低级商业。”
　　采访这一天，汪峰没有梳出镜时常见的飞机头，没有穿紧身裤。以为不拍照，助理的惟一要求是洗洗头发，他照办了，然后穿条宽松灰绿迷彩裤，T恤外罩一件垮垮的五角星卫衣，踩双匡威帆布鞋来排练室。
　　“如果每天都在强调摇滚是精神，你绝对没有精神。因为精神是不可言说的。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故事，你可以把它写成诗歌，惟独不可以把它总是放在嘴上，说因为我有精神，你没有，你一定没有。”汪峰说。
　　地下室冷飕飕的，他在拍视频时脱了卫衣，露出T恤，拍完又赶紧罩上。那些外界常见的行头，也许，对他来说只是职业性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汪峰：算是满意吧，但是我挺不满足的。满意是对我现在做的事情所达到的程度，不满足呢，是因为还有太多做不到的。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汪峰：在大多数人说是的时候，说不。在大家都觉得不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做到是。这就是心得。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汪峰：很理解，而且，那个年代除了没有现在发达和舒适之外，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是现在所没有的。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汪峰：比较幸运地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改变不了的不幸。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汪峰：摇滚乐在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但真的需要更多的人身体力行地做具体的事情，不断地有好作品，而不是只是评论，只是描述概念，只是嚷嚷。要做事。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峰：貌似很独立很自我，事实上没有自我。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汪峰：能够是领袖的，一定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或者他创造的影响力，或者他的作品——不管是哪个行业——能够影响别人的生活，影响別人的内心世界。当下，你是指活着的？好像我想的都是死了的，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乔布斯。同龄人好像没有能让我有这么大感触的。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汪峰：个人自由。一个人达到自己心中所需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去谈及责任和权利。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达不到他想拥有的那种自由，才会有很多非常变态和变异的行为和思路，把权利和责任理解和运用得特别变态，伤害到别人。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汪峰：《南回归线》，这是书。电影还是《日瓦戈医生》。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汪峰：我觉得我应该算幸福的。担忧很多，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对于我自己的音乐还是对未来的发展。最大的担忧来自于对这个社会，如果它可以再如我们所梦想的那样一点就好了。
　　他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他的信仰在空中飘扬，他想要怒放的生命，他要飞得更高。他笑着哭，他像个孩子，他总是边走边唱。他在长安街上高唱北京北京，在旅途中追问我该如何存在，在春天里低吟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他在彼岸，今天，他在这里。他是汪峰，我们这个时代的灵魂歌者。汪峰的音乐有抗争而不颓废，有呐喊而不尖叫，有挣扎而不自虐，总在刺中现实，也被现实刺痛。这是他个人的领悟，却也是时代的呐喊，所以能传唱大江南北，激起无数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