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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话音位归纳一直都存在着许多争执不下的问题，声韵调系统两种方法和元辅音系统孰优孰劣的问题是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本文对历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做了梳理和分析，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关键词：普通话 音位归纳 声韵调系统 元辅音系统
对于普通话音位归纳的两种方法——声韵调法和元辅音法孰优孰劣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有关专家学者还曾经就此做过专门讨论，但后来无果而终。本文就此问题对前贤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派人物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声韵调系统法
史存直（1957）指出用元辅音系统归纳音位的局限性：“权衡两者的得失轻重，我认为后者（指声韵调系统）仍胜于前者（指元辅音系统）。”史先生此文是在与傅懋绩先生商榷普通话音位标音的一些原则，并未就两种系统展开详述。
坚持声韵调法的代表人物是游汝杰、钱乃荣等人，他们主张按声韵调系统来归纳普通话音位。
（一）游汝杰（1980）谈到了按声韵调系统归纳汉语音位的可能性和优越性，主旨如下：
1.前响复元音韵母中[-i]、[-u]、[-n]、[-ŋ]四类韵尾并不代表完整的发音，只表示韵腹的发音趋向。这样既可采用过度分析法，也可用不充分分析法。既然声母中诸如[ph]、[th]、[kh]、[ts]、[tʂ]、[tɕ]、[tsh]、[tʂh]、[tɕh]等九个动音素都采用了不充分分析法而看作了一个语音单位，则整个音位系统内部方法应当一致，即前响复元音韵母应看作一个基本的语音单位。
2.按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能更合理地解释音位组合时产生的一些现象，比如，可以避免[m/ŋ]可否归纳为一个音位之类问题的纠缠。
3.按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只增加了几个韵位，却避免了众多条件变体的繁琐描写。这便使整个音位系统大大简化了。
4.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最符合本地人的音感。综上，游汝杰等认为声韵调法比之元辅音法更有优越性。
（二）钱乃荣（1988）阐述了主张声韵调归纳法的根据，除上文谈到过的，主要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汉语音节具有独立性，宜于用不充分分析法和依声韵调分割音节的方法归纳音位。
2.从历时音变中能体会到音位的对等原则，如连云港赣榆县青口镇方言[c、ch、ç]变成[tʃ、tʃh、ʃ]，说明当地塞擦音[tʃ]组与塞音[c]组是对等的。
3.从现代汉语各地共时方言的角度，也要求对等原则。如“山”摄字的韵普通话是[æn]韵，上海话是[ᴇ̃]韵，苏州话是[ᴇ]韵。
4.汉语的声调与声母、韵母有同等的音位价值，而且是贯穿整个音节的超音段音位。
二、元辅音系统法
主张以元辅音系统来归纳普通话音位的人都认为归纳音位必须以语音的最小单位——音素为基础，“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母都是两个以上的不同音素的结合”，“不加分析地把任何一个韵母都看成是一个音位是违背音位的基本原理的”（周耀文，1958）。20世纪80年代，这一派人物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声韵调法。
吕朋林（1989）对声韵调系统坚决否定，并对元辅音系统进行全面拥护，其主要立脚点可归纳如下：
1.音位是能够起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如果确立的音位不是“最小”，则不能称其为音位。“元辅音法”做到了“最小”这一点，而“声韵调法”所谓“韵位”不少都是两个音位的复合，不能算作最小。
2.声韵调派批评元辅音派“同时使用两种尺度不一的分析法”，事实上声韵调派也同时采用了过度分析法和不足分析法。
3.声韵调法归纳的所谓韵位，掩盖了韵母的内部构成，不利于韵母之间异同的比较。
4.声韵调法不利于汉语历史语音、历时语音的比较和研究。
5.声韵调法增加了音位总数，繁化了音位体系。音位变体的描写有利于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而且这项工作完全是专家的事。
6.声韵调派认为前响元音的终点不定，是钻了拼音字母ai、ao等不反映实际音值这个空子，若把它们改成aɪ、aʊ，终点就确定了。
三、两种归纳法各有缺失
声韵调派指责元辅音派没有使用同一尺度的分析法，对[ph]、[th]、[kh]、[ts]、[tʂ]、[tɕ]、[tsh]、[tʂh]、[tɕh]九个动音素采用了不充分分析法，而韵母中前响复元音韵母又使用了过度分析法。这种批评不尽合理。首先，“音位分析并不要求对元音和辅音系统统一使用不足分析或过度分析，也并不认为统一使用某种方法是较为优越的”（王理嘉，1988）。其次，对辅音中的九个动音素进行过度分析并不合适，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音位系统。如将[ph]、[th]、[kh]分别分析为[p]+[h]、[t]+[h]、[k]+[h]是不合适的，因为普通话音系中[h]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再次，声称[-i]、[-u]、[-n]、[-ŋ]四类韵尾并不代表完整的发音，只表示发音趋向，所以前响复元音韵母应采用不充分分析法。这本身不错，但声韵调系统也必须考虑音位系统符号设置的问题，摆脱注音字母后，现在使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其归纳的[an]、[ai]、[ən]、[ɑŋ]等动音素音位中的字母还是标示音值的，而且近乎严式记音。既然如此，在教学和标音以及认读的过程中不管选择哪一条路，声韵调派的办法都不会比元辅音派高明。
钱乃荣（1988）还谈到了两条对等原则，一是从历时音变中能体会到音位的对等原则，他举了上海市松江县、奉贤县舌面中塞音[c]正在向[tɕ、tɕh、dʑ]演变之中的例子；二是从方言间共时的对比角度，我们也要求对等的原则，他举了流摄字的韵普通话是[ɤu]，对等上海话的[ɤ]等。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位归纳结果只能为历史比较服务，难以为其他领域所接受。
声韵调派坚持的其他观点，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再来看一下元辅音派的观点：
（一）吕朋林（1989）开宗明义地以音位的概念来为自己辩护，他认为“音位是能够起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语音单位”，而这一点元辅音派做到了，但声韵调派没做到。但这一批评是有问题的。吕文说“‘声韵调法’的所谓‘韵位’，不少都是两个音位的复合”，这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的，他所指的应该是音素。“特鲁别茨柯伊早就指出，语音分析的最小单位和音位分析的最小单位并不总是重合的，音位也可以大于或小于一个音素”（王理嘉，1988）。音位选择语音单位是大是小并无大碍，吕文的这种批评是欠考虑的。
（二）认为声韵调法不利于汉语历史语音、历时语音的比较和研究。比如“等”的概念的解释，如果把ㄞ、ㄢ、ㄤ等都当成独立的音位，就看不出它们都含有/a/，就无法说明它们为什么是古代的一、二等字。首先，“看不出含有/a/就看不出等”这一立论不充分，古时没有拼音字母也同样可以分析“等”的概念；再者，声韵调派也并不是坚持使用注音字母，他们也赞成使用拉丁式的拼音字母，把注音字母的所谓的“过失”推到元辅音派身上是不公正的。
（三）认为声韵调法令音位总数增加了，这本身就是繁化了音位体系；变体多有利于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而且这项工作完全是专家的事。“从音位理论的‘经济’原则来看，经济不是指建立起来的音位数目，而是指那种为说明音位和变体这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规则的数目”（李延瑞，1984）。从系统的角度说，音位数目和这种规则共同承担着“经济”的任务，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并不一定繁化了音位体系，元辅音派繁琐的变体描写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任何一个学习这套音位或标音法的人都必须熟谙它们。
（四）元辅音派说声韵调派是钻了拼音字母ai、ao等不反映实际音值这个空子，如果把它们改成aɪ、aʊ，终点就会确定了。这一观点让人费解，aɪ、aʊ等究竟是以整体面貌出现的呢，还是拼写而成的呢？如果是前者，那便正是声韵调派所主张的，如果是后者，那么/I/、/U/就成了条件变体，但在音位标音中条件变体是不可以出现的，因为这不是严式标音。
元辅音派其他的观点还是正确的。
四、音位归纳应当为不同目的服务
不难看出，无论是声韵调系统法还是元辅音系统法，都不能自圆其说，而双方的主张又都有一定的根据。我们认为，两种归纳系统不能笼统地说孰优孰劣。赵元任（1985）指出：“音位标音法对于任何语言，不是单答案性的，乃是有多种可能方式的答案的。”音位理论服务的领域很多，各种领域要求各不相同，普通话音位归纳的两种系统表面上的矛盾完全可以调和并互相依赖。这是因为：
（一）两个系统不存在根本矛盾：声韵调派主张沿用传统的音节结构，把普通话音节分析为声位、调位、韵位，由调位构成的超音段层次和由声位、韵位构成的音段层次结合为一个统一体。其实，元辅音派最终到了音节层面也没有违背这条规律，事实证明这也是符合汉语音节特点的；而“如果为了设计和制定一套像汉语拼音方案那样的在国际上适用的音素制拼音字母，那就最好从元辅音出发来分析归纳普通话的音位。弄清普通话里有哪些元辅音音位是制定这样一个拼音方案的前提。”（王理嘉，1988）
（二）普通话音位归纳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给普通话标音，继而进行语音教学，否则，音位系统归纳得再漂亮也并不实用。这样看，声韵调系统和元辅音系统都有存在的价值，而且能为对方服务。比如声韵调派，在认读复元音韵母或是就复元音韵母教学时，诸如ao、an、ai等等，往往会遇到麻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这样恐怕还得拆分开来变成音素（即元辅音法归纳出的音位的条件变体），也就没办法模糊到底了；而元辅音派也不能把元音归纳出[a]、[o]、[e]、[I]、[u]、[y]、[ɚ]等几个音位就算了事，还应当讲组织规则，而且ao、an、ai等复元音韵母还是进行整体认读、整体教学比较方便、可行。
（本文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1]李延瑞.普通话音位研究述评[J].中国语文，1984，（4）.
[2]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吕朋林.再论普通话音位的归纳[J].汉语学习，1989，（1）.
[4]钱乃荣.论普通话语音的音位和区别性特征[J].汉语学习，1988，
（1）.
[5]史存直.北京话音位问题商榷[J].中国语文，1957，（2）.
[6]王理嘉.音位归纳的多重可能性[J].汉语学习，1988，（3）.
[7]王理嘉.重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有感[J].汉语学习，1997，
（2）.
[8]游汝杰，钱乃荣，高钲夏.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J].中国语文，
1980，（5）.
[9]周耀文.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J].中国语文，
1958，（2）.
[10]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M].叶蜚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鹿钦佞 姚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0083）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公式、注解等请以PDF格式阅读”
关键词：普通话 音位归纳 声韵调系统 元辅音系统
对于普通话音位归纳的两种方法——声韵调法和元辅音法孰优孰劣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有关专家学者还曾经就此做过专门讨论，但后来无果而终。本文就此问题对前贤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派人物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声韵调系统法
史存直（1957）指出用元辅音系统归纳音位的局限性：“权衡两者的得失轻重，我认为后者（指声韵调系统）仍胜于前者（指元辅音系统）。”史先生此文是在与傅懋绩先生商榷普通话音位标音的一些原则，并未就两种系统展开详述。
坚持声韵调法的代表人物是游汝杰、钱乃荣等人，他们主张按声韵调系统来归纳普通话音位。
（一）游汝杰（1980）谈到了按声韵调系统归纳汉语音位的可能性和优越性，主旨如下：
1.前响复元音韵母中[-i]、[-u]、[-n]、[-ŋ]四类韵尾并不代表完整的发音，只表示韵腹的发音趋向。这样既可采用过度分析法，也可用不充分分析法。既然声母中诸如[ph]、[th]、[kh]、[ts]、[tʂ]、[tɕ]、[tsh]、[tʂh]、[tɕh]等九个动音素都采用了不充分分析法而看作了一个语音单位，则整个音位系统内部方法应当一致，即前响复元音韵母应看作一个基本的语音单位。
2.按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能更合理地解释音位组合时产生的一些现象，比如，可以避免[m/ŋ]可否归纳为一个音位之类问题的纠缠。
3.按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只增加了几个韵位，却避免了众多条件变体的繁琐描写。这便使整个音位系统大大简化了。
4.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最符合本地人的音感。综上，游汝杰等认为声韵调法比之元辅音法更有优越性。
（二）钱乃荣（1988）阐述了主张声韵调归纳法的根据，除上文谈到过的，主要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汉语音节具有独立性，宜于用不充分分析法和依声韵调分割音节的方法归纳音位。
2.从历时音变中能体会到音位的对等原则，如连云港赣榆县青口镇方言[c、ch、ç]变成[tʃ、tʃh、ʃ]，说明当地塞擦音[tʃ]组与塞音[c]组是对等的。
3.从现代汉语各地共时方言的角度，也要求对等原则。如“山”摄字的韵普通话是[æn]韵，上海话是[ᴇ̃]韵，苏州话是[ᴇ]韵。
4.汉语的声调与声母、韵母有同等的音位价值，而且是贯穿整个音节的超音段音位。
二、元辅音系统法
主张以元辅音系统来归纳普通话音位的人都认为归纳音位必须以语音的最小单位——音素为基础，“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母都是两个以上的不同音素的结合”，“不加分析地把任何一个韵母都看成是一个音位是违背音位的基本原理的”（周耀文，1958）。20世纪80年代，这一派人物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声韵调法。
吕朋林（1989）对声韵调系统坚决否定，并对元辅音系统进行全面拥护，其主要立脚点可归纳如下：
1.音位是能够起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如果确立的音位不是“最小”，则不能称其为音位。“元辅音法”做到了“最小”这一点，而“声韵调法”所谓“韵位”不少都是两个音位的复合，不能算作最小。
2.声韵调派批评元辅音派“同时使用两种尺度不一的分析法”，事实上声韵调派也同时采用了过度分析法和不足分析法。
3.声韵调法归纳的所谓韵位，掩盖了韵母的内部构成，不利于韵母之间异同的比较。
4.声韵调法不利于汉语历史语音、历时语音的比较和研究。
5.声韵调法增加了音位总数，繁化了音位体系。音位变体的描写有利于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而且这项工作完全是专家的事。
6.声韵调派认为前响元音的终点不定，是钻了拼音字母ai、ao等不反映实际音值这个空子，若把它们改成aɪ、aʊ，终点就确定了。
三、两种归纳法各有缺失
声韵调派指责元辅音派没有使用同一尺度的分析法，对[ph]、[th]、[kh]、[ts]、[tʂ]、[tɕ]、[tsh]、[tʂh]、[tɕh]九个动音素采用了不充分分析法，而韵母中前响复元音韵母又使用了过度分析法。这种批评不尽合理。首先，“音位分析并不要求对元音和辅音系统统一使用不足分析或过度分析，也并不认为统一使用某种方法是较为优越的”（王理嘉，1988）。其次，对辅音中的九个动音素进行过度分析并不合适，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音位系统。如将[ph]、[th]、[kh]分别分析为[p]+[h]、[t]+[h]、[k]+[h]是不合适的，因为普通话音系中[h]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再次，声称[-i]、[-u]、[-n]、[-ŋ]四类韵尾并不代表完整的发音，只表示发音趋向，所以前响复元音韵母应采用不充分分析法。这本身不错，但声韵调系统也必须考虑音位系统符号设置的问题，摆脱注音字母后，现在使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其归纳的[an]、[ai]、[ən]、[ɑŋ]等动音素音位中的字母还是标示音值的，而且近乎严式记音。既然如此，在教学和标音以及认读的过程中不管选择哪一条路，声韵调派的办法都不会比元辅音派高明。
钱乃荣（1988）还谈到了两条对等原则，一是从历时音变中能体会到音位的对等原则，他举了上海市松江县、奉贤县舌面中塞音[c]正在向[tɕ、tɕh、dʑ]演变之中的例子；二是从方言间共时的对比角度，我们也要求对等的原则，他举了流摄字的韵普通话是[ɤu]，对等上海话的[ɤ]等。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位归纳结果只能为历史比较服务，难以为其他领域所接受。
声韵调派坚持的其他观点，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再来看一下元辅音派的观点：
（一）吕朋林（1989）开宗明义地以音位的概念来为自己辩护，他认为“音位是能够起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语音单位”，而这一点元辅音派做到了，但声韵调派没做到。但这一批评是有问题的。吕文说“‘声韵调法’的所谓‘韵位’，不少都是两个音位的复合”，这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的，他所指的应该是音素。“特鲁别茨柯伊早就指出，语音分析的最小单位和音位分析的最小单位并不总是重合的，音位也可以大于或小于一个音素”（王理嘉，1988）。音位选择语音单位是大是小并无大碍，吕文的这种批评是欠考虑的。
（二）认为声韵调法不利于汉语历史语音、历时语音的比较和研究。比如“等”的概念的解释，如果把ㄞ、ㄢ、ㄤ等都当成独立的音位，就看不出它们都含有/a/，就无法说明它们为什么是古代的一、二等字。首先，“看不出含有/a/就看不出等”这一立论不充分，古时没有拼音字母也同样可以分析“等”的概念；再者，声韵调派也并不是坚持使用注音字母，他们也赞成使用拉丁式的拼音字母，把注音字母的所谓的“过失”推到元辅音派身上是不公正的。
（三）认为声韵调法令音位总数增加了，这本身就是繁化了音位体系；变体多有利于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而且这项工作完全是专家的事。“从音位理论的‘经济’原则来看，经济不是指建立起来的音位数目，而是指那种为说明音位和变体这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规则的数目”（李延瑞，1984）。从系统的角度说，音位数目和这种规则共同承担着“经济”的任务，声韵调系统归纳音位并不一定繁化了音位体系，元辅音派繁琐的变体描写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任何一个学习这套音位或标音法的人都必须熟谙它们。
（四）元辅音派说声韵调派是钻了拼音字母ai、ao等不反映实际音值这个空子，如果把它们改成aɪ、aʊ，终点就会确定了。这一观点让人费解，aɪ、aʊ等究竟是以整体面貌出现的呢，还是拼写而成的呢？如果是前者，那便正是声韵调派所主张的，如果是后者，那么/I/、/U/就成了条件变体，但在音位标音中条件变体是不可以出现的，因为这不是严式标音。
元辅音派其他的观点还是正确的。
四、音位归纳应当为不同目的服务
不难看出，无论是声韵调系统法还是元辅音系统法，都不能自圆其说，而双方的主张又都有一定的根据。我们认为，两种归纳系统不能笼统地说孰优孰劣。赵元任（1985）指出：“音位标音法对于任何语言，不是单答案性的，乃是有多种可能方式的答案的。”音位理论服务的领域很多，各种领域要求各不相同，普通话音位归纳的两种系统表面上的矛盾完全可以调和并互相依赖。这是因为：
（一）两个系统不存在根本矛盾：声韵调派主张沿用传统的音节结构，把普通话音节分析为声位、调位、韵位，由调位构成的超音段层次和由声位、韵位构成的音段层次结合为一个统一体。其实，元辅音派最终到了音节层面也没有违背这条规律，事实证明这也是符合汉语音节特点的；而“如果为了设计和制定一套像汉语拼音方案那样的在国际上适用的音素制拼音字母，那就最好从元辅音出发来分析归纳普通话的音位。弄清普通话里有哪些元辅音音位是制定这样一个拼音方案的前提。”（王理嘉，1988）
（二）普通话音位归纳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给普通话标音，继而进行语音教学，否则，音位系统归纳得再漂亮也并不实用。这样看，声韵调系统和元辅音系统都有存在的价值，而且能为对方服务。比如声韵调派，在认读复元音韵母或是就复元音韵母教学时，诸如ao、an、ai等等，往往会遇到麻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这样恐怕还得拆分开来变成音素（即元辅音法归纳出的音位的条件变体），也就没办法模糊到底了；而元辅音派也不能把元音归纳出[a]、[o]、[e]、[I]、[u]、[y]、[ɚ]等几个音位就算了事，还应当讲组织规则，而且ao、an、ai等复元音韵母还是进行整体认读、整体教学比较方便、可行。
（本文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1]李延瑞.普通话音位研究述评[J].中国语文，1984，（4）.
[2]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吕朋林.再论普通话音位的归纳[J].汉语学习，1989，（1）.
[4]钱乃荣.论普通话语音的音位和区别性特征[J].汉语学习，1988，
（1）.
[5]史存直.北京话音位问题商榷[J].中国语文，1957，（2）.
[6]王理嘉.音位归纳的多重可能性[J].汉语学习，1988，（3）.
[7]王理嘉.重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有感[J].汉语学习，1997，
（2）.
[8]游汝杰，钱乃荣，高钲夏.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J].中国语文，
1980，（5）.
[9]周耀文.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J].中国语文，
1958，（2）.
[10]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M].叶蜚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鹿钦佞 姚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0083）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公式、注解等请以PDF格式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