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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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道不阿,是谓倔强。初必勉而行之,继乃习以为常。卷之不容于一握,放之弥塞乎九苍。无偏无党,至大至刚。”
  郭沫若为孙大光书写此条幅,是在1941年。当时,皖南事变后,形势严峻,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孙大光难以立足。受周恩来委派,他撤隐贵州学习经济,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准备。行前,得此赠别条幅。“倔强”二字,正是孙大光毕生的写照。
  孙大光1917年生在安徽寿县一个贫穷的农家,17岁赴上海当学徒,翌年加入共青团,19岁担任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成为职业革命家。
  1946年,他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任国民党长春市政府社会局兼教育局局长。富有戏剧性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攻入长春时,孙大光和市长赵君迈等要员一起被共产党军队所俘虏。周恩来将计就计,拟以赵君迈、孙大光等人交换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高级干部,后只交换了赵君迈等。孙大光之交换与卧底未能成行,于是回归党的干部队伍。
  解放后,孙大光于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他先后同苏联、波兰、捷克、阿尔巴尼亚等国进行航运谈判,组建了中波、中捷、中阿海运公司,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与封锁。
  “文革”中,孙大光被关押六年,后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出狱,复出时已58岁。在此后的十年,他担任地矿部部长,使百废待举的中国地矿事业很快复苏,走上兴旺发达之路,被称为“十年中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海洋油气勘查实现了零的突破,李四光“越过门坎,走向海洋”的畅想终于变为现实。
  20世纪70年代末,地矿部和石油部的队伍在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查方面都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石油部的人马陆续撤出。地矿部是撤还是守,内部争论激烈。孙大光经过半年调研,下决心开展塔北油气勘探。他调集四个省的精兵强将参加会战,历时四年,于1984年打出高产油气流。原油落在地上形成一片可观的“湖泊”,使空中的飞鸟误以为是水域,纷纷落入其中。
  这一重大突破,说明塔里木盆地可能蕴藏着大型油气田。消息震惊世界,一个西方石油专家说:“看吧,又一个中东出现了!”
  孙大光的另一个可圈可点之处,是他以独特的考察方式,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后备干部。国人向来称道伯乐相马,孙大光以为,尽管伯乐眼光高超,但那种静观的“相”仍不免有其局限性。只有在实际工作中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汇报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
  孙大光的考察方式是选一些年轻、素质好的司局级干部,由他率领,分赴各省地质部门调研并解决实际问题。从1980年至1984年,他分五批,总共带过33人下基层。每次内部讨论时,孙大光大都坐而观之,默而听之,注重观察每个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战略认识高度。这样一路走下来,对每个成员的性格特点、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心里有数了。
  随同孙大光调研的干部并不知道自己被考察,故而都表现得很真实、可信。原甘肃省地矿局副局长温家宝,经孙大光两次考察选定,升任地矿部副部长,后来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为国务院总理。在调研中,孙大光意外发现一个拔尖的地质队队长张文岳,临时带他一同考察,不久便提拨为四川省地矿局副局长,现为辽宁省省长。
  中共中央组织部认为,孙大光在选拔接班人方面独树一帜,堪为楷模。温家宝真挚地讲过:“在培养和造就接班人方面,大光付出了很多心血,在认识和行动上都走在了前面。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发现的。”
  孙大光最受称道的是铮直。文革中挨批斗时,他坚决不下跪,即使被打得下巴脱臼也不屈服。1978年,孙大光冒着政治风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公开提出为刘少奇平反。
  孙大光一向关注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1988年7月,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指出党风不正,特权严重,希望中央从政治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封信言辞恳切、坦荡诤谏,孙大光耿直、清廉的个性体现无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伪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最后,他引用马克思一语作为结语:“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也是晚年孙大光的心声。
  
  作者为原地矿部文学创作室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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