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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网络和媒体经常用“中国模式”来形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众说纷纭，报刊上已发表过多篇谈论“中国模式”的文稿。“中国模式”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笔者想谈谈对“中国模式”这一问题的新解。
从哲学的高度看，偶然与必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偶然是必然的表现或补充，任何偶然都含有必然，任何必然都要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首先要搞清楚是谁最先提出“中国模式”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先由外国人提出来的。例如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于2004年把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实际上，“中国模式”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早在1980年5月31日，在对中央负责人员发表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的谈话中，邓小平讲到：有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模式”，有中国革命的“中国的模式”，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后来，他于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又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在已公开发表的邓小平论著中明确提及“中国模式”，我查到仅此两次。而后来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已发表的文稿中都没有提过，他们都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而不用“中国模式”。依我体会，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是针对以往我国革命曾经创造了“中国模式”，然而后来中国的建设照搬苏联模式出现很多问题，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只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成功了，才算是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性质和特点理应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有人说它至今没有形成，有人说它正在形成之中，而外国人大多认为它已经形成了（有的是只从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着眼，有的是从引进外资、扩展私营经济着眼）。
“模式”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是指模型、格式，这是一个偏于中性的词，多有褒意，少有贬义。但是一些人看好的模式，另一些人未必认同，甚至认为那是很糟糕的模式；一时被认为是创新的模式，时过境迁也会显得陈旧，需要更新。早在1985年，我就发表过《当代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初探》的文章。当时只查了《辞源》、《辞海》等辞书，未见有模式一词，自以为“模式”一词是到1970年中央编译局重译恩格斯《反杜林论》时才采用的新的翻译名词。后来又查有关古汉语的更多辞书，才知道古汉语中已有“模式”一词，并非指模范的不可变易的标准型式。例如，《魏书•源子恭传》说，要求按照前人所建的“两京模式”营造“明堂”。宋朝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八说：“闻先生之艺久矣，愿见笔法，以为模式。”清朝薛福成《代李伯相重锲洨滨遗书序》中说: “王君、夏君表章前哲，以为邦人士模式，可谓能勤其职矣。”可见古人所说的“模式”都是要模仿前人、模仿别人的样式。我从手边保存的《东方杂志》总目中还查到：该刊1931年2月25日出版的第28卷第4号刊登有孟云峤写的《人生理想之模式》。这也表明不同时代每个人理想的模式未必完全一样。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我认为存在着三种较为极端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完全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种观点认为，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模式，甚至认为不宜用“模式”这个词称某一国，因为模式是模范性的标准型式，哪一国的模式都不是模范。历史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从来不用“苏联模式”的提法。其实，他们不用“苏联模式”的提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经验体现了普遍规律，具有普遍意义；而“苏联模式”的提法恰好突出了苏联的一国特性和民族局限性。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个人集权的严重错误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才提出各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邓小平于1988年5月18日发表的《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谈话中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模式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也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要把苏联模式改革为中国模式。可见“模式”一词是可以用的，各国模式不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
第二种看法，完全赞同“中国模式”，认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认为它与“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其他模式已经共存了，而且远胜于其他模式。理据是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远超过美国、瑞典等国，社会面貌发生极大变化，人民生活大有改善，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种看法我认为是自我膨胀，过于乐观了。不能只看到快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中国模式”近30多年来正在形成中，远未定型，其实形成的是一种“摸式”，即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还在继续探索，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它已呈现出很多弊病，需要大力克服，才能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三种看法，不认同甚至完全否定“中国模式”。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表面繁荣，但却是建立在“三高”和“三低”的基础上，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工资、低人权、低效益。他们还认为，中国官员腐败这么严重，贫富两极分化这么严重，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而且是很糟糕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另外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上仍有不少苏联模式的遗留；政府对市场经济控制过严，谈不上已经形成“中国模式”。实际上当前中国存在的种种弊病，正有待我们大力加以清除，切不可把它凝固化、绝对化。
以上这三种各走极端的看法，我认为都是以偏概全，未能总揽全局。在我看来，当前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不提“中国模式”，是因为“中国模式”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远未定型。关于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我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从1950到1970年代因受苏联模式这个外来偶然因素强有力的影响，未能形成自己特色。1978年以来正在排除这个影响，发挥内在因素的作用（如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政等因素，促使人民群众重新迸发出创造力），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
我认为当前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是“四不像模式”——“四不像”非贬义，也是一种特有的品种，招引来很多人驻足观赏，评头品足，各有千秋。
第一个方面，中国现已开始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从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转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从崇拜领袖转向以人为本，从人治转向法治，从坚持斗争哲学转向构建和谐社会，从过分强调产量产值增长转向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对外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推行世界革命转向营造和谐世界等。这些举措和模式性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不敢想象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形成自身社会主义特色方面已取得卓越成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形成之中。
第二个方面，中国现在仍掺杂着苏联模式的成分，这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够健全，传统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观念和做法仍然在起消极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权力过度集中，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和各种事业，党如何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个重大问题尚未完全妥善解决，高级党政军官员享有的终身特权过多，官本位依然严重；在舆论以及其他方面，公民还不能充分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等十种自由。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当今还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突破苏联模式，甚至有人说突破苏联模式是“假命题”，这是非常不利于改革的。
第三个方面，中国现已渗透有美国模式的成分，例如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收入差别过大。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年薪高达6600多万元，低薪者才约5万元，相差1000多倍。这明显是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哪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当今中国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美国。而2009年政府廉洁度，在世界排名中，美国居第22位，中国居第78位。我国官商勾结问题依然严重。
第四个方面，中国还受欧盟一些国家模式的影响。例如采用工党、社会民主党执政过的国家实行的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并排发展的混合经济，私营经济已大大超过国营经济，垄断经济已严重阻碍了平等竞争。社会党执政过的国家公共福利主要由政府财政开支，这样加大了政府的重负，免除了公民的自我责任，还助长了社会懒惰与奢靡之风。
从上述四个方面看，当今“中国模式”也就成为“四不像模式”。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探索一条全面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照搬照抄外国模式，要善于学习与借鉴，同时发挥自身的优势。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清除苏联模式、美国模式、欧盟一些国家模式对我国的消极一面的影响，这样才能健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全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才是“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哲学的高度看，偶然与必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偶然是必然的表现或补充，任何偶然都含有必然，任何必然都要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首先要搞清楚是谁最先提出“中国模式”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先由外国人提出来的。例如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于2004年把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实际上，“中国模式”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早在1980年5月31日，在对中央负责人员发表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的谈话中，邓小平讲到：有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模式”，有中国革命的“中国的模式”，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后来，他于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又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在已公开发表的邓小平论著中明确提及“中国模式”，我查到仅此两次。而后来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已发表的文稿中都没有提过，他们都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而不用“中国模式”。依我体会，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是针对以往我国革命曾经创造了“中国模式”，然而后来中国的建设照搬苏联模式出现很多问题，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只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成功了，才算是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性质和特点理应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有人说它至今没有形成，有人说它正在形成之中，而外国人大多认为它已经形成了（有的是只从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着眼，有的是从引进外资、扩展私营经济着眼）。
“模式”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是指模型、格式，这是一个偏于中性的词，多有褒意，少有贬义。但是一些人看好的模式，另一些人未必认同，甚至认为那是很糟糕的模式；一时被认为是创新的模式，时过境迁也会显得陈旧，需要更新。早在1985年，我就发表过《当代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初探》的文章。当时只查了《辞源》、《辞海》等辞书，未见有模式一词，自以为“模式”一词是到1970年中央编译局重译恩格斯《反杜林论》时才采用的新的翻译名词。后来又查有关古汉语的更多辞书，才知道古汉语中已有“模式”一词，并非指模范的不可变易的标准型式。例如，《魏书•源子恭传》说，要求按照前人所建的“两京模式”营造“明堂”。宋朝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八说：“闻先生之艺久矣，愿见笔法，以为模式。”清朝薛福成《代李伯相重锲洨滨遗书序》中说: “王君、夏君表章前哲，以为邦人士模式，可谓能勤其职矣。”可见古人所说的“模式”都是要模仿前人、模仿别人的样式。我从手边保存的《东方杂志》总目中还查到：该刊1931年2月25日出版的第28卷第4号刊登有孟云峤写的《人生理想之模式》。这也表明不同时代每个人理想的模式未必完全一样。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我认为存在着三种较为极端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完全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种观点认为，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模式，甚至认为不宜用“模式”这个词称某一国，因为模式是模范性的标准型式，哪一国的模式都不是模范。历史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从来不用“苏联模式”的提法。其实，他们不用“苏联模式”的提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经验体现了普遍规律，具有普遍意义；而“苏联模式”的提法恰好突出了苏联的一国特性和民族局限性。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个人集权的严重错误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才提出各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邓小平于1988年5月18日发表的《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谈话中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模式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也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要把苏联模式改革为中国模式。可见“模式”一词是可以用的，各国模式不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
第二种看法，完全赞同“中国模式”，认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认为它与“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其他模式已经共存了，而且远胜于其他模式。理据是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远超过美国、瑞典等国，社会面貌发生极大变化，人民生活大有改善，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种看法我认为是自我膨胀，过于乐观了。不能只看到快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中国模式”近30多年来正在形成中，远未定型，其实形成的是一种“摸式”，即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还在继续探索，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它已呈现出很多弊病，需要大力克服，才能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三种看法，不认同甚至完全否定“中国模式”。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表面繁荣，但却是建立在“三高”和“三低”的基础上，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工资、低人权、低效益。他们还认为，中国官员腐败这么严重，贫富两极分化这么严重，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而且是很糟糕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另外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上仍有不少苏联模式的遗留；政府对市场经济控制过严，谈不上已经形成“中国模式”。实际上当前中国存在的种种弊病，正有待我们大力加以清除，切不可把它凝固化、绝对化。
以上这三种各走极端的看法，我认为都是以偏概全，未能总揽全局。在我看来，当前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不提“中国模式”，是因为“中国模式”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远未定型。关于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我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从1950到1970年代因受苏联模式这个外来偶然因素强有力的影响，未能形成自己特色。1978年以来正在排除这个影响，发挥内在因素的作用（如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政等因素，促使人民群众重新迸发出创造力），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
我认为当前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是“四不像模式”——“四不像”非贬义，也是一种特有的品种，招引来很多人驻足观赏，评头品足，各有千秋。
第一个方面，中国现已开始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从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转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从崇拜领袖转向以人为本，从人治转向法治，从坚持斗争哲学转向构建和谐社会，从过分强调产量产值增长转向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对外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推行世界革命转向营造和谐世界等。这些举措和模式性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不敢想象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形成自身社会主义特色方面已取得卓越成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形成之中。
第二个方面，中国现在仍掺杂着苏联模式的成分，这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够健全，传统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观念和做法仍然在起消极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权力过度集中，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和各种事业，党如何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个重大问题尚未完全妥善解决，高级党政军官员享有的终身特权过多，官本位依然严重；在舆论以及其他方面，公民还不能充分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等十种自由。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当今还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突破苏联模式，甚至有人说突破苏联模式是“假命题”，这是非常不利于改革的。
第三个方面，中国现已渗透有美国模式的成分，例如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收入差别过大。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年薪高达6600多万元，低薪者才约5万元，相差1000多倍。这明显是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哪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当今中国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美国。而2009年政府廉洁度，在世界排名中，美国居第22位，中国居第78位。我国官商勾结问题依然严重。
第四个方面，中国还受欧盟一些国家模式的影响。例如采用工党、社会民主党执政过的国家实行的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并排发展的混合经济，私营经济已大大超过国营经济，垄断经济已严重阻碍了平等竞争。社会党执政过的国家公共福利主要由政府财政开支，这样加大了政府的重负，免除了公民的自我责任，还助长了社会懒惰与奢靡之风。
从上述四个方面看，当今“中国模式”也就成为“四不像模式”。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探索一条全面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照搬照抄外国模式，要善于学习与借鉴，同时发挥自身的优势。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清除苏联模式、美国模式、欧盟一些国家模式对我国的消极一面的影响，这样才能健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全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才是“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