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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就业、社保、医保、房屋拆迁等群众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解决难度越来越大，需要干部有过硬的本领来解决问题。然而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常遭遇“本领恐慌”。
干部四大“本领恐慌”
据近期媒体报道，有干部到扶贫联系点指导工作，一位因病致贫的群众向其咨询市里大病统筹报销政策，这位干部支支吾吾说不清，只好以“我查查，回头再告诉您”搪塞。这位干部可谓是遭遇了“本领恐慌”。
而据记者最近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基层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在面对群众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时，常会遭遇四种“本领恐慌”。
首先，有知识贫乏的恐慌。面对国内外多变的局势、复杂的社会环境，有些干部感到自身的知识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各级干部感慨工作中常遇到“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的状况。比如，当前的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有的干部也想有所作为，但因知识水平低，在工作中没有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扶贫方式仍是“慰问式”，对贫困户“输血式”扶贫多，“造血式”扶贫少。
其次，有工作经验不足的恐慌。有些领导干部基层历练不够，缺乏基本的危机应对能力。
“作为一名合格的干部，既需要知识又需要经验。”北京市大兴区一位从事多年组织工作的干部说，“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队伍，年轻人占大多数，基本是从学校到机关，他们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经验较少。”
第三，有环境不适应的恐慌。当前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复杂，外在挑战多。有些干部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职级的提升，原有的能力素质与新岗位、新角色的需求之间会出现新的不适应，不能适应新岗位、胜任新工作。
第四，有服务水平难满足群众需求的恐慌。在现实中，有的乡镇干部下村，常常和村干部约个时间、定个地点，匆匆忙忙握个手，三言两语就往回走。有的县里干部，下乡就是“到此一游”，群众问个政策他含含糊糊，求个指点一问三摇头。
事实上，这些干部并非不想跟群众多交流，也并非不想帮群众多解决困难，而是因自身素质能力有限，实在帮不上忙，说不上话。
78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本领恐慌”
“本領恐慌”是毛泽东在延安学习运动中提出的。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在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看来，干部所掌握知识的“保质期”也越来越短，“折旧率”越来越低，产生“本领恐慌”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学习是干部消除‘本领恐慌’的重要途径。”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谈方说，“干部‘本领恐慌’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形势的变化、问题的出现，过去的本领如果不及时更新，必将落后于时代。”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迫切要求着重提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引导舆论的能力等。
把脉干部学风“漂浮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全党倡导大兴学习之风，且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但有些干部依然存在学风不正的现象。
“偌大的豪宅里，却遍寻不见一本书。”深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落马后，广东省纪委办案人员搜查其住所时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
据办案人员透露，作为一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蒋尊玉家中书柜里摆放的并非图书，而是名贵烟酒、玉器、字画等。放在床头的唯一一本书刊还是“少儿不宜”读物，甚至还布置了一间佛堂，供奉了十几尊佛像。蒋尊玉作为“不读书干部”的典型，值得警醒和反思。
干部学风“漂浮症”，表现在工作繁忙“不愿学”、碌碌无为“不爱学”，或装点门面“不真学”、急功近利“不深学”。虽然有些干部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
这也再次提醒，干部任用要防止年齡和学历搞“一刀切”，对干部能力的考察应重于对学历的考察。
“能上能下”倒逼加压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对干部要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及时补齐干部能力上的“短板”。
首先，干部自我施压。“干部在工作中，宜以学促干，学干结合。”谈方说，博学才能多识，干部既要精于学习书本上的各种理论知识，又要善于向群众多学习、向实践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要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以谦恭的态度，真心向基层群众要经验、要方法，才能“积跬步而致千里”。
其次，增加培训机会。要对干部开展有实效性、针对性的培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突出干部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基层干部素质缺什么就补什么，补精神之“钙”，开思想“总开关”，创工作“新实效”。
第三，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要结合‘德能勤绩廉’等项指标全面客观地综合考核评定，重学历但不能唯学历。”齐善鸿说，只有让干部真正“能上能下”，才能避免庸官懒官长期在位而无察的现象发生。
（《瞭望》2017年26期）
干部四大“本领恐慌”
据近期媒体报道，有干部到扶贫联系点指导工作，一位因病致贫的群众向其咨询市里大病统筹报销政策，这位干部支支吾吾说不清，只好以“我查查，回头再告诉您”搪塞。这位干部可谓是遭遇了“本领恐慌”。
而据记者最近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基层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在面对群众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时，常会遭遇四种“本领恐慌”。
首先，有知识贫乏的恐慌。面对国内外多变的局势、复杂的社会环境，有些干部感到自身的知识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各级干部感慨工作中常遇到“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的状况。比如，当前的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有的干部也想有所作为，但因知识水平低，在工作中没有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扶贫方式仍是“慰问式”，对贫困户“输血式”扶贫多，“造血式”扶贫少。
其次，有工作经验不足的恐慌。有些领导干部基层历练不够，缺乏基本的危机应对能力。
“作为一名合格的干部，既需要知识又需要经验。”北京市大兴区一位从事多年组织工作的干部说，“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队伍，年轻人占大多数，基本是从学校到机关，他们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经验较少。”
第三，有环境不适应的恐慌。当前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复杂，外在挑战多。有些干部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职级的提升，原有的能力素质与新岗位、新角色的需求之间会出现新的不适应，不能适应新岗位、胜任新工作。
第四，有服务水平难满足群众需求的恐慌。在现实中，有的乡镇干部下村，常常和村干部约个时间、定个地点，匆匆忙忙握个手，三言两语就往回走。有的县里干部，下乡就是“到此一游”，群众问个政策他含含糊糊，求个指点一问三摇头。
事实上，这些干部并非不想跟群众多交流，也并非不想帮群众多解决困难，而是因自身素质能力有限，实在帮不上忙，说不上话。
78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本领恐慌”
“本領恐慌”是毛泽东在延安学习运动中提出的。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在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看来，干部所掌握知识的“保质期”也越来越短，“折旧率”越来越低，产生“本领恐慌”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学习是干部消除‘本领恐慌’的重要途径。”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谈方说，“干部‘本领恐慌’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形势的变化、问题的出现，过去的本领如果不及时更新，必将落后于时代。”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迫切要求着重提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引导舆论的能力等。
把脉干部学风“漂浮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全党倡导大兴学习之风，且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但有些干部依然存在学风不正的现象。
“偌大的豪宅里，却遍寻不见一本书。”深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落马后，广东省纪委办案人员搜查其住所时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
据办案人员透露，作为一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蒋尊玉家中书柜里摆放的并非图书，而是名贵烟酒、玉器、字画等。放在床头的唯一一本书刊还是“少儿不宜”读物，甚至还布置了一间佛堂，供奉了十几尊佛像。蒋尊玉作为“不读书干部”的典型，值得警醒和反思。
干部学风“漂浮症”，表现在工作繁忙“不愿学”、碌碌无为“不爱学”，或装点门面“不真学”、急功近利“不深学”。虽然有些干部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
这也再次提醒，干部任用要防止年齡和学历搞“一刀切”，对干部能力的考察应重于对学历的考察。
“能上能下”倒逼加压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对干部要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及时补齐干部能力上的“短板”。
首先，干部自我施压。“干部在工作中，宜以学促干，学干结合。”谈方说，博学才能多识，干部既要精于学习书本上的各种理论知识，又要善于向群众多学习、向实践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要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以谦恭的态度，真心向基层群众要经验、要方法，才能“积跬步而致千里”。
其次，增加培训机会。要对干部开展有实效性、针对性的培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突出干部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基层干部素质缺什么就补什么，补精神之“钙”，开思想“总开关”，创工作“新实效”。
第三，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要结合‘德能勤绩廉’等项指标全面客观地综合考核评定，重学历但不能唯学历。”齐善鸿说，只有让干部真正“能上能下”，才能避免庸官懒官长期在位而无察的现象发生。
（《瞭望》2017年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