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浙江学刊》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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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
国家能力概念的发展,确立了一个分析国家强弱的有效框架,为我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加快构建一个强大国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现有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概念和要素构成层面.我们认为,只有结合国家职能、权力性质类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几个方面综合考察,才能全面理解国家能力的内涵,进而为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学理依据.
研究人情与面子,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脉络而只将其作为两个抽象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它们的含义和运行,深嵌于中国社会网络,尤其以网络中处处弥漫的关系和权力运行为前提.研究中国人的关系模式,应该看到人情、面子与权力之结合所展示出的社会生态以及概念本身的内在关联与差异.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关联与差异所在.这一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与儒家思想之间为何种关系,可以通过儒家在其伦理框架中所建立的"耻"和"名"之人性预设看出.即使在全面流动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扩展依然离不开人情和面子的运作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一次将抗战的意义提升到了建国的高度,即抗战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因此,《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抗战建国"迅速成了全面抗战时期的主流话语。1938年5月22日,贺麟发表一篇题为《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的时事评论,在充分肯定《抗战建国纲领》之积极意义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术建国"的主张。于此前后,胡秋原、张其昀、潘梓年、潘菽、张申府、胡先骕、吕振羽、吴泽等学者也就"学术建国"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
现象学在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外开辟了一种原发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时间性构造的生命经验,这种活体经验是一切存在理解与价值的源头。此一回到基源性活体经验的思路对我们重新阐发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启发,儒家的仁爱思想源于时间性的、非客体化的亲亲经验,从这一基源经验出发生长出仁民爱物的终极视域。现象学还原与意向构成等方法、视野与儒家"亲亲为大"的仁学基源经验具有亲和性,是现象学儒学研究的深层理据所在。
瘟疫时代的生活经验是否根本性地改变了我们同他人以及同我们自己的关系?这种经验展示出来的接触和传染之间的接近性以及由它引起的对他人和自己触摸的禁止,使我们询问由现象学断言、并且已经被亚里士多德断言的触摸的超越论的优先性。不过,看起来此种瘟疫强制我们保持的社交距离仅仅重复了社会准则以及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视野下的原始的禁令。这样,我们应该在伦理以及政治这两个方面去探究这些禁令的含义。
女性就业公平是否改善,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与中国海关进出口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中国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参与全球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提升了中国女性整体就业水平,但主要体现在加工贸易企业的女性就业员工增加,以及低技能女性劳动力雇佣的增加。因而,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在提高女性就业质量和促进两性就业平等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置换不同定义的处理组和不同匹配方法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最后,文章探讨了提高女性就业水平与促进就业平等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葛瑞汉汉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他对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借助"意识到"所形成的事件整体情境,能够消弭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人为鸿沟,因为整体自身能够对构成整体的各要素产生自发性的调节和平衡的作用。借助雅克布森的结构语言学理念,他进一步把"意识到"与"自发性"的思想应用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认为后者的"自发性"机制与关联思维密不可分。汉学论著总是蕴含着与我国不一样的、常常是彼此错位的问题意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内容也就必然差别甚远,这是在面对汉学论著时理
巴特关于摄影的书写常被摄影理论家们认为是主观的,因为他据以依赖的是观看者观看照片时偶发的情感投射——刺点。然而,刺点的形成与巴特试图探究的摄影的"本体论"欲望密切相关。通过对《明室》文本逻辑的重建,我们将展示出"刺点"范畴据以植根的本体论根基。照片的"本体论"欲望指的是我们在观看照片时所体验的一种特殊的图像性关系——照片与其指示物的同一。通过"刺点"范畴,巴特建立起了一种以观看者情感意向性为旨趣的摄影现象学。不过,巴特对摄影的切入视角有其时代局限性,他的摄影的"本体论"建立在其自身偏好
期刊
静寂主义之争多指17世纪由法国绝对王权捍卫者博絮埃向著名思想家费内隆发起的论战。费内隆在莫里诺斯和盖恩夫人的静寂主义基础上,否认教会的中介作用,鼓吹个体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并含蓄地把矛头指向了绝对君主制;博絮埃认定静寂主义者的纯爱学说将不可避免地掏空天主教会的组织原则,威胁到绝对君主制,并有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混乱、暴力与战争,所以对盖恩夫人和费内隆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法国静寂主义之争的本质是基于情感的纯爱理论和基于秩序的王权理论之间的对峙,该论战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法国绝对主义背景之下思想多元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