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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山是陕西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之一，自古称为“北五台山”、“磬玉山”，因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养生学家孙思邈晚年归隐于此，后世尊称他为“药王”而得名。它雄踞于铜川市耀州区城东，景区面积10.1平方公里，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医药保健名山，石刻艺术宝库”。
按照铜川市的城市规划，老市区为北市区，耀州区和新区组成铜川市之南市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南市区规模将不断扩大，成为拥有35万人的中等城市，在交通通达度上属西安“一小时经济圈”，成为西安大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市区的发展，必将为药王山景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目前，除药王山之外，南市区供市民假日休闲游乐的活动场所很少，这与城市的发展不相匹配。药王山地处耀州区城边，距新区只有十多分钟车程，距西安仅有七十里。笔者认为，把药王山风景名胜区定位为南市区的文化公园，开设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地方史文化及民俗文化等五个文化游览区，充分展现铜川市独特的地域文化，使之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场所和省内外游客了解铜川市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并推动铜川市旅游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一、对孙思邈的身份重新认定
孙思邈，唐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而且是一位养生学家、长寿学家和气功学家。药王山是因“药王”孙思邈而得名的，是晚清以来当地老百姓为纪念孙思邈而叫响的，但它更为宝贵的价值在于它是佛教名山和道教名山。佛、道合一，这在全国非常罕见。那么，在该山建立佛教文化游览区和道教文化游览区，是否与孙思邈的身份相抵触？要阐明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孙思邈的身份作重新認定。
在人们的心目中，孙思邈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将他作为名医来宣传的。正如人们所说，不提孙思邈的卓越贡献，不可能写出完整的中国医学史。但历史上的孙思邈不仅精通岐黄之术，而且是一位著名的道教学者和大炼丹家。同时，他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
据《旧唐书·孙思邈》，孙氏的著作除《千金要方》之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摄生真录》、《枕中秦书》、《会三教论》等。虽然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但从题目看，《老子注》、《庄子注》属于道家，《摄生真录》、《枕中秦书》属道教。唐代儒、佛、道三教辩论不已，孙氏的《会三教论》是为调和它们的矛盾写的。
另据《耀州志》，孙思邈的道教著作还有：《马阴二君内传》一卷；《炼云母诀》二卷；《烧炼秘诀》一卷；《龙虎通元诀》一卷；《龙虎乳曰篇》一卷；《龟经》一卷；《五兆算经》一卷；《灶上五兆幼摇经》一卷；《黄帝神灶经》三卷；《丹经要诀》一卷；《神仙修养法》一卷；《五脏旁通道养图》一卷；《禁经》二卷。
孙思邈的医学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也表现出了他的道家思想和道教主张。例如，《千金翼方》中有《避谷》、《飞炼》各一卷，《禁经》二卷。其实，《禁经》完全是道教采用的禁咒、符录。他的养生之道和《千金翼方·退居》，是道教哲学的产物。后世道教界将其医学著作收入《道藏》，不是没有道理的。
道教中的丹鼎派，从事炼丹药的工作，而孙思邈就是一个大炼丹家。炼丹家的目的，是制造服用之后使人长生不死的“仙丹”。在今天看来，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但他们在炼丹中所发现的许多新现象和发明的许多新东西，却是有价值的。炼丹家们制造了许多药物，它们虽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但有些却可以治疗疾病，尤其是治疗外科病。这种制药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制药法。此法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科学界早已认定：炼丹术是现代化学的前身。此术和造纸术、印刷术、瓷器、指南针、养蚕术、火药一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孙思邈在《丹经·伏硫磺法》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的配方。这在中国化学史乃至世界化学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孙思邈的炼丹工作，在耀州区衍生了一系列优美的传说故事。炼丹，道士们又称为“降龙伏虎”。龙，指汞，虎指铅，都是炼丹用的原料。但在民间，将“降龙伏虎”理解为孙思邈能降伏山中的猛虎和水中的龙。药王山上至今尚有聚虎坪和龙穿洞这两处传说遗址。
孙思邈既信仰道教，也信佛教。据《华严经》卷五十九后附《信受大经文》记载，他曾书写《华严经》七百五十部。
孙思邈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牢记佛陀要求对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导。每当看到有人遭难时，就认为遭难的是自己；瞧见有人身患恶疾时，便觉得患在自己身上。他说过，要“发大慈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第二”）。
孙思邈教导医生要“心如药王、药上，愿救护一切众生，不作艰难，不求财物”（《千金翼方》卷二十九“禁经”）。其中的“药王”、“药上”，是大乘佛教的两位菩萨。孙思邈是十分崇敬药王菩萨的，他死后，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变成了这位菩萨。
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三大主干，换句话说，离开了它们，就没有中华传统文化。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佛、道二教。由此可见，将药王山定性为展示当地道教、佛家文化之平台，和将孙思邈作为医学家来尊崇并无冲突。相反，会使孙思邈的形象更加丰满，更能显示出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关于建立道教、佛教及医学文化游览区的设想
药王山有五峰，它们“高而不险，卑而不夷，望之如在云际，蹑其巅又坦然可居，有如台云”（《五台山记》），故原名为“五台山”。中峰叫齐天台，东峰称瑞应台，北峰曰显化台，西峰名升仙台，南峰为起云台。现存的古建筑及历史文化遗存，集中在升仙、显化二台。可根据其文物属性，将其分别建为佛教文化游览区、道教文化游览区及中华传统医学文化游览区。
据史料记载，药王山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建有寺院，唐时齐天台有宝云寺，这为我们建设佛教游览区提供了依据。从显化台上的药王大殿东行约一里路，经过关帝庙旧址，便是遐迩闻名的隋唐摩崖造像石窟，这是药王山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文化遗存，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药王山石刻的核心部分。这里有从隋唐到明代的大小佛龛七座，造像四十多尊。其中第三窟中的三尊菩萨像，并排亭亭玉立在碧霄中。第一龛中的观音立像是隋代作品，雕刻于孙思邈生活的时代。虽然我们无法判定孙氏是否参加此像之雕造，但可以肯定，他曾经拜谒过。现设于显化台集美宫中之碑林，珍藏有古代石刻作品近百件。其中绝大多数是佛教造像碑，以魏碑最为重要。例如，《姚伯多兄弟造像碑》、《正光造像碑》、《仇臣造像碑》、《开皇造像碑》、《延昌寺宗派图》等。其中的《张乱国造像碑》上刻有“飞天”图案，《北周武成造像碑》刻有佛像、忍冬纹、蟠虺、龙、飞天、佛塔、神兽、高脚炉、马、供养人、伞等，惟妙惟肖，生动逼真。他们既是珍贵的佛教历史文物，也是价值连城的书法名碑，在陕西省，列西安碑林博物馆之后。
南庵，坐落在升仙台顶部，原名静应庙、静明宫，相传是孙思邈的故居及羽化（逝世）之处。院内古木蓊郁，有金殿、元殿、七间殿、戏台等古建筑及新近修复的孙思邈故居。长廊中，碑石林立，其中有不少名碑，如宋徽宗崇宁二年的《感德军五台山静应庙额敕并加号妙应真人告祠碑》、崇宁二年《感德军五台山唱和诗碑》、北宋束长儒《耀州五台山静应庙记》、金《耀州华原妙应真人祠记》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碑文中，虽然也颂扬了孙思邈之医德、医术，但其主体部分是将孙氏作为“真人”来宣扬的，显然属于道教。此外，院中的“拜真台”亦属道教。南庵与孙氏无关的文物，如宋徽宗题《褚慧龙章云篆诗人碑》、明谭真君书《龟蛇碑》等，宣传的也是道教思想。实际上，自古以来，南庵及北洞，都是渭北地区著名的道观，一直由道士主持。民国初年，时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先生寓居南庵时，写诗云：“道人粮尽乞哀哀”。
按照铜川市的城市规划，老市区为北市区，耀州区和新区组成铜川市之南市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南市区规模将不断扩大，成为拥有35万人的中等城市，在交通通达度上属西安“一小时经济圈”，成为西安大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市区的发展，必将为药王山景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目前，除药王山之外，南市区供市民假日休闲游乐的活动场所很少，这与城市的发展不相匹配。药王山地处耀州区城边，距新区只有十多分钟车程，距西安仅有七十里。笔者认为，把药王山风景名胜区定位为南市区的文化公园，开设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地方史文化及民俗文化等五个文化游览区，充分展现铜川市独特的地域文化，使之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场所和省内外游客了解铜川市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并推动铜川市旅游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一、对孙思邈的身份重新认定
孙思邈，唐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而且是一位养生学家、长寿学家和气功学家。药王山是因“药王”孙思邈而得名的，是晚清以来当地老百姓为纪念孙思邈而叫响的，但它更为宝贵的价值在于它是佛教名山和道教名山。佛、道合一，这在全国非常罕见。那么，在该山建立佛教文化游览区和道教文化游览区，是否与孙思邈的身份相抵触？要阐明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孙思邈的身份作重新認定。
在人们的心目中，孙思邈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将他作为名医来宣传的。正如人们所说，不提孙思邈的卓越贡献，不可能写出完整的中国医学史。但历史上的孙思邈不仅精通岐黄之术，而且是一位著名的道教学者和大炼丹家。同时，他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
据《旧唐书·孙思邈》，孙氏的著作除《千金要方》之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摄生真录》、《枕中秦书》、《会三教论》等。虽然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但从题目看，《老子注》、《庄子注》属于道家，《摄生真录》、《枕中秦书》属道教。唐代儒、佛、道三教辩论不已，孙氏的《会三教论》是为调和它们的矛盾写的。
另据《耀州志》，孙思邈的道教著作还有：《马阴二君内传》一卷；《炼云母诀》二卷；《烧炼秘诀》一卷；《龙虎通元诀》一卷；《龙虎乳曰篇》一卷；《龟经》一卷；《五兆算经》一卷；《灶上五兆幼摇经》一卷；《黄帝神灶经》三卷；《丹经要诀》一卷；《神仙修养法》一卷；《五脏旁通道养图》一卷；《禁经》二卷。
孙思邈的医学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也表现出了他的道家思想和道教主张。例如，《千金翼方》中有《避谷》、《飞炼》各一卷，《禁经》二卷。其实，《禁经》完全是道教采用的禁咒、符录。他的养生之道和《千金翼方·退居》，是道教哲学的产物。后世道教界将其医学著作收入《道藏》，不是没有道理的。
道教中的丹鼎派，从事炼丹药的工作，而孙思邈就是一个大炼丹家。炼丹家的目的，是制造服用之后使人长生不死的“仙丹”。在今天看来，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但他们在炼丹中所发现的许多新现象和发明的许多新东西，却是有价值的。炼丹家们制造了许多药物，它们虽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但有些却可以治疗疾病，尤其是治疗外科病。这种制药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制药法。此法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科学界早已认定：炼丹术是现代化学的前身。此术和造纸术、印刷术、瓷器、指南针、养蚕术、火药一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孙思邈在《丹经·伏硫磺法》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的配方。这在中国化学史乃至世界化学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孙思邈的炼丹工作，在耀州区衍生了一系列优美的传说故事。炼丹，道士们又称为“降龙伏虎”。龙，指汞，虎指铅，都是炼丹用的原料。但在民间，将“降龙伏虎”理解为孙思邈能降伏山中的猛虎和水中的龙。药王山上至今尚有聚虎坪和龙穿洞这两处传说遗址。
孙思邈既信仰道教，也信佛教。据《华严经》卷五十九后附《信受大经文》记载，他曾书写《华严经》七百五十部。
孙思邈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牢记佛陀要求对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导。每当看到有人遭难时，就认为遭难的是自己；瞧见有人身患恶疾时，便觉得患在自己身上。他说过，要“发大慈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第二”）。
孙思邈教导医生要“心如药王、药上，愿救护一切众生，不作艰难，不求财物”（《千金翼方》卷二十九“禁经”）。其中的“药王”、“药上”，是大乘佛教的两位菩萨。孙思邈是十分崇敬药王菩萨的，他死后，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变成了这位菩萨。
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三大主干，换句话说，离开了它们，就没有中华传统文化。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佛、道二教。由此可见，将药王山定性为展示当地道教、佛家文化之平台，和将孙思邈作为医学家来尊崇并无冲突。相反，会使孙思邈的形象更加丰满，更能显示出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关于建立道教、佛教及医学文化游览区的设想
药王山有五峰，它们“高而不险，卑而不夷，望之如在云际，蹑其巅又坦然可居，有如台云”（《五台山记》），故原名为“五台山”。中峰叫齐天台，东峰称瑞应台，北峰曰显化台，西峰名升仙台，南峰为起云台。现存的古建筑及历史文化遗存，集中在升仙、显化二台。可根据其文物属性，将其分别建为佛教文化游览区、道教文化游览区及中华传统医学文化游览区。
据史料记载，药王山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建有寺院，唐时齐天台有宝云寺，这为我们建设佛教游览区提供了依据。从显化台上的药王大殿东行约一里路，经过关帝庙旧址，便是遐迩闻名的隋唐摩崖造像石窟，这是药王山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文化遗存，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药王山石刻的核心部分。这里有从隋唐到明代的大小佛龛七座，造像四十多尊。其中第三窟中的三尊菩萨像，并排亭亭玉立在碧霄中。第一龛中的观音立像是隋代作品，雕刻于孙思邈生活的时代。虽然我们无法判定孙氏是否参加此像之雕造，但可以肯定，他曾经拜谒过。现设于显化台集美宫中之碑林，珍藏有古代石刻作品近百件。其中绝大多数是佛教造像碑，以魏碑最为重要。例如，《姚伯多兄弟造像碑》、《正光造像碑》、《仇臣造像碑》、《开皇造像碑》、《延昌寺宗派图》等。其中的《张乱国造像碑》上刻有“飞天”图案，《北周武成造像碑》刻有佛像、忍冬纹、蟠虺、龙、飞天、佛塔、神兽、高脚炉、马、供养人、伞等，惟妙惟肖，生动逼真。他们既是珍贵的佛教历史文物，也是价值连城的书法名碑，在陕西省，列西安碑林博物馆之后。
南庵，坐落在升仙台顶部，原名静应庙、静明宫，相传是孙思邈的故居及羽化（逝世）之处。院内古木蓊郁，有金殿、元殿、七间殿、戏台等古建筑及新近修复的孙思邈故居。长廊中，碑石林立，其中有不少名碑，如宋徽宗崇宁二年的《感德军五台山静应庙额敕并加号妙应真人告祠碑》、崇宁二年《感德军五台山唱和诗碑》、北宋束长儒《耀州五台山静应庙记》、金《耀州华原妙应真人祠记》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碑文中，虽然也颂扬了孙思邈之医德、医术，但其主体部分是将孙氏作为“真人”来宣扬的，显然属于道教。此外，院中的“拜真台”亦属道教。南庵与孙氏无关的文物，如宋徽宗题《褚慧龙章云篆诗人碑》、明谭真君书《龟蛇碑》等，宣传的也是道教思想。实际上，自古以来，南庵及北洞，都是渭北地区著名的道观，一直由道士主持。民国初年，时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先生寓居南庵时，写诗云：“道人粮尽乞哀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