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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答应为本书作序的经过和设想
我一生与北京大学很有缘分，说起来是三段机缘：首先，我也曾经是北大的学生。我于1946年从家乡福州到上海，考入北大，在校一年多，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①，这是我成为共青团员的起点。1948年初，我投奔解放区。从195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其次，1973-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我转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执教，1978年秋人大复校后，我又回到人民大学。再次，1997年，我70岁时，人民大学令我离休。这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政治系）却给我发出“讲座教授”聘书，请我到北大给博士生讲课。2008年北大校庆110周年来临之际，北大校党委宣传部约我撰写纪念文章。我以《我与北大三段情缘》为题，追述了我对母校北大的感激之情，此文在《北京大学校报》连载3期（2009年9月25日、10月15日、10月25日）。
2013年9月3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来看我，送给我《告别未名湖》——他们参与编辑的北大“老五届”校友们的自述文集。我很高兴，很感兴趣，感到特别亲切。我看了书中多篇很感人的文章和钱理群教授写得很好的长序——《不可遗忘的历史》。2014年3月2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又来看我，告知他们正在牵头编辑《告别未名湖》第二集，并请我作序。自1983年起我为他人论著作序，迄今已写过三十多篇。现在，我已年过耄耋，精力不济，力不从心，难以承担，但我还是答应了。
孙兰芝同志称她是我的“编外学生”。这其中有一段故事。茫茫人海，奔流不息，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总有些特别的机缘。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革”结束了，1978年教育部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1979年孙兰芝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是这个专业的指导教师。当年这个专业共录取8人，有好几位是北大毕业的;其中李景治就是北大国政系1963级学生。他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留校执教，后来破格提升为教授和博导，2000年后还担任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任院长。我们1979年录取的研究生中，只有孙兰芝一个女生。这批研究生多是“老五届”，一般都已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考虑她有家庭和孩子，许多事情需要提前安排，我特地给她写了信，让她早做入学准备。原来她在辽宁一个县委党校工作，终因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加上她刚刚调到省教育学院工作，学院主要领导也不同意放行，她就放弃了这次读研究生的机会。她曾在《生命的远行》一书中以“未遂研究生”为题，写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表达了她的遗憾。她说：“没有做成高放老师的学生，实为终生遗憾。”她虽然没有念成研究生，但是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學，以期弥补。1983年暑假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在青岛举办讲习班，约我去讲课，孙兰芝参加学习，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勤于思考，学习期间敢于提出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的有关会议，她经常参加;1987年他们夫妇调到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就更多了，我写的书送给他们，他们写的书也送给我，互相交流，彼此受益。
2013年，我应中国工人出版社之邀主编《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我约他们夫妇参加，他们写了两个人物：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卢森堡;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现在，他们又诚意邀我为《告别未名湖》（二）作序。他们这么支持我负责主编的丛书，我们之间又有多年交往的情谊，我也就难以推辞了。2014年3月18日，他们组织参与《告别未名湖》（二）的一些北大校友在大兴天兆食府聚会，请我出席，我亲身感受到了大家对出版这部文集的热情和期待。我在会上也谈了我与北大的三段情缘和愿意尽量写好序言的情愫。我在会上还说明我将要写出的序言定名为《必须牢记的历史》，这将可以与钱理群教授写的《不可遗忘的历史》相呼应。我希望并深信这本《告别未名湖》第二集和我写的序言一定能散发出正能量，激励人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左”的错误。聚会后，几位同志送我回家，几天后我收到与会者王智钧同志（曾任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写的五首诗。这些诗抒发了他反思历史的感悟，也表达了对我的情意和期待。
我愿意为本书写序，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老五届”大学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值得一书。他们一般是从1949年至1953年上小学，随后上中学，1961年至1965年考上大学的优秀青年，接受了12年完整、系统的中小学教育。至于大学教育，在那个“运动”多发的年代，能在大学安静地读上三四年书就不易了。在他们之前的大学生，又有谁在课堂上完整地完成了学业呢？这代 “老五届”大学生是新中国、执政党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他们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和一部分干部子弟（那时家庭出身阶级成分高的是不能上大学的），几乎是国家全部提供经费培养了他们。他们对国家怀有感恩之心、报效之情。但同时，后来愈演愈烈的“左”的流毒也不能不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他们激情似火，勇于为国为民献身;由于引导不当，“文革”之初，他们和中小学生一起被当成“点火”工具，使“文革”凶焰迅速烧向全国。应该说，这代大学生大多数本来已经从书本等渠道接触到关于民主、科学的价值和其他多方面的人类文明的知识，他们已经或正在学会用审视的眼光看世界。事实上，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除极少数人之外，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逐渐清醒，继而反思：为什么“文革”中一方面高喊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大搞形而上学唯心论、“思想顶峰论”？为什么一边高喊为民、为公，另一边却大搞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封妻荫子？有的大学生当时就对“文革”采取了批判态度，因此而被批判、被整肃，甚至惨遭迫害。“文革”对于国家、民族、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生活在动乱之中，无安定可言，甚至被挑动相互斗争、相互仇杀。对于发动“文革”的执政者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它打乱了正常的国家秩序，使大批无辜党员、各级干部受到冲击，甚至摧残;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专制特权的弊端，暴露出腐败的真相。对于一度被宠为“小将”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不仅被迫中断了学业，而且在被作为打人的“棍子”利用之后，很快被认定为“犯错误”，把他们从学校、城市扫地出门，打入社会底层;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农村、军垦农场、边疆和厂矿后，也从社会底层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对工农大众的疾苦、思想和愿望有了真切的体会，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据我了解，“老五届”这批知识分子虽然大都沉寂于社会下层，但他们大都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我国改革开放时，他们正年富力强;他们大多在自己未必理想的岗位上尽己所能、努力工作，成为骨干。他们心甘情愿为国家、为百姓奉献;同时又有清醒的头脑。当他们看到“文革”中暴露的官僚特权在后来愈发肆无忌惮、愈演愈烈时，他们逐渐以冷峻的眼光来反思自身、反思时代、反思酿成“文革”之祸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根源。进入新世纪后，他們虽心忧天下却都逐步成为身处草泽的“赤子”了。我在这里称他们为“赤子”，有三重含义：其一，他们退休后成为不承担正式法定工作任务的一无所负的赤身之人;其二，依然对国家、民族、社会怀有真诚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其三，对故土、母校和祖国依然纯真眷恋。他们多为“海内赤子”，少数是“海外赤子”。
简而言之，“文革”前“老五届”大学生有过五段必须牢记的历史：即“文革”前所受的教育;“文革”中的被驱使 ;发配后受到的磨砺;工作后的经验体会;退休后的感悟。这五段历史，我概括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的“棍子”;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弃子”。当时他们被放逐基层，说的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上是“文革”三年之后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困境：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冲击，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根本无法招收新人员;各部门都在萎缩，各机关都在“闹革命”，各大学都停课不招生;国家收入减少，财政拮据，让上千万大中学生下乡，国家也是把他们作为大包袱抛弃了。当然，他们下基层几年也有收获，受到锻炼，改革开放后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才干和能力。一个人一生历经“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的五重奏，可谓蓝、黑、白、红、黄五彩人生，历史奇观。“老五届”大学生要正确对待这五段历史，认真分析、归纳、提炼、整合，既不怨天尤人，又要深刻思索，理性地从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样，对于自己和后人都是难得的有益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为此，我很愿意拜读他们撰写的回忆录，并为之作序。
二、本书的特色和价值
书写“老五届”大学生的真实而非凡的人生经历，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到“老五届”①的肩上;由北大“老五届”承担开山重任，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北大当时是文理兼具，文理兼善，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951-1953年院系调整后的清华，只剩理工科一条腿了，新中国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又只有文科。北大“老五届”学子，虽多数人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也曾亲炙大师，深受熏陶，养成了好学深思、不随波逐流的品格。这是受用一辈子的丰厚精神资源。此书即体现了这方面的优势。北大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这里深受“左”毒之害。北大“老五届”学生在校4-7年，所受“左”害的经历和告别未名湖后的深刻感受都能切实道出。
《告别未名湖》（二）的大部分文稿，我都看了，可以说文章都写得有血性，有真情，见性灵，见人格。他们所述说的经历和感受，我并不陌生，多有同感，因为我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者。这部书，可以说是一代“北大人”以心血与智慧书写的历史篇章，展现了一代“北大人”努力追求“身心自由，不为物役”的高尚人生境界。他们在逆境、挫折、艰辛甚至折磨与屈辱面前，那种不屈与坚守、乐观与顽强、求真与奋进，是超乎寻常的。这些文章也表达了他们对母校北大真挚的热爱和无限的感恩之情。这种自述体的文章，要比小说家们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感人。
《告别未名湖》（二）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和认知价值的好书，此时面世，适逢其时。这些年来，反映“知青”的书刊、影视剧那么多！反映“老五届”大学生的作品却极其短缺。我还没有见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老五届”学生编写这样的书。看了此书，我深感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经历，而是“老五届”大学生一代人共同的经历。这是一种奇特的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北大的“老五届”学生经历最曲折、最复杂，可以说更具代表性，这或许与当年北大格外受到高层领导人的“垂青”有关。我还记得：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抛出的大字报，当时的领导人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比喻为当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这样，就在北大、北京以至全国引起轰动。那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校内，时常骑自行车到北大看大字报，观察各种批斗会，了解观测“文革”的动向。回首当年，更感到《告别未名湖》（二）是北大“老五届”学生用血泪写成的深刻反思历史的书，令人感动、震撼的书。
从本书内容主要反映北大“老五届”学生告别北大后的艰苦奋斗的“必须牢记的历史”这个角度看，更是一部激励年青人奋进的书。正如李习彬在《逆境中的另类生活与奋斗》一文中所说：“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被扫地出门（不发毕业证）的大学生，许多人都经历了先是发配到农村、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再分配当农村中学教员，文革终结后再逐步回归到本来应该从事的高等教育或科研岗位。因此，关于毕业头七八年的回忆，最多的是苦楚、特殊环境中的奇特经历与趣闻。但是，在那种逆境中，‘北大人’还有另外的一面——另类的生活、不甘沉沦的奋斗抗争以及在平凡岗位上的闪光发亮，而这些更凸现了‘北大人’的特色。”
恕我在这里引述几篇读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的片断，读者从中可以领略这一批“北大人”处境的特色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品格。
王明美在《井冈山下北大连》中写道：“19个月的农场生活连同‘文革’岁月，耽搁了‘北大人’珍爱的学业，荒废了他们的宝贵青春，于国于己，都是一个劫难、一种悲哀”;“然而，在这已逝的青春里，确有抹不去的记忆，有着我们被动得来的、却也让我们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写作此文的起意：为有悔青春而作”。
徐印州在《未名之路》中写道：“回首自己的一生，虽无太大的成就，但是面对不能预测的未来，在‘未名’之路上总算没有懈怠，我总会不断地适应并努力去驾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我喝过未名湖畔博雅塔流出的水，受过北大人文传统的熏陶，我的努力和成果总算没有辱没北大学子的声誉。” 郑斯宁在《教坛耕耘琐记》中说：“40年多前，当我从东北师大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时候，曾经满怀壮志和理想。但是，入学没多久就遭遇文化大革命——北大正是那场浩劫的最早蒙难地。我曾经与我的同龄人一样，以少有的虔诚和热情，参加过这场后人已经永远无法体会的荒诞闹剧，也消耗了我20岁以后最宝贵的这段青春年华。我真正的起步是十余年后。当我1978年作为‘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进入吉林大学数学系、重返大学课堂的时候，已经32岁，不再年轻。我拼命读书，
①编者注：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查得：1966年全国大学生总数533766人;当时北大、清华各有学生万人左右;据1970年4月3日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中央的报告，1970年3月（即最后一次）分配的“老五届”学生是：北大3821人，清华3307人。从零起步做科研。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失去的青春抢回来。当时我还没有成家。我甚至不惜用‘理光头’之类的极端做法，激励斗志。我坚持下来了，坚持到了今天。”
罗贤佑在《岁月留痕》中写道：“……今天我又来到燕园，碧草依旧，物是人非。我的旧日同窗早已荡若云烟，有的分散在祖国的南北各地，有的远走高飞，到西欧、北非或大洋彼岸去了。年少时的梦想与轻狂、活力与张扬，许多东西都跟着我们的青春一起远去了，这些东西不仅是难忘的回忆，也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与象征。凝视着那间我们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已逝的岁月如云影般从心底飘拂而过。一刹那间，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竟一齐涌上脑际。是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每一件事、每一个物，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经过从青春年少到终老垂荒的春秋演绎，将生命的气息散发到缥缈的岁月之中，最终在苍茫的宇宙里凝结为永恒。”
“老五届”学子不仅有以上对母校北大的回忆、眷恋和反思，而且还有对离校后发配基层锻炼与工农群众交往的深切体会。
武思敏在《那么远 那么近》中讲到她上北大中文系本想将来毕业后从事新闻出版或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到北大中文系说：“中国人学什么中文？”这种荒诞的言论当时怎么能不把她的梦想打得粉碎？！后来她被分配到山西运城一家盐场当第一代女盐工。那里的老盐工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前从河南或安徽逃荒而来的农民，已经孤身一人在这里干了二三十年。产盐季节早上五点下盐池，夏天高温都在40摄氏度上下，老工人干活一般是赤膊上阵，只穿一条裤衩，干到下午两三点收工。这些老盐工“不搞什么派性，不搞武斗，嘴里从无时髦的政治说教”;“他们判断人的标准不以流行的‘阶级成分’划线，而是看你是否肯干”。这让我们蓦然感受到：中国底层还有这样一群人！了解了他们几近原生态的生活和为人处事，看到他们未曾污染的纯朴善良，懂得了他们作为人的内心需求，由此也拉近了我们和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距离。当时那些盐工实际上是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从事最艰苦的劳动，过着最艰苦的生活，现在他们的处境谅必得到很多改善，我心中一直还无限牵挂！
1963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吴喜之于1970年3月被分配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与云南和西藏交界）。他们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和步行，历经10天才到达得荣县城。这个县当时才有一万多人口，除了县城有少量汉族干部（包括教师和医生）外，全是藏族人。县城没有街道和门牌号，最高学府是一所城关小学。与外界没有公路相通，只靠毛驴驮运一些物品;报纸都是相隔十天半月才能驮来一大包，平时只能靠半导体收音机了解外界信息。吴喜之等人下放到这里劳动锻炼和做基层工作，要自己种菜、养鸡、挑水、做饭，等等。他在这里几年，深感“得荣县的藏族人淳朴、知足和虔诚”。藏族妇女特别艰苦卓绝。一个怀孕的妇女队长临产前还上山砍柴，在山上生了孩子，最后自己抱着孩子，背着她砍的一百多斤重的木柴回到家中。藏族同胞对吴喜之等下放大学生非常关心和关照，常常悄悄地帮他们擦洗鞋子和衣服，还煮鸡蛋和鸡肉请他们吃。他在文中这样说：“如果还能够投胎，我愿意投胎成为一个藏族人，生活在大自然的神圣与和谐之中。但愿这种和谐不被外部的贪腐和铜臭所侵蚀。”吴喜之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教授。他在文末还这样深情地写道：“我记得在即将离开得荣县境时，遇到一群民工，他们对我们说：‘叔叔，回来时在这里喝茶啊！’‘好的，一定！’我心酸地允諾着，不无犯罪感。我后来多少年做的最多的梦有两种：离开得荣县和回到得荣县。什么时候还会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来这里长期工作呢？”这是多么感人和富有启迪意义的心里话啊！
全书大多篇章都是北大“老五届”大学生下放边疆、农村、厂矿和农场的呕心沥血、艰险奋斗岁月的真实写照。从中他们也体察到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基层社会的真实状况，许多文章不啻是对我国当时社会史的真实写照。
北大“老五届”众多学子中我有幸从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结识了好几位。除了前面提到的我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生李景治和本书主编丁广举、孙兰芝伉俪之外，还有80年代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山东社科院工作的鲁仁同志。他在《山高水寒忆当年》中记述了他于1969年被分配到青海西宁，经受了部队操练、农场劳动、当助理泥瓦匠和炊事员的多种锻炼。同时还讲到两件性命攸关的悲惨事件：一件是年轻力壮、家有妻儿的战友曹万芝，在一次暴雨引发洪水之时勇于跳进黄河抢捞木材准备盖房用，竟被大水冲走身亡。噩耗传到他的山东老家，其老母哭死，其妻哭瞎了眼睛;另一件是北大地球物理系一位女生，因女厕所中出现“反革命”标语，她被误认为作案人，误判八年徒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获平反。她于1978年考上研究生，并到美国工作。鲁仁在文章中还讲到农场曾开展“划清站”活动，即要求下放学生与有问题的家庭划清思想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他竟被人诬告写过“反动诗词”、“炮打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好在查无实据，而且他出身“红五类”，才幸免横祸。鲁仁1978年考上北大国政系我的大师兄赵宝煦教授的研究生后才有了出头之日。 我还同北大国际政治系1968年毕业的张玉良同志有过交往。80年代他在国防大学执教时经常参加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年会。他思想解放，思考深入，每每发表独到见解。2011年11月6日，我到北大参加赵宝煦教授九十大寿庆典时又见到他，我们交谈甚欢。在本书中有他写的《愧对母亲 未愧对母校》。他1968年底离开北大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中朝边境的一个部队农场。农场完全按照劳改犯一样对待他们，冬天伐木，春天插秧，只吃粗粮、白菜、土豆。有的同学提出要改善伙食的意见，竟遭到连长的训斥：“你们还想造反哪！这里不是大学校园，不是北京、不是上海，这里是劳改农场，是解放军的地盘。”还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们都是刘少奇的人。”可见当时“左”的思想在部队也很严重。“左”的思想竟使一位从哈尔滨工大来的女生丧命。她在例假高峰期不愿向男连长请假，坚忍着下稻田浸水插秧，连续5天，大量出血不止。师部送她一张“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先进人物”奖状，她被送到8公里以外的公社卫生院抢救，还是不治而亡。她父母从苏州赶来捧着独生女儿的骨灰泣不成声，悲痛而归。师长最后对师政委说：“咱们作孽啊！”张玉良幸运的是他在1973年秋到北京参加军政大学举办的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研讨班时，他有独到心得体会的发言得到时任军政大学校长萧克将军的赏识。这样，他于1978年春被调到军事科学学院（现国防大学）当教员。他报到后与萧克院长初次见面的深刻交谈，对人很有启发，从中可以了解萧克将军的博学深思和远见卓识。我在这里不拟转述，务请读者翻书细读。张玉良的文章还谈到他后来因忙于教学工作未能在1983年母亲病重时回长春探望并为她送终，所以他深感愧对母亲。但他认为自己未愧对母校，他说：“并非自己取得了什么成绩或名望，而是说自己未失北大学子的人格操守和精神风骨，从未当过政治应声虫。”这才是真正的北大人应有的思想品质。
我于2011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民主宪政研讨会上，还有幸结识了胡德平同志（他是北大历史系1962级学生）。他是胡耀邦总书记的长子。那天他与我都坐在主席台正当中。我在发言中谈到1985年11月23日我应邀到中南海参加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党建座谈会，我在会上就修改党章问题提出两条建议：一条是要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现有党章把黨代会和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不妥的;另一条是党章中规定“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要改为“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也要服从党代会），地方组织和部门服从中央”。会议主持人提出我的发言已超过规定的20分钟。坐在我左边的胡德平同志当即表态：“这个问题很重要，让他好好讲完。”我还讲到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得知我的建议后当即表示：下一次党代会修改党章时要采纳这个建议，并且通过秘书给人民大学党委打电话说：“你们学校高放教授给修改党章提出了很重要的建议。”我发言结束后，胡德平即问我：“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书面材料？”我说：“有，我专门发表过《党章中若干传统规定探微》等几篇文章。”会后，我即给他送去两本书：一本是我的文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另一本是《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2014年2月18日参加《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新春联谊会时，我又遇胡德平同志，又与他并坐。我在会上发言提出《海峡两岸需要新的“九二共识”》。我的发言引起很多人关注，胡德平同志也很关注。
《告别未名湖》（二）收入了胡德平撰写的《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片断回忆》一文。文中记述了他在“文革”前后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交往的亲切生动往事，坦陈了他在“文革”初期曾在校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纵火队”，投身“文革”，看管过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但是极力反对武斗，反对侮辱人格的种种恶行。他在文中还谈到：他父亲在1979年对人权还持一种警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个口号”。可是到1985年，他父亲对“人权”有了新说法：“至于讲到人权问题，我们确实要保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遵守国家法律的公民由宪法所赋于的权利。”到2004年全国人大会议以2863张的赞成票通过了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条文写入宪法。“此时此刻，会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胡德平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亲历了这个非凡的场面。从以上所述可见，胡德平同志这篇回忆文章具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位“老五届”学子改革开放以来从事历史研究的感悟。赵世超在《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求索之路》中写了一节“重拾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其中谈到：我们至少应该看到，在“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高度集权统一下，会出现扼杀个性、扼杀学术自由的局面;相反，由于控制不严，由于不同政治势力都注重争夺人才，反而给学术自由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来看，我们肯定“统一”，但是不主张绝对的高度集权的“统一”，我们要在坚持统一的前提下，给地方、给个人、尤其是给思想和内在行为留下自由的空间;如果是不给地方、不给个人、不给思想和内在行为任何的自由空间，这种绝对化的高度集权的“统一”本身就埋藏着要将自己炸毁的火药桶，总有一天会使专制统一走向毁灭。“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简单的哲学道理。我们中国历史上存在周期性的循环，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有高度的集权，从而使事物走向了反面。该文还谈到关于“等级制”问题，认为：我们既要批判身份等级，又不能否定由管理和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层级结构。由此可见，当今弘扬北大自由、民主、科学、爱国和马克思主义认定的人的解放的优良传统，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清除官本位、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啊！
在本书中，我还看到了收录的图书馆学系李永长1965年12月27日发表在《北京大学校报》上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李永长的文章再次刊登在《北大人》2013年第4期上。这也引起我的深思：在“文革”前夜万马齐喑、文痞逞凶、一片肃杀的情势下，李永长不避生死，敢写此文，说明他有正气，有胆识，勇于为真理而献身;他能够写出这样有理有据、分析深刻的文章，说明他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功底。应该说：这也是“老五届”大学生的共同点——他们具备良好的素质。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文革”初期，多数大学生受到蒙蔽，也还有极少数清醒者。 总之，这是一部可以作为史料来读的书。其中美文佳作、宏文力作甚多，恕我不能更多评介。我以为：全书就像个聚宝盆，珠玑充盈，琳琅满目，令人赏心悦情，美不胜收，富有启迪，深受教益。
三、我亲历必须牢记的历史进程和刻骨铭心的大彻大悟 我从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后两个月起，就提前结束了在华北解放区华北大学的研究生学习;3月5日随华大队伍迁入北京后即开始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我于1948年到解放区投身革命时，本想到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绩;没有料到却被华北大学吸收为历史研究室研究生）。我是终生从事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的教研工作的。我所受“左”毒之害远比“老五届”大学生更深。1956年之前，我在课堂和文坛上发表过不少美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言论和文稿。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发了斯大林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之后，我才开始觉醒，发表过赞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言论和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时，我敢于独立思考，就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新见解。
1957年整风鸣放中，我对教研室主任阻碍学术争鸣的不民主作风提出意见，当即遭到打击报复，在教研室内部遭到严厉批判，险些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开除党籍。随后被贬斥到系资料室工作和下放劳动改造，直到1960年才恢复教研工作。经受1957年的大挫折后，不敢独立思考了，只好唯上是从。从1960年至1966年，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堂上对“老五届”大学生散布很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鼓吹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言论，还发表过几篇批判历史上修正主义的文稿。即便这样，万万没有想到：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我即被本系“老五届”学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分子揪出来反复批斗。校内两派内斗加剧之时，我成为逍遥派，开始认真重读马列著作，深思“文革”和“左”祸的根源，初步认识到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从苏联延续到中国的祸水轨迹。到1969年“老五届”大学生分配离校，我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后，从1970年至1972年又下放到人民大学设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3年。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我进而认清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祸害。1973年初，我们系合并到北大国际政治系之前，本来我已决定转到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我在清史所工作的北大老同学韦庆远合写《清末宪政史》;但是北大国政系已给我排定秋后给工农兵学员开讲国际共运史课程。出于无奈，只好服从组织分配。
1973-1978年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从教这五年，心情最复杂，内心时常矛盾重重：一方面出于无奈要反复琢磨如何巧妙应对在课堂上和编写的教材中不得不依然大讲国际共运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是对工农兵学员散布“左”毒，实在是罪过深重;另一方面，我毕竟40年代在福州英华中学和老北大先后受到过自由、民主、科学、爱国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启蒙教育，50—60年代又经受过“反右”和“文革”的磨难，我思想深处是有自己的考量和认知的。在这五年里，我并没有盲目跟着“梁效”写作班子的“左”调走，而是在课堂上尽可能巧妙地阐发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学生幡然大悟，原来我讲的有些问题是以古喻今。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第二天我就从《人民日报》知友处得知这个重大喜讯。8日我在北大校园内遇到我中学老同学岑钿华（北大东语系教师），当即悄悄告诉她这个令人惊喜的快讯。从此，我即在课堂上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1978年“五四”青年节时，北大举行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我第一次提交了个人署名的文章《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广受好评。这是我自1966年相隔12年之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印发的文稿。1978年7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复办，我也告别未名湖，重回人大执教。这时告别未名湖也就是告别极左路线、极权体制和个人崇拜，我也卸下了历史包袱，消除了愧疚心情，重新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教研任务。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这时我已过“知天命”之年（51岁）。我痛定思痛，痛定思改，以燃烧的激情和沸腾的思想迎来了第二个教研青春。1979年教育部责成我主持编写供全日制文科院校使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这一年人大举办“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全校科学讨论会，我提交了题为《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的论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个人迷信，從斯大林起大搞个人迷信，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深重危害，分析了个人崇拜（当时还使用“个人迷信”的译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根源，在思想理论界引起震动。全文发表于《世界历史》同年第4期，并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第10期。1980年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我进而发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的报告，指出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实际上是沙皇君主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种，根本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原则。这两篇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论文，在社会上大有影响，使我于1981年以副教授身份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破格评定为全国第一批、国际共运史专业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当时博导是由各重点大学从教授中遴选最优者报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定，人民大学由于1978年才复校，校内尚未评出教授，1983年我才由国家教委批转为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开设过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等多门新课，主编过多部教材和辞典，出版过10部专著，被全国34所党政军民院校聘请为兼职教授、讲座教授，到港、台、美国、澳大利亚等处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认为：社会主义在20世纪遇到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未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首先在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胜利，而在俄、中等东欧、东亚的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些国家少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富有封建专制主义遗产。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理应是着重铲除封建主义余毒，善于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可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却将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又拒不吸纳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更急于过渡到“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自己培植了高薪官僚特权集团，终于成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急路线、极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等“左”病之源，“左”祸之根，“左”毒之基。改革开放促使我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看来只有着力清除根深蒂固的“左”，又切实防止倒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右，全面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病，大力弘扬中华文明优秀遗产，充分汲取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自1997年70岁光荣离休以来，依然活跃在北大等多所高校讲坛和多家文坛上，不断呼吁推进改革开放。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领导认为1997年让我离休是不公正的，又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继续延聘我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又培养出5名，目前还继续指导3名在校生。唐朝李商隐的名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指引我为社会主义教研工作鞠躬尽瘁，奋斗到底。
我比北大“老五届”学子约年长20岁，当今属于“老一代”。如果说“老五届”学子是“五子”变幻的五彩人生，我则是“七子”变幻的七彩人生。我在“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之外，又多了“靶子”和“黑子”。1957年“反右”和“文革”初期我险些作为“靶子”被击毙，改革开放以来又被人视为“黑子”。我想：即便是太阳上的黑子，人们也是无法把它除掉的。实际上，我是极其微小的质子，虽然难以为太阳增辉，但是绝不会为太阳添黑。现在我和北大“老五届”学子一样，都已经成为“赤子”。我竭诚希望大家不仅满足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还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奉献社会，活出精彩人生。应该充分认识到：普通个人也能在历史上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所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滴水成川，就暗含这个哲理。无数个人的绵力，也会形成历史的巨大合力。愿与大家共勉之。谨此为序。
序末我愿赋七言律诗一首，为北大“老五届”学子平生记实写照。
青春惊喜耀金榜，矢志兴邦拜杏坛。
博雅塔边聆教诲，未名湖畔理疑团。
腥风血雨从天降，剑影刀光遍地寒。
五彩人生堪细绘，根除左祸万民安。
我一生与北京大学很有缘分，说起来是三段机缘：首先，我也曾经是北大的学生。我于1946年从家乡福州到上海，考入北大，在校一年多，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①，这是我成为共青团员的起点。1948年初，我投奔解放区。从195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其次，1973-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我转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执教，1978年秋人大复校后，我又回到人民大学。再次，1997年，我70岁时，人民大学令我离休。这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政治系）却给我发出“讲座教授”聘书，请我到北大给博士生讲课。2008年北大校庆110周年来临之际，北大校党委宣传部约我撰写纪念文章。我以《我与北大三段情缘》为题，追述了我对母校北大的感激之情，此文在《北京大学校报》连载3期（2009年9月25日、10月15日、10月25日）。
2013年9月3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来看我，送给我《告别未名湖》——他们参与编辑的北大“老五届”校友们的自述文集。我很高兴，很感兴趣，感到特别亲切。我看了书中多篇很感人的文章和钱理群教授写得很好的长序——《不可遗忘的历史》。2014年3月2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又来看我，告知他们正在牵头编辑《告别未名湖》第二集，并请我作序。自1983年起我为他人论著作序，迄今已写过三十多篇。现在，我已年过耄耋，精力不济，力不从心，难以承担，但我还是答应了。
孙兰芝同志称她是我的“编外学生”。这其中有一段故事。茫茫人海，奔流不息，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总有些特别的机缘。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革”结束了，1978年教育部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1979年孙兰芝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是这个专业的指导教师。当年这个专业共录取8人，有好几位是北大毕业的;其中李景治就是北大国政系1963级学生。他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留校执教，后来破格提升为教授和博导，2000年后还担任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任院长。我们1979年录取的研究生中，只有孙兰芝一个女生。这批研究生多是“老五届”，一般都已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考虑她有家庭和孩子，许多事情需要提前安排，我特地给她写了信，让她早做入学准备。原来她在辽宁一个县委党校工作，终因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加上她刚刚调到省教育学院工作，学院主要领导也不同意放行，她就放弃了这次读研究生的机会。她曾在《生命的远行》一书中以“未遂研究生”为题，写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表达了她的遗憾。她说：“没有做成高放老师的学生，实为终生遗憾。”她虽然没有念成研究生，但是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學，以期弥补。1983年暑假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在青岛举办讲习班，约我去讲课，孙兰芝参加学习，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勤于思考，学习期间敢于提出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的有关会议，她经常参加;1987年他们夫妇调到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就更多了，我写的书送给他们，他们写的书也送给我，互相交流，彼此受益。
2013年，我应中国工人出版社之邀主编《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我约他们夫妇参加，他们写了两个人物：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卢森堡;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现在，他们又诚意邀我为《告别未名湖》（二）作序。他们这么支持我负责主编的丛书，我们之间又有多年交往的情谊，我也就难以推辞了。2014年3月18日，他们组织参与《告别未名湖》（二）的一些北大校友在大兴天兆食府聚会，请我出席，我亲身感受到了大家对出版这部文集的热情和期待。我在会上也谈了我与北大的三段情缘和愿意尽量写好序言的情愫。我在会上还说明我将要写出的序言定名为《必须牢记的历史》，这将可以与钱理群教授写的《不可遗忘的历史》相呼应。我希望并深信这本《告别未名湖》第二集和我写的序言一定能散发出正能量，激励人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左”的错误。聚会后，几位同志送我回家，几天后我收到与会者王智钧同志（曾任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写的五首诗。这些诗抒发了他反思历史的感悟，也表达了对我的情意和期待。
我愿意为本书写序，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老五届”大学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值得一书。他们一般是从1949年至1953年上小学，随后上中学，1961年至1965年考上大学的优秀青年，接受了12年完整、系统的中小学教育。至于大学教育，在那个“运动”多发的年代，能在大学安静地读上三四年书就不易了。在他们之前的大学生，又有谁在课堂上完整地完成了学业呢？这代 “老五届”大学生是新中国、执政党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他们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和一部分干部子弟（那时家庭出身阶级成分高的是不能上大学的），几乎是国家全部提供经费培养了他们。他们对国家怀有感恩之心、报效之情。但同时，后来愈演愈烈的“左”的流毒也不能不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他们激情似火，勇于为国为民献身;由于引导不当，“文革”之初，他们和中小学生一起被当成“点火”工具，使“文革”凶焰迅速烧向全国。应该说，这代大学生大多数本来已经从书本等渠道接触到关于民主、科学的价值和其他多方面的人类文明的知识，他们已经或正在学会用审视的眼光看世界。事实上，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除极少数人之外，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逐渐清醒，继而反思：为什么“文革”中一方面高喊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大搞形而上学唯心论、“思想顶峰论”？为什么一边高喊为民、为公，另一边却大搞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封妻荫子？有的大学生当时就对“文革”采取了批判态度，因此而被批判、被整肃，甚至惨遭迫害。“文革”对于国家、民族、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生活在动乱之中，无安定可言，甚至被挑动相互斗争、相互仇杀。对于发动“文革”的执政者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它打乱了正常的国家秩序，使大批无辜党员、各级干部受到冲击，甚至摧残;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专制特权的弊端，暴露出腐败的真相。对于一度被宠为“小将”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不仅被迫中断了学业，而且在被作为打人的“棍子”利用之后，很快被认定为“犯错误”，把他们从学校、城市扫地出门，打入社会底层;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农村、军垦农场、边疆和厂矿后，也从社会底层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对工农大众的疾苦、思想和愿望有了真切的体会，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据我了解，“老五届”这批知识分子虽然大都沉寂于社会下层，但他们大都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我国改革开放时，他们正年富力强;他们大多在自己未必理想的岗位上尽己所能、努力工作，成为骨干。他们心甘情愿为国家、为百姓奉献;同时又有清醒的头脑。当他们看到“文革”中暴露的官僚特权在后来愈发肆无忌惮、愈演愈烈时，他们逐渐以冷峻的眼光来反思自身、反思时代、反思酿成“文革”之祸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根源。进入新世纪后，他們虽心忧天下却都逐步成为身处草泽的“赤子”了。我在这里称他们为“赤子”，有三重含义：其一，他们退休后成为不承担正式法定工作任务的一无所负的赤身之人;其二，依然对国家、民族、社会怀有真诚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其三，对故土、母校和祖国依然纯真眷恋。他们多为“海内赤子”，少数是“海外赤子”。
简而言之，“文革”前“老五届”大学生有过五段必须牢记的历史：即“文革”前所受的教育;“文革”中的被驱使 ;发配后受到的磨砺;工作后的经验体会;退休后的感悟。这五段历史，我概括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的“棍子”;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弃子”。当时他们被放逐基层，说的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上是“文革”三年之后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困境：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冲击，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根本无法招收新人员;各部门都在萎缩，各机关都在“闹革命”，各大学都停课不招生;国家收入减少，财政拮据，让上千万大中学生下乡，国家也是把他们作为大包袱抛弃了。当然，他们下基层几年也有收获，受到锻炼，改革开放后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才干和能力。一个人一生历经“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的五重奏，可谓蓝、黑、白、红、黄五彩人生，历史奇观。“老五届”大学生要正确对待这五段历史，认真分析、归纳、提炼、整合，既不怨天尤人，又要深刻思索，理性地从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样，对于自己和后人都是难得的有益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为此，我很愿意拜读他们撰写的回忆录，并为之作序。
二、本书的特色和价值
书写“老五届”大学生的真实而非凡的人生经历，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到“老五届”①的肩上;由北大“老五届”承担开山重任，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北大当时是文理兼具，文理兼善，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951-1953年院系调整后的清华，只剩理工科一条腿了，新中国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又只有文科。北大“老五届”学子，虽多数人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也曾亲炙大师，深受熏陶，养成了好学深思、不随波逐流的品格。这是受用一辈子的丰厚精神资源。此书即体现了这方面的优势。北大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这里深受“左”毒之害。北大“老五届”学生在校4-7年，所受“左”害的经历和告别未名湖后的深刻感受都能切实道出。
《告别未名湖》（二）的大部分文稿，我都看了，可以说文章都写得有血性，有真情，见性灵，见人格。他们所述说的经历和感受，我并不陌生，多有同感，因为我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者。这部书，可以说是一代“北大人”以心血与智慧书写的历史篇章，展现了一代“北大人”努力追求“身心自由，不为物役”的高尚人生境界。他们在逆境、挫折、艰辛甚至折磨与屈辱面前，那种不屈与坚守、乐观与顽强、求真与奋进，是超乎寻常的。这些文章也表达了他们对母校北大真挚的热爱和无限的感恩之情。这种自述体的文章，要比小说家们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感人。
《告别未名湖》（二）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和认知价值的好书，此时面世，适逢其时。这些年来，反映“知青”的书刊、影视剧那么多！反映“老五届”大学生的作品却极其短缺。我还没有见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老五届”学生编写这样的书。看了此书，我深感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经历，而是“老五届”大学生一代人共同的经历。这是一种奇特的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北大的“老五届”学生经历最曲折、最复杂，可以说更具代表性，这或许与当年北大格外受到高层领导人的“垂青”有关。我还记得：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抛出的大字报，当时的领导人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比喻为当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这样，就在北大、北京以至全国引起轰动。那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校内，时常骑自行车到北大看大字报，观察各种批斗会，了解观测“文革”的动向。回首当年，更感到《告别未名湖》（二）是北大“老五届”学生用血泪写成的深刻反思历史的书，令人感动、震撼的书。
从本书内容主要反映北大“老五届”学生告别北大后的艰苦奋斗的“必须牢记的历史”这个角度看，更是一部激励年青人奋进的书。正如李习彬在《逆境中的另类生活与奋斗》一文中所说：“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被扫地出门（不发毕业证）的大学生，许多人都经历了先是发配到农村、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再分配当农村中学教员，文革终结后再逐步回归到本来应该从事的高等教育或科研岗位。因此，关于毕业头七八年的回忆，最多的是苦楚、特殊环境中的奇特经历与趣闻。但是，在那种逆境中，‘北大人’还有另外的一面——另类的生活、不甘沉沦的奋斗抗争以及在平凡岗位上的闪光发亮，而这些更凸现了‘北大人’的特色。”
恕我在这里引述几篇读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的片断，读者从中可以领略这一批“北大人”处境的特色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品格。
王明美在《井冈山下北大连》中写道：“19个月的农场生活连同‘文革’岁月，耽搁了‘北大人’珍爱的学业，荒废了他们的宝贵青春，于国于己，都是一个劫难、一种悲哀”;“然而，在这已逝的青春里，确有抹不去的记忆，有着我们被动得来的、却也让我们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写作此文的起意：为有悔青春而作”。
徐印州在《未名之路》中写道：“回首自己的一生，虽无太大的成就，但是面对不能预测的未来，在‘未名’之路上总算没有懈怠，我总会不断地适应并努力去驾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我喝过未名湖畔博雅塔流出的水，受过北大人文传统的熏陶，我的努力和成果总算没有辱没北大学子的声誉。” 郑斯宁在《教坛耕耘琐记》中说：“40年多前，当我从东北师大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时候，曾经满怀壮志和理想。但是，入学没多久就遭遇文化大革命——北大正是那场浩劫的最早蒙难地。我曾经与我的同龄人一样，以少有的虔诚和热情，参加过这场后人已经永远无法体会的荒诞闹剧，也消耗了我20岁以后最宝贵的这段青春年华。我真正的起步是十余年后。当我1978年作为‘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进入吉林大学数学系、重返大学课堂的时候，已经32岁，不再年轻。我拼命读书，
①编者注：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查得：1966年全国大学生总数533766人;当时北大、清华各有学生万人左右;据1970年4月3日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中央的报告，1970年3月（即最后一次）分配的“老五届”学生是：北大3821人，清华3307人。从零起步做科研。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失去的青春抢回来。当时我还没有成家。我甚至不惜用‘理光头’之类的极端做法，激励斗志。我坚持下来了，坚持到了今天。”
罗贤佑在《岁月留痕》中写道：“……今天我又来到燕园，碧草依旧，物是人非。我的旧日同窗早已荡若云烟，有的分散在祖国的南北各地，有的远走高飞，到西欧、北非或大洋彼岸去了。年少时的梦想与轻狂、活力与张扬，许多东西都跟着我们的青春一起远去了，这些东西不仅是难忘的回忆，也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与象征。凝视着那间我们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已逝的岁月如云影般从心底飘拂而过。一刹那间，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竟一齐涌上脑际。是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每一件事、每一个物，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经过从青春年少到终老垂荒的春秋演绎，将生命的气息散发到缥缈的岁月之中，最终在苍茫的宇宙里凝结为永恒。”
“老五届”学子不仅有以上对母校北大的回忆、眷恋和反思，而且还有对离校后发配基层锻炼与工农群众交往的深切体会。
武思敏在《那么远 那么近》中讲到她上北大中文系本想将来毕业后从事新闻出版或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到北大中文系说：“中国人学什么中文？”这种荒诞的言论当时怎么能不把她的梦想打得粉碎？！后来她被分配到山西运城一家盐场当第一代女盐工。那里的老盐工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前从河南或安徽逃荒而来的农民，已经孤身一人在这里干了二三十年。产盐季节早上五点下盐池，夏天高温都在40摄氏度上下，老工人干活一般是赤膊上阵，只穿一条裤衩，干到下午两三点收工。这些老盐工“不搞什么派性，不搞武斗，嘴里从无时髦的政治说教”;“他们判断人的标准不以流行的‘阶级成分’划线，而是看你是否肯干”。这让我们蓦然感受到：中国底层还有这样一群人！了解了他们几近原生态的生活和为人处事，看到他们未曾污染的纯朴善良，懂得了他们作为人的内心需求，由此也拉近了我们和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距离。当时那些盐工实际上是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从事最艰苦的劳动，过着最艰苦的生活，现在他们的处境谅必得到很多改善，我心中一直还无限牵挂！
1963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吴喜之于1970年3月被分配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与云南和西藏交界）。他们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和步行，历经10天才到达得荣县城。这个县当时才有一万多人口，除了县城有少量汉族干部（包括教师和医生）外，全是藏族人。县城没有街道和门牌号，最高学府是一所城关小学。与外界没有公路相通，只靠毛驴驮运一些物品;报纸都是相隔十天半月才能驮来一大包，平时只能靠半导体收音机了解外界信息。吴喜之等人下放到这里劳动锻炼和做基层工作，要自己种菜、养鸡、挑水、做饭，等等。他在这里几年，深感“得荣县的藏族人淳朴、知足和虔诚”。藏族妇女特别艰苦卓绝。一个怀孕的妇女队长临产前还上山砍柴，在山上生了孩子，最后自己抱着孩子，背着她砍的一百多斤重的木柴回到家中。藏族同胞对吴喜之等下放大学生非常关心和关照，常常悄悄地帮他们擦洗鞋子和衣服，还煮鸡蛋和鸡肉请他们吃。他在文中这样说：“如果还能够投胎，我愿意投胎成为一个藏族人，生活在大自然的神圣与和谐之中。但愿这种和谐不被外部的贪腐和铜臭所侵蚀。”吴喜之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教授。他在文末还这样深情地写道：“我记得在即将离开得荣县境时，遇到一群民工，他们对我们说：‘叔叔，回来时在这里喝茶啊！’‘好的，一定！’我心酸地允諾着，不无犯罪感。我后来多少年做的最多的梦有两种：离开得荣县和回到得荣县。什么时候还会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来这里长期工作呢？”这是多么感人和富有启迪意义的心里话啊！
全书大多篇章都是北大“老五届”大学生下放边疆、农村、厂矿和农场的呕心沥血、艰险奋斗岁月的真实写照。从中他们也体察到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基层社会的真实状况，许多文章不啻是对我国当时社会史的真实写照。
北大“老五届”众多学子中我有幸从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结识了好几位。除了前面提到的我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生李景治和本书主编丁广举、孙兰芝伉俪之外，还有80年代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山东社科院工作的鲁仁同志。他在《山高水寒忆当年》中记述了他于1969年被分配到青海西宁，经受了部队操练、农场劳动、当助理泥瓦匠和炊事员的多种锻炼。同时还讲到两件性命攸关的悲惨事件：一件是年轻力壮、家有妻儿的战友曹万芝，在一次暴雨引发洪水之时勇于跳进黄河抢捞木材准备盖房用，竟被大水冲走身亡。噩耗传到他的山东老家，其老母哭死，其妻哭瞎了眼睛;另一件是北大地球物理系一位女生，因女厕所中出现“反革命”标语，她被误认为作案人，误判八年徒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获平反。她于1978年考上研究生，并到美国工作。鲁仁在文章中还讲到农场曾开展“划清站”活动，即要求下放学生与有问题的家庭划清思想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他竟被人诬告写过“反动诗词”、“炮打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好在查无实据，而且他出身“红五类”，才幸免横祸。鲁仁1978年考上北大国政系我的大师兄赵宝煦教授的研究生后才有了出头之日。 我还同北大国际政治系1968年毕业的张玉良同志有过交往。80年代他在国防大学执教时经常参加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年会。他思想解放，思考深入，每每发表独到见解。2011年11月6日，我到北大参加赵宝煦教授九十大寿庆典时又见到他，我们交谈甚欢。在本书中有他写的《愧对母亲 未愧对母校》。他1968年底离开北大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中朝边境的一个部队农场。农场完全按照劳改犯一样对待他们，冬天伐木，春天插秧，只吃粗粮、白菜、土豆。有的同学提出要改善伙食的意见，竟遭到连长的训斥：“你们还想造反哪！这里不是大学校园，不是北京、不是上海，这里是劳改农场，是解放军的地盘。”还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们都是刘少奇的人。”可见当时“左”的思想在部队也很严重。“左”的思想竟使一位从哈尔滨工大来的女生丧命。她在例假高峰期不愿向男连长请假，坚忍着下稻田浸水插秧，连续5天，大量出血不止。师部送她一张“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先进人物”奖状，她被送到8公里以外的公社卫生院抢救，还是不治而亡。她父母从苏州赶来捧着独生女儿的骨灰泣不成声，悲痛而归。师长最后对师政委说：“咱们作孽啊！”张玉良幸运的是他在1973年秋到北京参加军政大学举办的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研讨班时，他有独到心得体会的发言得到时任军政大学校长萧克将军的赏识。这样，他于1978年春被调到军事科学学院（现国防大学）当教员。他报到后与萧克院长初次见面的深刻交谈，对人很有启发，从中可以了解萧克将军的博学深思和远见卓识。我在这里不拟转述，务请读者翻书细读。张玉良的文章还谈到他后来因忙于教学工作未能在1983年母亲病重时回长春探望并为她送终，所以他深感愧对母亲。但他认为自己未愧对母校，他说：“并非自己取得了什么成绩或名望，而是说自己未失北大学子的人格操守和精神风骨，从未当过政治应声虫。”这才是真正的北大人应有的思想品质。
我于2011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民主宪政研讨会上，还有幸结识了胡德平同志（他是北大历史系1962级学生）。他是胡耀邦总书记的长子。那天他与我都坐在主席台正当中。我在发言中谈到1985年11月23日我应邀到中南海参加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党建座谈会，我在会上就修改党章问题提出两条建议：一条是要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现有党章把黨代会和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不妥的;另一条是党章中规定“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要改为“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也要服从党代会），地方组织和部门服从中央”。会议主持人提出我的发言已超过规定的20分钟。坐在我左边的胡德平同志当即表态：“这个问题很重要，让他好好讲完。”我还讲到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得知我的建议后当即表示：下一次党代会修改党章时要采纳这个建议，并且通过秘书给人民大学党委打电话说：“你们学校高放教授给修改党章提出了很重要的建议。”我发言结束后，胡德平即问我：“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书面材料？”我说：“有，我专门发表过《党章中若干传统规定探微》等几篇文章。”会后，我即给他送去两本书：一本是我的文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另一本是《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2014年2月18日参加《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新春联谊会时，我又遇胡德平同志，又与他并坐。我在会上发言提出《海峡两岸需要新的“九二共识”》。我的发言引起很多人关注，胡德平同志也很关注。
《告别未名湖》（二）收入了胡德平撰写的《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片断回忆》一文。文中记述了他在“文革”前后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交往的亲切生动往事，坦陈了他在“文革”初期曾在校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纵火队”，投身“文革”，看管过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但是极力反对武斗，反对侮辱人格的种种恶行。他在文中还谈到：他父亲在1979年对人权还持一种警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个口号”。可是到1985年，他父亲对“人权”有了新说法：“至于讲到人权问题，我们确实要保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遵守国家法律的公民由宪法所赋于的权利。”到2004年全国人大会议以2863张的赞成票通过了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条文写入宪法。“此时此刻，会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胡德平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亲历了这个非凡的场面。从以上所述可见，胡德平同志这篇回忆文章具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位“老五届”学子改革开放以来从事历史研究的感悟。赵世超在《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求索之路》中写了一节“重拾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其中谈到：我们至少应该看到，在“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高度集权统一下，会出现扼杀个性、扼杀学术自由的局面;相反，由于控制不严，由于不同政治势力都注重争夺人才，反而给学术自由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来看，我们肯定“统一”，但是不主张绝对的高度集权的“统一”，我们要在坚持统一的前提下，给地方、给个人、尤其是给思想和内在行为留下自由的空间;如果是不给地方、不给个人、不给思想和内在行为任何的自由空间，这种绝对化的高度集权的“统一”本身就埋藏着要将自己炸毁的火药桶，总有一天会使专制统一走向毁灭。“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简单的哲学道理。我们中国历史上存在周期性的循环，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有高度的集权，从而使事物走向了反面。该文还谈到关于“等级制”问题，认为：我们既要批判身份等级，又不能否定由管理和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层级结构。由此可见，当今弘扬北大自由、民主、科学、爱国和马克思主义认定的人的解放的优良传统，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清除官本位、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啊！
在本书中，我还看到了收录的图书馆学系李永长1965年12月27日发表在《北京大学校报》上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李永长的文章再次刊登在《北大人》2013年第4期上。这也引起我的深思：在“文革”前夜万马齐喑、文痞逞凶、一片肃杀的情势下，李永长不避生死，敢写此文，说明他有正气，有胆识，勇于为真理而献身;他能够写出这样有理有据、分析深刻的文章，说明他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功底。应该说：这也是“老五届”大学生的共同点——他们具备良好的素质。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文革”初期，多数大学生受到蒙蔽，也还有极少数清醒者。 总之，这是一部可以作为史料来读的书。其中美文佳作、宏文力作甚多，恕我不能更多评介。我以为：全书就像个聚宝盆，珠玑充盈，琳琅满目，令人赏心悦情，美不胜收，富有启迪，深受教益。
三、我亲历必须牢记的历史进程和刻骨铭心的大彻大悟 我从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后两个月起，就提前结束了在华北解放区华北大学的研究生学习;3月5日随华大队伍迁入北京后即开始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我于1948年到解放区投身革命时，本想到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绩;没有料到却被华北大学吸收为历史研究室研究生）。我是终生从事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的教研工作的。我所受“左”毒之害远比“老五届”大学生更深。1956年之前，我在课堂和文坛上发表过不少美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言论和文稿。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发了斯大林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之后，我才开始觉醒，发表过赞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言论和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时，我敢于独立思考，就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新见解。
1957年整风鸣放中，我对教研室主任阻碍学术争鸣的不民主作风提出意见，当即遭到打击报复，在教研室内部遭到严厉批判，险些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开除党籍。随后被贬斥到系资料室工作和下放劳动改造，直到1960年才恢复教研工作。经受1957年的大挫折后，不敢独立思考了，只好唯上是从。从1960年至1966年，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堂上对“老五届”大学生散布很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鼓吹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言论，还发表过几篇批判历史上修正主义的文稿。即便这样，万万没有想到：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我即被本系“老五届”学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分子揪出来反复批斗。校内两派内斗加剧之时，我成为逍遥派，开始认真重读马列著作，深思“文革”和“左”祸的根源，初步认识到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从苏联延续到中国的祸水轨迹。到1969年“老五届”大学生分配离校，我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后，从1970年至1972年又下放到人民大学设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3年。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我进而认清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祸害。1973年初，我们系合并到北大国际政治系之前，本来我已决定转到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我在清史所工作的北大老同学韦庆远合写《清末宪政史》;但是北大国政系已给我排定秋后给工农兵学员开讲国际共运史课程。出于无奈，只好服从组织分配。
1973-1978年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从教这五年，心情最复杂，内心时常矛盾重重：一方面出于无奈要反复琢磨如何巧妙应对在课堂上和编写的教材中不得不依然大讲国际共运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是对工农兵学员散布“左”毒，实在是罪过深重;另一方面，我毕竟40年代在福州英华中学和老北大先后受到过自由、民主、科学、爱国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启蒙教育，50—60年代又经受过“反右”和“文革”的磨难，我思想深处是有自己的考量和认知的。在这五年里，我并没有盲目跟着“梁效”写作班子的“左”调走，而是在课堂上尽可能巧妙地阐发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学生幡然大悟，原来我讲的有些问题是以古喻今。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第二天我就从《人民日报》知友处得知这个重大喜讯。8日我在北大校园内遇到我中学老同学岑钿华（北大东语系教师），当即悄悄告诉她这个令人惊喜的快讯。从此，我即在课堂上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1978年“五四”青年节时，北大举行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我第一次提交了个人署名的文章《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广受好评。这是我自1966年相隔12年之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印发的文稿。1978年7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复办，我也告别未名湖，重回人大执教。这时告别未名湖也就是告别极左路线、极权体制和个人崇拜，我也卸下了历史包袱，消除了愧疚心情，重新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教研任务。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这时我已过“知天命”之年（51岁）。我痛定思痛，痛定思改，以燃烧的激情和沸腾的思想迎来了第二个教研青春。1979年教育部责成我主持编写供全日制文科院校使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这一年人大举办“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全校科学讨论会，我提交了题为《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的论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个人迷信，從斯大林起大搞个人迷信，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深重危害，分析了个人崇拜（当时还使用“个人迷信”的译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根源，在思想理论界引起震动。全文发表于《世界历史》同年第4期，并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第10期。1980年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我进而发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的报告，指出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实际上是沙皇君主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种，根本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原则。这两篇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论文，在社会上大有影响，使我于1981年以副教授身份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破格评定为全国第一批、国际共运史专业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当时博导是由各重点大学从教授中遴选最优者报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定，人民大学由于1978年才复校，校内尚未评出教授，1983年我才由国家教委批转为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开设过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等多门新课，主编过多部教材和辞典，出版过10部专著，被全国34所党政军民院校聘请为兼职教授、讲座教授，到港、台、美国、澳大利亚等处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认为：社会主义在20世纪遇到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未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首先在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胜利，而在俄、中等东欧、东亚的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些国家少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富有封建专制主义遗产。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理应是着重铲除封建主义余毒，善于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可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却将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又拒不吸纳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更急于过渡到“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自己培植了高薪官僚特权集团，终于成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急路线、极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等“左”病之源，“左”祸之根，“左”毒之基。改革开放促使我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看来只有着力清除根深蒂固的“左”，又切实防止倒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右，全面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病，大力弘扬中华文明优秀遗产，充分汲取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自1997年70岁光荣离休以来，依然活跃在北大等多所高校讲坛和多家文坛上，不断呼吁推进改革开放。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领导认为1997年让我离休是不公正的，又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继续延聘我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又培养出5名，目前还继续指导3名在校生。唐朝李商隐的名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指引我为社会主义教研工作鞠躬尽瘁，奋斗到底。
我比北大“老五届”学子约年长20岁，当今属于“老一代”。如果说“老五届”学子是“五子”变幻的五彩人生，我则是“七子”变幻的七彩人生。我在“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之外，又多了“靶子”和“黑子”。1957年“反右”和“文革”初期我险些作为“靶子”被击毙，改革开放以来又被人视为“黑子”。我想：即便是太阳上的黑子，人们也是无法把它除掉的。实际上，我是极其微小的质子，虽然难以为太阳增辉，但是绝不会为太阳添黑。现在我和北大“老五届”学子一样，都已经成为“赤子”。我竭诚希望大家不仅满足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还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奉献社会，活出精彩人生。应该充分认识到：普通个人也能在历史上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所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滴水成川，就暗含这个哲理。无数个人的绵力，也会形成历史的巨大合力。愿与大家共勉之。谨此为序。
序末我愿赋七言律诗一首，为北大“老五届”学子平生记实写照。
青春惊喜耀金榜，矢志兴邦拜杏坛。
博雅塔边聆教诲，未名湖畔理疑团。
腥风血雨从天降，剑影刀光遍地寒。
五彩人生堪细绘，根除左祸万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