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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1日，昆明开始出现污染物超标并一直延续到3月22日，并创造了AQI指数最高190的记录。一直以空气清澈为傲的昆明，出现了满城笼罩迷雾的状况。对昆明这颗高原明珠来说，雾霾本似一件遥远的事情。然而，近年来大范围的污染物超标，是否预示着昆明也在跑步加入到中国雾霾城市的行列？2016年，昆明的空气污染还会再度袭来么？对此，我们从我国污染产生的特点出发，探讨金融在我省推动治污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
一、我国空气污染特点及化石能源利用状况
近日，环保部对我国空气污染统一了预警分级标准，其中等级较高的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分别比现行预案门槛大幅提高，其目的在于减少高等级预警频繁触发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这一调整反映了当前我国空气污染形势异常严峻，污染治理与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使用存在着尖锐矛盾。治理空气污染发展绿色经济亟须包括金融工具在内的合力创新助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气候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我国是气候变化影响的易受国。中国在年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海平面上升水平等方面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都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按照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保守估计，到21世纪末，我国年平均气温将比1980～1999年增长4.6℃，比全球的平均增温幅度要大。预计未来30年，我国沿海全海域海平面将比现在上升80～130毫米。
其次，我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严重。特别是煤炭、石油等一次性能源，仅原煤消耗量就占到一次性能源消耗量的70%以上。而且，由于我国的能源技术比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能源使用效率低下，以调整能源结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潜力有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
最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贫困人口多。发展经济在今后较长时期仍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2015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万亿元，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值仅为5.2万元，另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任务非常艰巨。按传统的增长模式，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强调在此阶段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如何让“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协调发展，更需要金融助力攻坚。
二、空气污染治理面临诸多困难
（一）空气治污与耗能偏好上升之间矛盾突出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雾霾肆虐，多个城市数次发布了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与此同时，从2015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在原来持续低迷的态势下进一步下行，到2016年，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25美元附近。伴随对一些国家原油出口的解禁，叠加各大产油国为抢占市场而争相压价，导致油价下跌势头持续。高盛甚至预测国际原价将低至20美元一桶。另一方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可再生能源大量进入市场，导致国际原油需求大幅削减，原油市场的持续低迷仍将继续。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及供应不足，油价下跌和成本下降，导致国内油品消费偏好提升，加剧了与国家空气治污国策的冲突。
（二）现行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与市场的矛盾尖锐
从2015年底开始，随国际油价急速下跌，国家发改委对外多次流产成品油10个工作日调价周期的价格调整规则，2016年1月13日变更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将油价上下限定为130美元到40美元一桶之间。这一新政出台时，国际油价已经处在30美元左右的低位运行，因此新政一公布便引起强烈反响，认为新政有使用政府权利向石油企业进行利益输送的嫌疑。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指出，政府主导成品油定价未必做得更好。在成品油定价机制上的争论反映出污染治理与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污染排放量大但减排效果有限
自我国加入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并承担相应责任以来，由于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随着GDP的高速增长迅速增加，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据统计，截至2013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突破100亿吨，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人均排放量亦首次超过欧盟达7.2吨（欧盟为6.8吨）。折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美国的4倍多。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国也强调了节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使用大幅增长。但就我国居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的庞大基数来看，当前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仍相当低下。
三、当前空气污染治理及金融工具运用现状
按照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我国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承诺来看，要求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必须落实供给侧改革，加大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过剩产能的清理退出。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揭示出，对传统产业的过度保护不利于将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的企业淘汰出局，不利于催生新的创新型企业和创造更先进更富裕的社会。我们注意到，导致我国重度污染的原因，主要还是那些“两高一剩”行业。“两高一剩”行业的转型或退出，能激发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只有尽快让落后产能、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才能提供新产业新业态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
金融部门已经发挥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第一，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家碳排放权交易所和多家与气候相关的期货交易所，并努力加快开发适合我国市场的有效碳金融工具；第二，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共同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将企业环保守法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不得对未通过环评审批的新建项目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第三，中国银监会下发的《绿色信贷指引》加大了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支持以防范环境风险。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14年末，银行业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7.59万亿元，其中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较上年增长15.67%达到6.01万亿元。我国还由财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CDMF），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科技部、环保部、农业部和气象局组成理事会。这些气候工作为我国未来气候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发挥金融的货币配置作用推进我省市场化治污步伐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2030年达到减排峰值的减排要求，中国在2030年达到峰值的减排目标，并在2050年在技术上取得最大减排潜力。实现该目标将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是：2010至2050年期间需要新增高达约14.2万亿美元的增量投资（相当于平均每年新增3550亿美元）。随减排量的提高，相应的增量投资将会大幅提高，到2030年后，每年需要的增量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对减排有重大意义的如碳捕获封存（CCS）技术、高效蓄能技术、第四代核能等将在2030年后实现大规模应用。
面对庞大的资金需求，虽然发达国家承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资助，但对于有如此巨大资金需求的中国而言，无疑必须更多依赖本国。就云南省内情况看，历史原因形成了资源依赖型和重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产业结构，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异常尖锐。虽然省政府多方推进刺激经济低碳增长的政策及激励措施，但巨大的资金缺口制约着治污目标达成。只有发挥金融及其工具在低碳领域的配置作用，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发挥金融实现治污资金聚集功能
金融能将资金盈余部门与资金短缺部门通过使用一定的金融工具，将社会资金汇集并运用到气候领域。可以通过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方式实现聚集。间接融资的方式如存款类金融机构、保险类金融机构、基金类金融机构等将盈余部门资金聚集并投资于治污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并不产生直接联系，而是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交易。我省目前的气候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进行的，将来还需要继续加强各家银行的绿色信贷为环保企业项目推进提供的资金支持。
直接融资是在金融市场上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提供者直接联系，并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契约及金融工具实现货币转移。它比通过间接融资方式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通过股票、债券市场将短期流动性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资金，证券的转让或出售又能将长期资金立即转变为现金。另外，新兴的碳金融市场也为促进节能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能源融资提供了机制和工具，正在探索的绿色证券、绿色保险也将通过金融市场为环保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平台与渠道。
（二）强化金融对治污资金的配置作用
由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自身的专业特点，能实现货币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在污染治理领域，这一特点实现了资金在不同地区、产业、部门之间通过合理流动实现绿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并实现资金利用的效益最大化。
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机制可运用商业性的市场机制与政策性的干预机制。商业性的市场机制将资源导向于较高收益、较安全且流动性较好的企业并给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达到货币的有效与合理使用。而政策干预机制则是在市场失灵时，面对私人部门不愿介入的必须投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代表政府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以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正外部效益最大化角度进行投资，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运用金融管理气候变化风险
因治污减排所催生的环保和绿色产业是高新技术较为集中的新兴产业，需要金融通过自身的运作机制实现对风险的集中和再分配，最终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达到市场整体风险的最优配置。一是商业银行在加速实现总体商业目标的同时，要积极从经营理念、管理体系、银行业务、银行产品、报告制度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成为经济转型的“助推器”；二是发挥保险公司在管理气候变化风险领域的作用。如拓展巨灾保险产品为直接应对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风险提供工具；推广传统保险产品以发挥在分散、转移气候变化风险中的作用；最后，通过金融多样化的衍生品市场以管理气候风险。运用对各类天气风险的分割、重组、交易的新型金融衍生品，将金融衍生品的功能从转移和管理传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扩展到转移和管理天气风险。
（四）通过金融发现减排和低碳投资的价格
将污染治理扩展为具有社会广泛性的活动，需要气候金融市场提供相关产品定价机制，并对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推进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当前，传统金融市场已经开发出大量气候金融产品，如天气衍生品、气候债券、气候指数。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撮合的公开竞价机制使价格的形成更加迅速，使市场价格实现统一。碳金融衍生品市场通过买卖双方的供求变化达成均衡的市场价格，全面、准确、及时反映所有关于碳信用交易的信息，使资金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合理流动，实现资金优化配置。
（五）实现金融促进经济低碳增长和增加就业
促进经济低碳增长是金融功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综合体现。首先，金融提供的资金支持是完成各项目标的基本保障。市场化的资金来源将逐步成为支持低碳经济的主要力量；第二，金融为有效分散、转移、管理风险提供了工具与场所。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为创新的低碳企业发展提供保障，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发展低碳经济的行业中来；第三，金融市场提供的碳信用价格将应对气候变化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增加了市场活力；最后，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增加该领域的岗位需求，对增加就业可起到促进作用。
一、我国空气污染特点及化石能源利用状况
近日，环保部对我国空气污染统一了预警分级标准，其中等级较高的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分别比现行预案门槛大幅提高，其目的在于减少高等级预警频繁触发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这一调整反映了当前我国空气污染形势异常严峻，污染治理与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使用存在着尖锐矛盾。治理空气污染发展绿色经济亟须包括金融工具在内的合力创新助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气候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我国是气候变化影响的易受国。中国在年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海平面上升水平等方面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都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按照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保守估计，到21世纪末，我国年平均气温将比1980～1999年增长4.6℃，比全球的平均增温幅度要大。预计未来30年，我国沿海全海域海平面将比现在上升80～130毫米。
其次，我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严重。特别是煤炭、石油等一次性能源，仅原煤消耗量就占到一次性能源消耗量的70%以上。而且，由于我国的能源技术比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能源使用效率低下，以调整能源结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潜力有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
最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贫困人口多。发展经济在今后较长时期仍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2015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万亿元，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值仅为5.2万元，另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任务非常艰巨。按传统的增长模式，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强调在此阶段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如何让“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协调发展，更需要金融助力攻坚。
二、空气污染治理面临诸多困难
（一）空气治污与耗能偏好上升之间矛盾突出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雾霾肆虐，多个城市数次发布了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与此同时，从2015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在原来持续低迷的态势下进一步下行，到2016年，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25美元附近。伴随对一些国家原油出口的解禁，叠加各大产油国为抢占市场而争相压价，导致油价下跌势头持续。高盛甚至预测国际原价将低至20美元一桶。另一方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可再生能源大量进入市场，导致国际原油需求大幅削减，原油市场的持续低迷仍将继续。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及供应不足，油价下跌和成本下降，导致国内油品消费偏好提升，加剧了与国家空气治污国策的冲突。
（二）现行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与市场的矛盾尖锐
从2015年底开始，随国际油价急速下跌，国家发改委对外多次流产成品油10个工作日调价周期的价格调整规则，2016年1月13日变更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将油价上下限定为130美元到40美元一桶之间。这一新政出台时，国际油价已经处在30美元左右的低位运行，因此新政一公布便引起强烈反响，认为新政有使用政府权利向石油企业进行利益输送的嫌疑。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指出，政府主导成品油定价未必做得更好。在成品油定价机制上的争论反映出污染治理与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污染排放量大但减排效果有限
自我国加入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并承担相应责任以来，由于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随着GDP的高速增长迅速增加，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据统计，截至2013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突破100亿吨，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人均排放量亦首次超过欧盟达7.2吨（欧盟为6.8吨）。折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美国的4倍多。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国也强调了节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使用大幅增长。但就我国居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的庞大基数来看，当前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仍相当低下。
三、当前空气污染治理及金融工具运用现状
按照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我国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承诺来看，要求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必须落实供给侧改革，加大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过剩产能的清理退出。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揭示出，对传统产业的过度保护不利于将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的企业淘汰出局，不利于催生新的创新型企业和创造更先进更富裕的社会。我们注意到，导致我国重度污染的原因，主要还是那些“两高一剩”行业。“两高一剩”行业的转型或退出，能激发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只有尽快让落后产能、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才能提供新产业新业态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
金融部门已经发挥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第一，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家碳排放权交易所和多家与气候相关的期货交易所，并努力加快开发适合我国市场的有效碳金融工具；第二，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共同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将企业环保守法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不得对未通过环评审批的新建项目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第三，中国银监会下发的《绿色信贷指引》加大了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支持以防范环境风险。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14年末，银行业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7.59万亿元，其中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较上年增长15.67%达到6.01万亿元。我国还由财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CDMF），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科技部、环保部、农业部和气象局组成理事会。这些气候工作为我国未来气候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发挥金融的货币配置作用推进我省市场化治污步伐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2030年达到减排峰值的减排要求，中国在2030年达到峰值的减排目标，并在2050年在技术上取得最大减排潜力。实现该目标将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是：2010至2050年期间需要新增高达约14.2万亿美元的增量投资（相当于平均每年新增3550亿美元）。随减排量的提高，相应的增量投资将会大幅提高，到2030年后，每年需要的增量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对减排有重大意义的如碳捕获封存（CCS）技术、高效蓄能技术、第四代核能等将在2030年后实现大规模应用。
面对庞大的资金需求，虽然发达国家承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资助，但对于有如此巨大资金需求的中国而言，无疑必须更多依赖本国。就云南省内情况看，历史原因形成了资源依赖型和重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产业结构，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异常尖锐。虽然省政府多方推进刺激经济低碳增长的政策及激励措施，但巨大的资金缺口制约着治污目标达成。只有发挥金融及其工具在低碳领域的配置作用，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发挥金融实现治污资金聚集功能
金融能将资金盈余部门与资金短缺部门通过使用一定的金融工具，将社会资金汇集并运用到气候领域。可以通过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方式实现聚集。间接融资的方式如存款类金融机构、保险类金融机构、基金类金融机构等将盈余部门资金聚集并投资于治污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并不产生直接联系，而是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交易。我省目前的气候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进行的，将来还需要继续加强各家银行的绿色信贷为环保企业项目推进提供的资金支持。
直接融资是在金融市场上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提供者直接联系，并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契约及金融工具实现货币转移。它比通过间接融资方式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通过股票、债券市场将短期流动性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资金，证券的转让或出售又能将长期资金立即转变为现金。另外，新兴的碳金融市场也为促进节能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能源融资提供了机制和工具，正在探索的绿色证券、绿色保险也将通过金融市场为环保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平台与渠道。
（二）强化金融对治污资金的配置作用
由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自身的专业特点，能实现货币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在污染治理领域，这一特点实现了资金在不同地区、产业、部门之间通过合理流动实现绿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并实现资金利用的效益最大化。
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机制可运用商业性的市场机制与政策性的干预机制。商业性的市场机制将资源导向于较高收益、较安全且流动性较好的企业并给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达到货币的有效与合理使用。而政策干预机制则是在市场失灵时，面对私人部门不愿介入的必须投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代表政府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以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正外部效益最大化角度进行投资，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运用金融管理气候变化风险
因治污减排所催生的环保和绿色产业是高新技术较为集中的新兴产业，需要金融通过自身的运作机制实现对风险的集中和再分配，最终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达到市场整体风险的最优配置。一是商业银行在加速实现总体商业目标的同时，要积极从经营理念、管理体系、银行业务、银行产品、报告制度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成为经济转型的“助推器”；二是发挥保险公司在管理气候变化风险领域的作用。如拓展巨灾保险产品为直接应对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风险提供工具；推广传统保险产品以发挥在分散、转移气候变化风险中的作用；最后，通过金融多样化的衍生品市场以管理气候风险。运用对各类天气风险的分割、重组、交易的新型金融衍生品，将金融衍生品的功能从转移和管理传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扩展到转移和管理天气风险。
（四）通过金融发现减排和低碳投资的价格
将污染治理扩展为具有社会广泛性的活动，需要气候金融市场提供相关产品定价机制，并对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推进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当前，传统金融市场已经开发出大量气候金融产品，如天气衍生品、气候债券、气候指数。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撮合的公开竞价机制使价格的形成更加迅速，使市场价格实现统一。碳金融衍生品市场通过买卖双方的供求变化达成均衡的市场价格，全面、准确、及时反映所有关于碳信用交易的信息，使资金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合理流动，实现资金优化配置。
（五）实现金融促进经济低碳增长和增加就业
促进经济低碳增长是金融功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综合体现。首先，金融提供的资金支持是完成各项目标的基本保障。市场化的资金来源将逐步成为支持低碳经济的主要力量；第二，金融为有效分散、转移、管理风险提供了工具与场所。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为创新的低碳企业发展提供保障，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发展低碳经济的行业中来；第三，金融市场提供的碳信用价格将应对气候变化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增加了市场活力；最后，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增加该领域的岗位需求，对增加就业可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