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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央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李宗仁回憶录》
1960年代中期,当年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美国南加州隐居地检讨那场业已结束20余年的中日战争时,换位思考之后认为,如果那些日本人若如自己上面所说的那样做了,则战争的面貌“恐怕完全两样了”。对于李宗仁的“自信”,人们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值得重视,即此公对当年对手的“建议”其实是基于军事地理考量的抗日战争复盘。而这一点,也正是下文将要展开的话题,只不过,其范围局限在1937年7月-1938年10月,地理因素对中日双方战争行为的影响。换言之,抗战第1年的军事地理。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八字桥”爆发武装冲突。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战火迅速蔓延至京(南京)沪(上海)杭(杭州)地区,并因此改变了整场战争的进程。
传统观点认为,日本人要对上海地区爆发的战事负有主要责任。但也有资料显示,中国方面对此也有一番想法。据当时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回忆,“(战前)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本,可分作3种形式:第1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2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3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无独有偶,1937年初,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文简称为军委会)参谋本部拟定的《民国26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其关于华东方面作战的主要内容为: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日租界),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之……”根据这一指导精神,中国军队第87师、88师、独立第20旅、炮兵8团、炮兵10团第1营等部已于8月12日秘密进驻上海市内各指定位置。
然而,这个“先发制人,’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在10天的围攻战期间,中国军队对上海日租界内敌海军陆战队的进攻异常艰辛:攻击部队以密集队形沿狭窄的街道边打边冲,却在两侧交叉火力杀伤下损失惨重。虽然新近赶到战场的36师一度打到汇山码头,但离“消灭上海敌军陆战队”的目标相距甚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军缺乏攻坚所必需的重型火器、各部队普遍缺乏巷战训练以及未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就在中国军队的进攻矛头变钝之际,从国内紧急驰援的日军增援部队到了。
8月23日,日军第3、11师团等部在川沙和吴淞强行登陆。为扭转被动局面,中国统帅部迅速调整部署并从后方调来了重兵反击登陆之敌,以期尽快消灭登陆之敌,或至少将其封堵在滩头阵地。这是一场“寸土必争、每屋必守”的战斗,双方曾反复争夺的罗店更是成了日军眼中的“血肉磨坊”。10月初,当从国内赶来的第2批增援部队抵达战场后,日军开始发动总攻,企图于强渡蕴藻浜后直取大场镇。战至26日,庙行、大场及市区的闸北相继陷落。中国军队退至江桥、真如、南翔、嘉定、太仓一线重新布防。
就在中国军队的左翼防线濒于崩溃之际,右翼出现了更大的危机。为打破上海僵局,日军统帅部于10月初组建以第6、18、114师团以及国崎支队为基干的第10军,准备用于杭州湾方向。与此同时,大批斥候被派往那里绘制海防要图和详细的地形图。对此,中国方面毫不知情。本来,杭州湾北岸防务由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负责,兼顾浦东之余,监视海上敌情。但随着左翼吃紧,该部多次抽兵至浦东前线。这样到10月底,金山卫一带几十千米的海岸线上仅有63师之l部及少数地方武装担任警戒。11月5日,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的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嘴、柘林等处同时出现敌情。由于所遇抵抗微弱,第10军登陆成功后很快渡过黄浦江,向纵深攻击;与此同时,苏州河沿线的日军亦发动进攻进行配合。8日晚,中国统帅部为避免淞沪战场的70余万部队被围歼,匆忙下令从前线撤退。12日,上海地区全部为日军占领。
促使中国军队高层在上海主动出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图迫使日军改变进攻重点,将其主力从华北平原吸引至华东水乡。战前,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认为:由于长城一带已经被日军占领,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黄河地区和陇海铁路沿线也会很快落入敌手。因此,中国应该把主力部队放在南京、南昌、武汉这些地方_在内地形成一圈防御力量,阻击敌人等待外援,而不是在北方和日军决战。陈诚、程潜等一些将领也考虑到,华北平原的地形条件与日军的炮火优势,不是进行主力决战的理想战场。如能将日军主力吸引至江南水乡,则中国军队消利用当地密如蛛网的河渠沟汉抵消其近代化装备优势。
——《李宗仁回憶录》
1960年代中期,当年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美国南加州隐居地检讨那场业已结束20余年的中日战争时,换位思考之后认为,如果那些日本人若如自己上面所说的那样做了,则战争的面貌“恐怕完全两样了”。对于李宗仁的“自信”,人们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值得重视,即此公对当年对手的“建议”其实是基于军事地理考量的抗日战争复盘。而这一点,也正是下文将要展开的话题,只不过,其范围局限在1937年7月-1938年10月,地理因素对中日双方战争行为的影响。换言之,抗战第1年的军事地理。
淞沪会战与日军进攻轴线的改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八字桥”爆发武装冲突。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战火迅速蔓延至京(南京)沪(上海)杭(杭州)地区,并因此改变了整场战争的进程。
传统观点认为,日本人要对上海地区爆发的战事负有主要责任。但也有资料显示,中国方面对此也有一番想法。据当时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回忆,“(战前)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本,可分作3种形式:第1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2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3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无独有偶,1937年初,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文简称为军委会)参谋本部拟定的《民国26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其关于华东方面作战的主要内容为: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日租界),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之……”根据这一指导精神,中国军队第87师、88师、独立第20旅、炮兵8团、炮兵10团第1营等部已于8月12日秘密进驻上海市内各指定位置。
然而,这个“先发制人,’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在10天的围攻战期间,中国军队对上海日租界内敌海军陆战队的进攻异常艰辛:攻击部队以密集队形沿狭窄的街道边打边冲,却在两侧交叉火力杀伤下损失惨重。虽然新近赶到战场的36师一度打到汇山码头,但离“消灭上海敌军陆战队”的目标相距甚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军缺乏攻坚所必需的重型火器、各部队普遍缺乏巷战训练以及未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就在中国军队的进攻矛头变钝之际,从国内紧急驰援的日军增援部队到了。
8月23日,日军第3、11师团等部在川沙和吴淞强行登陆。为扭转被动局面,中国统帅部迅速调整部署并从后方调来了重兵反击登陆之敌,以期尽快消灭登陆之敌,或至少将其封堵在滩头阵地。这是一场“寸土必争、每屋必守”的战斗,双方曾反复争夺的罗店更是成了日军眼中的“血肉磨坊”。10月初,当从国内赶来的第2批增援部队抵达战场后,日军开始发动总攻,企图于强渡蕴藻浜后直取大场镇。战至26日,庙行、大场及市区的闸北相继陷落。中国军队退至江桥、真如、南翔、嘉定、太仓一线重新布防。
就在中国军队的左翼防线濒于崩溃之际,右翼出现了更大的危机。为打破上海僵局,日军统帅部于10月初组建以第6、18、114师团以及国崎支队为基干的第10军,准备用于杭州湾方向。与此同时,大批斥候被派往那里绘制海防要图和详细的地形图。对此,中国方面毫不知情。本来,杭州湾北岸防务由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负责,兼顾浦东之余,监视海上敌情。但随着左翼吃紧,该部多次抽兵至浦东前线。这样到10月底,金山卫一带几十千米的海岸线上仅有63师之l部及少数地方武装担任警戒。11月5日,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的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嘴、柘林等处同时出现敌情。由于所遇抵抗微弱,第10军登陆成功后很快渡过黄浦江,向纵深攻击;与此同时,苏州河沿线的日军亦发动进攻进行配合。8日晚,中国统帅部为避免淞沪战场的70余万部队被围歼,匆忙下令从前线撤退。12日,上海地区全部为日军占领。
促使中国军队高层在上海主动出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图迫使日军改变进攻重点,将其主力从华北平原吸引至华东水乡。战前,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认为:由于长城一带已经被日军占领,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黄河地区和陇海铁路沿线也会很快落入敌手。因此,中国应该把主力部队放在南京、南昌、武汉这些地方_在内地形成一圈防御力量,阻击敌人等待外援,而不是在北方和日军决战。陈诚、程潜等一些将领也考虑到,华北平原的地形条件与日军的炮火优势,不是进行主力决战的理想战场。如能将日军主力吸引至江南水乡,则中国军队消利用当地密如蛛网的河渠沟汉抵消其近代化装备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