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大旺殡仪馆深入生活，报到那天见到馆长倪东宁，他穿一套黑西服，打一条深色领带，衬衫是花格的，显得有点儿不协调。主要因为他表情肃穆，对我说了好几声欢迎，脸上一丝笑也没有。我对这个行业有了解，能够理解他。他问我到他们这里来有什么计划，需要他安排什么。我说接下来的三十天在这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用手指磕了磕桌子，夸了声好，说深入生活就是要一头扎进生活里。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是没有笑容，他叫来馆里的工会主席曾萍，把我交给她后就去市里参加培训，要有好几天。
　　曾萍带着我看给我安排的宿舍和吃饭的食堂，条件都挺好的。她说原来殡仪馆的条件很差，现在好了，但也有问题，晚上不能开灯，因为公路上开长途车的路过，会误以为这儿是很上档次的宾馆，拐进来骂几声后离开。她估计我晚上住这里会害怕，我说我是唯物主义者，胆也大，没什么可怕的。她又说倪馆长交代，我这几天什么事情也不要做，先熟悉一下情况，有什么困难直接找她，以后会让我在这里做几天代馆长。我说我不行，不懂生产。这么说是因为我刚知道，殡仪馆把火化炉所在的地方叫火化车间。
　　我在火化间6号火化机前站了很久。这台机器三年前火化过我母亲，那天我一直在火化间外面站着，母亲的骨灰盒到我手上时，我抱在胸前，觉得这是她最后的体温。
　　接下来在殡仪馆的三十天里，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场景，面对悲痛的送葬人，我有些紧张，也有些期待。

妻子、“母亲”杨妮娜

　　馆里的接待处负责丧户登记，那里有一个大黑板，上面有死者姓名，接运时间、地点，联系人。丧户定下出殡时间后打尾数161的电话，接待人员登记丧户的要求，通知相关部门分头去处理。也就是说，接待处的大黑板上有高沙市最新的死亡信息。
　　每隔一两天，黑板上总会有熟悉的人名，让我免不了会产生一些有关他或者她的回忆。待到死者来了，发现居然只是同名同姓，我就松了一口气，替这个熟人活得好好的高兴，而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到熟悉的死者，惋惜、伤感这些情绪难免会有，我就想，自己能不能置身事外，能不能职业化一些？可职业化一些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倪馆长五天后回馆里，一同来了民政局分管殡葬的副局长，他们开了个殡仪馆全体人员会议，宣布我即日起为代馆长，负责生产，至于权限范围，明确能够管的都可以管，管不过来的交倪馆长，至于不知道怎么管的，可以问曾萍。殡仪馆的员工都知道我的作家身份，起哄要曾萍在工作群里发红包，说她升官了，成馆长助理了。曾萍好说话，马上发了一个红包，我也发了一个。大家马上改口称我王馆长。
　　我的代馆长职务开始了，没有想到的是，馆长每天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要应付请托。找到馆长的人，都想让殡仪馆给予死者一般人没有的礼遇，风光体面地办完亲人的丧事。在绝大部分丧户看来，殡仪馆的环节再多，只要找到馆长就可以一通百通。在一个不大的县级市里，只要知道你馆长姓什么，通过关系找到你不是难事。作为代馆长，短时间里我未涉及这种关系。找倪馆长的，他转到我这儿来，属于交办事项。他管这个事叫站台，传经送寶，凡是有人找到，不要拒绝，一口应承，至于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一天，黑板上登记的死者是李瑶柱，联系人杨妮娜引起了我的关注。说实在话，李瑶柱这个名字我并不熟悉，只是对杨妮娜早有耳闻，听了她不少男女关系方面的绯闻。桃色绯闻的女主角通常会被人死死记住，对男主角，人们好像不会那么有兴趣。
　　太平间管理员陆大贵跑过来证明了我的揣测，他用手指戳了一下黑板上杨妮娜的名字说：“这是个狐狸精，害人精。”带着一点儿幸灾乐祸的神情，他接着又说，“什么样的人最后都要到我们这里来。”
　　大凡做领导的都会有审视部下言行的习惯，不时地进行质疑，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其次，主要是表明自己的地位。我也免不了这样，马上指出陆大贵的话存在问题：“不管杨妮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亲人死了，她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就该一视同仁，就该服务好。”
　　陆大贵对我这个代馆长还算买账，连连点头，还继续表示他的觉悟，说对于到殡仪馆来烧的死人也应该这样，不管他生前做过什么。
　　我注意了一下，李瑶柱出殡的时间定在六一儿童节的早上六点，就是后天。
　　到了这天早上，在城里接运遗体的丧仪组组长曾萍打来电话，说他们在金典小区遇到麻烦，丧户提出“全托”。死者唯一的家属——他的妻子不愿意送葬，要将需要的费用给我们，由馆里代办殡葬的一切事宜。曾萍和丧仪组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我做代馆长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必须要解决好。我马上问曾萍：“丧户是不是杨妮娜？”
　　曾萍说：“就是。杨妮娜说这户人家都死绝了，好像对死者有深深的怨恨。可他们还是夫妻关系啊，又不是离婚后互相仇恨的那种。都什么人啊！”
　　事后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别说曾萍他们没遇到过，只怕殡仪馆开馆以来也没有过一桩。死者不是五保户，不是孤寡老人，即使是那样也有养老院或者社区的服务人员送葬。这个叫李瑶柱的死者，身为他妻子的杨妮娜为什么一点儿情分不讲呢？我对曾萍说：“我来与杨妮娜通电话。”
　　电话打通后，杨妮娜对我这个殡仪馆馆长的来电很惊讶，语气很不友好，问我号码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是谁给的。我告诉她，这是她留给我们的联系电话，我是因为服务问题联系她。听我这么说她哦了一声，接着大声问我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
　　我说明了难处，殡仪馆从来没有人全托处理殡葬，这牵涉一些规定和制度，希望她理解和配合我们。杨妮娜说死者与她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彼此说过，死了也不要对方管，让野狗吃也不要对方收尸。 　　“李瑶柱是个坏事做绝的人！这是连他自己也承认的，这种坏人就该这么一个死法。”她显得很决绝。
　　我劝她：“人死为大，凡事往好处想，夫妻一场，最后怎么也该送一送他……”
　　她反问我：“有没有一定要死者家属到场的法律规定，如果没有的话，殡仪馆不提供服务是不是不妥？让一具死尸在家里发臭是不是很不像话？”
　　我不想丧仪组的人耽搁在那里，有两家丧户还在等着。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要求杨妮娜提供死亡证明，还有一份由殡仪馆全权处理的委托书，上面要附带说明其他直系亲属不能到场的原因。杨妮娜一一答应，说只要不强求她到殡仪馆送葬就行。
　　李瑶柱的遗体很快被接了回来，杨妮娜早就找律师做好了我所要的手续，李瑶柱无子女，也无近亲。她预付了足够的费用，等处理完了由她委托的人来结账，殡仪馆的门她一步不跨。至于李瑶柱的骨灰，她要寄存在我们馆里。
　　李瑶柱的遗体停放在整容间时我去看了一下，这是个大块头、谢了顶、额头宽大的六十多岁的男人。他没有穿传统的寿衣，着一套讲究的毛料西服，脚上的皮鞋看起来很大，闪亮的鞋头尖尖翘着。他生前应该是个养尊处优的人，如今孤零零地躺在殡仪馆里，连一个送葬的人都没有，这一定是他生前所想不到的，也绝不愿意的吧。
　　副馆长陈喜国走过来，说我真是找事做，弄不好这就是个大麻烦。哪一天冒出一个死者亲属，到法院告状，少不了我们做共同被告。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不予置理，管她呢，我们可以将人撤回来，看她怎么办！尸体是在她家里，总不至于被她搬到大街上去。
　　我摇了摇头，看着李瑶柱的遗体，忽然心生恻隐，让副馆长陈喜国先不要将遗体移到殓葬间，等到下午再火化。我不想李瑶柱的遗体像一具无主尸体那样被烧掉。
　　我在报社工作时与社区和居委会主任都认识。我联系上金典小区所属的鼓楼社区的社区主任马晓娟，她一听我说到李瑶柱就咂嘴。她对他可谓知根知底，老宅子的时候两家就是邻居。
　　她说：“这个人活该！有人说他是吃屎回味，做了一辈子的坏事，到了快死的时候明白了，懊悔了，迟了！有一天他突然明白，自己一辈子所走的弯路都和现在的这个老婆有关，所有的坏事都因她而起。他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以后就打她、骂她、怨她，把家里的存款挥霍一空，连房子都背着她卖了，也有人说他将财产送什么人了。他让他老婆一分钱都落不着，让她寒心，她当然不会管他的后事。这叫恶有恶报！”
　　对我提出的在社区找几个人给李瑶柱送葬，马晓娟倒是满口答应，她说既然我请他们出面，就当李瑶柱是五保户、孤寡老人。
　　下午鼓楼社区来了五个人，除了一个司机我不认识外，马主任和其他三位都是红星志愿者团队的成员。在殡仪馆里，他们为李瑶柱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马主任对着李瑶柱的遗体说：“老李，我就不信你这辈子没做过一件好事。我尽管忙，还是来了。”
　　是啊，一个人哪怕一辈子只做过一件好事，死后我们也要褒扬，给予他作为人所应有的尊重。
　　按理说李瑶柱进火化机就完事了，可马晓娟他们并没有马上离开。马晓娟问我：“你说杨妮娜这样的人可怜不可怜？”我回答：“说不清楚。”对一个我不甚了解的人，我无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评判她，但让我同情她恐怕也很难，除非她到李瑶柱这个地步。我对杨妮娜的冷酷无情有看法，是基于一个男人对同性的悲哀以及怜悯。或许还有其他说不清的原因。
　　晚上我与妻子朱蕴说到白天所遇到的事情，她竟然认识李瑶柱，并知道他的一些事。高沙这个地方小，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多年前，她在医院妇产科当实习医生时，值夜班遇到李瑶柱的前妻宫外孕大出血送来抢救，这个患者没有一个亲人在场，最后是值班副院长签字后进的手术室，由于送治不及时未能保住性命。后来得知，当时李瑶柱和情妇在云南丽江鬼混。他的情妇是市淮剧团的当家花旦，叫杨妮娜。以后杨妮娜不怕千人指万人骂，嫁给了李瑶柱。为了满足杨妮娜贪得无厌的物质需求，李瑶柱索贿被纪委处理，丢掉了副局长职务和公职，后来因为杨妮娜去做生意又血本无归。杨妮娜年轻时生活作风不检点，在跟李瑶柱之前就堕胎多次丧失了生育能力，因为这个李瑶柱没少领着杨妮娜跑医院妇产科。每次来医院以后，他们便会被人戳后背，不堪的陈年往事便会翻出来被人们议论、嘲讽甚至咒骂。
　　“好多人都说他们会有报应的，我就想，他们始乱而没有终弃，能够在一起过这么多年，说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
　　朱蕴这么说是因为她还知道一些情况，杨妮娜最后对李瑶柱做的这些，其实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李瑶柱死之前并没有将钱挥霍掉，钱被他捐到河南的一个“艾滋病村”，给那些染上艾滋病的儿童，据说有五十多万。朱蕴觉得李瑶柱做好事没错，但也不能一分钱都不留给杨妮娜，很难说这笔钱没有杨妮娜的份，不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我想，就凭李瑶柱最后的举动，我让人给他送葬算是对了。这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一直想着李瑶柱的事情。诗人和搞哲学的美化死亡，说死亡只有一次，它是对生的苦难、不幸和辛劳的安慰。但我觉得，对死者李瑶柱来说，或许真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解脱。
　　陈喜国对我处理李瑶柱遗体的方式有意见，说我滥做好人，不知道一年到头有多少这样的事，几家养老院送来的孤寡老人就有十多个，都去找社区主任帮忙，总是让人家到殡仪馆来学雷锋，恐怕也不是个事。他这话说了没几天，“伴夕阳养老院”就送来一位九十二岁的病逝老人，老人无后嗣，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没有送别的人，只有养老院的会计来办手续。
　　我还是要滥做好人，给养老院的院长打了电话，告诉他现在其他的养老院都为孤寡老人送葬，有的还很隆重。办养老院需要在社会上有好口碑，这么做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养老院做宣傳，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院长不等我说完，就问我别的养老院是怎么做的，怎么个隆重法。我说起码要来几个人，有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院长说这个好办，他们也能够做到。
　　过了不到一小时，“伴夕阳养老院”来了一辆面包车，院长来了，护理员来了，与死者相处得有感情的老人也来了……陈喜国和我一起参加了老人的告别仪式，他鞠躬时腰弯得比我还深。 　　陈喜国说：“以后再有养老院让老人孤零零地殡葬，我就介绍‘伴夕阳养老院’的做法，榜样的力量总是无穷的。”
　　不愿意为丈夫李瑶柱送葬的杨妮娜很快又找了我们殡仪馆一次麻烦。
　　丧仪组按照预约去金典小区接一具登记为杨小柱的男性遗体，见到的却是一具狗的尸体。他们是核对了门牌号，在虚掩的门外听见有哭天抢地的声音才推门进去的。事主在客厅里为狗布置了灵堂，陈列着大幅的黑白犬照。大家对杨妮娜都还有印象，这回她真的像是在办丧事，与上次丈夫死时截然不同，她一身素服，神情悲伤，泪眼迷离。
　　组长曾萍愣了一下问：“杨女士，请问您需要我们服务的对象在哪里？”曾萍已经想起杨女士就是上次要求“全托”丈夫丧事的人。在曾萍的从业经历中还没有过这样与丧户开始对话的，她尽量做到了礼貌。
　　杨妮娜指着僵硬躺着的一条吉娃娃说：“这不，我儿子，杨小柱。”
　　曾萍说：“对不起，我们殡仪馆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动物，不在我们的服务范围。”说完她招呼组员离开。
　　见殡仪馆的人要走，杨妮娜一下子横在门口，非让他们将她“儿子”接去火化。她威胁道：“你们这是不人道的，是歧视小动物，我发到网上去会引起公愤，会让你们殡仪馆臭名昭著……”
　　无奈之下曾萍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让她将电话给杨妮娜。杨妮娜不接电话，说抬死人的电话脏死了，她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打了过来。
　　杨妮娜在电话里对我咆哮：“你们不是要钱吗？要多少火葬费我都给你们。你们开个价好了！”
　　我说：“你去找辖区派出所的警察，他们能够证明你说的这个名叫杨小柱的儿子是落户在你家里，户口本上能说明杨小柱与你的亲缘或者家庭关系，能证明是正常死亡，凭他们出具的死亡证明，我们就为你这个儿子进行殡葬服务，否则我们真的爱莫能助。”
　　“你把我绕晕了，又要户口又要证明的，你不是为难我吗？不是要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吗？我怎么办，怎么办啊小柱子……”她在电话里号哭。
　　号了几声她猛然停下来，在电话里对我吼叫：“你必须帮我想办法，我就只找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我没有办法，我们不是火化动物尸体的单位。”
　　她换了口气，变成了对我央求：“你像上次帮我们家死鬼那样帮帮我，好吗？”
　　我告诉她，大城市有专门处理宠物尸体的地方和设备，而我们高沙还没有这样的条件，相信以后会有。她可以去问问别人是怎么处理宠物遗体的。她说她就是要将杨小柱在殡仪馆里火化，因为她将来死了必定也是要到殡仪馆来火化，走同一条路好死后在阴间顺顺当当地团聚。
　　我还是拒绝了她。不过我替她考虑，不能将一条死狗就这么放家里，建议她买一个冰柜先将狗的尸体冷冻起来，免得腐烂了，待想到办法以后再说。
　　搁下电话后我为我出的这个昏招摇了摇头。曾萍回到馆里告诉我，杨妮娜冲着他们大吼：“你们死人馆长无用，只会敷衍人，我明天就过去骂他……”
　　杨妮娜第二天没有来，但过了几天后来了。我没有躲她，好奇心驱使我想见见她。
　　杨妮娜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年轻，这是基于她亡夫的年纪所做的评价。她看起来近四十岁的样子，但实际年龄一定要比我认为的大很多。因为生活优裕，她比一般人保养得要好。
　　风情的女人经过风霜后会打磨出与妩媚截然不同的世故姿态，能迅速转换表情。起初凄然端坐在那里的杨妮娜，恰似一个遗孀模样，听说我这个馆长来了，马上站起来对我露出热情洋溢的笑，并蹦出一串感激讨好我的话。
　　杨妮娜说我是她的贵人，总在她无助的时候帮助她，还举例，李瑶柱的丧事是一桩，杨小柱的又是一桩，夸我是大慈大悲有人情味的火化场场长。我心里笑，你再拔高我一点儿，说我有人的追求就好了。
　　我告诉杨妮娜，我们这里不叫火化场，叫殡仪馆，是个有公益性质的企业，是为社会服务的。转而我努力让自己严肃起来，为没能够帮她处理好杨小柱的后事表示歉意。
　　她说我真幽默，我让她买冰柜的主意还是帮了她的大忙，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问她是不是和杨小柱的感情很深。我以前也养过狗，丢掉以后很伤心，就再不敢养，所以也就没有狗死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她皱起眉头，带着怨艾的口气说：“当然有感情，很深的感情，超过与人的感情。”见我摇头，她接着说，“狗好啊。不喂它，饿了哪怕出去找泡屎吃，回来仍然认我这个主人，不像李瑶柱这个丧尽天良的人。”她停下来看了我一眼，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到最后恨我的原因外人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吧？”我點点头。
　　“是我不让他沾边了，谁叫他不注意个人卫生的呀！老人有老人味，让他注意一点儿，每天洗洗不行吗？他没有卫生习惯，将钱大把大把地撒出去，还说是帮贫困山区改善卫生条件，真是死不要脸，自己的卫生条件都改善不了。”
　　我有点儿听不下去，因为她的刻薄，抑或是她近乎粗俗的语言。我也肯定李瑶柱最后对她那样一定有原因，不会像她说的这么简单。她一歪头、一斜眼，暧昧地冲我笑，说：“馆长也是男人，你懂的哦！”
　　“最后杨小柱怎么处理的？”我转移了话题问她。
　　她说不告诉我。不告诉我就算了，她又想告诉我，叮嘱我不要对别人说。原来她将狗儿子埋到了扬州瘦西湖边上，花钱请人悄悄去埋的，还拍了照片标明地点。
　　我说：“你前阵子要将杨小柱火化，是想将来自己必定也要到殡仪馆来，走一条路好团聚。现在你将杨小柱埋到瘦西湖边上，是不是看上那里的好风水了，将来也有找人去偷埋自己骨灰的打算？”
　　我不好骂杨妮娜在瘦西湖边埋死狗没有公德，只好顺着她的话埋汰了她一下。她一点儿也不生气，说才不是呢，她将来是要麻烦我们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瞟了我一眼，又说了一大套我和殡仪馆的好话，说我们这里服务好，应该是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她说我们做事情特别认真，李瑶柱的丧事处理完，馆里派人到她家介绍经过，让她非常感动。 　　感动？才不是呢。那次上门的人可是遭她冷遇的，收下余款就撵我们的人走，根本不想听我们介绍事情的经过。我想起她在曾萍面前说要骂我的，怎么现在跑来倒是满嘴讨好的话？
　　我说：“李瑶柱的丧事你委托我们办理，虽然没有家人参加，但是我们组织社区同志和志愿者来，搞了一个简单庄重的告别仪式，用哀悼表示了我们对一个人的尊重。”我将“一个人”这三个字咬得很重。我还告诉她，我们对李瑶柱的火化仪式进行了全程录像，一个人不管活着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死要死得体面，有尊严。她要是想看的话，我们可以调出资料来给她。杨妮娜说她想看，我便叫来告别厅司仪李芸，将录像放给她看。
　　十多分钟的录像，杨妮娜看得目不转睛。一直打量着她的司仪李芸事后奇怪，她居然还抽泣了一两声。
　　我们可以将录像刻成光盘给杨妮娜，可她不要。她这次来是要领走寄存在这里的李瑶柱的骨灰，说要买一处双人公墓，以后和他合葬在一起。她说李瑶柱对她做得太歹毒了，分文不留给她，还死在她的前面，让她死的时候无人过问。看到我们能够这样对待无人管的死人，能让任何一个送到殡仪馆来的死者有尊严，她放心了。
　　她说：“网上有句话，对爱情而言，婚结得好，一辈子的悲剧;结不好，悲剧一辈子。建一座墓，不漂亮是悲剧;漂亮，更加悲剧。我要悲剧到底，死也不放过李瑶柱。
　　“人家说李瑶柱一生为我犯了不少错误，就是死了到阴曹地府，他也只能为我，而不是为其他女人犯错误。他只能对我好！你们不知道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家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杨小柱死了以后，我一下子觉得家里冷冷清清的，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无所谓人们怎么骂我，我有我的活法。”
　　杨妮娜总算说出了她来殡仪馆的动机，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被男人宠到不知好歹的女人，一切都是她的理，要以她为中心，按照她想的去做，围着她团团转。难怪坊间说李瑶柱遇到她倒了八辈子的大霉。
　　晚上回到家，我对朱蕴说了这件事。她说我只是原谅了一个死人，对活人恐怕怀着偏见。她问我：“杨妮娜要是真的和李瑶柱相爱过呢？”
　　我想想也是，我们凭什么去给人家的生活做悼词，做盖棺论定。到我们这里来的死者我们都把他当作好人，把做人的最后尊严给他。
　　就将这个当作为人民服务吧。

董小鲁的母亲

　　传达室给我打电话，说董小鲁的母亲来找馆长，我愣了一下，知道她一定找的是倪馆长。
　　董小鲁是高沙市家喻户晓的见义勇为小英雄，一段时间里，有关他的英雄事迹不断地见诸报纸杂志和电视，有专题片，有报告文学，也有人物专访。我在电视里见过董小鲁的老师和同学追忆他、表扬他;也见过被董小鲁施救的那位胖男孩儿彭天宇的父母，他们泣不成声地感激董小鲁，为他的牺牲感到痛心和惋惜。可我就是没有见到董小鲁的母亲项敏在媒体面前露过一次面。我曾听说，高沙市委宣傳部和市文明办以及教委要组织一个“董小鲁见义勇为英雄事迹巡回报告团”，到高沙市的各个学校去宣讲，主讲定为董小鲁的母亲，但她就是不同意。对于她的拒绝，我的理解是每一次重复的宣讲都可能给她带来新的痛苦，不断地触及她的伤疤其实很不妥。
　　我到倪馆长办公室的时候，看到项敏端着一杯茶坐在那里，显得很平静。倪馆长向她介绍了我，她站起来与我打招呼，然后继续她的话题，说她的新工作，在学校的食堂打工，给孩子们烧营养午餐。言谈中，她甚至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倪馆长问项敏这次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指了指放在沙发边上的两个大包，说是董小鲁留下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拉开包，里面是些衣服。“都是八九成新的，实在不想扔掉，听说可以捐衣服给边远山区的孩子，不知道这样的合不合适？要是不合适的话，我就在这里处理了。”
　　倪馆长说：“董小鲁是因意外牺牲而不是病逝的，衣服只要整洁，捐给需要的孩子穿是合适的，都扔掉或者处理掉真是可惜。要是处理的话，停车场边上有焚烧炉，专门用来焚烧花圈、遗物，没有重污染的东西都可以送到那里。”
　　项敏说：“那就好。”她打开包翻出几件，展开来，用双手提着上衣的衣肩，或者拎着裤子的裤腰，神情专注地看着，好像面前站着穿了她手中衣服的董小鲁。
　　一件明黄色的波司登羽绒服放在包的下面，她最后翻了出来，放在腿上理了又理。她告诉我：“这是董小鲁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他喜欢，我也喜欢，看到他穿在身上，我眼睛都亮了。”
　　我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潜意识里还当孩子活着。在一个丧失了儿子的母亲心中，只要他来过这个世界，就永远活着。我脑海里闪现出董小鲁穿着这件衣服时的喜悦表情。对现在的一般小孩儿来说，一下子有几件这样的衣服都不一定会兴奋，而对于董小鲁来说不一样，他那样的家庭，花五六百元买件衣服不是简单的事。
　　“买下来以后，他一定要等到春节才穿，可过了年天气很快就热了，也就没有穿上几天。”项敏看着衣服懊悔地说。
　　“都捐给山区的孩子吧！”她像是下了决心，但怀里还抱着那件羽绒服。
　　倪馆长与她商量，合适的话由我们来替她做捐衣服这件事。她说这样再好不过，她正在为怎么捐出这些东西犯愁。
　　我叫来伊春娜，民政局前些时候在搞这样的活动，馆里这头是她负责的。伊春娜说活动已结束，但也不迟，她可以直接联系需要的地方，负责寄过去。项敏说邮寄费由她出，非要伊春娜答应不可。
　　谈好了捐衣服的事情，项敏拍拍另外一个包，说要到烧东西的炉子那里去，包里的东西要烧给董小鲁。
　　她埋着头从包里往外拿东西的时候问站在她身边的我：“馆长，你说我做这些有没有意义，东西烧给小鲁他能不能收到？”
　　她没有看到我的窘态，这样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伶俐的伊春娜在边上帮了我的忙，她说：“一定有意义的。小鲁要是能收到，在我们这里烧一定比在其他地方要好。等会儿我告诉您，人家是怎么做的，您照着人家的老法子做一定是对的。” 　　项敏嗯了一声，点点头，拿出了一摞奖状和证书。伊春娜见状从倪馆长办公桌上拿了一张白纸、胶水和剪刀，带着项敏过去。
　　她们走后我想了想，将那件已经放到包里的羽绒服抽出来，理了理，看了一眼倪馆长。他明白我的意思，说带上衣服我们一起过去。
　　到焚烧炉跟前时，伊春娜已经做好了一个大大的信封，她蹲在地上将信封铺在膝盖上，用一支签字笔在上面写“冥间董小鲁儿亲收”，落款是“阳上母亲项敏寄”。
　　信封做得方方正正，字写得认认真真，庄重地做着这些的伊春娜，还向身边的项敏作说明：“人家说，这样就符合标准，就能够收到了！”项敏感激地点点头。
　　见到我将羽绒服拿过来，项敏有点儿疑惑地看着我。我说：“这件衣服还是烧给……不，寄给小鲁吧！”接着我又添一句，“小鲁会收到的！”
　　信封和衣服放到了炉膛口，我递给项敏打火机，她没有立即去点，而是蹲了下来，好像董小鲁在她面前，她缓缓地轻语：“小鲁，妈妈想你！妈妈每天睡觉的时候不敢闭上眼睛，现在……只有在梦里能够见到你，妈妈想看看你！不知多少次了，我在睡前念叨着，要你托梦给我，告诉我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妈妈要知道真实的情况。
　　“你要是能开口一定会告诉我的。你是个懂事和诚实的孩子。学校和领导说你是英雄，我何尝不想这是真的！妈妈最希望你做这样的人。
　　“妈妈要你胆大，妈妈要你诚实。因为你胆小，妈妈骂过你;因为你说谎，妈妈打过你。
　　“妈妈不相信你像他们说的那样了不起，即使你不是为救彭天宇跳到河里，而是掉到河里，你也是勇敢的。你没有跑开，你伸出手就了不起！
　　“不是你的东西，不该你得到的东西你不会要的！妈妈了解你，也会帮你这样做。
　　“不实的虚荣在你身上，即使是在阴间也是你的负担，也会让妈妈和你一起不安……”
　　项敏用打火机点燃信封和衣服，火苗跳了一下，很快旺盛地燃烧起来。对着火堆，她说：“小鲁，這些证书和奖状是表扬你救人的，我都寄给你。收还是不收，你做选择，妈妈相信你！”
　　不知什么时候，馆里的人都围了过来，大家默不作声，被眼前的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于平日的肃穆表情之中更多了一层实实在在的伤感。
　　项敏走了以后，倪馆长说他晚上不回去，要给我讲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公安局水警大队送来两具溺水死亡少年的遗体。两个男孩儿个头一般高，一胖一瘦，都才十三周岁。他们在大运河里丧生，被警察从水里打捞上来。
　　胖男孩儿的父母随后赶来，家里的亲戚也陆续来了很多。而那位瘦男孩儿的家长却一直没有出现。
　　第二天上午，胖男孩儿的父亲送来了两套阿迪达斯运动装，里里外外，包括头上戴的运动帽，脚上穿的运动鞋。他提出给两个孩子一起换装整容，并说了一下他们遇难的情况。
　　两个孩子是同班同学，胖男孩儿叫彭天宇，瘦男孩儿叫董小鲁。放学以后他们在大运河边上玩，他儿子彭天宇掉入河中，董小鲁跳河里去救，两人一起遇了难。当时的情景被站在大运河堤上的一位老大爷目睹。董小鲁早年丧父，家里是那种真正的孤儿寡母。他母亲一听说这个噩耗就昏倒在地，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彭天宇的父亲说他是两份难过再加一份内疚，自己的不幸还加深了另外一个家庭的不幸。他和彭天宇的母亲当天晚上强忍丧子悲痛，去医院里安慰和感激董小鲁的母亲。他说：“我是一个生意人，只想到钱，想到该给人家补偿……没想到人家……”
　　看他说不下去有点儿哽咽，我想，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错了，起码表示他负责任，感激和慰问不仅仅在口头上，不是那种重利轻义的生意人。
　　“人家不要，坚决不要！”彭天宇的父亲摇摇头，接着他比画着对我们说，“人家把我的钱推得远远的，伤心到有气无力的人，反过来安慰我老婆。我站在那里就想，我真不是个东西，拿十万块钱来寒碜人家，人家孩子一条命多少钱也买不到啊！我们的心跟人家的心比，真是不能比！”
　　人就是这样，对道理的真正领会往往不是接受说教和灌输，而是一件事给他的触动。
　　彭天宇的遗体很快就火化了，而董小鲁的遗体火化是在十多天以后。
　　这天，高沙市委、市政府在殡仪馆告别厅为董小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省电视台和多家媒体到场。市委书记称赞董小鲁是见义勇为的好少年，学校老师夸赞董小鲁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学生代表则表示要以董小鲁同学为榜样，努力学习，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董小鲁母亲的身体还没有恢复，由两位护士搀扶着，追悼会上她只吃力地说了声“谢谢大家”。到举行告别仪式时，她久久地扶着水晶棺，用呆滞的目光看着躺在里面的儿子，欲哭无泪。她就这么站着，久久不动，后面的告别队伍因为她而停在那里。哀乐放到第二遍时，站在她身后的校长轻轻地推了一下护士，示意她们将董小鲁的母亲拉走。护士们没能做到，拉了一下没拉动就不动了，似乎也不忍心。
　　司仪李芸这时候抢上前一步，换下一名护士，揽住董小鲁母亲的腰，将她连推带拉地带了出去。这场追悼会的司仪并不是李芸，她只负责放音响。
　　李芸做得没错，事后我表扬了她。事情并没完，团市委少年工作部的李部长过去是我的同事，从民政局调出去的，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见义勇为小英雄的母亲受了刺激，硬怀疑小英雄是意外落水。市里在做材料向省里报董小鲁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她却四处调查儿子死亡的真实原因。李部长暗示我：“你们很忙，她要是来向你们打探情况，可以婉言拒绝，也可以不接待她。”
　　董小鲁的母亲会向我们打探什么，我们又怎么好拒绝她？
　　她真的来找我们了，就在李部长打电话给我的第二天。她要找替董小鲁做整容的伊春娜。
　　伊春娜被我叫到办公室，听说董小鲁的母亲来找她问事很紧张，轻声问我是不是工作上出了差错。我说没有什么，实事求是地告诉董小鲁的母亲想知道的就行。
　　伊春娜是个工作非常细心的人，她给董小鲁整容后将他换下的衣服装在一个大的塑料袋里，董小鲁手上的电子表和口袋里的三十多元纸币及硬币装在了一个带夹口的小塑料袋里，伊春娜列了一个详尽的遗物清单。这些东西由学校里来的人领回去交给董小鲁的母亲，代领人在底单上签了字，留了供联系的电话号码。 　　董小鲁的母亲感谢伊春娜为董小鲁倾心所做的这些，她请伊春娜回忆，董小鲁送到馆里的时候，手上有没有在河里抓捞到的东西，譬如树叶什么的。
　　伊春娜回忆了一下，很肯定地说没有。她说董小鲁双手的五指都僵硬地蜷曲着，没有紧握着，她替董小鲁修剪过指甲，印象很深。
　　我知道伊春娜有不能对董小鲁母亲说的话。董小鲁的死因是窒息，他在水底挣扎过，双手抓过河底的淤泥，所以指甲都是黑的，伊春娜要想使他的手整洁非得剪指甲不可。
　　“倒是……衣服里面……”伊春娜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示意她不要有什么顾忌。伊春娜继续说，“在董小鲁校服里面的背心上沾着两片揉碎的树叶。”
　　董小鲁的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更是那句话了……”
　　她说两个孩子都不会游泳，董小鲁很胆小，特别怕水，前年带他到游泳池去学游泳，他套着救生圈站在浅水区里都不敢动弹。彭天宇掉到河里后，他绝不敢跳到河里去救彭天宇，他知道那样会送命的，所以绝对不会那么做。
　　董小鲁的母亲找那位在河堤上的目击者问过好几次。他说他先是听到两个孩子的呼救声，一个胖孩子在水里扑腾着喊，一个瘦孩子在堤坡上跳脚舞着双手喊。
　　大爷当时在河堤公路上，离他们有二三十米，他也有点儿慌神，堤坡有两段，临水一段是石护坡，临堤面的是一段紫穗槐灌木。他面前的灌木刚好有一处可以下去的豁口，这七八米的陡坡对于他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走下去很不容易，眼神都得用在脚底下。待他下到石护坡，已经看到两个孩子一起在水里扑腾了。他没有办法救这两个孩子，因为接下来走近他们落水地方的这段石护坡很陡，很不好走，他几乎是无可奈何地看着两个孩子挣扎着沉入河底。
　　大爷肯定了两件事，一是胖男孩儿先掉到河里的，二是瘦男孩儿跳到河里去救的胖男孩儿。对于董小鲁救人的说法，他也很有理由：“不是救那个先掉下去的胖孩子，这个瘦小的男孩子到河里去干什么？他是在岸上的呀。”他还有佐证的细节，“胖男孩儿死命地抱着瘦男孩儿，瘦男孩儿根本动弹不了，脱不了身……”
　　其实这也是董小鲁母亲怀疑的一点，不要说在水里，就是在岸上，董小鲁也拖不动体型比他大很多的彭天宇。他本能的反应应该是恐慌和害怕，除了呼救以外只能采取力所能及的方法。
　　董小鲁的母亲说她带着这样的疑问在河堤上找其他目击者，令她失望的是，除了那个大爷没有其他人看到那一幕。
　　她还是找到了可能证明的东西，在落水地点附近的堤坡上有一棵折断过树枝的紫穗槐，断口是新的，地上散落着一些已开始枯萎的树叶。她推想的是，董小鲁站在离河水只有七八十厘米的石护坡上，抓住一棵伸向水面的紫穗槐树枝，欲将手伸给在水里挣扎的彭天宇，树枝不能承重被折断，他跌到了河里。
　　负责处理这个事情的领导怎么也不接受董小鲁母亲的看法，就连负责调查的警察也说，即使落水和那根树枝有关，也不能肯定就是董小鲁折断的树枝，彭天宇折断树枝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的体重更重。
　　董小鲁的母亲想从伊春娜这里寻找董小鲁与那根树枝关联的证据，譬如手上有没有那根树枝残留下来的部分。伊春娜在董小鲁身上找到的两片碎叶，让她更相信自己的推想。而我们却不认同她的想法，顺着警察的思路，随水从衣领灌进去的碎叶谁也不能肯定是董小鲁捋下来的。
　　我们送董小鲁母亲离开的时候安慰她，不管怎么说董小鲁也是为救彭天宇而落入水中，他就是英雄，就是见义勇为。董小鲁的母亲摇头，说那是两回事，董小鲁没有那么勇敢，不能做那个名不副实的英雄，如果他头上顶一个无中生有的光环，对不起学校老师对他的教育，她这个做母亲的内心也不得安宁。
　　回到办公室，陈喜国说这几天他妻子也对他说了不少关于董小鲁母亲的事。他妻子曾经在的工艺厂有许多人在议论董小鲁母亲，没有一个不认为她脑子有病。政府都认定她儿子的行为是见义勇为，她做母亲的质疑什么？要质疑也应该是被救的那家，人家倒是一点儿疑问也没有。拒绝彭天宇家赔的钱也就罢了，省里的见义勇为奖金刚从二十万提高到四十万，有这笔钱用来养老多好，省得她起早摸黑地给人家打工。董小鲁的母亲是从工厂里下岗的，买断工龄时只拿了不到一万块钱。
　　“這种为难自己的傻子真是少见！”陈喜国说他怎么也想不通。
　　我说：“这种傻子少见，但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如果事实真的是另外一回事，她这么做是不是很难得，是不是很有意义？”
　　陈喜国说：“项敏做得不错，她高尚，但我不欣赏，我觉悟没有那么高。教育一个孩子什么谎都不说，能让他以后在社会上生存吗？她当初拒绝彭天宇家给的钱我可以理解，拒绝政府的奖金干什么啊？一个拿了不到一万块钱买断工龄的下岗工人，真的没有必要做这么高的姿态。”
　　我没有说什么，站在陈喜国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要是有一个下岗工人的妻子，对待项敏这样的做法，也没准有这样那样的想法。
　　没过几天我在《高沙日报》上看到了项敏的消息，她被评为高沙市的“慈善之星”，并且名字排在第一位。市慈善总会的会长是退下来的市政协主席，办公地点在民政局。不久我回民政局开会，碰到了慈善总会会长，得知了项敏捐款的情况。
　　项敏用一百万元设立了“高沙市下岗工人困难救助基金”，这里面五十万元是董小鲁见义勇为的奖金，二十万元是彭天宇父亲捐的，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捐了三十万元。这位企业家被项敏的行为感动了。
　　对这项救助基金，项敏的要求是，明确这是解决下岗工人困难的专款，该基金由高沙市慈善总会管理，她有受益权，哪一天她困难的时候，和其他下岗工人一样有申请该基金救助的权利。
　　我自然要对陈喜国说这件事，他妻子如符合条件也是可以享受这个基金的。
　　这回陈喜国听了我说的，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是感叹和赞赏，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身边发生了，他挺佩服项敏。
　　陈喜国说：“说老实话，我们本来就应该像项敏这样教育孩子，诚实是为人之本。要是做父母的都没有尺度了，带动孩子，这社会还不乱成一锅粥！说到底，现在的我们还是市侩多了一点儿，就不相信有人会坚守，会较真……其实，人不亏心、不违心，睡觉都是踏实的。” 　　“死了也是干净的！”我插了一句。陈喜国一愣，随之哈哈大笑。

我和表妹夫彭亮

　　结束殡仪馆的深入生活，我回文联上班，接下来想做的就是写送葬的人。没想到，不久我也做了一回送葬人。
　　早上拿起充电的手机，看到上面有十一个未接电话，都是表妹昭昭打来的，有手机号，也有固定电话。电话回拨过去，昭昭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哭开了，她父亲——我三舅夜里睡过去了，猝死。
　　三舅倪立民从公安局退休后一直在高沙市单独生活，三舅妈早几年去世，按理说他该随独生女昭昭到北京去住，他也去那里生活过一阵子，回来对我说，北京是首都，是大城市不错，但毕竟是个陌生的地方，想找个人说说话都没有。还有，他有个一般人不喜欢的职业习惯，动不动让人尴尬。这次他去北京是九月底，昭昭说北京的秋天虽然短暂，但最宜人。
　　三舅有心脏病，身上装了四五个国产和进口的支架。他说根本不需要装这种东西，是被黑心医生为了钱绑架了。平时就他那个劲头还真看不出是病人。昭昭告诉我，早上没见他起来随大院里的大爷遛弯，以为他要多睡一会儿，直到六岁的女儿说姥爷没有打呼噜，她才意识到什么，但已经迟了。
　　“我怎么办，怎么办啊？”昭昭哭哭啼啼地说。
　　遇到这样的事情也确实难为昭昭，她的丈夫也是毕业留京的独生子女，从未遇到过丧事，身边也没有能够帮助他们的亲戚朋友。我应该赶过去吊唁和帮助昭昭，她也希望我如此。
　　一切顺利的话，我能在一个小时以后动身，赶到北京也已经是傍晚。我交代昭昭办当务之急的事情，因为三舅不是在医院死亡，联系殡仪馆之前，得办一张死亡证明。昭昭问我要不要向父亲生前的工作单位报告一下，我说当然要，这一环节很重要。她不知道这件事该找谁，也没有高沙市公安局的联系电话。我让昭昭想出一个和她父亲关系比较好的老领导或者老部下，她想了想，说刑警大队的赵大队长是父亲的徒弟，父亲来北京后好几次提到他，说他有出息，快提拔副局长了。找赵大队长是再好不过，他算是公安局与我交往最多的人，我有他的手机号码。
　　中午我从镇江南坐上了开往北京的京沪高铁，上车前我接到了昭昭的电话，她住在北京西边的五棵松，就近的是八宝山殡仪馆。这家殡仪馆已经派灵车接走了三舅的遗体，要她预约一个火化时间，她定了明天上午九点到十点。
　　我建议昭昭在家里的客厅布置一个简单的灵堂，供放三舅的遗像，写一幅挽联，这样方便招待来吊唁的人。
　　昭昭一会儿打来电话，说她家里没有父亲的标准像。我问她有没有三舅在北京游览时拍的照片，她说有，在数码相机里。我说这就好办了，送到冲洗数码照片的地方，做个截图就成了。遗像要做黑白的，挑三舅面部表情好的，要显得温和、慈祥。我知道这很难，曾经当警察的三舅平时总是绷着脸。
　　表妹夫彭亮十年前我见过一面，是个有副文静面孔和浓重闽北口音的白面书生，那时他瘦瘦的，现在自称和他岳父一样胖瘦，一定是发福了。当初彭亮给我的印象并不是太好，而这一次他所做的让我刮目相看。
　　彭亮开车到北京南站接我，果真是胖了，口音也变了，满嘴的儿化音。简单的寒暄后，开车时他一句话也没有。
　　昭昭见到我时没有哭，默默地替我拿过行李，表情很是凄苦。她胖了一些，模样更像以前的三舅妈。她指给我灵堂——在客厅一角，一张电脑桌上安放着三舅的遗像;两边陈列着挽联，用四张A4纸拼起来的“慈父民警”和“光辉人生”;遗像前面供着一个苹果、一碟瓜子和一包中华烟;一只去了灯罩的台灯，灯泡孤零零地亮着。
　　我看着三舅的遗像，觉得有点儿歉疚，到殡仪馆深入生活以后我就没去看过他，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解释自己工作忙。三舅感觉到我有顾忌，便直言不讳地说他不在乎。
　　昭昭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最不堪的事情大概就是丧事，想依照家乡的传统风俗做些什么都很难，连找个烧纸钱的地方都没有，在小区的角落刚点上火保安就来制止。给父亲送葬也不能就两三个人，那样太冷清了，有几位同事和好友在得知情况后，试探着问能不能参加殡仪馆的告别仪式，她只要客气一下，人家大概也就不会参加了，工作忙不说，就是赶到这里来都不容易。最远的一位住通州，从北京东边赶到西边来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
　　彭亮要去幼儿园接女儿，昭昭拉住他，让他再洗一次澡。彭亮说都洗过两次了，是爸爸，又不是外人，真的没有不洁的感觉。昭昭想想，还是她去幼儿园，并交代彭亮女儿回来后不许接触他。昭昭向我解释，早上是彭亮将父亲背下去的，从消防通道走到地下车库。
　　“背遗体……你……”我惊讶地看着彭亮说。他点点头。
　　我问昭昭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楼里有三户人家办婚事，不知道是哪户人家知道这里治丧，便守在电梯里不让殡仪馆的人进。彭亮说怪不得人家，也要为别人想想，人家是要图吉利的，结婚毕竟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打量了一下彭亮，一个身体算不上强壮还有点儿虚胖的博士，将差不多有七十五公斤的三舅从十五层背下去，加地下两层，一共十七层，其艰难辛苦可想而知。说实在话，一个做女婿的，能做到这一步，不容易。
　　昭昭接了女儿回来，我想抱一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但始终没有伸出手。她两岁时到过高沙，我抱着她喜欢得不想放下。现在，因为我刚结束殡仪馆的工作，我不能像过去那样抱小孩儿。
　　晚上昭昭要带我出去吃飯，我谢绝了，三舅的灵堂在家里，我们最好不要离开。吃晚饭时我要了点儿白酒喝，昭昭非常奇怪，知道我平时连啤酒都不喝。彭亮的酒量也很小，我们喝了二两多的二锅头就话多，舌头打结。我纠缠在彭亮背岳父下楼这件事上，向彭亮表示我的敬佩和感激。彭亮先是讷讷不言，后来说：“硬是背着岳父的遗体从电梯里走不是不行，打个电话叫警察来就解决问题了，但那样太得罪人了，都是邻居，早不见晚见，最主要的是，以岳父的为人，也坚决不会同意这么干。”昭昭号啕大哭起来，她在我面前还没有哭过，丧父的悲痛积郁在心里，被引发了出来。她哭诉：“妈妈临死的时候说，好了，她终于不用担心爸爸了，她最不情愿爸爸当警察。”三舅的警察生涯中有过几次生命危险，他蛮拼的，好像命不是自己的似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们到了八宝山殡仪馆。已经有几个昭昭和彭亮的朋友等候在那里，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捧着一束鲜花，这让随后赶到的高沙市公安局的朱主任有点儿尴尬，唯独他拖着一个拉杆箱。他是早上六点多到北京的，能够按时赶到这里，已经十分不容易！
　　朱主任作了自我介绍，他是高沙市公安局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局里昨天专门开会研究了倪立民同志的治丧事宜，表示要尽可能地隆重。他的拉杆箱里有打印出来的倪立民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以及民警的唁电、高沙市公安局对倪立民家属的慰问信、对倪立民同志的悼词以及赶制的巨幅挽联……
　　朱主任的工作可谓十分细致，但他忽略了一点，干了一辈子警察的三舅一定希望有穿警察制服的同事或领导来送他，而朱主任却穿着便服。按照朱主任带来的高沙市公安局的计划，要在八宝山殡仪馆为三舅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举行庄严的告别仪式。在朱主任张罗租用追悼会礼堂时，我悄悄地与他商量，能不能根据北京这里的情况做些调整，一切从简。
　　朱主任考虑了一下说：“行，只要是倪立民同志家属的意见，我们尊重。”在我和昭昭商量时，朱主任跑到一边去打电话，他一定是出于谨慎给局长或者政委汇报一下情况。
　　我告诉昭昭，按照规定公安局会发放一笔丧葬费和补助，租用礼堂开追悼会的费用按理说在丧葬费里开支。昭昭说她倒不考虑费用，只是觉得就这么几个人开追悼会冷清而又滑稽，还不如不开。
　　我看了一下朱主任帶来的挽联：恭勤对事正直如竹，真诚待人清廉如莲。横幅是：永远缅怀。
　　殡仪馆安排的告别厅是文瑞厅，有一个小伙子充当司仪，告别仪式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像媒体上经常报道的那样，庄严肃穆的告别大厅里，哀乐低回，倪立民同志的遗体覆盖党旗，躺在鲜花丛中。倪立民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好友以及高沙市公安局的领导同志参加了告别仪式。告别仪式结束后，朱主任向倪立民的亲属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并转达了高沙市政法系统领导的问候。
　　朱主任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特别认真，左一个、右一个，鞠了好多躬，并作说明：“老倪，我这是代政法委罗书记给你鞠躬、李局给你鞠躬、谢局给你鞠躬、许政委给你鞠躬……你徒弟赵大队长给你鞠躬。最后是我了，我给你鞠三个躬。”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去休息室休息，等着三舅的遗体火化结束后取骨灰。昭昭向朱主任致谢，说她和彭亮都没有告诉单位父亲去世的消息，怕给别人添麻烦。朱主任连说组织上关心是应该的。
　　中午昭昭在酒店里订了“豆腐饭”，朱主任没有参加，他下午要到公安部办事情。我回昭昭的住处，帮她拆了灵堂。其实也就是扯了挽联，将三舅的遗像和骨灰盒安放在电脑桌上。
　　我要走了，昭昭和彭亮需要赶紧休息，尽快得到安宁和平静。我嘱咐他们过几天有时间和精力的时候整理三舅的遗物，留下值钱的和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其余的都处理掉。还有，我建议他们将三舅的骨灰盒送回高沙老家安葬，不要长时间放在北京家里。
　　昭昭请我为她父母在高沙物色一处最好的、最贵的公墓，她要将母亲与父亲的骨灰盒合葬在一起。说要最好的墓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最贵的呢？后来我才知道，昭昭有心病。
　　临走前我再一次对彭亮表示感激，谢谢他为我三舅所做的。背岳父的遗体下楼，即使是做儿子的，也未必能做到。彭亮说他这么做，不仅因为岳父如父，更因为他是一个警察。
　　我在小区门口和他们分手。没走多远，我踅了回去，乘电梯上到昭昭住的十五层，找到电梯一侧的安全出口，从消防通道往下走。我没有背着一具七十多公斤的遗体，只是手上拿着一个不大的旅行包，到地下二层的时候，我气喘吁吁，腿发胀，最难受的是两个膝盖。从十五层到地下二层，有五百四十四级台阶。
　　在北京南站候车时，昭昭给我打电话，问父亲的葬礼是不是过于简单。她后悔了，觉得当时应该租高档礼堂开追悼会。我安慰她，在北京能将三舅的丧事办成这样非常不错了，三舅在北京去世是他的福气，这里的殡葬条件比高沙要好很多很多，显得非常庄重。高沙一年死那么多人，有谁能到北京八宝山殡仪馆来火化？
　　乘高铁到镇江南站后，我给彭亮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到家了。其实我还要换乘大巴，再有两个小时才能到家。我这么做是想让他们早点儿放心，早点儿休息。彭亮说他们早躺床上了，想睡，可睡不着。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阵子。我告诉彭亮，我这一路上也在想三舅，他这个人，挺严肃的。彭亮说他没有觉得，他给三舅拍了很多照片，现在正翻看着，画面上都是笑眯眯的。
　　我说：“我三舅有一点很不招人喜欢，他太爱拍桌子。”这与三舅的职业有关系，他干过二十多年的预审员。三舅妈不计较他，说三舅不是乱拍，他拍得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很多犯人的心理就崩溃在他拍桌子的过程中。但怎么说我也不喜欢三舅这一点，他在单位拍，在家里也拍;对犯人拍，对家人也拍。
　　我告诉彭亮三舅喜欢拍桌子，有向他表达抱歉的意思，料想三舅一定会在他面前拍过那么几次。奇怪的是，彭亮说他从没见过。电话里的声音换成昭昭：“哥，爸来我们这里后像换了一个人。我问过他，为什么不拉一副工作面孔了，他说怕得罪姑爷;至于为什么连桌子也不拍了，他说是怕吓着孩子。”
　　我哦了一声，想在北京这样生活的三舅等于换了个人，这样的他还是他吗？我本来还想要几张三舅在北京时拍的照片，听完后便不想再要了。
　　昭昭小心翼翼地问我，她和彭亮是不是有什么做得不对。我说：“没有什么不对的，三舅太爱你们了！”
　　昭昭变了，在北京就觉得她总是在不停地叙说或者解释什么，要知道她过去可不是这样的。
　　她觉得对不起父亲，电话里总抱怨自己。说让父亲到她那里，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就过世了。没能够送他去医院施救，丧事也没有办好，过于简单草率，送葬的人少不说，连父亲单位要开的追悼会都没开。
　　为了安慰昭昭，我只有照她的意思在高沙市花三万多买了一处双人墓，真是最好的和最贵的。昭昭还不满意，要我打听一下墓园有没有要开发豪华墓区的计划。我说不用打听，现在买下来过不了多久就会升值，墓价比房价升得还快。昭昭说这是为父亲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不能再草率了，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做好。我对昭昭说，她和彭亮对三舅生前和死后都够好的。我回来把北京的事情对亲戚们讲了，他们都觉得三舅死在北京实在是为难昭昭和彭亮了，丧事能办成这样很不简单。 　　“隆丧厚葬果真就能给人安慰吗？我想，有也是暂时的。昭昭你根本不需要那样去想！”我对昭昭说起高沙市前不久的一桩丧事。
　　赵万朝是高沙市的民营企业家，身家数亿，有好几家企业。可赵万朝的母亲却不乐意儿子有钱，觉得有了钱的儿子六亲不认，只认给他好处的人。赵母觉得自己的晚年非常不幸，她定义的幸福生活是早晚见到儿子，能够给他们一家做三顿饭，像普通人家的老爷爷老奶奶那樣，能够在孙子放学的时候等候在学校门口。儿子一样也不让她称心，为了讨好老婆将她“请”出去住，替她买了一处大房子，雇了一个保姆。孙子也见不到了，被送到寄宿制学校，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看到一两眼。赵母最不能忍受的是儿媳妇，她每天早上将她的狗闺女——一只叫淘淘的博美犬送过来，说是陪老太太，交代狗闺女的也不是人话：“乖，好好陪奶奶！”“淘淘，你想说话就找奶奶说哦！”到晚上的时候，儿媳妇会将狗闺女带走。赵母也不留，狗和她不亲，在她这里只是懒洋洋地伏在地板上，偶尔开口也是吼叫或冲着她龇牙。
　　赵母晨练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丧偶的老教师，他们很谈得来。老教师有时候拎着一个很大的茶杯到赵母住的地方，照赵母的说法，他连沙发都很少坐，总是站着说话，好像在上课似的。这事传到赵万朝耳朵里，就派人警告老教师，要打断他的腿。赵母知道后，糖尿病加重住进了医院。住进医院后她不想出院，串病房和病友聊天，眼泪汪汪地拉着人家的手，一说就是半天，还哀求医生让她在医院住下去。她觉得在医院里比在家里幸福，有医护人员照顾，有很多人围着她转。儿子再忙也会来看她，即使她知道儿子是做给别人看的。
　　赵万朝从开始的每天都来医院看母亲，到隔一天来一次，再到隔三五天来一次，最久的一次隔了二十多天。赵母是记日子的，她记在一张纸上，有意无意地让赵万朝看到。赵万朝问医生，像她母亲这样的情况还能活多久。这话恰巧被病友听到，传进赵母耳里后果可想而知。赵母咽气前一字一句地说：“绝八代好！”
　　赵万朝大肆操办母亲的丧事，派人到苏州赶制了绫罗绸缎的寿衣，买来一副新的水晶棺，用一辆日产车改装成灵车。按照他的要求，除了火化炉不能改成新的，其他的都要用别的死人没有用过的。
　　赵母出殡那天引得众人夹道观看，两辆宝马车开道，其后的大卡车上是身着制服的铜管乐队乐手，缓缓移动的特制灵车上插满了洁白的玫瑰，紧跟着灵车的是哭丧车，一辆皮卡的后厢里密匝匝挤着七八个雇来号哭的孝子，最后是长长的清一色的黑色小车，绵延近百米。
　　赵母的追悼会和告别仪式搞得极为隆重，但让人觉得怪怪的。市里有领导来参加，司仪在他们面前读着由文联老主席写的辞藻华丽、极尽颂扬之能事的悼词，多少让人有点儿尴尬。按照悼词里说的，赵母当选“感动中国人物”似乎当之无愧。
　　赵万朝办丧事，看起来是死人风光，活人威风，其实不然。高沙街头巷尾好长时间里都有人在议论“大孝子”对他母亲所做的那些忤逆事，内容无所不详。
　　我对昭昭讲这些时，也发表了我的感慨，赵万朝铺张办丧事，适得其反，引发了人们对他的恶感，虽然有仇富的心理在作怪，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接着我讲了另外一桩反响不同的丧事。
　　高沙市自行车零件厂的工人崔长彪下岗后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载客，妻子嫌他穷和丢人，离他而去。虽然这个工作风吹日晒，苦点儿、累点儿、赚钱少点儿，但没有风险，每天能见着收入。崔长彪的生活压力特别大，要付女儿的抚养费，还要照顾病瘫在床的老母亲。
　　高沙市里的人力三轮车越来越多，多到生意没法儿做。政府进行管理，将人力三轮车漆成蓝颜色和黑颜色，轮番上街做生意。这就苦了崔长彪，他每天要花时间给母亲做三顿饭，轮到他蓝颜色车的这一天也就做不了多长时间的生意。好在高沙人厚道，踩人力三轮车的经常为做生意争吵，但对崔长彪倒是很客气，运管所也给他开绿灯，照顾他的实际困难，让他每天都出来做生意。崔长彪很硬气，每天上街只做五个小时的生意，掐着点做，绝不多一时半刻。
　　崔长彪在老母亲病重后想满足她的一个心愿——带她回住了几十年的东门大街看最后一眼。母亲怎么也不肯去，崔长彪知道原因，她怕打车花钱，坐他的人力三轮车她又不忍。她受不了儿子在她面前出力流汗。她说她要是有钱，就给儿子买一辆出租车开。
　　崔长彪为母亲出殡时请求殡仪馆的灵车绕个道，到东门大街那边，让母亲看看那里的草巷口。崔长彪让女儿坐在灵车上，他踩着三轮车跟在灵车后面，一路上眼泪汪汪的。不知什么时候，他身后跟上了多辆下岗工人的人力三轮车。大家默默地踩着空载的车，排成队在街上慢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悲戚凝重的表情，任路人向他们投来疑惑的目光。
　　崔长彪到殡仪馆后没有租用告别厅搞仪式，他要将母亲的遗体从灵车上抱到殓葬间去，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制止他，告诉他应该由殡葬工来做这些事。他说，母亲带他到世上，他要以这种方式送她离开，算是最后的孝敬。
　　我当时不在殓葬间，告别厅的司仪给同事打招呼，说由着崔长彪去做。事后我这个代馆长表扬了司仪，特殊的情况，她处理得很有人情味。
　　崔长彪为母亲买了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陶瓷骨灰盅，由女儿捧着坐在他的人力三轮车上回家。一个人，他的经济能力有限，但他有真心，有实实在在的孝敬，表达了对母亲最朴素的爱和最真实的留恋。相对于那些纸花假马的随葬、虚情假意的抽泣，立马让人分出高下。
　　昭昭听我讲崔长彪的故事时流泪了，我在电话里能够听到她的抽泣声。她说她懂了，知道该怎么去做。
　　她真的是懂了。一个多月后她送父亲的骨灰盒回高沙安葬，听公安局的领导说，父亲每个月都拿出一半的退休金资助荷花塘特殊学校，做了好几年。昭昭找到那所特殊学校的校长，表态要将这件事继续做下去，用完父亲的积蓄以后由她出资。她对我说，把父亲没有做完的事做下去是一种幸福，是对他真正的孝敬，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纪念方式。
　　她还告诉我一件事，彭亮九岁的时候，父亲酒后溺亡在村里的池塘里，打捞他父亲的人要用绳子将遗体拽到岸上来，闻讯赶来的一位警察制止了这一做法，警察跳到水里，背起他父亲的遗体，涉着齐脖子深的水艰难地爬上岸。当时的情景，在他以后近三十年的岁月里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那天，彭亮觉得他背的不是岳父，而是那个给他父亲尊严的乡村警察。
　　这个晚上我彻夜未眠，把殡仪馆的生活回忆了一遍，想自己要是再有机会去，哪怕不是当代馆长，做普通的殡葬工，也会有更深的体验。
　　责任编辑 张璟瑜
　　文字编辑 李敏
　　绘图 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