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话语不但使＂四类分子＂们成为乡土社会的劣等人群,还迫使他们的子女们在成长过程中饱受苦难,形成他们的怨恨情结。虽然1979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对四类分子子女们的政策歧视,但是怨恨情结使得他们寻求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双重补偿,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叙述他们的怨恨情结,对文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怨恨叙述表面上是梳理阶级话语在当下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应该是反思阶级话语的价值与意义,为社会的整合提供思想资源,以文学的方式整合集体记忆,建构新的价值观。然而,由于人们长期受左翼文学以来僵化思维的影响,无形中把阶级话语与国家话语合二为一,不敢亦不能反省阶级话语的来龙去脉。在怨恨叙述中,我们看到作家或者受僵化思维的禁锢,以国家认同压抑了怨恨叙述的反省力度;或者为了避免前者的局限,以漠视国家话语和割裂历史的方式来叙述阶级话语带来的怨恨记忆,造成了社会伦理的混乱与个体道德的虚无化。这恰恰反映了文学在僵化思维的长期禁锢下因无法回答现实问题而形成的价值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