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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场反腐风暴将要席卷全国。
2007年5月29日，中纪委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规定》前八条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八项严格的禁止性规定，并要求有“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在6月29日前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6月7日，参与筹备国家预防腐败局的人士透漏，以从源头上制止腐败为职能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进入倒记时。6月13日，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在接受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央视节目《焦点访谈》的采访时，再次表达了中央对于此事的坚定决心。这被评论人士认为是一次针对隐性腐败官员的“最后通牒”。这是自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限期通牒。几乎与此同时，北京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培英束手就擒，青岛市原市委书记、山东省省委副书记杜世成被宣布终止人大代表资格，63岁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被一审判处死刑。这绝对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中央似乎以此彰显此次反腐倡廉的决心。
通知发出15天后，“空降兵”河南省纪委书记叶青纯对外宣布，河南省已有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
与此对应的是，近些年，中国的反腐败机关每年都要处分大大小小官员二三十万人，其中有少部分涉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06年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案件623件。而腐败造成的损失更是惊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以此推算，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万多亿元！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腐败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民众焦躁不满情绪的日益提升，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近年来，群众性、群体性事件的攀升的背后大都隐藏着不同形式的腐败，已经引起了社会的警醒。
腐败不除，民生不安，社会不稳。
但是，可以预见，一个规定绝对不能从根源上禁除腐败。
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不能寄希望用一两个(文件)解决所有违纪违法问题。”
传统从政理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
官员腐败不仅是一种世界通病，而且是一种历史通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存在着政府及官员，无不充斥着官员腐败现象。世界史正是在官员腐败——政府腐败——民众起义——政府更替的循环替换中完成。
官员腐败伴随着国家的产生与生俱来。列宁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产生的目的，就是一个阶级通过暴力获取本不属于自身的财产及其他附属品，是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财产占有的合法化。因此，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官员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合法”占有他人财产外的额外掠夺，在传统的政治治理中是允许的。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奴隶制时期和封建朝代，执政者对这种额外的占有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清乾隆时期的重臣和绅、名嘉靖时期的严嵩，都是典型的代表。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中，衡量官员的标准是“忠”字当头，只要有了“忠”字，贪点墨，出点格都是小事。这种观点一直延伸到今天，仍然是一部分官员的为政哲学，在这部分官员的思想深处，“公仆意识”只是一种宣传口号，忠字当头才是为官哲学。这些官员在骨子里自觉地把自己与“谁谁谁”列为一队，当成“谁谁谁”的人，对上惟命是从，对下无所顾忌，一切围着领导转，为讨好领导不择手段。在选择任用干部的时候，也是“忠”字当头，谁听话就把谁列进自己的队伍，“自己人”出了事能捂则捂，不能捂则拖。如果说一个“忠”字编织了一个关系网的纵向关系，为了巩固势力范围而以地域关系建立起来的乡土政治观念，则罗织了关系网的横向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是传统从政理念另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核心。在关系网面前，在裙带关系面前什么是非曲直、正确与错误，法理与正义，都是一风吹！这种观点的根深蒂固，成为今天腐败泛滥的一大根源。
传统从政理念在今天仍然影响至深并成为腐败滋生的另一根源是权利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官员永远是权利的表征。从政的根本目的是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享受统治阶级所享受的待遇。“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知”，“悬梁刺股听鸡鸣，六国周游配相印”。这种权利至上的官本位思想，来源于历史长期以来对强权的社会崇拜。人类的发展史是在与自然界及其它生物的不断的斗争中形成，在这种斗争中，在武器匮乏时期，具有征服能力的强力一方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武器产生后，具有生杀予夺能力的拥有武器的一方就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对于强权的崇拜，在社会制度上，体现为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从六德。强权崇拜催生了强权攫取的不择手段及强权拥有后的放纵无度。吕不韦的赢政计划，杨广的鸠父杀兄，成为极至。这种行为放大到整个统治阶层，则体现为官员的腐败。在各个朝代，都曾出现过腐败的极端典型。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的政府官员的权力的放大，及权力拥有后对被统治阶级的奴役，和由权力所换来的奢侈无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权力的崇拜。在官员，为了攫取更多的权力、更高的官位则往往不择手段，或急功近利，虚报浮夸，玩数字游戏，用老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树碑立传，或只想着做大官，把精力和心思全都放在跑门子、托人情、拉关系、找靠山上。在从政为了权利的思想的引导下，必然导致权力的私有化。有了官职后，则享乐主义至上，掌权为己，以权谋私，整天为车子、票子、房子、位子、孩子而奔波忙碌。在民众，则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官员采取无原则的忍让与退避。“朝内有人好做官”，“手臂扭不过大腿”，“民不与官斗”，官员是“父母官”，民众是“子民”，官员履行职责是“青天大老爷”，官员不履行职责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到肚子里”，民众要求官员履行职责必须“求”，求人办事就要打点，贿赂办事成为民众的一种潜意识及行为准则。强权对民众意识的禁锢，权力对民主的强奸，使权力无限膨胀。贿赂成为一种不得不遵行的准则的时候，腐败就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地位所培养出来的仅效忠于统治阶级的从政理念的深远影响，不会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几千年来的强权崇拜及因此对民众思想意识的长期禁锢，也不会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而这种观念的存在就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其后果，就是继续引导着一部分官员偏离历史航向。应该说近年来，为改变只唯上的从政观点，执政党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使唯上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强权崇拜观点的修正，却相对来说弱了很多，这一方面是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地位与形象问题，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长期的浩大的工程，相对而言，人们更喜欢强调制度建设这些较易推行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强权崇拜的社会理念、只唯上的从政理念如果不根除，法制将是行同虚设，民主将是一种伪民主，腐败仍将是一种社会常态。
不完善的经济体制是腐败产生的社会环境
官员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是官员从政意识的反社会化，官员腐败的诱因则是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因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使官员有了用行政权力换取经济利益及个人私欲的可能。
在当今世界各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是一种利用计划指标、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等计划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调节功能来进行社会经济管理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利高度集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以权力控制为特点的计划经济必然诞生高度腐败。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了以人身依附关系即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处于统治地位就可以得到“服务”。计划经济使权力变成万能，触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拥有政治权力就可以享受特别服务。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及权力高于一切的特点，为官员的整体腐败提供了可能；同时，因为腐败的整体性，这种腐败常常被披上一种合法的外衣，更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在与这种腐败作斗争时，更加剧了困难性与复杂性。整体腐败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首先是社会法理的被践踏，在整体腐败面前，法理总是无比脆弱。其次，权利高度集中，百姓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的腐败跟过去的计划经济有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权力的人习惯使用权力。”
市场经济机制是一种运用市场运行中的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市场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调节功能来进行社会经济管理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具有自发性、灵活性、事后性和微观性。市场经济的事后性的特点，使市场经济制度永远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体制，永远具有不完善性。这就为个体腐败提供了可能性。市场经济以财产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具有明确的私法关系和私有财产关系。市场经济对于私有财产主体地位的确定，使社会对于财产的追逐更为激烈。监管的滞后性导致权力的失控，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市场进入不可避免。其社会表现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在市场经济时代，权力并不能直接带来社会服务，而必须以货币为中介，没有货币这个中介，政治权力所能得到的实在“太少”，处于统治地位的要想得到特别的“服务”就必须将权力出租以得到“财产”，再得到“服务”。
这种权钱交换，体现在每一次的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微量调整中。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向“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发展，由商品、信贷和外汇领域的权钱交换，过度到诸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腐败”，无不把权钱交易演化到极致。经济制度越不健全，这种权力寻租活动表现的越为激烈，直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遏制腐败，必须首先完善经济体制，改变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监管滞后的状况，将政治权力严格限制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受到严格的监督，不能越轨出来“出租”。
不完善的政治体制是腐败产生的政治环境
政治体制上结构性的缺陷为官员腐败提供了蔓延的空间。
政治体制是国家权力的组织系统及其运作程序。政治体制决定着国家权力的组织系统，明确国家权力如何设置及机构权力分配，协调权力行使机构的相关关系及国家权力运作的动态过程；确保公权与私权的协调运行。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设计，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制定，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因此，政治体制也永远处于大的变革与微量调整中，微量调整即为政治改革，大的变革即为社会革命。政体的滞后性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可能条件。同时，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设计，由政府来完成。官员作为政府的主体，政府职能的实际承担者，事实上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主体。作为私人个体的官员，在立法、行政、司法的过程中的公私界限的无法清楚的界定，为官员公权私用或公私混和、渗透，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因此，腐败是政治的天然产物，是政治的孪生姐妹；腐败随着政治斗争、政权更体而不断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腐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同时，政治体制与腐败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当政治体制完善，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设计趋于合理时，腐败的表现为个体，并随着完善程度而出现量的变化，其表现形式也将更加隐蔽；当政治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设计不合理时，腐败就会出现蔓延的趋势，其表现形式也就会明目张胆化，如清王朝的公然卖官鬻爵。因此，要想减少腐败，必然要尽大可能完善政治体制的架构。
在今天的政体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集权专制的政体，一是分权分治的政体。
集权专制的政体，体现为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体，在形式上表现为核心制。集权专制在集中力量或应付突发事件时，往往能表现出较高的效率和较强的力量。但是，它也容易导致产生许多弊端，其突出表现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这正是我国政治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现象的重要根源。邓小平同志对此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政治制度中最大、最主要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管理组织很难被公众监督，很容易、事实上最终也必然会公权私用，走向腐败。
分权分治的政体，是按照立法、行政、司法相互独立、相互制衡来构建政府。主权和治权分开，治权交由政府、主权回归民众，在保持政府的相对独立地位使其有较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民众通过定期参加普选各级政权主官和在必要时启动法定程序将其罢免的方式；打破政权组织的话语权垄断，在宪政、法律的平台上，人民可以有效监督官员，防止治权的自我膨胀导致反噬主权，确保主权大于治权。政治运作表现为公开化、民主化、制衡化。“每个部门将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够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分权分治的政体，通过权力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有效地制约政府的管理权力，能确保人民的主权会安全、政治自由，排除专断权力。分权分治的政体被认为能有效的遏制腐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分权分治的政体下，仍然存在着官员选拔、任命、及退出机制等问题，腐败仍然会在监督的盲区出现。因此，现在一些国家在探索“第四权”即公众舆论监督在防治腐败方面的作用，但是对于公众舆论监督的公利性的保证，又同时陷入了悖论。
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权力真正能够全面相互制约的体制，成为完善政体的着眼点，也是确保官员腐败几率降低的根本。
2007年5月29日，中纪委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规定》前八条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八项严格的禁止性规定，并要求有“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在6月29日前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6月7日，参与筹备国家预防腐败局的人士透漏，以从源头上制止腐败为职能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进入倒记时。6月13日，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在接受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央视节目《焦点访谈》的采访时，再次表达了中央对于此事的坚定决心。这被评论人士认为是一次针对隐性腐败官员的“最后通牒”。这是自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限期通牒。几乎与此同时，北京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培英束手就擒，青岛市原市委书记、山东省省委副书记杜世成被宣布终止人大代表资格，63岁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被一审判处死刑。这绝对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中央似乎以此彰显此次反腐倡廉的决心。
通知发出15天后，“空降兵”河南省纪委书记叶青纯对外宣布，河南省已有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
与此对应的是，近些年，中国的反腐败机关每年都要处分大大小小官员二三十万人，其中有少部分涉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06年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案件623件。而腐败造成的损失更是惊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以此推算，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万多亿元！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腐败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民众焦躁不满情绪的日益提升，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近年来，群众性、群体性事件的攀升的背后大都隐藏着不同形式的腐败，已经引起了社会的警醒。
腐败不除，民生不安，社会不稳。
但是，可以预见，一个规定绝对不能从根源上禁除腐败。
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不能寄希望用一两个(文件)解决所有违纪违法问题。”
传统从政理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
官员腐败不仅是一种世界通病，而且是一种历史通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存在着政府及官员，无不充斥着官员腐败现象。世界史正是在官员腐败——政府腐败——民众起义——政府更替的循环替换中完成。
官员腐败伴随着国家的产生与生俱来。列宁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产生的目的，就是一个阶级通过暴力获取本不属于自身的财产及其他附属品，是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财产占有的合法化。因此，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官员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合法”占有他人财产外的额外掠夺，在传统的政治治理中是允许的。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奴隶制时期和封建朝代，执政者对这种额外的占有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清乾隆时期的重臣和绅、名嘉靖时期的严嵩，都是典型的代表。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中，衡量官员的标准是“忠”字当头，只要有了“忠”字，贪点墨，出点格都是小事。这种观点一直延伸到今天，仍然是一部分官员的为政哲学，在这部分官员的思想深处，“公仆意识”只是一种宣传口号，忠字当头才是为官哲学。这些官员在骨子里自觉地把自己与“谁谁谁”列为一队，当成“谁谁谁”的人，对上惟命是从，对下无所顾忌，一切围着领导转，为讨好领导不择手段。在选择任用干部的时候，也是“忠”字当头，谁听话就把谁列进自己的队伍，“自己人”出了事能捂则捂，不能捂则拖。如果说一个“忠”字编织了一个关系网的纵向关系，为了巩固势力范围而以地域关系建立起来的乡土政治观念，则罗织了关系网的横向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是传统从政理念另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核心。在关系网面前，在裙带关系面前什么是非曲直、正确与错误，法理与正义，都是一风吹！这种观点的根深蒂固，成为今天腐败泛滥的一大根源。
传统从政理念在今天仍然影响至深并成为腐败滋生的另一根源是权利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官员永远是权利的表征。从政的根本目的是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享受统治阶级所享受的待遇。“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知”，“悬梁刺股听鸡鸣，六国周游配相印”。这种权利至上的官本位思想，来源于历史长期以来对强权的社会崇拜。人类的发展史是在与自然界及其它生物的不断的斗争中形成，在这种斗争中，在武器匮乏时期，具有征服能力的强力一方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武器产生后，具有生杀予夺能力的拥有武器的一方就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对于强权的崇拜，在社会制度上，体现为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从六德。强权崇拜催生了强权攫取的不择手段及强权拥有后的放纵无度。吕不韦的赢政计划，杨广的鸠父杀兄，成为极至。这种行为放大到整个统治阶层，则体现为官员的腐败。在各个朝代，都曾出现过腐败的极端典型。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的政府官员的权力的放大，及权力拥有后对被统治阶级的奴役，和由权力所换来的奢侈无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权力的崇拜。在官员，为了攫取更多的权力、更高的官位则往往不择手段，或急功近利，虚报浮夸，玩数字游戏，用老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树碑立传，或只想着做大官，把精力和心思全都放在跑门子、托人情、拉关系、找靠山上。在从政为了权利的思想的引导下，必然导致权力的私有化。有了官职后，则享乐主义至上，掌权为己，以权谋私，整天为车子、票子、房子、位子、孩子而奔波忙碌。在民众，则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官员采取无原则的忍让与退避。“朝内有人好做官”，“手臂扭不过大腿”，“民不与官斗”，官员是“父母官”，民众是“子民”，官员履行职责是“青天大老爷”，官员不履行职责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到肚子里”，民众要求官员履行职责必须“求”，求人办事就要打点，贿赂办事成为民众的一种潜意识及行为准则。强权对民众意识的禁锢，权力对民主的强奸，使权力无限膨胀。贿赂成为一种不得不遵行的准则的时候，腐败就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地位所培养出来的仅效忠于统治阶级的从政理念的深远影响，不会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几千年来的强权崇拜及因此对民众思想意识的长期禁锢，也不会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而这种观念的存在就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其后果，就是继续引导着一部分官员偏离历史航向。应该说近年来，为改变只唯上的从政观点，执政党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使唯上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强权崇拜观点的修正，却相对来说弱了很多，这一方面是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地位与形象问题，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长期的浩大的工程，相对而言，人们更喜欢强调制度建设这些较易推行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强权崇拜的社会理念、只唯上的从政理念如果不根除，法制将是行同虚设，民主将是一种伪民主，腐败仍将是一种社会常态。
不完善的经济体制是腐败产生的社会环境
官员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是官员从政意识的反社会化，官员腐败的诱因则是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因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使官员有了用行政权力换取经济利益及个人私欲的可能。
在当今世界各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是一种利用计划指标、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等计划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调节功能来进行社会经济管理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利高度集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以权力控制为特点的计划经济必然诞生高度腐败。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了以人身依附关系即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处于统治地位就可以得到“服务”。计划经济使权力变成万能，触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拥有政治权力就可以享受特别服务。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及权力高于一切的特点，为官员的整体腐败提供了可能；同时，因为腐败的整体性，这种腐败常常被披上一种合法的外衣，更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在与这种腐败作斗争时，更加剧了困难性与复杂性。整体腐败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首先是社会法理的被践踏，在整体腐败面前，法理总是无比脆弱。其次，权利高度集中，百姓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的腐败跟过去的计划经济有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权力的人习惯使用权力。”
市场经济机制是一种运用市场运行中的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市场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调节功能来进行社会经济管理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具有自发性、灵活性、事后性和微观性。市场经济的事后性的特点，使市场经济制度永远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体制，永远具有不完善性。这就为个体腐败提供了可能性。市场经济以财产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具有明确的私法关系和私有财产关系。市场经济对于私有财产主体地位的确定，使社会对于财产的追逐更为激烈。监管的滞后性导致权力的失控，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市场进入不可避免。其社会表现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在市场经济时代，权力并不能直接带来社会服务，而必须以货币为中介，没有货币这个中介，政治权力所能得到的实在“太少”，处于统治地位的要想得到特别的“服务”就必须将权力出租以得到“财产”，再得到“服务”。
这种权钱交换，体现在每一次的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微量调整中。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向“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发展，由商品、信贷和外汇领域的权钱交换，过度到诸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腐败”，无不把权钱交易演化到极致。经济制度越不健全，这种权力寻租活动表现的越为激烈，直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遏制腐败，必须首先完善经济体制，改变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监管滞后的状况，将政治权力严格限制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受到严格的监督，不能越轨出来“出租”。
不完善的政治体制是腐败产生的政治环境
政治体制上结构性的缺陷为官员腐败提供了蔓延的空间。
政治体制是国家权力的组织系统及其运作程序。政治体制决定着国家权力的组织系统，明确国家权力如何设置及机构权力分配，协调权力行使机构的相关关系及国家权力运作的动态过程；确保公权与私权的协调运行。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设计，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制定，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因此，政治体制也永远处于大的变革与微量调整中，微量调整即为政治改革，大的变革即为社会革命。政体的滞后性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可能条件。同时，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设计，由政府来完成。官员作为政府的主体，政府职能的实际承担者，事实上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主体。作为私人个体的官员，在立法、行政、司法的过程中的公私界限的无法清楚的界定，为官员公权私用或公私混和、渗透，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因此，腐败是政治的天然产物，是政治的孪生姐妹；腐败随着政治斗争、政权更体而不断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腐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同时，政治体制与腐败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当政治体制完善，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设计趋于合理时，腐败的表现为个体，并随着完善程度而出现量的变化，其表现形式也将更加隐蔽；当政治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设计不合理时，腐败就会出现蔓延的趋势，其表现形式也就会明目张胆化，如清王朝的公然卖官鬻爵。因此，要想减少腐败，必然要尽大可能完善政治体制的架构。
在今天的政体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集权专制的政体，一是分权分治的政体。
集权专制的政体，体现为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体，在形式上表现为核心制。集权专制在集中力量或应付突发事件时，往往能表现出较高的效率和较强的力量。但是，它也容易导致产生许多弊端，其突出表现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这正是我国政治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现象的重要根源。邓小平同志对此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政治制度中最大、最主要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管理组织很难被公众监督，很容易、事实上最终也必然会公权私用，走向腐败。
分权分治的政体，是按照立法、行政、司法相互独立、相互制衡来构建政府。主权和治权分开，治权交由政府、主权回归民众，在保持政府的相对独立地位使其有较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民众通过定期参加普选各级政权主官和在必要时启动法定程序将其罢免的方式；打破政权组织的话语权垄断，在宪政、法律的平台上，人民可以有效监督官员，防止治权的自我膨胀导致反噬主权，确保主权大于治权。政治运作表现为公开化、民主化、制衡化。“每个部门将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够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分权分治的政体，通过权力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有效地制约政府的管理权力，能确保人民的主权会安全、政治自由，排除专断权力。分权分治的政体被认为能有效的遏制腐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分权分治的政体下，仍然存在着官员选拔、任命、及退出机制等问题，腐败仍然会在监督的盲区出现。因此，现在一些国家在探索“第四权”即公众舆论监督在防治腐败方面的作用，但是对于公众舆论监督的公利性的保证，又同时陷入了悖论。
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权力真正能够全面相互制约的体制，成为完善政体的着眼点，也是确保官员腐败几率降低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