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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推销和发行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其支撑战争的法宝有两个：对外以掠夺占有地为基础的以战养战，对内则是推行公债财政。日本国内的公债政策颇有特点，先由政府用公债向银行抵押借款，然后向国民购买物资，国民购买力增加后，政府即实行强制储蓄，使资金重新流回日本银行，银行再慢慢出售公债，收回借给政府的资金。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日军所需军费激增。日本将国内的公债政策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沦陷区，并且变本加厉，采取了更加恶劣的手段。
首先，强迫伪中央银行先购买日本公债，然后再用这些公债作为纸币的发行准备金，大肆发行纸币。以伪满洲中央银行为例，该行1937年宣布日本公债可充作发行准备金，翌年又宣布伪满洲国债也可以充为现金准备，且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到1944年11月日伪公债干脆可以无限制地充为现金准备，再到后来，其现金准备基本上都是公债了。1945年国民党接收该行时，其准备金只有占发行总额的29.3%的日本公债和贷金及部分伪满政府公债。也就是说，这些公债在日本的傀儡银行手里摇身一变成了有价值的纸币。日本当局还强制要求傀儡政权承购其公债，据伪蒙疆政府1940年的一份财务表记载，政府债特别会计37416000元，政府债整理基金特别会计9596788元，其中所谓政府债，就是日本强行推销，伪蒙疆政府承购的日本国债。
其次，日伪当局利用各种行政手段，巧立各种名目摊派其公债。日本在台湾规定，储蓄银行存款的三分之一必须用来购买日本国债，五分之一用于购买企业债券。1942年，伪满政府修改了《资金统制法》，大力推销公债和加强国民储蓄，规定买卖3000元以上的不动产时，需强制购买相当于贩卖价格50%的公债，社团法人利润超过实交资本10%时，令其接受相当于该利润30%的公债，政府及其机关发放津贴，或交付一定数量资金时，亦需附带一定数目的公债。1943年5月，伪满政府又公布了《资金特定用途制度》，规定各银行和工企业金融合作社等金融机关，要保持有相当于存款额30%的公债，各公司企业都得保有纯益金一定比例的公债，对企业职工一律按收入额摊派相当比例的公债，对老百姓也强行摊销。
二、名目繁多，数量惊人
日本在中国一共遗留了多少数量的公债，至今仍是一个谜。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财政部档案》记载，战后国民党政府仅从敌伪机关里就接收了约40余种，折合26亿日元。主要有贮蓄债券、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割引国库债券、报国债券、战时报国债券、日本国库债券、北支那开发债券、日本政府三厘半债券、日本地方债、北满铁道公债、投资事业日本通货公债、济南居留民团昭和十六年度团债券等。
这些公债除极少数与满洲国有一点联系外，其余纯粹是日本公债，有的是国债，有的是金融债，有的是公司债。除此之外，日本为逃债转移至国内的、遗留在中国民众手中的不计其数。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曾组织专家，设立专门机构，对还没有兑付的日伪公债进行调查，欲向日本当局索赔。但由于时局动荡，国内国际环境风云变幻，这一想法没有实现。
三、“贮蓄”名义下的阴谋
1937年，日本全面进入战时体制。为了支撑公债发行，日本政府鼓励国民开展储蓄运动，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国民参与储蓄，并随之发行了大量的贮蓄债券。1939年起，日本指使伪满也开展了所谓的国民储蓄运动，强制人民储蓄。1939年储蓄额为5亿元，1940年为8亿元，1941年达11亿元。
同时，以劝业银行为代表的日本银行，在沦陷区发行和推销了各种各样的贮蓄债券，如战时贮蓄债券、复兴贮蓄债券、贮蓄债券等，以“贮蓄”为名，行搜刮之实（见图1）。
四、“大东亚战争”掩饰下的罪恶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军费急剧上升，使本来已经困窘的日本战时经济更加濒临枯竭，日本更加残酷地对中国沦陷区进行掠夺，以支撑战争的巨大消耗。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规定：“当前对华经济政策，以增加获取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着眼点，以图重点开发取得占领区内紧急物资，并积极获取敌方物资。”而发行公债成为日本解决其投资问题的重要途径。
这一时期，日本利用各种名目滥发公债券，并往往许以高息、抽奖作为诱惑。为了强调战争用途，同时美化其侵略，欺骗国内和沦陷区民众，许多债券上面印有“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1941年12月12日，日本当局将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称为“大东亚战争”，意即“为大东亚新秩序建设而进行的战争”）等字样，并往往配以飞机、坦克、军舰、太阳旗等象征武力、征服意味的图案（见图2—图4），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显露无遗。
五、日本在华公债有何特点
从这几张债券来看，我们可以大体了解日本在华公债的几个特点：
首先，公债的偿还期限普遍较长。如支那事变贮蓄债券偿还期20年，大东亚战争特别国库债券偿还期18年，战时报国债券偿还期为15年，最短的大东亚战争割引国库债券偿还期也高达10年，这样在理论上减轻了还款压力。而实际上，由于日本很快战败，绝大多数公债未待偿还便因战争结束而成了废纸，公债的偿还期限越长，对老百姓的危害越大。
其次，日本推销公债的手法多种多样。除了强制推销外，日本还充分施展各种伎俩，如以打折、高利率等手法对购买者进行欺骗。同时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用抽签给奖、公债与彩票结合等方式欺骗购买者，以加速其公债发行，达到延期兑付或不付利息的目的。
第三，日本公债的发行主要集中于战争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线拉长，军费骤然增长。为了挽救垂死的战争，日军除大量印发军用票外，公债面额越来越大，公债发行额度直线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日本的公债政策如何演变，都改变不了其最终战败的结局。
战败后的日本，对其在本国发行的公债进行了清偿，而对遗留在中国的大量公债券则百般抵赖，任由其变为一张张废纸，这笔战债，国人当牢记在心。打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幌子肆意侵略他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为满足领土扩张的一己之私，将无辜的他国人民拴在大和民族的战车上，使之无端承受着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和灾难。而今对历史罪恶死不悔改的日本右翼分子，公然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一个个首相或大臣肆意践踏他国的民族感情，参拜供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胡说那是一场“解放”亚洲人民的战争，并将这种思想编入教育下一代的教科书中。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形象，又怎能不引起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的深思！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其支撑战争的法宝有两个：对外以掠夺占有地为基础的以战养战，对内则是推行公债财政。日本国内的公债政策颇有特点，先由政府用公债向银行抵押借款，然后向国民购买物资，国民购买力增加后，政府即实行强制储蓄，使资金重新流回日本银行，银行再慢慢出售公债，收回借给政府的资金。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日军所需军费激增。日本将国内的公债政策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沦陷区，并且变本加厉，采取了更加恶劣的手段。
首先，强迫伪中央银行先购买日本公债，然后再用这些公债作为纸币的发行准备金，大肆发行纸币。以伪满洲中央银行为例，该行1937年宣布日本公债可充作发行准备金，翌年又宣布伪满洲国债也可以充为现金准备，且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到1944年11月日伪公债干脆可以无限制地充为现金准备，再到后来，其现金准备基本上都是公债了。1945年国民党接收该行时，其准备金只有占发行总额的29.3%的日本公债和贷金及部分伪满政府公债。也就是说，这些公债在日本的傀儡银行手里摇身一变成了有价值的纸币。日本当局还强制要求傀儡政权承购其公债，据伪蒙疆政府1940年的一份财务表记载，政府债特别会计37416000元，政府债整理基金特别会计9596788元，其中所谓政府债，就是日本强行推销，伪蒙疆政府承购的日本国债。
其次，日伪当局利用各种行政手段，巧立各种名目摊派其公债。日本在台湾规定，储蓄银行存款的三分之一必须用来购买日本国债，五分之一用于购买企业债券。1942年，伪满政府修改了《资金统制法》，大力推销公债和加强国民储蓄，规定买卖3000元以上的不动产时，需强制购买相当于贩卖价格50%的公债，社团法人利润超过实交资本10%时，令其接受相当于该利润30%的公债，政府及其机关发放津贴，或交付一定数量资金时，亦需附带一定数目的公债。1943年5月，伪满政府又公布了《资金特定用途制度》，规定各银行和工企业金融合作社等金融机关，要保持有相当于存款额30%的公债，各公司企业都得保有纯益金一定比例的公债，对企业职工一律按收入额摊派相当比例的公债，对老百姓也强行摊销。
二、名目繁多，数量惊人
日本在中国一共遗留了多少数量的公债，至今仍是一个谜。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财政部档案》记载，战后国民党政府仅从敌伪机关里就接收了约40余种，折合26亿日元。主要有贮蓄债券、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割引国库债券、报国债券、战时报国债券、日本国库债券、北支那开发债券、日本政府三厘半债券、日本地方债、北满铁道公债、投资事业日本通货公债、济南居留民团昭和十六年度团债券等。
这些公债除极少数与满洲国有一点联系外，其余纯粹是日本公债，有的是国债，有的是金融债，有的是公司债。除此之外，日本为逃债转移至国内的、遗留在中国民众手中的不计其数。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曾组织专家，设立专门机构，对还没有兑付的日伪公债进行调查，欲向日本当局索赔。但由于时局动荡，国内国际环境风云变幻，这一想法没有实现。
三、“贮蓄”名义下的阴谋
1937年，日本全面进入战时体制。为了支撑公债发行，日本政府鼓励国民开展储蓄运动，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国民参与储蓄，并随之发行了大量的贮蓄债券。1939年起，日本指使伪满也开展了所谓的国民储蓄运动，强制人民储蓄。1939年储蓄额为5亿元，1940年为8亿元，1941年达11亿元。
同时，以劝业银行为代表的日本银行，在沦陷区发行和推销了各种各样的贮蓄债券，如战时贮蓄债券、复兴贮蓄债券、贮蓄债券等，以“贮蓄”为名，行搜刮之实（见图1）。
四、“大东亚战争”掩饰下的罪恶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军费急剧上升，使本来已经困窘的日本战时经济更加濒临枯竭，日本更加残酷地对中国沦陷区进行掠夺，以支撑战争的巨大消耗。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规定：“当前对华经济政策，以增加获取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着眼点，以图重点开发取得占领区内紧急物资，并积极获取敌方物资。”而发行公债成为日本解决其投资问题的重要途径。
这一时期，日本利用各种名目滥发公债券，并往往许以高息、抽奖作为诱惑。为了强调战争用途，同时美化其侵略，欺骗国内和沦陷区民众，许多债券上面印有“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1941年12月12日，日本当局将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称为“大东亚战争”，意即“为大东亚新秩序建设而进行的战争”）等字样，并往往配以飞机、坦克、军舰、太阳旗等象征武力、征服意味的图案（见图2—图4），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显露无遗。
五、日本在华公债有何特点
从这几张债券来看，我们可以大体了解日本在华公债的几个特点：
首先，公债的偿还期限普遍较长。如支那事变贮蓄债券偿还期20年，大东亚战争特别国库债券偿还期18年，战时报国债券偿还期为15年，最短的大东亚战争割引国库债券偿还期也高达10年，这样在理论上减轻了还款压力。而实际上，由于日本很快战败，绝大多数公债未待偿还便因战争结束而成了废纸，公债的偿还期限越长，对老百姓的危害越大。
其次，日本推销公债的手法多种多样。除了强制推销外，日本还充分施展各种伎俩，如以打折、高利率等手法对购买者进行欺骗。同时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用抽签给奖、公债与彩票结合等方式欺骗购买者，以加速其公债发行，达到延期兑付或不付利息的目的。
第三，日本公债的发行主要集中于战争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线拉长，军费骤然增长。为了挽救垂死的战争，日军除大量印发军用票外，公债面额越来越大，公债发行额度直线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日本的公债政策如何演变，都改变不了其最终战败的结局。
战败后的日本，对其在本国发行的公债进行了清偿，而对遗留在中国的大量公债券则百般抵赖，任由其变为一张张废纸，这笔战债，国人当牢记在心。打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幌子肆意侵略他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为满足领土扩张的一己之私，将无辜的他国人民拴在大和民族的战车上，使之无端承受着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和灾难。而今对历史罪恶死不悔改的日本右翼分子，公然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一个个首相或大臣肆意践踏他国的民族感情，参拜供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胡说那是一场“解放”亚洲人民的战争，并将这种思想编入教育下一代的教科书中。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形象，又怎能不引起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