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给一家出版社攒一本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书。为了外宣的需要，我挖空心思寻找关于这个主题的正面信息，比如中国各级政府为完成节能减排目标而出台的一系列严格的政策和措施。显然，中国不仅是高调而明确的给出了节能减排的承诺，更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可以说，中国这场运动比任何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力度都要大。
　　早在“十一五”计划纲要中，中国就确定了一个强制推行的五年期目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强度要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过去5年中，中国政府为此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手段和措施，但即将结束的“十一五”显然难以取得满意的结果。2010年是“十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最初的设定目标，今年GDP能耗需要再下降5％以上。这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任务。而且更令决策层担心的是，今年一季度，在去年基数较低的基础上，由于高耗能产品需求旺盛，高耗能行业快速增长，一些落后产能死灰复燃，能源需求大幅增加，全国有12个地区的单位GDP能耗上升。这无疑给本已艰难的减排工作增添了更大的难度系数。
　　为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不得不专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讨如何实现目标，还在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了狠话：“要采取铁的手腕淘汰落后产能。”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比以往更为严厉的文件，明确将节能减排任务纳入政绩考核，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会习惯于批评地方政府对于政策的消解和抵触，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利益而置全局利益于不顾。但任何不合理的现象之所以存在，都有其合理的逻辑。经济学家吴敬琏讲过一个故事。2000年的一天，他受邀参加了一场由北京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组织的北京市产业发展问题研讨会，会后吴敬琏和一位企业家就讨论的结果向北京市一位领导人汇报时，该领导问，北京中关村搞了这么多年，名声也很响亮，但是产值和税收都上不去，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当时吴敬琏也没有成熟的想法，后来他知道，北京市对于这道难题最终的思路是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这位经济学家专门在他的一本著作里写到了这个例子，他后来还注意到，21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本地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潮流，北京市并不是个例。为此，他在几年前就提醒，要小心“霍夫曼陷阱”，即要避免先行发达工业他国家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可能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
　　不能否认，有些地方政府在发展模式上的目光短浅，但我们知道，就智力和能力而言，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对于经济如何发展，他们懂得并不比经济学家少；而就经济人理论而言，他们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基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理性选择。
　　我一位在北方某县担任常务副县长的朋友曾告诉我，最近几年一直倡导的绿色GDP为何成为一句空话，原因在于，一方面，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还找不到一条道路，既满足发展又能兼顾生态；另一方面，官员上升通道并未发生改变，所以各地仍旧在投资拉动的大潮中被裹挟着前进，并几乎一致选择能给地方快速带来收益但却高污染、高耗能的大工业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被动者，也都是推动者。
　　当我们站在外面时，批评总是容易的，但简单的批评于事无补。而一旦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更多的因果，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并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象的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