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3日，昔日的“灰衣教主”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被发现死在伦敦居所的浴室，享年67岁。围绕别列佐夫斯基的离世众说纷纭。且不提被西方媒体称为疑点重重的死因，单就事件本身引发的热议就足以说明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坛上被赋予的另类意义：他是叶利钦时代金融寡头与家族势力的代表，也是普京时期俄罗斯发展道路之争的焦点人物。一位政治人物，身负两种政治符号，这在当代俄罗斯政治史上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别列佐夫斯基的政治沉浮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折射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转型与发展的独特性。
　　金融寡头：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别列佐夫斯基既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金融集团的代表，也是叶利钦家族势力的核心成员。资本与权力相结合，促成了俄罗斯国家转型过程中官僚资本的出现。叶利钦时代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七人集团是这一阶层的代表，人们称他们为“金融寡头”。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金融寡头是在苏联解体前后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与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在苏联解体前后，特权阶层借助手中权力，在俄罗斯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大量攫取社会财富，摇身一变成为新俄罗斯的权贵精英阶层。别列佐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代表。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金融寡头们力挺叶利钦战胜久加诺夫，其寻租行为获得极大的政治回报。大选结束后，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一事即为明证。
　　在别列佐夫斯基们达到政治顶峰的同时，也是他们遭到俄罗斯社会与民众强烈反对的开始。1996年总统大选后，俄罗斯出现的新情况是叶利钦的身体健康问题，俄罗斯民众开始关心，到底谁在统治俄罗斯？他们的无所不能是建立在对健康状况不佳的叶利钦总统进行信息封锁的基础之上的，叶利钦实际上不得不将自己的部分权力授权给自己的心腹。这是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问题的简单逻辑。政府不得不迎合跑在最前面的金融工业集团，保障为它们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创造有利条件。如果没有俄罗斯大型金融工业集团的支持，即使在对外政策上获得了成功，叶利钦也不可能完全站稳脚跟。这几乎成了叶利钦执政后期民众痛恨的政治诟病。
　　2000年1月13日，普京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思想，其竞选口号为“让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认为俄罗斯的优先发展方向是：消除贫困，改善民众生活；保护市场，使其免遭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为了国家崇高的民族尊严恢复公民的个人尊严；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这些优先方面与打击已经声名狼藉的金融寡头密切相关，因而赢得了选民的热烈反应与拥护。这样一来，如何处理金融寡头成为普京高姿态进行法治建设的标杆。
　　打击寡头：国家资本主义的需要
　　普京一上台就开始对这些站在影子里影响俄罗斯政治的寡头们实行法律专政，不允许其染指政权。
　　别列佐夫斯基是普京打击的重点对象。2000年5月，别列佐夫斯基因收到俄罗斯司法机关指控而被迫流亡英国。5月31日，别列佐夫斯基在《生意人报》上全文刊登了致普京的公开信，对普京加强中央权力的政治举措提出质疑。6月21日，别列佐夫斯基在一次外国投资商会议上说，为俄罗斯制订战略方针是普京的责任，但事实证明这位总统的所有战略决定都表明他没有战略。他表示，坚信反对派很快会从左派运动中产生，但事态并没按照他的意愿发展，国家杜马对普京的法案采取配合的态度，而没有采取激烈反对的态度，普京政治改革的反对派没有很快出现。7月17日，别列佐夫斯基宣布放弃杜马议员的资格。在解释这一决定时，他强调主要的原因是坚决反对普京总统提议的政权改革。可以说，就在普京执政之初，为了实现国家稳定而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时，别列佐夫斯基不合时宜地跳了出来。普京拿别列佐夫斯基开刀是迟早的事。
　　流亡国外后，别列佐夫斯基多次公开发表言论，攻击普京，并企图重返俄罗斯政坛。鉴于别列佐夫斯基对普京政权的一系列政治挑战，2002年10月，俄总检察长办公室以诈骗罪正式起诉别列佐夫斯基及其同伙，并发布全球通缉令。2003年3月26日，别列佐夫斯基在伦敦落网。俄总检察院准备将其引渡回国，但别列佐夫斯基说服英国政府同意了他的政治避难要求。2004年普京曾经回顾这段历史，明确表示：整个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走过的是一条寡头猖獗之路。那些接近权力的人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得到了国家的产业。为了保住这些财富，他们需要控制传媒，于是他们开始争夺报纸、电视台，有时甚至采取非法手段。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言论自由，而是为谋取自身的利益。
　　可以说，普京打击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的直接原因有两点：维护社会公正和加强政治空间管理。要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体现社会公正，就要解决寡头势力这个“黑洞”，严厉打击寡头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但是出于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需要，考虑到寡头手中资源对国家的特殊影响，又不可能大规模重新审视过去的私有化，那样风险极大。所以，普京处理的方式是又打又拉，警告寡头不要染指政权的同时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同时，从清理寡头的媒体王国入手，夺回舆论报道的主导权。这是普京管理政治公共空间一贯的立场。在普京看来，无论从经济因素上还是从社会和政治因素上考虑，报业等大众传媒都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干预。
　　然而必须看到，打击金融寡头的深层次原因，从本质上看，体现的是俄罗斯发展道路之争。按照普京的思维，他选择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即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调控机制，发展市场经济，因此必须破除金融寡头的垄断。
　　转型之难：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这种发展道路之争，从转型的视角看，其内涵是深刻反映了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国家、市场与企业的三者关系构成了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首要问题，如何安排、协调和优化三者关系是经济制度和经济调控机制的核心，而权力和资本的政治主从关系是国家与市场关系调整的核心内容。
　　俄罗斯这种权力和资本的政治主从关系已经定型，国家政权与私人资本之间的政治互动方式也已基本明确。叶利钦时期，国家权力并不直接控制资本，而寡头控制着绝大部分国家财富，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承认，金融寡头控制了俄罗斯50%的经济命脉。而且，金融寡头通过资本操控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以一种错位的状态出现，靠交易来实现平衡，这种国家权力和经济基础的错位关系是不正常的现象。普京就任总统后通过一系列调整、改革措施，形成了强力集团控制国家政权的局面，逐渐消除了寡头通过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现象。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与掌握资本、财富的寡头集团达成了妥协和默契，资本不再干涉国家权力，同时国家逐步加大对大资本掌控的比例。
　　正是从打击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开始，普京政府开始妥善处理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关系。客观上说，苏联剧变后俄罗斯政府的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而这种资源再分配的结构是否公平合理就成为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社会资源分配形成的财富结构始终没有被俄罗斯民众认可。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此种共同利益的倾向。寡头阶层本质上属于分利集团。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尽管整个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增进利益集团成员的福利，但是，更有效更普遍的作法却是尽可能为集团成员从社会生产总额中争得更大份额，这样分利集团就可能为追求更大份额而不顾社会总收益的下降，久而久之，已经形成的分利集团形成垄断地位，保守僵化，决策迟缓，对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变革一律排斥，这不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利益。普京唯有摆脱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阶层的控制，打破该社会阶层通过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弊端，才能实现国家的转型与发展。这也许是别列佐夫斯基现象带给世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