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鄞州区沙村人。中国近当代“书坛泰斗”是一代书法书学宗师，在书法、篆刻、金石、考古和历史学方面造诣深厚。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沙孟海出生于名医书香之家，身为沙家的长子，书法学习发蒙于父亲——沙孝能。父亲行医之外，喜爱吟诗作画、书法及篆刻。在父亲的引导下，沙孟海开始书法与篆刻的学习。然而年仅39岁的沙孟海之父沙孝能不幸病故，少年失怙，这无疑给沙家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沙孟海依旧是幸运的，在母亲的鼓励和舅舅的资助下，在庄桥集成小学读了半年后报考了设在宁波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沙孟海广泛涉猎“篆、隶、行、草”各种书体，特别是晚年，致力于“行书和草书”，在行、草书体创作中，以气势磅礴、雄浑厚重、刚健有力，自成一体，书法创作博大精深，堪称炉火纯青。
　　改革开放以来，沙孟海在社会良好氛围的影响下，积极投入书法艺术创作之中。饱经岁月积淀，丰厚学养和阅历的拓展，让他更加注重“体势”和“气势”，并逐渐改变书体，由楷入行草，从“尚韵”到“尚势”，从帖学和碑派中形成意态挥洒和雄浑朴拙，与自己的艺术特点相得益彰，逐步进入自己创作的顶峰，并以形态风格古拙朴藏、结构斜画紧凑、侧锋笔力迅疾的擘窠大字而享誉书法领域，如同入世又出世，逐渐回归到“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境界。
　　沙孟海于1992年在杭州病逝，享年92岁。沙老一生，立足时代潮流，学贯古今，一生阅历求学、教书、从政和治学，以对传统文化的承接和对书法的热爱，勤于练习，独树一帜，逐步登上“书法泰斗”的座位，并以深厚书法造诣，屹立在当代书坛顶峰。
　　沙孟海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书法大家和书法教育家，沙孟海为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书法艺术人才，为书法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沙孟海的书法教育思想内涵丰富，书法教育方面的识见卓越。沙孟海的书法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三方面。
　　1.授业传道，因材施教的教育观
　　沙孟海坚信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艺术教育观，要让学生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创造力。沙孟海曾多次强调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要因材施教。作为艺术大家的沙孟海从不把自己的艺术观念强加给学生，反对按照一个样式去教授学生，束缚学生的艺术个性和创造力。沙孟海自身在汲取“帖学”的基础上，没有照搬硬套，而是取其精华，弥补自身不足，并以此拓宽自己视野，他引导学生在认为汲取别人碑帖的基础上，克服自己笔法的不足，并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与创作风格，坚定以人为本，注重个性特点，而且对师者不迷信。沙孟海提倡勤能补拙，告诫同学们要共同研讨，相互切磋，并在具体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法可循，尊重“帖学”基础，强化个性发展，教育学生不要机械套用，而是寻找到自身的特点，并将其发展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兴趣，不可强求一律因材施教、注重学生个性培养的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才能让书法教育不是机器刻板，而是风格迥异。
　　2.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学模式
　　以人为本，德育为先。为艺先为人，沙孟海的书法教育不但是对作品的临摹、创作，更注重对书品、人品的道德培养。沙孟海的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先做人，先据其道德，其次才是学问、文章（作品）。在书法教育教学实践中，沙孟海提倡对学生的技法培养和人品培养并重。从他的书法教育理论及实践中，书品与人品并重，认为一个书法创作者不能单一的构建自己的书法风格和艺术成就，还应该让自己的书法惠及社会，福泽大众，让书法的艺术之美彰显人性之美和道德高尚。不能以书而书，忘记美育对于心灵的展示和道德的提升，让书法真正成为人格品质与道德修养的载体。他的这一理念逐渐形成了他独特书法教育思想。在论及刘墉书法作品评价时更是直接反映了他对人品和道德修养的看重，指出因为刘墉的人格品位才形成了他的书法作品的价值与影响力。浙东籍书法家倪元璐严正不阿之气溶于书法作品之中，也正是这点，让沙孟海极力推崇。忠诚耿直的颜鲁公书法大气磅礴，笔力横扫，沙孟海深受其影响，并融会贯通于其书品和人品之中，在他的影响，沙孟海开创了闻名海内外的大气、磅礴、朴拙的新书风。返璞归真的内心向往和砥砺人生的道德修养让沙孟海的书法作品与人品气质相统一，成为最好的教学典范。在书法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的技法培养和人品培养并重。让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教育思想。沙孟海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始终坚持教育实践中要将人品显性彰显在书法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书品，让书品和书风成为人品的立足点。他认为书法教育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并且相互统一，形成自己的风格典范无疑体现了书法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3.继承传统，注重实践的教学方法
　　沙孟海的书法教育主张遵循艺术发展的规律。特别注重基础、传统、实践。除了书法学习以外，还应有全面的学习修养，要求学生注重打好坚实的基础，勤于读书，要从历代的书法理论中入手，学生帖法和碑派，还要打好与书法有关各门学问的基础，学会阅读古文能力，运用各种工具书的方法等，都要及早养成习惯。在面对丰富而复杂的传统书法时，沙孟海的教学方法提倡向传统经典作品临摹并打好基础。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多实践，强调理解与实践相结合。不能简单地为了提高技艺出发，还应该拓宽书法作品及风格的内涵，强调了古汉语和文字学等基础。对于传统文化精华必须广泛而有深度的汲取，不能做单一的“写字匠”。主张应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丰富底蕴，强调书法创作的恪守，要让书法创作充沛艺术特点，完美彰显艺术魅力。沙孟海的教学方法完善自己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内涵和价值途径。
　　沙孟海书法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是着眼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价值观，主张人品与书品统一的教学模式，以及继承传统，注重实践的教学方法，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书法教育的人文本质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题写“大雄宝殿”
　　20世纪50年代，沙翁为灵隐寺题写了“大雄宝殿”匾额，署名沙文若（沙翁原名）。“文革”时因三弟沙文汉（新中国第一任浙江省长）成右派，署名被抹去。后来西哈努克拜灵隐，问匾额为什么没落款，回答是“古人无名氏写的”。周恩来知道后，要求还原落款。沙翁负气不写，当局只好拼凑了三个字。现在的“大雄宝殿”额是沙翁在80年代重写的。
　　编修蒋氏宗谱
　　1946年，沙孟海任教育部秘书，曾为蒋介石重修宗谱（“吴敬恒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鄞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49年老蒋下野溪口，多次召见沙孟海，请他再编一个简本并修《奉化县志》。于是孟海借机去了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从此与蒋家告别。
　　镇馆之宝
　　2010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部分放在杭州博物馆，一部分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希望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2011年温总理与网友对话时又谈到：没想到我去年记者招待会讲了600年前的山水名画《富春山居图》坎坷与艰难的经历，引起了两岸人民的共鸣。如今，《富春山居图》的两部分已在台湾联合展出了！
　　这幅名画历程曲折，为避战乱辗转飘零，行程数万公里。1948年被运至台湾的半卷无用师卷，属国宝级文物，每年只展出40天。留存大陆的半卷重新装裱后被称为《剩山图》。1938年，上海收藏名家吴湖帆病卧于家中，一天有人来看望他，随身带了一张刚购买到的破旧的《剩山图》。吴看了爱不释手，几经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商周古铜器，将这个残卷换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时，心中很是忐忑，怕万一遭遇天灾人祸，以个人的能力极难保存，只有由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多次往返于杭沪之间，与吴湖帆商洽，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为沙孟海的真诚所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浙馆的“镇馆之宝”。
　　这张珍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火迹斑斑，仔细看一下，上面有不少破洞，是经过精心修补的。《剩山图》长五十多厘米，台湾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长六百多厘米，而原作是近七米的长卷。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
　　沙孟海与西泠印社的同仁说过：“印学是一门比较冷僻的学问，搞不热闹，所以用书画来配合，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印社，书画应当配合印学来搞。”他的话，对于坚持印社特色办社办出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沙孟海主持西泠印社工作后，印社从恢复到发展，在国内外渐获盛誉。他一再说：“西泠印社这块牌子还很响，这很不容易，应该在学术研究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全国印社很多，我们是老大哥，老大哥光年纪大没有用，不把学术研究搞起来不行。光刻刻写写，大家也会搞，这样的老大哥靠不住。”他认为，印社学术研究的范围，应该以印学为主，应确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并规定每年清明、重阳举行雅集。一时之间，名声远扬，当时有国内外社员五百多人，还创办了社刊。许多印社社员在沙孟海影响下，无偿捐献印章、图书、印谱。而今，经悉心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和正在筹建的“印学图书馆”，已成为当今全面展示中国印文化的窗口，沙孟海当年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忘记的。
　　“今天总算看到自己写字了”
　　1968年，有电影制片厂派人去沙孟海家拍摄反映他书法艺术的电影，沙孟海对拍摄人员说：“呵呵，太客气，太客气，没有什么成绩……”片子不长，花的力气却不少，因他听觉不好，所以大家都放开喉咙和他说话，多是以纸笔相代。
　　电影厂写成的剧本，沙孟海不但逐字逐句看，而且还在原稿上作修改，其中有一句解说词，原稿写的是：“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还要与古人争先后。”沙孟海觉得不合适，专门给制片厂寄去一信：“……联想到下文‘还要与古人争先后’一句欠妥，古人未必都好，应改作‘还要与古代名人争先后’，意义才圆满，以为何如？……”
　　拍摄期间，沙孟海每天早早起来，由他儿子陪同，去庭园散步。他对拍摄人员说：“早上吸点新鲜空气，等一会拍摄起来精神好些。”
　　拍片过程中与百年老店邵芝岩笔庄协商，特制巨笔：杆长75.5厘米，毫长24厘米，笔头口径11厘米，整支笔重量有五公斤。
　　拍摄那天早上，摄制组准时将刘庄二号楼会议室布置一番，打好灯光，然后将一张托好的二米见方宣纸平铺地面，沙孟海脱了鞋袜，手握巨笔，从大脸盆中饱蘸墨汁，笔随意转，很快，一个有四平方米大小的“龙”字就出现了，尤其是“龙”字的最后一点，沙孟海撇得特别有力，撇出去时，人随笔走，险些跌倒。摄制人员连忙跑到他的跟前，沙孟海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心里有数的。”可是看得出，他已很累了。
　　第二天清晨，沙孟海没有去散步。大家估计他昨天写字太累，应该还在休息。到房间去看他，他却说：“昨天没写好，夜里也睡不好，今天要重写。”
　　早餐后，改变计划，让沙孟海再写一次四平方的大字。这次他成竹在胸，又脱去鞋袜，不紧不慢踏上宣纸，沉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在场者除表敬佩之外，无一不为他的体力消耗而担忧。沙孟海若无其事地开玩笑说：“我这不算写字，是牛耕田……”
　　第一次看工作样片时，沙孟海说：“我写了一辈子字，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怎么写字，今天总算看到了。”
　　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沙孟海治学严谨，有口皆碑。
　　沙孟海书写《王国维墓碑记》时，一千多字的径寸端楷，气势贯通，下笔如飞，绝难想象竟是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不到三小时便写成的。这足以与文征明九十岁犹能写蝇头小楷相媲美。
　　沙孟海以两年业余时间编写出《中国书法史图录》，其中考评详审，绝不人云亦云，而是从浩瀚的资料中去对证求实，遇有不详尽的，他就花费精力到书山中找蛛丝马迹。对图版也极为讲究，无论采用墨迹还是拓本，一定要选用最可代表或最可靠的。为此，就得与各大博物馆和个人收藏者多方联系。金石学界有“蜀汉无片石”之说，蜀汉图版留下空白。在百般讨求中，忽有友人送阅四川新出土的刘阿斗“延熙”纪年《真危墓石》双钩本，沙孟海大喜，出版时用它入录，这种求索精神，令在他身边的研究生深受教育。
　　他做事踏踏实实，一丝不苟。有一次一外地出版社的编辑，请沙孟海为该社出版的一本图书题写书名，并为之作序，沙孟海说：“题签可以，文章写不动了。”那位编辑说：“那是否可以由我们找个文采好一些的人代笔，请您签个大名？”沙孟海不答应，后来那位编辑又出主意：“那么请您指定一位得意门生，由您授意起稿后，再请您过目如何？”沙孟海始终没有同意。
　　又有一次，需要请沙孟海写介绍西泠印社的署名文章，可即便是这种一般文章，他同样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他将“金石书画”一说改成“篆刻书画”，并向人解释修改的理由：“清朝的时候，金石很吃香，瞧不起篆刻，认为是‘雕虫小技’，因此称自己是‘金石家’，其实‘金石’指的钟鼎碑刻，故金石家不一定是篆刻家。现在不同了，篆刻家有地位了，不用冒人家金石家的牌子了。”负责照排的工作人员修订稿子后送他审阅，他又从头到尾反复校对三四遍，逐字逐句反复看了才同意付印。
　　他审阅别人的稿件很认真，从不在别人的稿件上涂改，而是自备一张稿纸注明某页、某段、某句拟怎样修改，或是商量的口吻建议可以这样。即使为了便于寻找，他也只用铅笔在可商榷之处做上记号。
　　有个画册页者，请当代几家名人题了序跋，最后一页请沙孟海赐题，几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但他见了送来的人总先说：“我还欠你的债呢！过些日子一定写，只是写的内容还没有考虑好。”过不了几天送册人收到沙孟海写来的信，信上大意说：所嘱册页题名，初拟草稿，望提出意见后寄回题写，其中有一年号空缺，待资料查找后补上等等。对不足百字的短文，沙孟海却如此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