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托，可算是一项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痼疾。辛亥革命，民国建立，提倡民权，反对封建，于是党国体制下，政府官吏就职宣誓中也有了“予誓不引用私人，誓不妄费公帑……”的话。然而，学过民国史的人都知道，国民党败亡的主因之一就是政治的腐败，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官场上“裙带”“请托”之风盛行，令人深恶痛绝。但是民国官场的请托风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往似乎较多的是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在海峡两岸的历史档案机构中，保存着南京政府重要官员翁文灏与各方往来的大量函电，其中不少的内容涉及相互间的请托事宜，不妨让我们翻一翻这些故纸堆，瞧一眼民国官场里的请托“内幕”。

当大官的科学家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宁波人，原本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及现代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评价他是“中国学者得世界荣誉之第一人”。蔡元培也称赞他任所长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自设立以来关于调查矿产方面固已成绩昭然，即关于学术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国地质多所发明，几足与各国地质机关相颉颃。此非元培等之私言，实为中外专家所公认。”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翁文灏先是因上庐山给蒋介石授课而被赏识，于是抱着“即使中国暂时亡了，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的决绝，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弃学从了政，开始介入南京政府国防工业的建设。1938年，他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监誓人吴稚晖当场发言：“国当重大之时，必需忠正之士，翁君学问道德为当代第一人才，向来专心研学，兹因国局艰难，出任经济重责，必能禀其素修，早成宏效。”可见这位自称“无齿之徒”的党国元老，对翁文灏也是甚为推崇。翁文灏不仅是经济部长，还兼任着主管国营企业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负责协助民营企业的工矿调整处处长，1944年又兼任负责对美合作的战时生产局局长，不久又升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更出任“行宪内阁”首任院长。其所负责任之重，掌握权力之大，手中可调配资源之丰富，无疑是一位民国官场中最理想的“受请托人”。
　　虽然掌管国营工矿主管机构资源委员会十余年，属下国营央企百余家，但是在翁文灏、钱昌照（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主持下，资源委员会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吸收、培养、选拔、激励制度，领导下条子直接干预人事录用的事情并非常态。如有人求职，统一由人事部门先为登记，有适当机会，再行考核录用。
　　就任经济部长之初，翁文灏专门发表了《致经济部同人书》，特别强调：“古人有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所谓官邪尤在滥用职权，营私渔利，监守自盗，明知故犯，于情于法，决不姑容。次之慎选贤良，实为当官要务，使事业有良善之人才，然后得坚实之基础，切勿为人立事，耗费公帑，此义不但当自身谨持，永矢不谖，即对于他人所任之工作，亦不可滥用情面，推荐私人。凡百事业之成功，惟在得人，人之可用与否，全视其能否胜任，而不必问其有无私交。一念之失，往往即为终身之累，念兹在兹，庶其有豸。”对于“予誓不引用私人，誓不妄费公帑”的训条，他也表白：“我真当他是良心命令，决不把他看作官样文章。”在给女儿的信中，他也提及：“对许多函求做官的人，我劝他们努力于实在工作，比招集太多的人拥挤在衙门内又并不实在工作总较好也。”
　　翁文灏秉持书生从政理念，清廉自守的行事风格，是被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可的。1948年他出任行政院长之时，著名民主派人士、一向对国民党批评不留情面的《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在《评翁文灏内阁》一文中也承认：“翁文灏的廉洁是没有问题的，他过去的作风亦比较朴实。”可是，舆论公认的党国廉洁干部，依然也躲不开请托的“魔咒”。

何人面前不求人

　　据笔者所见翁文灏往来函电中，来电来函请托的人物，上自蒋经国，下至乡保长，从基层干部，到党国元老、将军部长，各色人等，无所不备，而请托干求的内容，从题词题匾，到求职升官，更可谓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1944年初，蒋经国组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培养“青年建国干部”并出任教育长。一年以后培训结束，毕业生同样面临出路问题。于是蒋经国于1945年2月18日“拜上咏霓先生”，介绍该校“经于上年初呈准，先设研究部，招收国内外大学毕业生，加以严格之精神训练，其中多属财政经济与理工交通管理之专才，且曾服务中央各部会所属机关。现研究期满，即将毕业，彼等仍志愿参加实际建国工作，俾得用其学”。其中“有经济部门学员廿人，愿至贵部暨生产局或资源委员会服务。素仰先生奖掖青年，不遗余力，谅必乐予嘉勉，以遂其志，可否准予按照程度，酌予核用，以图报效”。

　　这也不是蒋经国头一次相求，早在蒋经国在赣南担任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时期，自称晚辈的蒋经国即曾请“文灏部长”由“资委会拨赠国币贰拾万元”，协助“人力、财力两俱缺乏”的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甚至有人在回忆录中说，因为资源委员会在赣南设有专门经营钨礦砂的机构，蒋经国每在赣南建设缺钱之时就写信相求于“咏霓世伯大人”。此次翁文灏也不可能完全拒绝，他2月28日亲笔函复“经国吾兄”，仍以“目前各机关正在遵奉院令方谋裁并……以致安置新员反感不易”相推脱，但也留有余地：“拟恳惠允先将成绩较著者五员，开列姓名、履历及受训成绩见示，以便酌为设法借重。” 　　在翁文灏的往来函中，甚至还有一件涉及中共著名秘密特工的请托。1941年4月23日，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为时任三青团西安分团部书记的申振民自费出国之事写信给翁文灏：“申振民同志北平师范大学毕业，曾参加党务工作有年，现任青年团西京分团部书记。此次来渝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人极精干，深得总裁器识，迭蒙召见，勗勉有加。”现在申振民欲自费出国深造，但是按政府规定，请领出国护照必须由政府因公派遣。因此朱家骅想请翁文灏从经济部给申振民一个公派出国的名额，“以全其志”。翁文灏4月28日回复朱家骅对此表示为难，理由是经济部“及所属机关派员赴美均曾豫（预）行声明，出外公务签奉委座核定。近时又奉规定，须先至党政班受训后方能起程，手续更增繁重。现时中美往返机位无多，非有公务者每多向隅。申君出国事是否即须实行？尚希转商再为考虑为幸。”结果申振民出国深造的愿望也就泡了汤。当然，无论是朱家骅还是翁文灏，完全想不到这位申振民实际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的特工，后来被誉为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的后“三杰”之一，曾以申健之名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驻印度大使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翁文灏接到的请托函中，尤以求官求职为最多。特别是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接收工作成为许多人眼中发财的富差，身兼“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主委的翁文灏，自然会接到不少这类积极要为接收工作“做贡献”的请托。
　　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的代表人物邹鲁（海滨）就于1946年1月24日致函翁文灏“：兹有友人张君汉良，留法十年，研读化学，得有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亦十年以上，在平亦尝办理化工厂数处，现任川大化学系主任，对于工业极感兴趣，特为介绍于执事。近如平津、青岛接收化学工厂，需人办理，必能胜任愉快也。”然而，令他意外的是，翁文灏的回复竟然是资源委员会的标准流程：“承介张君汉良，甚表欢迎，已交资源委员会登记，需要时尽先洽用。”
　　多年跟随蒋委员长左右的侍卫长俞济时，1948年5月10日给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写了一封亲笔函：“周君福麟，系第六绥靖区周司令官嵒之公子，初毕业于中央技艺专科，嗣考进中央大学化工系，已于去年年底毕业，志愿在江浙等处工厂学习。此项人才，想亦为尊处及所属工厂所需要，用为函介，尚请惠赐安置，俾得本其所学，效劳工作。”
　　周嵒司令官的公子大学毕业，想到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央企找个“本其所学”的岗位就业，直接由蒋委员长的侍卫长俞济时中将，请托到国企主管部门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然而，同样是一个意外的回复，而且很有反讽的意味：“本会目前经办东北各事业，因受战事影响，后撤员工亟待安插，一时势难延用。周君所请工作一节，兹先为存记，容有适当机会，再行延揽。”将军的儿子找不到工作，要怪也得怪将军们打了败仗。

私事公办与公事私办

　　在这些请托案例中，由于材料所限，我们对许多请托事项后续发展的兴趣往往得不到满足。比如，翁文灏的“已交登记”“俟有机会尽先洽用”之类的回复，是纯属搪塞还是确有难言之隐？故事后续走向如何，是否真的会“尽先洽用”，如果洽用了但是请托人对安排不满意，是否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的请托？或者被搪塞后，请托人会有什么应对，是知趣地走开，还是穷追不舍？幸好，史料中也有一例这样的故事。
　　1946年2月12日，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给翁文灏写信说：昨天一位叫张忠的职员当面向他诉说，在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冶金组毕业的儿子张鸿庆，此前经人“函介”向翁文灏处求职，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张忠请蒋梦麟向翁文灏催问，“便乞裁示为幸”。翁文灏于3月15日回复蒋梦麟：“因本会后方各厂矿，自抗战结束大部从事紧缩，而将编余人员调派收复区工作，目前待调人员尚多。关于张君工作，除已由主管处登记、遇机尽先延用外，特函复，请察照。请转知其父张忠先生为荷。”
　　我们目前看到的请托事件，绝大部分都在这个第一回合戛然而止了。张鸿庆能否真正实现就业，抑或空欢喜一场而加入失业队伍，我们都无从知晓了。幸运的是，我们又看到了蒋秘书长4月11日的第二封信：“闻兄于昨日抵渝，以公事冗忙，未遑走谒为歉。前面恳为国府职员某君之子谋事一节。兹复得其来函，知其名为张忠，其子为鸿庆，特将其履历附奉，务请兄为之设法。弟每次在国府与彼相遇，即被包围苦求，真使我叫苦也。”
　　确实如蒋梦麟所言，身为行政院副院长的翁文灏4月即飞赴上海，出席在行政院上海办事处举行的有关经济复员问题讨论会，刚刚返回重庆，正为战后经济复员、疏畅食米来源、救济物资分配、消弭工潮、经济失业、复工增产，以及与苏联谈判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忙得焦头烂额，作为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两个月来面对国府职员张忠的包围苦求，蒋梦麟也被纠缠得无可奈何，只得再次恳请咏霓兄“为之设法”。或许出于对老朋友苦衷的同情，或许出于对为人父者张忠的怜悯，翁文灏当天立即回复：“关于国府职员张忠君之子欲求工作事，现正为切实设法，俟有确定，再为奉闻。”果然，不到十天，事情办成。翁文灏4月20日告诉蒋梦麟：“关于国府职员张忠君之子请求工作一事，现已饬主管处函介本会电化冶炼厂工作，并已迳函张君本人前往接洽。”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当时中国冶金界技术最先进的国企，对于矿冶系冶金专业毕业的张鸿庆而言，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岗位吗？
　　一句“切实设法”，既表现了翁文灏的行动力，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其实许多请托之事在他而言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这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身为国府特任级官员的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为什么自己连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都搞不定，还要再向上级翁副院长请托？至少從这件事中，我们丝毫看不到蒋秘书长是因为对请托陋习的抵触反感之类的情绪而故意不为，确实是他不能。虽然贵为行政院秘书长，但他手中所掌握及可利用的资源大概确实颇为有限。这也似乎解释了我们心中的疑惑，为什么众多国府高官、将军仅仅为了子女就业问题，就会直接找到翁文灏这样的部级高官请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