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通常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就是专用名称，通名则是通用名称，用来表示地名的属性。如长江中的“长”是专名，而“江”是通名，表示“长江”是指河流。
　　在城市中，道路名是主要的地名形式。注册的城市道路也必须有专名和通名两个部分，如上海的“南京路”，“南京”是专名，“路”是通名。
　　与全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历史上的上海城市道路名称普遍使用“街”，“衖”（弄）、“巷”等作为道路的通名，其中“街”作为城市大路名称，“衖”、“巷”多为居民区小路名称，有所谓“十里长街”、“小巷深处”、“街头巷尾”之谚。
　　外国人“误读”广东路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1848年和1849年，美、法租界相继成立，1863年，英、美租界宣布合并，称“英、美租界”，即后来的“公共租界”。由此，上海长期存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租界。
　　南京路是租界修筑的第一条马路，最初这条马路没有名字，外国人称之为“The Road”，上海人以“洋泾浜语”称其为“大马路”。后来，租界工部局在“大马路”的南面先后修筑了多条与“大马路”平行的东西向马路，遂依次被叫作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于是，上海人把城市道路叫做“马路”，“路”也被普遍作为城市道路的通名使用。
　　租界的市政建设速度较快，但是，租界早期没有道路命名的机制，道路取名的随意性较强，于是，就出现了一条路同时有几个不同的路名，或是几条马路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路名的现象。而且，外国人使用西文命名道路，中国人又根据自己的习惯给马路取名，于是，租界道路的中文名与西文名不一致的现象更为严重，给市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许许多多的困惑和麻烦。
　　1863年，“英、美租界”决定对租界路名进行调整，由于是英、美共管的租界，如使用英国人的方式命名马路，美国人不高兴，如用美国人的方式，英国人更不高兴，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使用中国的行政地名作为租界的道路专名。
　　具体办法是：苏州河南岸的租界的南北向马路统一使用中国的行政省名称，从外滩开始，由东向西依次是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福建路、浙江路、湖北路、广西路、贵州路、云南路、西藏路;东西向的马路统一使用中国的城市地名，如南京路以南有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汕头路，以北有北京路、天津路、宁波路、厦门路、香港路等。
　　这里必须说明，当初外国人是以英文来命名马路的，今天的广东路是东西向马路，按理应该使用城市地名来命名，而广东是行政省名。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只开放了广州一个口岸，外国人对中国的地理概念不熟，他们把广东和广州混为一谈。直到今天，《英汉字典》里面，英文Canton是指广州，而不是广东，而Canton的发声就是广东，因此就误把英文的Canton Road以发音译为广东路了。
　　使用行政地名作为城市道路专名，最大的优点在于命名、管理方便，不太会产生歧义。同时，行政地名没有政治色彩，路名的稳定性较强。事实也是如此，历经了百余年的风风雨雨，该区域的路名基本上没有更改过。后来，上海的这种以行政地名作为城市道路专名，“路”作为通名的方式被许多城市接受，成为中国城市道路名称最主要的形式。
　　以全国同方位的城市名命名
　　解放初，上海沿用旧制，下设20个市区区和10个郊区区。但是，市区和郊区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线，一般以中山环路（相当于今天的浦西“内环路”）为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计划在中山环路以外建设多个工业区，如彭浦、桃浦、嘉定、闵行等工业区。为此，还必须建设以市区为中心，向外辐射通往工业区的主干道。随之而来的是，在工业区和主干道两侧瞬间出现了大量的规格不一的马路。

　　在短时期内要给数百条马路取名，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以同方位的中国行政地名来命名上海同方位的马路。
　　具体办法是：浦东位于上海市正东，原则上统一使用山东省地名，如烟台路（已注销）、崂山路、潍坊路等;杨浦区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统一使用东三省地名，如凤城路、靖宇路、打虎山路等;闸北区位于上海市正北，环路外使用山西省地名，如汶水路、万荣路、临汾路等;偏西的普陀区使用陕西省地名，如甘泉路、延长路、志丹路、子长路等;桃浦地区位于上海市西北角，使用甘肃省地名，如敦煌路、祁连山路、武威路等;长风工业区位于上海市正西方向，使用四川省地名，如金沙江路、大渡河路、泸定路;桂林公园位于上海市西南，使用贵州省地名，如桂林路、钦州路、柳州路等。
　　直到今天，上海仍然使用这种方法为区域内出现的新马路命名。如今，以中国的城市作为上海城市道路专名，以及以中国同方位的城市名命名上海同方位的道路名称，更成为上海城市道路的特色和特点。
　　变动的公共界限
　　以前，上海有明确的市区和郊区之分，道路也有市区道路与郊区道路之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原来的郊区逐渐划入市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上海近郊的城市化进度不断加快，市区面积迅速扩大，城市道路也不断增加。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地名命名一度出现商业化倾向。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改造中，徐家汇路拓宽为通衢大道，这一过程中兼并了相邻的另一条马路，于是必须对新的徐家汇路进行重新命名。沿路新建的商务楼“金玉兰广场”，愿意以将新路名命名为“金玉兰路”为条件，出资长期维护新的徐家汇路。当时，上海建设资金匮乏，也希望通过商家投资，加快市政建设，于是，上海出现了关于城市道路命名是否可以商业化运作的讨论。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市地名办公室（今上海市规划局地名处）以坚决的态度抵制了城市地名商业化运作的倾向。
　　但在这一阶段，地名的变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上海的道路分为城市公共道路和非城市公共道路等几个种类，城市公共道路名称必须登记注册，由政府地名管理机构管理，而工业园区、校园、住宅小区内的道路属于非城市公共道路，道路取名由产权人负责，只要向所属区域的相关机构备案即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解决外资企业的侨民、高级员工在上海的居住问题，有关部门规划在沪西的虹桥路沿线两侧兴建高档住宅区。因其中心区在古北路，故取名“古北小区”。后来，这一区域内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大富大贵”的路名，与上海已经形成的地名文化格格不入，如黄金城道、荣华东道、荣华西道、富贵东道，以及红宝石路、蓝宝石路、玛瑙路、金珠路等。原来这些都是住宅小区内的小路，长仅几十米或百余米。按法规，住宅小区的道路不属于城市公共道路，道路取名后不予注册。但是，随着虹桥路沿线的开发，这里成了“虹桥开发区”，原来的小区道路变成了城市公共道路，那些当年房地产开发商所取的“荣华富贵”、“黄金珠宝”类型的路名，成了上海人的切肤之痛。但是，地名一旦形成，要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类似的情况还有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这个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的园区，下设“一区六园”，除主次干道属于城市公共道路，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园区道路。当时，为了加强园区内的路名管理，相关部门决定，原则上使用科学家和植物名命名道路。因此，园区内有以中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祖冲之路、张衡路、蔡伦路、华佗路、毕升路、李时珍路、郭守敬路，有用外国科学家命名的达尔文路、居里路、哈雷路、牛顿路等。这些地名虽然与1987年颁布的《上海市地名管理实施办法》中的“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但是，因为使用的都是中外古代科学家名字作路名，不至于引起歧义或争议，反而成为张江高科技园区路名的一大特色。
　　被注销的潭子湾有啥历史意义
　　历史地名是一种文化遗产，城市道路的得名、命名及改名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记录和反映着城市发展的进程，随意更改地名会导致历史信息的丢失。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她流经闵行后改向东北方向流，把上海划分为浦西和浦东，沿江有许多渡口，也有许多与渡口相关的地名。
　　早期，对江渡两岸的渡口往往使用相同的名称，如浦西有“董家渡”，对岸浦东的渡口也叫“董家渡”。后来，为示区分，浦东的“董家渡”改称“塘桥渡”。
　　浦西有一条“赖义码头街”，旧志记载，这里的渡口以赖姓经营而得名，其对岸浦东的码头也叫做“赖义渡”，后来讹为“烂泥渡”（沪方言“赖义”与“烂泥”均发音“lai ni”），一条通往码头的小路就被叫做“烂泥渡路”，而“烂泥”在沪方言中有道路泥泞、品质很差、肮脏的意思，在浦东开发的浪潮中，“烂泥渡路”被注销后改称其他的路名。
　　清乾隆《真如里志·第一卷·里至》记载：“东南抵潭子十二里，上海县治二十四里”。“潭子”是一个古老的地名，《晋书·虞潭传》中记载，虞潭是三国名将虞翻的孙子，他出任吴兴太守时，为防止海寇从海上进吴淞江入侵苏州，“（虞潭）又修沪渎垒，以防海抄，百姓赖之”。虞潭在吴淞江口修建军事堡垒——沪渎垒，保护一方平安，老百姓尊称虞潭为“潭子”。上海简称“沪”与这个历史上的“沪渎垒”不无关系，而地名“潭子”也与虞潭的故事有密切关联，比如苏州河边的一个弯口叫做“潭子湾”，也是以“潭子”得名的。
　　近代以后，潭子湾与相近的潘家湾、朱家湾、药水弄合称“三湾一弄”，是上海出了名的贫民区，“三湾一弄”也成为上海贫民窟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的旧城改造中，“三湾一弄”中的潭子湾、潘家湾地区由“中远集团”投资建设为“中远两湾城”，“两湾”即取自潭子湾和潘家湾，这也是保护历史地名的一种方式。
　　不过，鉴于上海人对“三湾一弄”的深恶痛绝，这里原来的“潭子湾路”被注销，改名为“清水湾路”。当上海人发现“潭子湾”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地名时，再想恢复旧名，已经来不及了。
　　（作者系上海市地名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