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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心理学界处于低谷之时，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心理学者，以各自所在院系为依托，纷纷创建校级心理学科学共同体。其中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在留美心理学家章颐年的带领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种学术活动，赢得了学界的认可，也为局部地区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近代留学生，心理学，科学共同体，大夏大学
[中图分类号]K26 G64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76-05
T.S库恩在其著作《必要的张力》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这个‘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往往以科学学会、专业学术团体的形式存在，由该领域学有所长的科学工作者组成；他们“具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探索目标，采用共同的研究方法，使用共同的术语，接受公认的评定标准，其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看法比较一致”。可以说，科学共同体对于学术自身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的深入以及学科化进程的加速，心理学科学共同体如中华心理学会、上海心理学会和中国测验学会等相继成立。这些较大规模的专业学会是认识科学活动的主体和生产科学知识的集团，无疑它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及学科知识制度化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向前推进是靠多重合力多重作用的，认真研读中国近代心理学学术发展史，不难发现一些规模较小的校级科学共同体也同样以自己特有的运作方式，默默地支撑着一片天地，在自身学术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本文即以大夏大学为中心，简要梳理我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校级科学共同体的建设情况，亦旨在彰显留学生心理学者为此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一、学校心理学科学共同体的缘起
自1921年第一个心理学科学共同体——中华心理学会创建以来，至1937年我国共有5个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心理专业学会相继出现。诸多专业学术团体的建立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心理学事业注入了活力，其历史作用不可磨灭；但由于其自身运作方式不尽科学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学术团体实际的运行效果并非尽如人意；另外，3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学科设置作出调整，一些大学的心理学系被次第取消，内困外扰使得年轻的科学共同体组织或夭折或名存实亡，步履蹒跚的中国现代心理学遭遇重创。但即使在这样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心理学工作者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们各自以所处的院校为依托，“鉴于吾国心理学之幼稚，乃扩大心理学系同学会之组织，而成立心理学会。以期使全校心理学方面具有研究及有兴趣之师生，能团结一致，集中力量，而共谋吾国正在萌芽中之心理学渐次发展”。于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大夏大学心理学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等纷纷成立学校心理学会。这些校级心理学科学共同体虽然规模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颁布学会章程，确立较为严格的组织机构；同时为了吸引会员，增加学会的影响力，对会员入会的资格作出明确规定，如中央大学心理学会规定：“凡本校心理系师生均为本会自然会员；凡本校心理系毕业同学亦得为本会会员；凡本校它系師生及毕业同学对于心理学具有研究经本会会员两人之介绍经本会干事会审查提交大会通过者得为本会会员。”一般来讲，学校心理学会的组织者为该系主任，负责指导工作，而一些具体的分工则有学生会员担任，这样既保证了学会的发展方向，又增加了学生会员的参与机会，利于学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下面以当时办系较好的大夏大学为例，探究该校心理学会活动的开展情况。
二、章颐年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
上海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9月，最初在文科设哲学心理学系，教育科设教育心理学组。1936年教育科改为教育学院，随之教育心理学组扩充为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任系主任。章颐年，浙江余杭人，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心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院校。据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一文记载，大夏大学心理学系在当时属于办系较好者。大夏大学心理学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具体时间不详。学会由系主任章颐年负责指导，下设干事多人，由本系学生担任。在章颐年的带领与指导下，心理学会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会务蒸蒸日上，研究空气尤浓”。下表是民国廿四年度上学期大夏大学心理学会活动大事记，从中可以略见该会活动之一斑：
(三)实地考察
大夏心理学会成立以来，在系主任章颐年的指 导下，积极工作，不遗余力。该会不但利用心理学实验室为直接研究场所，而且尽量利用参观机会实地考察，“以期学理与经验渗合”。在这样治学理念的指导下，大夏大学心理学系成为国内最早开设心理卫生课程的院系之一。该系设有变态心理班，为了增加同学们的实践经验，于1935年10月10至11日，由章颐年率领会员十余人，前往苏州精神病院参观，实地考察男女病房，了解病源病状，以及诊断经过。又如1936年12月17日，心理学会参观了北桥普慈疗养院。此外，学会在章颐年的带领下，经常去外地做短期旅行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同学们了解到了很多书本上不能学到的知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并且把直接经验与书本知识相互印证，便于学生永久记忆和学以致用。
(四)创办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
为了“推进儿童心理卫生，对于不能适应之问题儿童，力谋补救”，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于1935年9月创设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对顽皮、愚笨、偷窃、自卑、恐惧等问题儿童进行诊断，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适当的治疗与处置。诊所设立之初，人员配置较少，随着工作量的加大，产生了人员不敷分配之感。因此，该所于次年加以扩充。扩充后的人员配置如下：诊察所设所长一人，由系主任章颐年担任，副所长一人，由李日仁担任，此外设测验股、访问股和调查股。测验股总干事为黄鹤龄，徐锡华和卫宝琳分任干事；访问股总干事为刘南华，沈筱棠、程为昭、张美英和蒋佩英分任干事；调查股总干事为路尔钰，何家骏任干事。
心理诊察所成立以后，非常重视儿童心理行为的个案检查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附近各校学征求问题儿童加以个案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接受校内外人员委托性质的心理诊察工作。据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该所曾与上海市金巷小学和上海市立梅园小学正式接洽妥当，共同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㈣。由于该所为我国第一个诊察儿童心理的机构，前无经验可资借鉴，加上此种工作并非专家进行实施，所以，其工作只处于尝试探索阶段。但大夏大学儿童心理诊查所的成立，毕竟开此领域之先河，对当时心理学界提倡的心理卫生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创办《心理季刊》杂志
《心理季刊》是由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出版发行的心理学刊物，由张颐年任主编，钱怀刚任编辑。该杂志于1936年4月30日出版创刊号，6月30日出版第2期，10月30日出版第3期，12月31日出版第4期，1937年3月31日出版第2卷第1期，6月30日出版第2卷第2期，共6期。杂志虽名为季刊，但从出版发行的时间间隔来看，并非严格的季刊，实际上为一不定期刊物。
在《心理季刊》第1期的“创刊话”中，主编章颐年首先对杂志的创刊缘由进行了说明：“发展到如今的心理学是派别分歧议论纷纭的了。然而正因为派别歧异，才显得大家研究的热烈；正因为议论纷纭，才显得这门科学是在进步之中。”“为了研究心理学而刊行的杂志，在美国以及歐洲各国，已经多得不胜枚举。在我们中国，最初出版的是张耀翔先生所编的《心理》杂志，在民国十一年创刊，可惜出了十四期以后就不再继续。其后又有专门研究测验的《测验》出版，可惜也就中止。近数年来，中央大学心理学会编印了一份《心理半年刊》，可是近来也不见出版。常常见到的只有该校日刊上附印的《心理副刊》，是一份二页的周刊。此外，单独以研究心理学而编印的杂志恐怕是凤毛麟角的了。国人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的结果，除了编印实验报告，研究丛刊以及单行本外，居然是发在教育性质的刊物上面。”鉴于此“我们始终觉得出版一份篇幅较多比较能持久的单纯研究心理学的杂志，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事，所以本会就编印了这份《心理季刊》。”时于杂志的宗旨，他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怎么样使一般人认识心理学，怎么样使大家应用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改进日常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事业，是一件更重大的事。所以，本刊极愿在大家的爱护之下，负担这一份重大的使命。”
《心理季刊》主要分以下7个栏目：理论探讨、生活应用、实验报告、名人传记、书报评论、心理消息、论文摘要。六期共刊载文章87篇，其中生活应用类的有49篇，占总数的56％之多，这种比例的搭配符合该杂志的创刊理念与宗旨。从撰稿人的阵容来看，主要为该系的教师及心理学会的会员，此外如章益、郭一岑、张耀翔、陈选善、沈有乾、蔡乐生、樊际昌、何清儒等留学心理学家也纷纷为该刊撰稿。《心理季刊》出版后，“轰动国内心理学界，各学术机关来函定购及私人订阅者日有其人”。这为陷入低谷的中国心理学界带来了一丝希望，也为该系师生以及心理界其他同仁营造了一片展示自己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新天地。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大夏大学迁至贵州，心理学会也随迁。尽管各方面条件不济，但学会会务仍在继续活动；继《心理季刊》后，该学会在黔又主编了《新壘周刊》，“为国内唯一心理刊物，颇为社会人士所嘉许”。后来，大夏大学奉教育部命令，把教育学院原设教育心理系与教育行政系合并为教育学系，下设教育心理、教育行政两组。这时，因心理学会大部分会员已经离校，会员人数急剧下降。1939年章颐年担任教育学院院长，仍对于该会会务的指导不遗余力，各项工作也复有起色。限于资料的原因，这一时期心理学会的详细活动情况无从查考，只有零星的记录，如据《大夏周报》记载，当时在章颐年的努力下，学会会员陆续增加，并在1939年11月份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到会者计40余人。另外，学会也恢复了战前的播音演讲，如1940年，张颐年在贵阳广播电台做了《心理学与抗战》的演讲等。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心理学界处于低谷时期，在留学生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心理学科学共同体应运而生。作为跨地域综合性学术团体的有力补充，校级心理学会因其规模小、人员成分单一、便于组织等特点，反而在有些院校搞得有声有色。它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综合性科学共同体运行不利所带来的缺憾，对于推动局部地区心理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它们的存在也成为了当时我国心理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简介]胡延峰，男，1970年生，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外语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留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近代留学生，心理学，科学共同体，大夏大学
[中图分类号]K26 G64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76-05
T.S库恩在其著作《必要的张力》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这个‘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往往以科学学会、专业学术团体的形式存在，由该领域学有所长的科学工作者组成；他们“具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探索目标，采用共同的研究方法，使用共同的术语，接受公认的评定标准，其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看法比较一致”。可以说，科学共同体对于学术自身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的深入以及学科化进程的加速，心理学科学共同体如中华心理学会、上海心理学会和中国测验学会等相继成立。这些较大规模的专业学会是认识科学活动的主体和生产科学知识的集团，无疑它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及学科知识制度化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向前推进是靠多重合力多重作用的，认真研读中国近代心理学学术发展史，不难发现一些规模较小的校级科学共同体也同样以自己特有的运作方式，默默地支撑着一片天地，在自身学术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本文即以大夏大学为中心，简要梳理我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校级科学共同体的建设情况，亦旨在彰显留学生心理学者为此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一、学校心理学科学共同体的缘起
自1921年第一个心理学科学共同体——中华心理学会创建以来，至1937年我国共有5个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心理专业学会相继出现。诸多专业学术团体的建立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心理学事业注入了活力，其历史作用不可磨灭；但由于其自身运作方式不尽科学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学术团体实际的运行效果并非尽如人意；另外，3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学科设置作出调整，一些大学的心理学系被次第取消，内困外扰使得年轻的科学共同体组织或夭折或名存实亡，步履蹒跚的中国现代心理学遭遇重创。但即使在这样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心理学工作者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们各自以所处的院校为依托，“鉴于吾国心理学之幼稚，乃扩大心理学系同学会之组织，而成立心理学会。以期使全校心理学方面具有研究及有兴趣之师生，能团结一致，集中力量，而共谋吾国正在萌芽中之心理学渐次发展”。于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大夏大学心理学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等纷纷成立学校心理学会。这些校级心理学科学共同体虽然规模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颁布学会章程，确立较为严格的组织机构；同时为了吸引会员，增加学会的影响力，对会员入会的资格作出明确规定，如中央大学心理学会规定：“凡本校心理系师生均为本会自然会员；凡本校心理系毕业同学亦得为本会会员；凡本校它系師生及毕业同学对于心理学具有研究经本会会员两人之介绍经本会干事会审查提交大会通过者得为本会会员。”一般来讲，学校心理学会的组织者为该系主任，负责指导工作，而一些具体的分工则有学生会员担任，这样既保证了学会的发展方向，又增加了学生会员的参与机会，利于学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下面以当时办系较好的大夏大学为例，探究该校心理学会活动的开展情况。
二、章颐年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
上海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9月，最初在文科设哲学心理学系，教育科设教育心理学组。1936年教育科改为教育学院，随之教育心理学组扩充为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任系主任。章颐年，浙江余杭人，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心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院校。据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一文记载，大夏大学心理学系在当时属于办系较好者。大夏大学心理学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具体时间不详。学会由系主任章颐年负责指导，下设干事多人，由本系学生担任。在章颐年的带领与指导下，心理学会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会务蒸蒸日上，研究空气尤浓”。下表是民国廿四年度上学期大夏大学心理学会活动大事记，从中可以略见该会活动之一斑：
(三)实地考察
大夏心理学会成立以来，在系主任章颐年的指 导下，积极工作，不遗余力。该会不但利用心理学实验室为直接研究场所，而且尽量利用参观机会实地考察，“以期学理与经验渗合”。在这样治学理念的指导下，大夏大学心理学系成为国内最早开设心理卫生课程的院系之一。该系设有变态心理班，为了增加同学们的实践经验，于1935年10月10至11日，由章颐年率领会员十余人，前往苏州精神病院参观，实地考察男女病房，了解病源病状，以及诊断经过。又如1936年12月17日，心理学会参观了北桥普慈疗养院。此外，学会在章颐年的带领下，经常去外地做短期旅行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同学们了解到了很多书本上不能学到的知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并且把直接经验与书本知识相互印证，便于学生永久记忆和学以致用。
(四)创办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
为了“推进儿童心理卫生，对于不能适应之问题儿童，力谋补救”，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于1935年9月创设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对顽皮、愚笨、偷窃、自卑、恐惧等问题儿童进行诊断，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适当的治疗与处置。诊所设立之初，人员配置较少，随着工作量的加大，产生了人员不敷分配之感。因此，该所于次年加以扩充。扩充后的人员配置如下：诊察所设所长一人，由系主任章颐年担任，副所长一人，由李日仁担任，此外设测验股、访问股和调查股。测验股总干事为黄鹤龄，徐锡华和卫宝琳分任干事；访问股总干事为刘南华，沈筱棠、程为昭、张美英和蒋佩英分任干事；调查股总干事为路尔钰，何家骏任干事。
心理诊察所成立以后，非常重视儿童心理行为的个案检查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附近各校学征求问题儿童加以个案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接受校内外人员委托性质的心理诊察工作。据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该所曾与上海市金巷小学和上海市立梅园小学正式接洽妥当，共同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㈣。由于该所为我国第一个诊察儿童心理的机构，前无经验可资借鉴，加上此种工作并非专家进行实施，所以，其工作只处于尝试探索阶段。但大夏大学儿童心理诊查所的成立，毕竟开此领域之先河，对当时心理学界提倡的心理卫生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创办《心理季刊》杂志
《心理季刊》是由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出版发行的心理学刊物，由张颐年任主编，钱怀刚任编辑。该杂志于1936年4月30日出版创刊号，6月30日出版第2期，10月30日出版第3期，12月31日出版第4期，1937年3月31日出版第2卷第1期，6月30日出版第2卷第2期，共6期。杂志虽名为季刊，但从出版发行的时间间隔来看，并非严格的季刊，实际上为一不定期刊物。
在《心理季刊》第1期的“创刊话”中，主编章颐年首先对杂志的创刊缘由进行了说明：“发展到如今的心理学是派别分歧议论纷纭的了。然而正因为派别歧异，才显得大家研究的热烈；正因为议论纷纭，才显得这门科学是在进步之中。”“为了研究心理学而刊行的杂志，在美国以及歐洲各国，已经多得不胜枚举。在我们中国，最初出版的是张耀翔先生所编的《心理》杂志，在民国十一年创刊，可惜出了十四期以后就不再继续。其后又有专门研究测验的《测验》出版，可惜也就中止。近数年来，中央大学心理学会编印了一份《心理半年刊》，可是近来也不见出版。常常见到的只有该校日刊上附印的《心理副刊》，是一份二页的周刊。此外，单独以研究心理学而编印的杂志恐怕是凤毛麟角的了。国人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的结果，除了编印实验报告，研究丛刊以及单行本外，居然是发在教育性质的刊物上面。”鉴于此“我们始终觉得出版一份篇幅较多比较能持久的单纯研究心理学的杂志，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事，所以本会就编印了这份《心理季刊》。”时于杂志的宗旨，他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怎么样使一般人认识心理学，怎么样使大家应用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改进日常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事业，是一件更重大的事。所以，本刊极愿在大家的爱护之下，负担这一份重大的使命。”
《心理季刊》主要分以下7个栏目：理论探讨、生活应用、实验报告、名人传记、书报评论、心理消息、论文摘要。六期共刊载文章87篇，其中生活应用类的有49篇，占总数的56％之多，这种比例的搭配符合该杂志的创刊理念与宗旨。从撰稿人的阵容来看，主要为该系的教师及心理学会的会员，此外如章益、郭一岑、张耀翔、陈选善、沈有乾、蔡乐生、樊际昌、何清儒等留学心理学家也纷纷为该刊撰稿。《心理季刊》出版后，“轰动国内心理学界，各学术机关来函定购及私人订阅者日有其人”。这为陷入低谷的中国心理学界带来了一丝希望，也为该系师生以及心理界其他同仁营造了一片展示自己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新天地。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大夏大学迁至贵州，心理学会也随迁。尽管各方面条件不济，但学会会务仍在继续活动；继《心理季刊》后，该学会在黔又主编了《新壘周刊》，“为国内唯一心理刊物，颇为社会人士所嘉许”。后来，大夏大学奉教育部命令，把教育学院原设教育心理系与教育行政系合并为教育学系，下设教育心理、教育行政两组。这时，因心理学会大部分会员已经离校，会员人数急剧下降。1939年章颐年担任教育学院院长，仍对于该会会务的指导不遗余力，各项工作也复有起色。限于资料的原因，这一时期心理学会的详细活动情况无从查考，只有零星的记录，如据《大夏周报》记载，当时在章颐年的努力下，学会会员陆续增加，并在1939年11月份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到会者计40余人。另外，学会也恢复了战前的播音演讲，如1940年，张颐年在贵阳广播电台做了《心理学与抗战》的演讲等。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心理学界处于低谷时期，在留学生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心理学科学共同体应运而生。作为跨地域综合性学术团体的有力补充，校级心理学会因其规模小、人员成分单一、便于组织等特点，反而在有些院校搞得有声有色。它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综合性科学共同体运行不利所带来的缺憾，对于推动局部地区心理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它们的存在也成为了当时我国心理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简介]胡延峰，男，1970年生，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外语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留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