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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落马官员中“带病提拔”的现象较为突出，危害不容小觑。而要防止干部“带病提拔”，须先识“病”，必须把知人识人的功夫下在平时。这就要在干部选拔任用时，特别警惕和甄别“带病”干部的以下五种“病征”。
信仰缺失型“蜕变干部”
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作为修身立德的毕生追求。尤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种思想鱼龙混杂，各种诱惑充斥环绕，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之“钙”、牢固的思想之“魂”，领导干部就难以在大是大非和利益诱惑面前坚定立场，不为所惑。
从那些落马领导干部的忏悔反思当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腐化堕落，首先是从理想信念的动摇开始的。领导干部信仰缺失，思想蜕变，就会滋生各种问题：有的面对社会上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随波逐流，悲观失望；有的一旦仕途受挫，便心生抱怨，心态失衡；有的面对亲朋好友托关系打招呼，放弃原则，违规办事。
还有的落马贪官信仰不仅仅是缺失，甚至可以用“变态”来形容。据《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2月的报道称，河北省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在受贿一亿元赃款过后，曾请“高人”念咒画符，以求平安无事。不过，符咒最终未能成为边飞的护身符，他的违纪违法行为败露，被法院判处死缓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济贪婪型“敛财干部”
随着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边腐边升”的官员层出不穷。据统计，在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
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就创造了“带病提拔”长达22年的纪录。上世纪90年代，一个老乡找王敏办事，送他一万元现金。王敏诚惶诚恐，后来想想，朋友间往来，别人不会知道。之后，变本加厉，找王敏办事的人越来越多，送钱送物的也频频登门。
对于那些走向贪腐之路的领导干部而言，腐败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会更加助长侥幸心理，并进一步刺激腐败的欲望。如果在干部选拔中沒能有效把好廉洁关，就意味着延长了他们腐败的潜伏期。
而敛财型干部潜伏的时间越久，其危害越大，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资历造假型“弹簧干部”
资历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人为了获得晋升的合适条件或优势地位，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弄虚作假。2016年中央组织部通报称，在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中，420人因档案造假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186人因档案问题被记录在案，未查清前不得提拔或重用。
正是通过严肃认真核查干部档案，发现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在1990年的入党志愿书中，竟写了学习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讲话的体会。经进一步核实，其年龄、党龄、身份、学历、经历竟全部造假。干部资历造假主要围绕“三龄两历一身份”进行。这些干部的资历犹如弹簧一样，可以任意伸缩：需要年龄大时就改大，需要年龄小时就改小；需要工龄提前时就提前；需要学历高时就改高，等等。
干部资历造假，既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也为各种官场不正之风埋下隐忧。一个领导干部的履历信息可以随意篡改，暴露出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或者背后有不正当的利益交易。
政绩掺水型“牛皮干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改进完善。但是，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绩效考核单一性过强，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难以摆脱“以GDP论英雄”的局面。
在这种绩效考核指挥棒下，领导干部的升迁奖惩，被绑在了一系列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量化指标上。一些领导干部奉行“数字出官，形象出官”之道，置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于不顾，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热衷于制造政绩的官员，往往显性政绩明显，隐性劣迹也很多，一旦不能及时发现其隐性劣迹，使其蒙混过关，其“病征”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原来的“小病”很可能会渐渐演变成“大病”“重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生活腐化型“贪色干部”
官员沾染美色、生活腐化一度成为官场腐败齐头并进的两大景象。一些腐败官员就是带着“贪色”这样的“病”一路高升的。
人称“许三多”（钱多、房产多、情妇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与其有过特殊关系的女干部、女明星有两位数之多，为用金钱去占有、满足女人，收受、索取他人财物1.45亿余元，年均进账千万元，有人为许迈永计算了敛财速度：15年间，平均每年“收入”1320万元。
从法律上说，官员养情人除非构成重婚罪，否则并无明文规定禁止。但是，这在党纪上却是不能容忍的。领导干部不同于普通人，他们的道德问题，不仅影响其个人，对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更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官员的私德、私行的要求高于普通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而且，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和腐败之间往往也有着直接关联。从诸多贪腐案例中不难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与私生活不检点有很大关系。权色交易不仅助长了贪腐之风，还冲击了人事制度的权威性，干扰了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贪色”干部“带病提拔”，长期潜伏，其危害不言而喻。
（摘自2017年9月4日《学习时报》）
信仰缺失型“蜕变干部”
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作为修身立德的毕生追求。尤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种思想鱼龙混杂，各种诱惑充斥环绕，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之“钙”、牢固的思想之“魂”，领导干部就难以在大是大非和利益诱惑面前坚定立场，不为所惑。
从那些落马领导干部的忏悔反思当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腐化堕落，首先是从理想信念的动摇开始的。领导干部信仰缺失，思想蜕变，就会滋生各种问题：有的面对社会上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随波逐流，悲观失望；有的一旦仕途受挫，便心生抱怨，心态失衡；有的面对亲朋好友托关系打招呼，放弃原则，违规办事。
还有的落马贪官信仰不仅仅是缺失，甚至可以用“变态”来形容。据《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2月的报道称，河北省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在受贿一亿元赃款过后，曾请“高人”念咒画符，以求平安无事。不过，符咒最终未能成为边飞的护身符，他的违纪违法行为败露，被法院判处死缓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济贪婪型“敛财干部”
随着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边腐边升”的官员层出不穷。据统计，在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
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就创造了“带病提拔”长达22年的纪录。上世纪90年代，一个老乡找王敏办事，送他一万元现金。王敏诚惶诚恐，后来想想，朋友间往来，别人不会知道。之后，变本加厉，找王敏办事的人越来越多，送钱送物的也频频登门。
对于那些走向贪腐之路的领导干部而言，腐败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会更加助长侥幸心理，并进一步刺激腐败的欲望。如果在干部选拔中沒能有效把好廉洁关，就意味着延长了他们腐败的潜伏期。
而敛财型干部潜伏的时间越久，其危害越大，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资历造假型“弹簧干部”
资历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人为了获得晋升的合适条件或优势地位，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弄虚作假。2016年中央组织部通报称，在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中，420人因档案造假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186人因档案问题被记录在案，未查清前不得提拔或重用。
正是通过严肃认真核查干部档案，发现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在1990年的入党志愿书中，竟写了学习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讲话的体会。经进一步核实，其年龄、党龄、身份、学历、经历竟全部造假。干部资历造假主要围绕“三龄两历一身份”进行。这些干部的资历犹如弹簧一样，可以任意伸缩：需要年龄大时就改大，需要年龄小时就改小；需要工龄提前时就提前；需要学历高时就改高，等等。
干部资历造假，既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也为各种官场不正之风埋下隐忧。一个领导干部的履历信息可以随意篡改，暴露出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或者背后有不正当的利益交易。
政绩掺水型“牛皮干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改进完善。但是，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绩效考核单一性过强，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难以摆脱“以GDP论英雄”的局面。
在这种绩效考核指挥棒下，领导干部的升迁奖惩，被绑在了一系列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量化指标上。一些领导干部奉行“数字出官，形象出官”之道，置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于不顾，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热衷于制造政绩的官员，往往显性政绩明显，隐性劣迹也很多，一旦不能及时发现其隐性劣迹，使其蒙混过关，其“病征”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原来的“小病”很可能会渐渐演变成“大病”“重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生活腐化型“贪色干部”
官员沾染美色、生活腐化一度成为官场腐败齐头并进的两大景象。一些腐败官员就是带着“贪色”这样的“病”一路高升的。
人称“许三多”（钱多、房产多、情妇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与其有过特殊关系的女干部、女明星有两位数之多，为用金钱去占有、满足女人，收受、索取他人财物1.45亿余元，年均进账千万元，有人为许迈永计算了敛财速度：15年间，平均每年“收入”1320万元。
从法律上说，官员养情人除非构成重婚罪，否则并无明文规定禁止。但是，这在党纪上却是不能容忍的。领导干部不同于普通人，他们的道德问题，不仅影响其个人，对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更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官员的私德、私行的要求高于普通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而且，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和腐败之间往往也有着直接关联。从诸多贪腐案例中不难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与私生活不检点有很大关系。权色交易不仅助长了贪腐之风，还冲击了人事制度的权威性，干扰了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贪色”干部“带病提拔”，长期潜伏，其危害不言而喻。
（摘自2017年9月4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