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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载体，既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提供了条件，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消极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在扬弃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扬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3-0011-03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与中国具体实践、时代特点相结合的过程，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条件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哲学思维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古代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相融相通之处。战国时期形成的水、火，木、金、土“五行说”、宋明理学等都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中国辨证思维古已有之。中国先哲从观察自然现象到社会生活以及探索人自身的机体活动，都具有多方面的辩证思维。如“天人合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对立统一”等辩证法思想。《易经》用阴阳两种符号的不同组合来预测社会治乱、人生祸福，具有“对立统一”观点的萌芽。《老子》中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万物本原的“道”运动的源泉。宋明时期的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一物两体”、“无事不相反相成”的观点，朱熹用“一分为二”来表述事物内部普遍存在着对立双方，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进一步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统一起来表述矛盾等。中国古代哲学中包含了唯物论、辩证法思想。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融相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思维契机。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设思想内容融合点。(1)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从总体上说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有着相通之处，中国的志士仁人对这一理想进行了不懈地追求和探索。孔子较早地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理想国模式，即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处其位，各行其是，全社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礼记·礼运篇》集中地描述了以“天下为公”为总原则的“大同”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是相通的。可以说，共产主义学说是由早期共产党人通过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心理中“大同”社会理想作为桥梁来推进其传播的。
(2)传统“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主张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通过集体来满足个人正当利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为民族、为国家的整体主义思想是其核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等都显示了整体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种集体主义思想虽然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整体主义”思想不同，但两者有相通之处。“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都强调以“集体”为本位。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个人服从家族、家族服从国家的行为习惯以及以国家天下利益为重的美德，都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基础。
(3)“民本”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历史的一个根本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具相似性。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战国初期，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得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荀子则进一步把民与君的关系形象地概括为水与舟的关系，指出“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总而言之，中华传统文化中看到了民众在历史上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列宁指出“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本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最重视群众的历史作用。是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典范，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上有着共通之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成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消极影响
1、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带来小农意识与封建思想。小农经济文化心态是封建主义文化的心理基础。我国以宗法式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有很漫长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深深地积淀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常与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联系在一起。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带来的小农意识与封建传统思想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否认从时代高度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角度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验主义者则否认从时代高度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研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仅从经验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小农经济的文 化心态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2、政治本位意识导致官僚主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儒、道、释相融合的哲学，其中政治本位主义精神很突出，具体体现为官本位意识和由其产生的官僚主义。在封建社会，管理国家都靠大大小小的官，广大人民无权参与国家的管理，官位是衡量一个人地位高低的尺度。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对我国的政风民风都有很深的不利影响。当前，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就是表现为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官本位意识的残余表现主要是官本位和官至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长官意志决定论、官僚主义作风、朋党意识等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权威主义政治致使传统国民对政治有着高度关注和过分敏感，视政治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3、宗法性因素阻碍民主意识的发展。国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缺乏民主法制意识，根源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宗法等级意识、人治主义。传统的宗法观念主要表现为等级观念，强调亲亲有序、尊贤有等，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家庭等级制。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传统的宗族崇拜导致了封建家长制，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信仰权威、服从尊长的盲从心理和因循守旧的心态。同时，宗法观念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传统文化强调外在的道德权威，忽视了个体的道德权利和自主性，重权威而轻民主，重秩序和谐而轻进取精神。这和“以德治国”的真正精神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科学实质不相符。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求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则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长期影响，“法律虚无主义”、“人治现象”等屡见不鲜。在法律虚无主义和人治现象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宗法性因素对于我们新时代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4、非理性因素导致轻视自然科学、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严重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常常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视对自然科学的吸收。首先。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科学技术当作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认为小人能之，君子是不屑去做的。由于封建统治者轻视科技和科技人员的价值，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内驱力。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重直觉、重经验，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内容带有迷信色彩，这些反科学的因素不利于我们科学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科学知识有限，缺乏成功吸收自然科学成果的必要素养。虽然主观上可能很重视自然科学，但本身所学知识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对现代自然科学理解非常困难。也由于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性，要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进行十分成功地概括和总结，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也不可能。第三，共产主义运动中用革命来统领自然科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现实斗争需要，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最多的是阶级斗争等社会革命理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理论界开展批判德波林学派斗争，斯大林给自然科学加上阶级属性。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全盘接受，阻碍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最新科学成果的吸收。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错误，都与此有关。因此，对科学的忽视阻碍了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在扬弃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某种外来文化的传播，从来不可能是全面移植，而必须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才可能在本民族的土地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文化契合、文化融合与文化重建的过程，既要使马克思主义面对中国的文化背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又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的文化体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只有在扬弃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立场和方法，不是教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方向和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可以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又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和方法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对中国传统文进行选择和取舍，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2、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部分进行改造，在保留传统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升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代领导人在这方面都有不少的贡献。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与知行观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表现。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进行了改造，并构建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辩证法思想体系。《矛盾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创造性阐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为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承继和发展提供了积极启示。毛泽东的《实践论》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关知行关系问题论争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使其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特征。随后，在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也体现了中共历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3、采取传统的文化形式、民族语言来表述、反映马克思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形式表述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加以运用，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为人民群众更加容易接受和掌握。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主张“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他十分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苏联对农民的政策时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 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用民族化的语言，形象说明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强调必须兼顾两者。邓小平也指出：“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邓小平用“小康”这个传统文化语言形式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地进行了描述。“小康”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民劳》，文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对“小康”这个传统文化概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内容。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后来，他又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为“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不仅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目标的一个合乎中国人表述习惯的描述，而且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一个具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范畴。在新时期新阶段，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都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现。
4、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推进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导致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当代中国处在转轨时期，新旧体制以及观念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全面复兴儒学以解决转轨时出现的社会问题，这是不可取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问题必须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认识和理解。对于现代化中的中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长久地保留在民族意识深处，并在条件、时机合适时以某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再出现出来。20世纪中国的社会整合虽不无新时代的外观。但骨子里仍渗透着许多农业文明底蕴的东西”“有些新儒家看到发达工业化社会种种现代性问题的困扰，而担忧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与走向”；甚至主张“须以传统批评现代”，以“儒学复兴”避免现代化的种种弊病。避免“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毁灭的道路”。这种主张“虽不乏真诚但实质是在鼓吹倒退”。
马克思主义自传人中国以来，我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致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因此，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避免其消极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扬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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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3-0011-03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与中国具体实践、时代特点相结合的过程，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条件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哲学思维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古代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相融相通之处。战国时期形成的水、火，木、金、土“五行说”、宋明理学等都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中国辨证思维古已有之。中国先哲从观察自然现象到社会生活以及探索人自身的机体活动，都具有多方面的辩证思维。如“天人合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对立统一”等辩证法思想。《易经》用阴阳两种符号的不同组合来预测社会治乱、人生祸福，具有“对立统一”观点的萌芽。《老子》中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万物本原的“道”运动的源泉。宋明时期的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一物两体”、“无事不相反相成”的观点，朱熹用“一分为二”来表述事物内部普遍存在着对立双方，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进一步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统一起来表述矛盾等。中国古代哲学中包含了唯物论、辩证法思想。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融相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思维契机。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设思想内容融合点。(1)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从总体上说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有着相通之处，中国的志士仁人对这一理想进行了不懈地追求和探索。孔子较早地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理想国模式，即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处其位，各行其是，全社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礼记·礼运篇》集中地描述了以“天下为公”为总原则的“大同”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是相通的。可以说，共产主义学说是由早期共产党人通过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心理中“大同”社会理想作为桥梁来推进其传播的。
(2)传统“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主张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通过集体来满足个人正当利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为民族、为国家的整体主义思想是其核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等都显示了整体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种集体主义思想虽然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整体主义”思想不同，但两者有相通之处。“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都强调以“集体”为本位。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个人服从家族、家族服从国家的行为习惯以及以国家天下利益为重的美德，都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基础。
(3)“民本”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历史的一个根本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具相似性。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战国初期，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得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荀子则进一步把民与君的关系形象地概括为水与舟的关系，指出“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总而言之，中华传统文化中看到了民众在历史上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列宁指出“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本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最重视群众的历史作用。是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典范，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上有着共通之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成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消极影响
1、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带来小农意识与封建思想。小农经济文化心态是封建主义文化的心理基础。我国以宗法式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有很漫长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深深地积淀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常与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联系在一起。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带来的小农意识与封建传统思想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否认从时代高度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角度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验主义者则否认从时代高度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研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仅从经验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小农经济的文 化心态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2、政治本位意识导致官僚主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儒、道、释相融合的哲学，其中政治本位主义精神很突出，具体体现为官本位意识和由其产生的官僚主义。在封建社会，管理国家都靠大大小小的官，广大人民无权参与国家的管理，官位是衡量一个人地位高低的尺度。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对我国的政风民风都有很深的不利影响。当前，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就是表现为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官本位意识的残余表现主要是官本位和官至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长官意志决定论、官僚主义作风、朋党意识等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权威主义政治致使传统国民对政治有着高度关注和过分敏感，视政治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3、宗法性因素阻碍民主意识的发展。国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缺乏民主法制意识，根源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宗法等级意识、人治主义。传统的宗法观念主要表现为等级观念，强调亲亲有序、尊贤有等，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家庭等级制。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传统的宗族崇拜导致了封建家长制，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信仰权威、服从尊长的盲从心理和因循守旧的心态。同时，宗法观念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传统文化强调外在的道德权威，忽视了个体的道德权利和自主性，重权威而轻民主，重秩序和谐而轻进取精神。这和“以德治国”的真正精神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科学实质不相符。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求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则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长期影响，“法律虚无主义”、“人治现象”等屡见不鲜。在法律虚无主义和人治现象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宗法性因素对于我们新时代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4、非理性因素导致轻视自然科学、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严重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常常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视对自然科学的吸收。首先。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科学技术当作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认为小人能之，君子是不屑去做的。由于封建统治者轻视科技和科技人员的价值，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内驱力。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重直觉、重经验，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内容带有迷信色彩，这些反科学的因素不利于我们科学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科学知识有限，缺乏成功吸收自然科学成果的必要素养。虽然主观上可能很重视自然科学，但本身所学知识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对现代自然科学理解非常困难。也由于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性，要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进行十分成功地概括和总结，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也不可能。第三，共产主义运动中用革命来统领自然科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现实斗争需要，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最多的是阶级斗争等社会革命理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理论界开展批判德波林学派斗争，斯大林给自然科学加上阶级属性。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全盘接受，阻碍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最新科学成果的吸收。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错误，都与此有关。因此，对科学的忽视阻碍了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在扬弃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某种外来文化的传播，从来不可能是全面移植，而必须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才可能在本民族的土地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文化契合、文化融合与文化重建的过程，既要使马克思主义面对中国的文化背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又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的文化体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只有在扬弃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立场和方法，不是教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方向和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可以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又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和方法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对中国传统文进行选择和取舍，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2、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部分进行改造，在保留传统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升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代领导人在这方面都有不少的贡献。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与知行观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表现。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进行了改造，并构建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辩证法思想体系。《矛盾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创造性阐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为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承继和发展提供了积极启示。毛泽东的《实践论》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关知行关系问题论争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使其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特征。随后，在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也体现了中共历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3、采取传统的文化形式、民族语言来表述、反映马克思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形式表述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加以运用，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为人民群众更加容易接受和掌握。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主张“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他十分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苏联对农民的政策时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 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用民族化的语言，形象说明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强调必须兼顾两者。邓小平也指出：“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邓小平用“小康”这个传统文化语言形式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地进行了描述。“小康”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民劳》，文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对“小康”这个传统文化概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内容。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后来，他又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为“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不仅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目标的一个合乎中国人表述习惯的描述，而且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一个具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范畴。在新时期新阶段，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都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现。
4、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推进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导致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当代中国处在转轨时期，新旧体制以及观念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全面复兴儒学以解决转轨时出现的社会问题，这是不可取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问题必须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认识和理解。对于现代化中的中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长久地保留在民族意识深处，并在条件、时机合适时以某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再出现出来。20世纪中国的社会整合虽不无新时代的外观。但骨子里仍渗透着许多农业文明底蕴的东西”“有些新儒家看到发达工业化社会种种现代性问题的困扰，而担忧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与走向”；甚至主张“须以传统批评现代”，以“儒学复兴”避免现代化的种种弊病。避免“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毁灭的道路”。这种主张“虽不乏真诚但实质是在鼓吹倒退”。
马克思主义自传人中国以来，我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致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因此，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避免其消极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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