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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当你闲得蛋痛时可以拿来一读的书，也是一部接地气的好小说。作者刘震云真不愧是位扯故事的高手，对得起中文系的培养（据说，中文系一般是不培养作家的）。捧起小说，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已在不被商量境况中进入了作者预设的阅读轨道之中，被他牵着走并暗爽不止，欲罢不能。我是用了大约一天的光景，把这部包装得看似挺厚的图书《我不是潘金莲》一口气读完了。看来，出版商长江文艺出版社在该书封底将其归类于“畅销∕文学”还是摸准了市场的，挺有商人眼光的。
这本书是从时下文学时髦的话题----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引发小民生活冲突出发的（诺奖作家莫言也有一部涉及计生题材作品--《蛙》），使得小说一开始就有了宏大国家叙事的背景作隐喻。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就在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计划生育这样时代大的背景中拉开了……
故事正如刘震云在小说扉页上写下那句话一样蹊跷：“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边拾，还是拾不干净”。小说是从一民间女子李雪莲为生二胎耍小聪明与丈夫秦玉河商议假离婚讲起，孰知丈夫却把假离变成真离，于是李雪莲不服这口气，走上一条告状的不归路。事情越搞越复杂，掀起波澜越来越大，正如小说后半部反复提到的：“告状告了二十年，雪球越滚越大，事情由芝麻变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不仅要告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一幕“围追堵截”的大戏，搅动整个社会，竟然持续二十年之久。但“二十年来，这假的永远变不成假的，或真的永远变不成真的；后来跟滚雪球一样，一级级的官员都滚了进来，芝麻变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故事最后伴随着李雪莲的前夫秦玉河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李雪莲“告状的链条断了”，无人可告了，“芝麻”和“蚂蚁”都没有了，“西瓜”和“大象”也就跟着解脱了，李雪莲“这棵白菜终于烂到锅里”。最后万般无奈自觉得“不是一个冤字了得、羞活于人世”的李雪莲只得到一处桃园寻死上吊，却又被承包园主发现寻死都不得的无奈中结束了这个故事。
当然，这剧透式描述故事也许有些俗，但我相信这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所读到的故事吧，因为这些内容已占据了全书287页中267页之多。但在一向幽默又扯淡的刘作家看来，这只不过是正文之前两篇序言的内容而已。至少从作品的文字表述和目录陈列上看是那么一回事，他在目录上把前两章分别表述为“第一章 序言：那一年”和“第二章 序言：二十年后”，把占全书不到20页纸的第三章表述为“第三章 正文：玩呢”。就这样，史上 “一篇序言最长正文最短的小说”被构造出来了，我想这是符合刘式扯淡的一贯风格，对于大部分通过电影《手机》、《我叫刘跃进》而认识刘震云的读者来说，也许这一点都不陌生（当然新近改编为电影《一九四二》的原著《温故一九四二》这本小说应另当别论）。刘震云所谓的“正文”讲述的，就是“序言”中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一个当年因李雪莲上访而遭撤职的县长史为民。他做不成县长之后回老家开了一家“又一村”饭店，精心打造出一个品牌菜名“连骨熟肉”，得到当地食客的追捧，成为当地一个小有成就的小老板。“正文”中的史为民因到两千里之外辽阳吊唁姨妈在北京转车，年关人多买不着回程车票又急着要与约好的老友们搓一场麻将，于是急中生智以上访户身份在车站打出了“我要申冤”四个大字后，“没等一分钟，四个警察冲上来，把老史当上访者捺到了地上”，最终将其遣返回家而能与老友相聚搓上麻将的荒诞故事。当押送人员将老史交给所在县公安人员真相大白时，刘震云借当年那个县长老史之口说了一句“玩呢”，实现了以荒诞对付了荒诞的绝妙解构。
这就是刘震云作品的特色，他真能扯故事，他“滚雪球”式的叙事手法让他把一件事扯到另外一件事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芝麻变西瓜、蚂蚁变大象，把小事件折腾成大事故，完全是跟着人物的性格走，顺着逻辑的自然延伸，没有半点做作与扭捏。我想这对于一贯喜欢读纯文学的读者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这不，我读完该书后向我一位喜读纯文学的严肃作品的朋友推荐这本书，想不到第二天他就把这本书扔给我，我当时还诧异他阅读速度呢，想不到他抛出一句话，“太恶搞了，实在看不下去”。
的确，得承认刘震云同学是有点恶搞，这一点都不假。仅从故事中人名安排就可得知一二，如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贾聪明、刁成信、储清廉、赵雪、郑重等一串都带有某种特殊含义的人名，让人不由得想起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那首打油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啊，如果不恶搞，怎么能把一个原本很简单的小事件折腾成了一个纠缠的大故事？如果不恶搞，作家又怎能把当下热气腾腾的社会现实—上访这个敏感的事件演绎成一个充满荒诞又富有几份人情味和幽默感的故事呢？我相信，但凡是关注今天中国社会的国人，都会注意到这几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上访故事和群体性事件，以及政府采取一些应对维稳举措，当然有时候也会上演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这不，在读完该书一周后，笔者就在中国新闻网中读到一则消息—“陕西镇安一农妇上访11次被送精神病院”（补记：2012年11月22日，就在笔者给该文修改润色时，又在当日的《新京报》上读到一则“在云南彝良地震期间，农妇梁永兰因跪访视察途中的温家宝总理反映征地问题，两个月后被当地政府行政拘留7日”的新闻）。相对于陕西镇安农妇、云南彝良农妇，主人公李雪莲的命运则何等的相似，二十年前首次上访的李雪莲就因头顶“冤”字，在市政府门口静坐有碍于“精神文明城市”创建而被拘留7天。从这一角度看，作者刘震云简直是一个“预言帝”，当然“预言帝”的背后透露出是作者的认真劲、严肃味儿，说明我们的刘作家还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有良心的作家。正如刘震云在该书出版后参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时曾说：“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你都能看出来这事很荒唐，但是它每天还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它会在非常严肃的在上演着。”并在其后又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也有人说我很幽默，其实不是我幽默，而是生活太幽默。”也许有时只有幽默和反讽，才能把沉重的东西很轻盈地表现出来的。在小说中我们常会阅读到一些能让人忍俊不止、诙谐与戏谑的表述，特摘抄上几句让大家欣赏欣赏：“问题是你搜过这趟列车，搜过这个停靠站，并不证明这趟列车和这个停靠站就保险了；列车不停地穿梭，说不定你刚搜完这车和这站，李雪莲又坐车回来了，换了另一趟列车。”，“上当可以报仇，上过的身，如何洗刷呢？盆碗弄脏了可以洗刷，身子脏了如何洗刷呢？”，“所谓协警，就是警察的帮手；不是警察，干着警察的事。”…… 还是重回到小说结构的讨论，尽管刘作家言明了他正文是在写老史，但我还是坚信我阅读后第一判断，小说的实际重点还应是落在文本的序言中李雪莲的故事，此种讲故事的手法有如时下正在热映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片尾的故事处理。超短内容的“正文”只不过是刘作家想以“片面深刻的方式”为李雪莲的故事点个题，落一个注脚而已--有人居然把申冤上访当作一件逗你“玩呢”的事，社会为什么会变态到这等地步呢？这其实就是作者想用荒诞的剧情发展来构建对社会的隐喻，用故事拷问现实，这才是小说的重点。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这部小说折射出当下社会的某种“秘史”，在我读来至少有两重隐喻：
一是李雪莲折腾能量巨大的背后之隐喻。其实小说最主要的前两章讲述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女子李雪莲前后二十年两次进京上访的两个故事。一个小女子为了自己的一桩小事，人越找越多，事也越说越气，路就越走越远，状也越告越大，她所在的省市县围绕她还上演了一幕幕惊心胆战、生死时速、斗智斗勇的围追堵截大戏，最终使一个私人事件演变为公共事件，婚变事件变成为政治事件。是谁给予了她那么大的折腾能量的呢？我想应该是很多读者想问的一个问题。有人会说这是由于李雪莲偏执型性格使然，这话乍看不错，但我想更多的应归结于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文化心理。在我看来，李雪莲式“生命不息，告状不止”的坚持和勇气，折射出中国底层民众在对社会尚存的那份底层正义的执着和信仰。文中李雪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假离咋变成真离呢？”“假的还能变成真的”。于是乎冤屈感产生了，“有冤就要申”、“不相信这世界就没有个说理地方”、“不服这口气”、“必须讨个说法”这些来自民间底层的信仰与知识，构成了李雪莲奔走伸冤诉苦的动力和支撑。当然，还有民众对社会上层“青天大老爷”期盼的传统文化心理。其实，上述这些都是次要因素。有人也许会把它归结于是当前我们信访处访机制出现了问题。的确，在稳定压倒一切背景下，当“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花钱买太平”等成为一些基层信访维稳的工作信念和依赖手段，而信访亦被不少民众当成与政府抗争维权的手段并相信“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使得政府日益陷入一种疲于奔命的“信访洪峰”的困局之中时，作为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的信访制度确有值得检讨与改进的空间。但作为一个法律人，在我看来，这也不是李雪莲们能折腾会折腾能量大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应归结于当前法律尚未能成为社会的主导治理力量有关。面对如洪峰般的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上访事件和文化心理，每一个以法律职业的人都应该高兴不起来。当然，在构建法治社会过程中，如何将老百姓诉求纳入法治轨道加以解决，让老百姓更加相信法律并尊重法律解决纠纷的结局，这是我们今天推行社会治理的应有思维，正如新近上任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上任伊始之际就强调过：“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是的，中国基层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快速发展，已经到了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加以治理的时候。我想，在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对该书的评价应是恰如其分的：“这个书，确实是对社会，对国家有一种担当，有一个责任，你发现有千千万万的李雪莲，你的责任就更大了。”
二是李雪莲那一声“我不是潘金莲”诉求背后之隐喻。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表面上看那就是各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规则，潜在的利益，但当这种自成系统的规则与利益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看似有秩序，实则冰冷冷的大氛围，缺少对个体生命和生活真正的关心与关怀。李雪莲本来是想找到法官王公道问询当年与秦玉河假离婚事有无翻案可能，孰料只讲法理不论情理的王公道一口回绝；认死理的李雪莲只好去找法院的专职委员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先后都遭到拒绝之后，又去找寻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法院、政府都求告不成，领导也不把她的事真当回事；他们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李雪莲交流时，想的不是自己家里的急事，就是李雪莲闹事后对自己仕途的冲击，抑或领导知道此事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没有一个人会以李雪莲的角度去揣摩思量，对李雪莲这个固执的农村妇女来说，这种态度就是“贪赃枉法”。其实小说里每一个官员在我看来都不是恶人，尽管他们本身有很多毛病，但是他们都不是坏人，至少不是人性意义上的坏人，但为什么他们又不作为呢？为什么会懈怠与冷漠民众的诉求呢？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李雪莲的一句“我不是潘金莲”，不仅是要澄清是非的自我告白，更是一声对社会冷漠的呐喊与控诉。正是基于此，我们也许才能读懂为了解决儿子工作问题被“组织招安”的赵大头“推心置腹”地劝说李雪莲那番话的悲凉与凝重：“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跟这些人折腾，你是一个人，人家是一级一级的政府，你是赤手空拳，人家有权有势，一有事还能动用警察，现在我们不就被人家赶着跑？咱那里折腾过人家？”。这段话让人无不感到个体渺小、社会冷漠的一丝凉意直透背脊梁。当然，更为有意思的是，作者为了让读者读懂这种社会冷漠病，在李雪莲漫长的二十年告状过程还设计出有两次几乎放弃告状的念头的情节：一次是在她家牛临死前，李雪莲对牛讲述了自己的冤屈，牛似通人性的表示理解时；另一次就是赵大头诱骗劝说李雪莲不要枉费了光阴和他人斗气，李雪莲被久违的爱软化时，当然这次信任是靠欺骗得来的。是啊，我们常用对牛弹琴比喻无法沟通，但小说中唯有牛才能沟通，听她讲述，听她倾诉，和牛沟通好过人，而人与人沟通理解却是那么不可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难道我们真陷于萨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狱”现代性生存的困境之中吗？泛宗教意义的人性关怀又在哪里？如果我们能从社会与人性角度多作一些解读，我们也许能理解当年米兰·昆德拉对他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很多人说成是政治小说时他为什么很不高兴的心境与原由。
的确，当我们透过社会的积弊、民族的国民性以及人性的幽暗去解读刘震云这一作品时，它是上了一个层次的作品，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作品；这样的小说值得拿来读一读，尤其是当你闲得蛋痛的时候……
这本书是从时下文学时髦的话题----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引发小民生活冲突出发的（诺奖作家莫言也有一部涉及计生题材作品--《蛙》），使得小说一开始就有了宏大国家叙事的背景作隐喻。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就在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计划生育这样时代大的背景中拉开了……
故事正如刘震云在小说扉页上写下那句话一样蹊跷：“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边拾，还是拾不干净”。小说是从一民间女子李雪莲为生二胎耍小聪明与丈夫秦玉河商议假离婚讲起，孰知丈夫却把假离变成真离，于是李雪莲不服这口气，走上一条告状的不归路。事情越搞越复杂，掀起波澜越来越大，正如小说后半部反复提到的：“告状告了二十年，雪球越滚越大，事情由芝麻变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不仅要告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一幕“围追堵截”的大戏，搅动整个社会，竟然持续二十年之久。但“二十年来，这假的永远变不成假的，或真的永远变不成真的；后来跟滚雪球一样，一级级的官员都滚了进来，芝麻变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故事最后伴随着李雪莲的前夫秦玉河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李雪莲“告状的链条断了”，无人可告了，“芝麻”和“蚂蚁”都没有了，“西瓜”和“大象”也就跟着解脱了，李雪莲“这棵白菜终于烂到锅里”。最后万般无奈自觉得“不是一个冤字了得、羞活于人世”的李雪莲只得到一处桃园寻死上吊，却又被承包园主发现寻死都不得的无奈中结束了这个故事。
当然，这剧透式描述故事也许有些俗，但我相信这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所读到的故事吧，因为这些内容已占据了全书287页中267页之多。但在一向幽默又扯淡的刘作家看来，这只不过是正文之前两篇序言的内容而已。至少从作品的文字表述和目录陈列上看是那么一回事，他在目录上把前两章分别表述为“第一章 序言：那一年”和“第二章 序言：二十年后”，把占全书不到20页纸的第三章表述为“第三章 正文：玩呢”。就这样，史上 “一篇序言最长正文最短的小说”被构造出来了，我想这是符合刘式扯淡的一贯风格，对于大部分通过电影《手机》、《我叫刘跃进》而认识刘震云的读者来说，也许这一点都不陌生（当然新近改编为电影《一九四二》的原著《温故一九四二》这本小说应另当别论）。刘震云所谓的“正文”讲述的，就是“序言”中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一个当年因李雪莲上访而遭撤职的县长史为民。他做不成县长之后回老家开了一家“又一村”饭店，精心打造出一个品牌菜名“连骨熟肉”，得到当地食客的追捧，成为当地一个小有成就的小老板。“正文”中的史为民因到两千里之外辽阳吊唁姨妈在北京转车，年关人多买不着回程车票又急着要与约好的老友们搓一场麻将，于是急中生智以上访户身份在车站打出了“我要申冤”四个大字后，“没等一分钟，四个警察冲上来，把老史当上访者捺到了地上”，最终将其遣返回家而能与老友相聚搓上麻将的荒诞故事。当押送人员将老史交给所在县公安人员真相大白时，刘震云借当年那个县长老史之口说了一句“玩呢”，实现了以荒诞对付了荒诞的绝妙解构。
这就是刘震云作品的特色，他真能扯故事，他“滚雪球”式的叙事手法让他把一件事扯到另外一件事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芝麻变西瓜、蚂蚁变大象，把小事件折腾成大事故，完全是跟着人物的性格走，顺着逻辑的自然延伸，没有半点做作与扭捏。我想这对于一贯喜欢读纯文学的读者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这不，我读完该书后向我一位喜读纯文学的严肃作品的朋友推荐这本书，想不到第二天他就把这本书扔给我，我当时还诧异他阅读速度呢，想不到他抛出一句话，“太恶搞了，实在看不下去”。
的确，得承认刘震云同学是有点恶搞，这一点都不假。仅从故事中人名安排就可得知一二，如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贾聪明、刁成信、储清廉、赵雪、郑重等一串都带有某种特殊含义的人名，让人不由得想起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那首打油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啊，如果不恶搞，怎么能把一个原本很简单的小事件折腾成了一个纠缠的大故事？如果不恶搞，作家又怎能把当下热气腾腾的社会现实—上访这个敏感的事件演绎成一个充满荒诞又富有几份人情味和幽默感的故事呢？我相信，但凡是关注今天中国社会的国人，都会注意到这几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上访故事和群体性事件，以及政府采取一些应对维稳举措，当然有时候也会上演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这不，在读完该书一周后，笔者就在中国新闻网中读到一则消息—“陕西镇安一农妇上访11次被送精神病院”（补记：2012年11月22日，就在笔者给该文修改润色时，又在当日的《新京报》上读到一则“在云南彝良地震期间，农妇梁永兰因跪访视察途中的温家宝总理反映征地问题，两个月后被当地政府行政拘留7日”的新闻）。相对于陕西镇安农妇、云南彝良农妇，主人公李雪莲的命运则何等的相似，二十年前首次上访的李雪莲就因头顶“冤”字，在市政府门口静坐有碍于“精神文明城市”创建而被拘留7天。从这一角度看，作者刘震云简直是一个“预言帝”，当然“预言帝”的背后透露出是作者的认真劲、严肃味儿，说明我们的刘作家还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有良心的作家。正如刘震云在该书出版后参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时曾说：“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你都能看出来这事很荒唐，但是它每天还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它会在非常严肃的在上演着。”并在其后又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也有人说我很幽默，其实不是我幽默，而是生活太幽默。”也许有时只有幽默和反讽，才能把沉重的东西很轻盈地表现出来的。在小说中我们常会阅读到一些能让人忍俊不止、诙谐与戏谑的表述，特摘抄上几句让大家欣赏欣赏：“问题是你搜过这趟列车，搜过这个停靠站，并不证明这趟列车和这个停靠站就保险了；列车不停地穿梭，说不定你刚搜完这车和这站，李雪莲又坐车回来了，换了另一趟列车。”，“上当可以报仇，上过的身，如何洗刷呢？盆碗弄脏了可以洗刷，身子脏了如何洗刷呢？”，“所谓协警，就是警察的帮手；不是警察，干着警察的事。”…… 还是重回到小说结构的讨论，尽管刘作家言明了他正文是在写老史，但我还是坚信我阅读后第一判断，小说的实际重点还应是落在文本的序言中李雪莲的故事，此种讲故事的手法有如时下正在热映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片尾的故事处理。超短内容的“正文”只不过是刘作家想以“片面深刻的方式”为李雪莲的故事点个题，落一个注脚而已--有人居然把申冤上访当作一件逗你“玩呢”的事，社会为什么会变态到这等地步呢？这其实就是作者想用荒诞的剧情发展来构建对社会的隐喻，用故事拷问现实，这才是小说的重点。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这部小说折射出当下社会的某种“秘史”，在我读来至少有两重隐喻：
一是李雪莲折腾能量巨大的背后之隐喻。其实小说最主要的前两章讲述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女子李雪莲前后二十年两次进京上访的两个故事。一个小女子为了自己的一桩小事，人越找越多，事也越说越气，路就越走越远，状也越告越大，她所在的省市县围绕她还上演了一幕幕惊心胆战、生死时速、斗智斗勇的围追堵截大戏，最终使一个私人事件演变为公共事件，婚变事件变成为政治事件。是谁给予了她那么大的折腾能量的呢？我想应该是很多读者想问的一个问题。有人会说这是由于李雪莲偏执型性格使然，这话乍看不错，但我想更多的应归结于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文化心理。在我看来，李雪莲式“生命不息，告状不止”的坚持和勇气，折射出中国底层民众在对社会尚存的那份底层正义的执着和信仰。文中李雪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假离咋变成真离呢？”“假的还能变成真的”。于是乎冤屈感产生了，“有冤就要申”、“不相信这世界就没有个说理地方”、“不服这口气”、“必须讨个说法”这些来自民间底层的信仰与知识，构成了李雪莲奔走伸冤诉苦的动力和支撑。当然，还有民众对社会上层“青天大老爷”期盼的传统文化心理。其实，上述这些都是次要因素。有人也许会把它归结于是当前我们信访处访机制出现了问题。的确，在稳定压倒一切背景下，当“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花钱买太平”等成为一些基层信访维稳的工作信念和依赖手段，而信访亦被不少民众当成与政府抗争维权的手段并相信“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使得政府日益陷入一种疲于奔命的“信访洪峰”的困局之中时，作为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的信访制度确有值得检讨与改进的空间。但作为一个法律人，在我看来，这也不是李雪莲们能折腾会折腾能量大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应归结于当前法律尚未能成为社会的主导治理力量有关。面对如洪峰般的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上访事件和文化心理，每一个以法律职业的人都应该高兴不起来。当然，在构建法治社会过程中，如何将老百姓诉求纳入法治轨道加以解决，让老百姓更加相信法律并尊重法律解决纠纷的结局，这是我们今天推行社会治理的应有思维，正如新近上任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上任伊始之际就强调过：“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是的，中国基层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快速发展，已经到了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加以治理的时候。我想，在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对该书的评价应是恰如其分的：“这个书，确实是对社会，对国家有一种担当，有一个责任，你发现有千千万万的李雪莲，你的责任就更大了。”
二是李雪莲那一声“我不是潘金莲”诉求背后之隐喻。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表面上看那就是各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规则，潜在的利益，但当这种自成系统的规则与利益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看似有秩序，实则冰冷冷的大氛围，缺少对个体生命和生活真正的关心与关怀。李雪莲本来是想找到法官王公道问询当年与秦玉河假离婚事有无翻案可能，孰料只讲法理不论情理的王公道一口回绝；认死理的李雪莲只好去找法院的专职委员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先后都遭到拒绝之后，又去找寻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法院、政府都求告不成，领导也不把她的事真当回事；他们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李雪莲交流时，想的不是自己家里的急事，就是李雪莲闹事后对自己仕途的冲击，抑或领导知道此事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没有一个人会以李雪莲的角度去揣摩思量，对李雪莲这个固执的农村妇女来说，这种态度就是“贪赃枉法”。其实小说里每一个官员在我看来都不是恶人，尽管他们本身有很多毛病，但是他们都不是坏人，至少不是人性意义上的坏人，但为什么他们又不作为呢？为什么会懈怠与冷漠民众的诉求呢？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李雪莲的一句“我不是潘金莲”，不仅是要澄清是非的自我告白，更是一声对社会冷漠的呐喊与控诉。正是基于此，我们也许才能读懂为了解决儿子工作问题被“组织招安”的赵大头“推心置腹”地劝说李雪莲那番话的悲凉与凝重：“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跟这些人折腾，你是一个人，人家是一级一级的政府，你是赤手空拳，人家有权有势，一有事还能动用警察，现在我们不就被人家赶着跑？咱那里折腾过人家？”。这段话让人无不感到个体渺小、社会冷漠的一丝凉意直透背脊梁。当然，更为有意思的是，作者为了让读者读懂这种社会冷漠病，在李雪莲漫长的二十年告状过程还设计出有两次几乎放弃告状的念头的情节：一次是在她家牛临死前，李雪莲对牛讲述了自己的冤屈，牛似通人性的表示理解时；另一次就是赵大头诱骗劝说李雪莲不要枉费了光阴和他人斗气，李雪莲被久违的爱软化时，当然这次信任是靠欺骗得来的。是啊，我们常用对牛弹琴比喻无法沟通，但小说中唯有牛才能沟通，听她讲述，听她倾诉，和牛沟通好过人，而人与人沟通理解却是那么不可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难道我们真陷于萨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狱”现代性生存的困境之中吗？泛宗教意义的人性关怀又在哪里？如果我们能从社会与人性角度多作一些解读，我们也许能理解当年米兰·昆德拉对他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很多人说成是政治小说时他为什么很不高兴的心境与原由。
的确，当我们透过社会的积弊、民族的国民性以及人性的幽暗去解读刘震云这一作品时，它是上了一个层次的作品，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作品；这样的小说值得拿来读一读，尤其是当你闲得蛋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