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要一年，如何正确分析判断国内经济形势，对于宏观政策选择极为重要。个人认为，今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滞胀（经济增速回落，同时通胀压力较大）并存选择。
一方面，中国经济正面临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
显而易见，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原价格表示的供给量。目前全部银行贷款已经超过60万亿元，20万亿左右的债券也由银行持有，再加上地方政府融资13万亿，几项相加达90多万亿。而且绝大部分金融风险资产集中在银行。这不是一个稳健、灵活、高效的金融体系所应有的特征。
首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居民和企业手中握有升值的人民币，而国家用出口换来的贬值的美元外汇去购买美元标价的物品，这样在过去居民和企业手中的人民币表示的购买力与用美元进口后的货物之间，形成了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差额，从而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以案例来解释，假如过去居民和企业由于从事出口品生产和外贸，手中有800元的人民币，合100美元；而出口换回的100美元的货币，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现在只能进口相当于国内600元人民币的货物。仅就进出口方面计算，现在的人民币比过去贬值25%。从经济学角度上讲，就是通过对外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对内人民币通货膨胀，来消化进出口之间巨大的贸易顺差。
其次，投资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倒逼通货膨胀。从各省市“十二五”规划看，投资拉动型价格上涨值得警觉。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西部的青海、宁夏、四川、贵州、云南、重庆等省份设定的“‘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是14.6%。这一目标高于这些省份“十一五”的GDP平均增速。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河北等省市，虽然预期目标均在9%以下，但总的投资额并不低。由于地方投资目前占到总投资的90%，全国2013年投资增速预计在20%以上。这样一来，投资倒逼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有人说，如果能实现经济增长，通胀高一点也没什么。但国际和中国经验表明，这种想法不一定对。”正如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的货币政策高度关注通货膨胀，高度重视物价稳定。这预示着2013年的货币政策将以稳健运行为主。
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是必然趋势。
其一，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没有哪个国家经济能保持连续30年8%以上的增长：英国7%（50年）、美国8%（30年）、日本9%（25年）、韩国9%（30年），这些国家3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低了，而现在它们的GDP增速几乎都在5%以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0年经济增长在9%以上，30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降到8%以下（7.5%）。2013年也许能达到8%，但从长久来看，中国经济增速能保持在7%的水平已相当不容易。
其二，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在失业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双重困扰下难以自拔。
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正在使发达国家的劳资矛盾重新成为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眼前的例证就是，苹果公司的销售业绩几乎无助于改善美国的就业，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正在为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所席卷。20世纪高福利的制度设置已经成为这些国家骑虎难下的沉重财政包袱。所谓主权债务危机，其实就是过度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可以预见，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在三五年之内难以有效改善。由此导致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抑制因素在增加。
其三，资源环境制约强化。有关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9.5%，但消耗的能源却占了世界的20.8%，发电量消耗占全球的17%，钢材消耗占30%，水泥消耗占54%，煤炭消耗占48%。而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我国每新增GDP一元钱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三倍以上、比日本多十倍以上的能源。
到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翻一番多。未来15年，新建煤矿生产规模要相当于目前美国的产煤能力，电力建设要再新建两个日本电力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超过50%和40%。资源环境约束使经济增长放缓将不可避免。
其四，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必然使经济增速降低。我们产能过剩多么严重？有关数据表明，钢铁21%、汽车12%、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光伏95%、玻璃93%。而同时，我们的经济结构有许多不合理的问题。近30年GDP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的是“三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高劳动力消耗和资源性）产业来贡献的。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传统GDP中“三高一资”产业的增加值将扣除。
其五，中国企业缺乏竞争力。2012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排名榜中，中国大陆上榜企业达69家。其中，国企61家，民企8家。500强的门槛是营业收入195亿美元。这些企业2011会计年度的平均利润率（利润总额除以总营业收入）仅为5.6%，其中6家企业亏损。在38个上榜企业的所属国家中，中国企业利润率排名第16位，与中国9.3%的GDP增长率很不匹配。
69家企业中有11家金融机构，其平均利润率高达19%，远高于大部分经济体的金融机构。这11家金融机构中，7家商业银行实现了24.6%的利润率，而4家保险企业利润率仅为3.6%。相比之下，其他经济体上榜的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仅为6.6%。其余58家上榜非金融企业仅实现2.9%的平均利润率，使中国在38个企业上榜国家中排名第27位，非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之弱显而易见。这种现象可称为“大而不强”。
过去十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与GDP增速的关系数高达0.9（民企仅为0.3）。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进入中长期的下行通道，国企的盈利水准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这一因素推导的经济下行压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方面，中国经济正面临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
显而易见，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原价格表示的供给量。目前全部银行贷款已经超过60万亿元，20万亿左右的债券也由银行持有，再加上地方政府融资13万亿，几项相加达90多万亿。而且绝大部分金融风险资产集中在银行。这不是一个稳健、灵活、高效的金融体系所应有的特征。
首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居民和企业手中握有升值的人民币，而国家用出口换来的贬值的美元外汇去购买美元标价的物品，这样在过去居民和企业手中的人民币表示的购买力与用美元进口后的货物之间，形成了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差额，从而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以案例来解释，假如过去居民和企业由于从事出口品生产和外贸，手中有800元的人民币，合100美元；而出口换回的100美元的货币，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现在只能进口相当于国内600元人民币的货物。仅就进出口方面计算，现在的人民币比过去贬值25%。从经济学角度上讲，就是通过对外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对内人民币通货膨胀，来消化进出口之间巨大的贸易顺差。
其次，投资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倒逼通货膨胀。从各省市“十二五”规划看，投资拉动型价格上涨值得警觉。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西部的青海、宁夏、四川、贵州、云南、重庆等省份设定的“‘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是14.6%。这一目标高于这些省份“十一五”的GDP平均增速。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河北等省市，虽然预期目标均在9%以下，但总的投资额并不低。由于地方投资目前占到总投资的90%，全国2013年投资增速预计在20%以上。这样一来，投资倒逼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有人说，如果能实现经济增长，通胀高一点也没什么。但国际和中国经验表明，这种想法不一定对。”正如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的货币政策高度关注通货膨胀，高度重视物价稳定。这预示着2013年的货币政策将以稳健运行为主。
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是必然趋势。
其一，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没有哪个国家经济能保持连续30年8%以上的增长：英国7%（50年）、美国8%（30年）、日本9%（25年）、韩国9%（30年），这些国家3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低了，而现在它们的GDP增速几乎都在5%以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0年经济增长在9%以上，30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降到8%以下（7.5%）。2013年也许能达到8%，但从长久来看，中国经济增速能保持在7%的水平已相当不容易。
其二，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在失业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双重困扰下难以自拔。
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正在使发达国家的劳资矛盾重新成为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眼前的例证就是，苹果公司的销售业绩几乎无助于改善美国的就业，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正在为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所席卷。20世纪高福利的制度设置已经成为这些国家骑虎难下的沉重财政包袱。所谓主权债务危机，其实就是过度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可以预见，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在三五年之内难以有效改善。由此导致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抑制因素在增加。
其三，资源环境制约强化。有关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9.5%，但消耗的能源却占了世界的20.8%，发电量消耗占全球的17%，钢材消耗占30%，水泥消耗占54%，煤炭消耗占48%。而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我国每新增GDP一元钱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三倍以上、比日本多十倍以上的能源。
到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翻一番多。未来15年，新建煤矿生产规模要相当于目前美国的产煤能力，电力建设要再新建两个日本电力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超过50%和40%。资源环境约束使经济增长放缓将不可避免。
其四，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必然使经济增速降低。我们产能过剩多么严重？有关数据表明，钢铁21%、汽车12%、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光伏95%、玻璃93%。而同时，我们的经济结构有许多不合理的问题。近30年GDP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的是“三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高劳动力消耗和资源性）产业来贡献的。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传统GDP中“三高一资”产业的增加值将扣除。
其五，中国企业缺乏竞争力。2012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排名榜中，中国大陆上榜企业达69家。其中，国企61家，民企8家。500强的门槛是营业收入195亿美元。这些企业2011会计年度的平均利润率（利润总额除以总营业收入）仅为5.6%，其中6家企业亏损。在38个上榜企业的所属国家中，中国企业利润率排名第16位，与中国9.3%的GDP增长率很不匹配。
69家企业中有11家金融机构，其平均利润率高达19%，远高于大部分经济体的金融机构。这11家金融机构中，7家商业银行实现了24.6%的利润率，而4家保险企业利润率仅为3.6%。相比之下，其他经济体上榜的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仅为6.6%。其余58家上榜非金融企业仅实现2.9%的平均利润率，使中国在38个企业上榜国家中排名第27位，非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之弱显而易见。这种现象可称为“大而不强”。
过去十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与GDP增速的关系数高达0.9（民企仅为0.3）。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进入中长期的下行通道，国企的盈利水准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这一因素推导的经济下行压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