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人生是坎坷的、跌跌撞撞的。
　　在科考做官的道路上，龚自珍极不顺利。就缺少考试运来说，龚自珍在科举历史上都可以名列前茅。父母、妻子、前辈、朋友们的期望，一次次地落空，但龚自珍还是锲而不舍地考了半辈子，可想而知他内心的“压力山大”。人们期望他不要做才子、做名士，而要做名臣、做学者，他也期许自己是能为中国变法的王安石，但他一辈子只能窝在部委里做一个公务员。虽然有贤良大臣们征询他关于改革的意见，但他在官场上一直是受排挤的、受打壓的。
　　了解龚自珍的人会承认他的才学和思想，会感叹他的怀才不遇，但在官场人眼里，龚自珍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书生，是一个刺儿头，是一个为性格所左右、其性格即失意命运的怪人。他在官场熬了半辈子，也学会了一些应酬，学会了一些无聊，在玩物中丧志，消磨时光和精神。用现在的话说，他也一度变成了“油腻的中年男”。但快到五十知命之年的时候，他的职场生涯遭遇到危机：因为官场潜规则的缘故，他居然被罚俸一年;而因为官场回避规则的关系，叔父做了他的上司后，他必须自动引退;没有了薪水，工作单位没有着落，生计紧张，再加上流言蜚语，让他左右为难，心力交瘁。可以说，己亥年之前的一年，是龚自珍极为狼狈、沮丧和内心绝望的一年。龚自珍诉说过自己欲哭无泪的至暗时刻，“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在官场潜规则里，他付出的大半生是无足论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用现在的话说，他大半生既没混到社会地位，也没获得财务自由;他奋斗了二三十年，回到了当初几乎一无所有的原点。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旦想通了，离开京城，龚自珍的心态便发生了变化。他释放大半生的压抑，毕其功于一役，“几人怒马出长安”。怒者，奴心也。只有怒，才能从房奴、钱奴、官奴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从北到南作逍遥游。
　　英国诗人奥登介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类似的行为时说：“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穆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龚自珍的出走和南游南归就是对自己的交代，他的成果中就有《己亥杂诗》，“一个庞然的大物”。
　　己亥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从1839年的这一天开始，龚自珍离开京城，回到杭州、昆山，再北上，再回昆山。他走走停停，一路上饭局、艳遇不断，一路上话题、诗词、文字不断，灵感喷发。
　　直到今天的流言蜚语仍以为龚自珍的出走是狼狈的、逃难式的;这些流言蜚语并不知道，一个人一旦决绝地跟自己前半生因循的生活撕裂，虽然有脱胎换骨的阵痛和难堪，但更多的是海阔天空的“作新斯人”。
　　十年前我从大理回到北京的时候，不止一个年轻朋友问我，怎么能从单位、家庭生活中拔出来呢？一个朋友停薪一年到武当山生活，一个年轻人辞职到西南地区旅游半年，他们回到京城的时候，都由衷地感慨，自由跟财务多少、功名大小无关。龚自珍在他的时代已经为我们示范过了。很多人读过他的《己亥杂诗》，但很少有人理解龚自珍这一年的内心自由。一百多年来的读书人愿意以《己亥杂诗》为基础“集龚”，因为《己亥杂诗》里有最为自由酣畅的精神。当代流行语“再不任性，就变老了”只是一种戏说，但冲破罗网、求得自由是人同此心的追求。
　　回到自己，表达自己
　　里尔克、龚自珍们示范的方法就在于回到自己，表达自己。是的，如果生活有苦，如果生活无望，如果你怀才不遇，你把它们写下来，这就够了。尽管我们为活着所苦，我们易受诱惑，我们犯下罪错，但无论如何，这世上还有“我的朋友”，他是世上某处总还存在的一位高人和圣者，他是全知的心灵和畏悯的眼睛，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真理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传到我们这里来，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这个“我的朋友”，这个高人和圣者，其实是我们自己。
　　是的，龚自珍等来了“我的朋友”，就是己亥年的自己。他在己亥年的心思诗语不仅是自由的表达，是性情的写作，也是他的“天鹅之歌”，是临终的眼和全知的心灵。《己亥杂诗》是一部在省思时仍在犯业、犯业后及时忏过的自白书或忏悔录，是一部积郁于胸、呼唤“九州生气”的宣言书，又是一种充分实现自我的方便法门。
　　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龚自珍在己亥年的行旅，一举实现了人生的逆袭。一生的怀才不遇、挫折，中老年生活的崩溃、绝望，突然因为回首往事和立此存照而得到了安顿和至高的意义。有人认为，在中国干支纪年的六十个年号里，甲子年、甲申年、戊戌年、辛亥年、辛丑年等都有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含义，但龚自珍是唯一的把己亥年变成自己专属年号的历史文化人物。
　　 （摘自《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