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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俨等疏》是《陶渊明集》中唯一的一篇书信体文章，全文字数无多，好像也比较平易，而其中仍多有待发之覆。试为作释证，先录原文如下：
告俨、俟、份、佚、佟：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此信的写作时间，陶渊明年谱《栗里谱》明确记载：“义熙十一年乙卯，君年五十一，有《与子俨等疏》……”义熙十一年为415年。此时陶渊明的健康大有危机，不免想到了死，于是给儿子们写信，总结自己的一生，并对后事有所交代。
俨、俟、份、佚、佟。这是陶渊明五个儿子的大名。陶渊明有《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这时孩子们都还比较小，所以皆称小名：阿舒（俨）、阿宣（俟）、阿雍（份）、阿端（佚）、通子（佟）。前四位小名模式相同，而老五自成一新的格局，這大约是因为前四子是陶渊明的前妻所生，而老五是出于稍后续娶之翟氏。综合各种信息来推测，老大陶俨当生于太元十六年（391），次子陶俟生于太元十七年（392）;老三老四即陶份、陶佚大约是双胞胎，生于太元十九年（394），这一年陶渊明三十岁，而孩子们的妈妈却去世了——这就是《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之所谓“始室丧其偏”。幼子陶佟（通子）生于隆安二年（398）。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话，则《责子》诗作于义熙二年（406），此时陶渊明刚刚彻底归隐，不像过去须在外应付官场事务了，这才发现儿子们情况不大好，于是逐一点名予以批评教育。到义熙十一年（415）陶渊明写《与子俨等疏》时，几个儿子的年龄是：陶俨二十五岁，老二陶俟二十四，陶份、陶佚都是二十二岁，最小的陶佟十八岁。
“汝等虽不同生”与《责子》诗中的“雍端年十三”，这两句曾经引起许多猜测和讨论，钱锺书先生曾有所介绍，并对前人之“牵引无数葛藤”大大地不以为然：“自宋马永卿《懒真子》卷三、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至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七《书袁文〈甕牖闲评〉后》、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五，苦心逞臆，或谓陶有妻有妾，或谓其丧室续娶，或谓其有二子孪生，推测纷纭。闲人忙事，亦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驳朱彝尊〈书《杨太真外传》后〉》以来之争辩‘处子入宫’，烟动尘上，呶呶未已。文献征存之考真妄，与帷薄阴私之话短长，殆貌异而心同者欤。”但陶渊明的儿子们的情形，对理解他的作品颇有关系，是值得研讨的。陶渊明确实有过两次婚姻，此亦无所谓“帷薄阴私”。将前代学者的推测研讨一举全部否定之，稍觉简单粗暴，恐怕未必明智。
又按，洪迈认为陶渊明“犹有庶子”，雍、端二人“必异母尔”，其说未免武断。马永卿认为陶渊明有妻有妾，并嘲笑说：“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其议论似无可取，笔者曾经有所评说，略云：“古代诗人中有如夫人的多了去了，如果他的诗没有能写到陶渊明的水平上，又不以‘清德’著称，一般来说就不会有人去批评他。公众人物容易挨批挨骂，文学史上的大人物也是如此。其实我们只管多读他的诗就好，不必去关心什么莫须有的如夫人之流。”笔者以为，年头生一个阿雍，年尾又生了一个阿端，或雍、端二子是双胞胎，都有可能，而后一种情形的概率似乎更大一些。正因为陶渊明的五个儿子非一母所生，所以他格外要强调自己死后千万不要分家。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给儿子们的信从这里写起，便有生命哲学的意味，而非只谈家庭琐事。生必有死的道理似乎不言自明，但因为那时神仙道教流行，多有相信通过修炼可以长生不老者，所以讲这个道理仍然有意义。病重者容易想到死，亦为古今之通义。《与子俨等疏》虽然并非临终遗言，但有点像，无非就是因为此时陶渊明预感到自己行将一病不起。
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子夏的这两句话见于《论语·颜渊》，他说是听老师说的，此即所谓“亲受音旨”。至于“四友”，据《孔丛子·论书》的说法是指颜渊、子贡、子张、子路，子夏不在其列。陶渊明《四八目》（即《集圣贤群辅录》）曾引用过这一段《孔丛子》。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子夏乃“四友”一类的人物，也是孔子的高足，曾经亲耳听到过夫子有关死生富贵的教诲。
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穷达寿夭都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改变。陶渊明有非常坚定的天命论思想，并习惯于拿来应付各种情况且安慰自己。他大抵不相信佛教、道教和民间流行的法术，也都以儒家思想和天命论为其底气。
吾年过五十。这一句对推究此文的写作时间关系很大，而曾经有人要改“五十”为“三十”，未读通原文而欲改订其字，胆子也大了一点。元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八引赵泉山曰：“……当作‘年过三十’。按靖节从此十一年间，自浔阳至建业，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东西游走’，及四十一岁，序其倦游于《归去来》云‘心惮远役’，四十八岁《答庞参军》诗云‘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若年过五十，时投闲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他似乎不明白“年过五十”是说现在写这封信的时间，而非早年“东西游走”时的年龄。 又有视《与子俨等疏》为陶渊明的临终遗嘱而将他的卒年大为提前者，如古直先生在《陶靖节年谱》中定陶渊明的享年为五十二岁，其根据之一就是《与子俨等疏》中的这一句“吾年过五十”。其实虽然此时陶渊明认为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但并没有真的很快去世，他这时把病情估计得太严重了。这种情形在生活中也是常见的。读材料做考证不宜拘执于一隅，而要顾及常识和情理。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陶渊明因为父亲死得比较早，小时候比较清贫，颜延之《陶征士诔》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宋书·隐逸传》也说他“亲老家贫”，所以出去任过好几次小官。陶渊明一生当过六任官，其中任江州祭酒、彭泽令这两次是地方官，为时皆甚短，另外四次是在桓伊、桓玄、刘裕、刘敬宣手下任职，都是作为使者为主公出差办事，所以他这里说自己“东西游走”。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这几句是解释为什么要弃官归隐：自己是个讲原则的直性子，没有适应官场那一套的才能，而按照自己的性格办事，必然会同流俗格格不入，一定会倒霉的，不如早早离开。然则陶渊明之逃离官场大有避患之意，当然这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则是为了获得自由。
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这里“辞世”的意思是告别官场，而非告别世界（死亡）。不当官了，收入就减少，全家生活水平下降，让孩子们受苦了。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说“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也是用“世”字来指代官场或曰上流社会。他又一向把自己的当官同创造收入联系在一起，大有视当官为就业的意思，而从来不唱什么致君泽民一类的高调。
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这几句说，因为“使汝等幼而饥寒”，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对不起孩子们，十分惭愧。
“孺仲贤妻之言”指东汉太原人王霸（字孺仲）的妻子劝解丈夫的一席话，其详见于《后汉书·列女传》：
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后子伯为楚相，而其子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霸子时方耕于野，闻宾至，投耒而归，见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视。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问其故，始不肯告，妻请罪，而后言曰：“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辱。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王霸之妻的水平更高。她认为穷一点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只要不忘初心便好。陶渊明说自己也很欣赏王霸之妻的高论，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自己没有志趣相投的邻居（典出《三辅决录》，蒋诩与同样逃名不出的羊仲、求仲为邻，舍中三径为三人专用），没有高水平的妻子（老莱子之妻水平甚高，隐居之志比丈夫更坚定），所以仍然不免惭愧。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文章从这里忽然转入回顾自己的往事和一向的人生态度——爱好音乐和文学，喜欢看书，有时废寝忘食。陶渊明对读书的热爱，可参见《五柳先生传》。他具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后人或以为他不会弹琴，那是不可能的。有时琴弦断了，他也拿出来抚弄一番。他很有些禅悦的意思，并非不懂琴艺。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树和鸟是陶渊明非常喜欢的两个东西，其诗文里曾一再写到，略举数例如下——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
夏天偶尔来一阵凉风，便感到非常幸福，如同回到了上古。他的与自然和谐相处、容易满足以及浓厚的复古思想，都表达得分明如画。
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自己过去曾经那样洒脱无机心，而现在回顾起来，已经渺茫不可复求了。他的意思是说，自己现在也在考虑一些世俗的事务了。此乃为下文提出孩子们不要分家做铺垫。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陶渊明此时身体不好，药石似乎皆无效，于是想到了死亡（“大分将有限”），下文颇有提出遗嘱的味道。文章雍容转折，至此渐入正题。
陶渊明把自己的病估计得太严重了，事实上他后来病好了，又活了十多年。
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柴水之劳”指最基本的家务劳动。古人要自行打柴、取水，现代人举手之劳的事情，那时都相当费力。现在有时还把工资称为“薪水”，仍有古之遗意。
陶渊明还在彭泽令任上时，曾经派一农奴到家里去帮忙干活，他有一给儿子的便条说：“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现在陶家已经没有这样的“力”即农奴了。
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不同生”指同父异母，不是彻底意义上的亲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是子夏转述的孔夫子的话。
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鲍叔牙同管仲是朋友，他知道管仲比较穷，一起经营时在财产上对他非常照顾，不以为贪。管仲后来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子朝之子归生与伍参之子伍举是朋友，后来伍举亡命国外，归生见到他仍然像过去那样热情，并且帮助他回国，伍举后来立了大功。这两个例子说明友情的伟大力量。
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朋友之间尚且那样互相帮助，何况是同父的兄弟呢？陶淵明借古代两组朋友的故事，教育儿子们要加强团结，互相帮助。
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这里讲古今都有兄弟们不分家的正面典型，古有韩元长一家，今有氾稚春一家，都是聚族而居、家产共有的优秀榜样。陶渊明要求孩子们向他们学习，并且落到实处。
这里说到济北氾氏乃“晋时操行人也”，有研究者遂认为这应是业已入宋之后的口气，并由此来推论《与子俨等疏》的写作时间。其实这里提到的“晋时”是对应于前文的“汉末”而言的，与晋、宋易代没有关系。其实即使是单独地说到“晋”，也未必就是入宋后的语气，明显的例证如《祭程氏妹文》一开头就写道“维晋义熙三年”。这样行文其实是很正常的，曲意求深，并无是处。
《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最后陶渊明又加了这么几句鼓励的话，未作硬行规定，但意思到了。对业已成年的子女下死命令是不合适的，容易引起反感，甚至抵制。
《与子俨等疏》文字不长，而曲折甚多，对儿子们的要求一直到最后才提出。如此雍容，乃是随笔的写法，也最容易为对方接受。这里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自己的事情：曾经多次出仕，希望多搞创收，但是自己生性耿直，不能适应那里腐朽的规则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待久了恐怕要倒大霉，所以主动出局，但这样一来就穷了，“使汝等幼而饥寒”。尽管如此，清贫的生活还是很潇洒的，自由高于富贵，这应当是陶渊明对孩子们的一种教育，但并不采用耳提面命的格局，只是在闲谈。最后用历史上的先进典型勉励儿子们争取变坏事为好事（“以败为成，因丧立功”），而其关键就在于不要分家，要团在一起过穷日子。这些意思说得何等有情有义。萧统曾经说陶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这三点到老未变，只是更加老到老成了。
人们一向高度评价陶渊明的诗，其实他的文章同样是超一流的。岂但在晋朝不可多得，在整个中古时代，都很难找出第二人。
告俨、俟、份、佚、佟：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此信的写作时间，陶渊明年谱《栗里谱》明确记载：“义熙十一年乙卯，君年五十一，有《与子俨等疏》……”义熙十一年为415年。此时陶渊明的健康大有危机，不免想到了死，于是给儿子们写信，总结自己的一生，并对后事有所交代。
俨、俟、份、佚、佟。这是陶渊明五个儿子的大名。陶渊明有《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这时孩子们都还比较小，所以皆称小名：阿舒（俨）、阿宣（俟）、阿雍（份）、阿端（佚）、通子（佟）。前四位小名模式相同，而老五自成一新的格局，這大约是因为前四子是陶渊明的前妻所生，而老五是出于稍后续娶之翟氏。综合各种信息来推测，老大陶俨当生于太元十六年（391），次子陶俟生于太元十七年（392）;老三老四即陶份、陶佚大约是双胞胎，生于太元十九年（394），这一年陶渊明三十岁，而孩子们的妈妈却去世了——这就是《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之所谓“始室丧其偏”。幼子陶佟（通子）生于隆安二年（398）。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话，则《责子》诗作于义熙二年（406），此时陶渊明刚刚彻底归隐，不像过去须在外应付官场事务了，这才发现儿子们情况不大好，于是逐一点名予以批评教育。到义熙十一年（415）陶渊明写《与子俨等疏》时，几个儿子的年龄是：陶俨二十五岁，老二陶俟二十四，陶份、陶佚都是二十二岁，最小的陶佟十八岁。
“汝等虽不同生”与《责子》诗中的“雍端年十三”，这两句曾经引起许多猜测和讨论，钱锺书先生曾有所介绍，并对前人之“牵引无数葛藤”大大地不以为然：“自宋马永卿《懒真子》卷三、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至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七《书袁文〈甕牖闲评〉后》、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五，苦心逞臆，或谓陶有妻有妾，或谓其丧室续娶，或谓其有二子孪生，推测纷纭。闲人忙事，亦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驳朱彝尊〈书《杨太真外传》后〉》以来之争辩‘处子入宫’，烟动尘上，呶呶未已。文献征存之考真妄，与帷薄阴私之话短长，殆貌异而心同者欤。”但陶渊明的儿子们的情形，对理解他的作品颇有关系，是值得研讨的。陶渊明确实有过两次婚姻，此亦无所谓“帷薄阴私”。将前代学者的推测研讨一举全部否定之，稍觉简单粗暴，恐怕未必明智。
又按，洪迈认为陶渊明“犹有庶子”，雍、端二人“必异母尔”，其说未免武断。马永卿认为陶渊明有妻有妾，并嘲笑说：“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其议论似无可取，笔者曾经有所评说，略云：“古代诗人中有如夫人的多了去了，如果他的诗没有能写到陶渊明的水平上，又不以‘清德’著称，一般来说就不会有人去批评他。公众人物容易挨批挨骂，文学史上的大人物也是如此。其实我们只管多读他的诗就好，不必去关心什么莫须有的如夫人之流。”笔者以为，年头生一个阿雍，年尾又生了一个阿端，或雍、端二子是双胞胎，都有可能，而后一种情形的概率似乎更大一些。正因为陶渊明的五个儿子非一母所生，所以他格外要强调自己死后千万不要分家。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给儿子们的信从这里写起，便有生命哲学的意味，而非只谈家庭琐事。生必有死的道理似乎不言自明，但因为那时神仙道教流行，多有相信通过修炼可以长生不老者，所以讲这个道理仍然有意义。病重者容易想到死，亦为古今之通义。《与子俨等疏》虽然并非临终遗言，但有点像，无非就是因为此时陶渊明预感到自己行将一病不起。
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子夏的这两句话见于《论语·颜渊》，他说是听老师说的，此即所谓“亲受音旨”。至于“四友”，据《孔丛子·论书》的说法是指颜渊、子贡、子张、子路，子夏不在其列。陶渊明《四八目》（即《集圣贤群辅录》）曾引用过这一段《孔丛子》。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子夏乃“四友”一类的人物，也是孔子的高足，曾经亲耳听到过夫子有关死生富贵的教诲。
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穷达寿夭都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改变。陶渊明有非常坚定的天命论思想，并习惯于拿来应付各种情况且安慰自己。他大抵不相信佛教、道教和民间流行的法术，也都以儒家思想和天命论为其底气。
吾年过五十。这一句对推究此文的写作时间关系很大，而曾经有人要改“五十”为“三十”，未读通原文而欲改订其字，胆子也大了一点。元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八引赵泉山曰：“……当作‘年过三十’。按靖节从此十一年间，自浔阳至建业，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东西游走’，及四十一岁，序其倦游于《归去来》云‘心惮远役’，四十八岁《答庞参军》诗云‘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若年过五十，时投闲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他似乎不明白“年过五十”是说现在写这封信的时间，而非早年“东西游走”时的年龄。 又有视《与子俨等疏》为陶渊明的临终遗嘱而将他的卒年大为提前者，如古直先生在《陶靖节年谱》中定陶渊明的享年为五十二岁，其根据之一就是《与子俨等疏》中的这一句“吾年过五十”。其实虽然此时陶渊明认为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但并没有真的很快去世，他这时把病情估计得太严重了。这种情形在生活中也是常见的。读材料做考证不宜拘执于一隅，而要顾及常识和情理。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陶渊明因为父亲死得比较早，小时候比较清贫，颜延之《陶征士诔》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宋书·隐逸传》也说他“亲老家贫”，所以出去任过好几次小官。陶渊明一生当过六任官，其中任江州祭酒、彭泽令这两次是地方官，为时皆甚短，另外四次是在桓伊、桓玄、刘裕、刘敬宣手下任职，都是作为使者为主公出差办事，所以他这里说自己“东西游走”。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这几句是解释为什么要弃官归隐：自己是个讲原则的直性子，没有适应官场那一套的才能，而按照自己的性格办事，必然会同流俗格格不入，一定会倒霉的，不如早早离开。然则陶渊明之逃离官场大有避患之意，当然这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则是为了获得自由。
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这里“辞世”的意思是告别官场，而非告别世界（死亡）。不当官了，收入就减少，全家生活水平下降，让孩子们受苦了。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说“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也是用“世”字来指代官场或曰上流社会。他又一向把自己的当官同创造收入联系在一起，大有视当官为就业的意思，而从来不唱什么致君泽民一类的高调。
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这几句说，因为“使汝等幼而饥寒”，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对不起孩子们，十分惭愧。
“孺仲贤妻之言”指东汉太原人王霸（字孺仲）的妻子劝解丈夫的一席话，其详见于《后汉书·列女传》：
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后子伯为楚相，而其子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霸子时方耕于野，闻宾至，投耒而归，见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视。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问其故，始不肯告，妻请罪，而后言曰：“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辱。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王霸之妻的水平更高。她认为穷一点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只要不忘初心便好。陶渊明说自己也很欣赏王霸之妻的高论，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自己没有志趣相投的邻居（典出《三辅决录》，蒋诩与同样逃名不出的羊仲、求仲为邻，舍中三径为三人专用），没有高水平的妻子（老莱子之妻水平甚高，隐居之志比丈夫更坚定），所以仍然不免惭愧。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文章从这里忽然转入回顾自己的往事和一向的人生态度——爱好音乐和文学，喜欢看书，有时废寝忘食。陶渊明对读书的热爱，可参见《五柳先生传》。他具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后人或以为他不会弹琴，那是不可能的。有时琴弦断了，他也拿出来抚弄一番。他很有些禅悦的意思，并非不懂琴艺。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树和鸟是陶渊明非常喜欢的两个东西，其诗文里曾一再写到，略举数例如下——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
夏天偶尔来一阵凉风，便感到非常幸福，如同回到了上古。他的与自然和谐相处、容易满足以及浓厚的复古思想，都表达得分明如画。
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自己过去曾经那样洒脱无机心，而现在回顾起来，已经渺茫不可复求了。他的意思是说，自己现在也在考虑一些世俗的事务了。此乃为下文提出孩子们不要分家做铺垫。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陶渊明此时身体不好，药石似乎皆无效，于是想到了死亡（“大分将有限”），下文颇有提出遗嘱的味道。文章雍容转折，至此渐入正题。
陶渊明把自己的病估计得太严重了，事实上他后来病好了，又活了十多年。
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柴水之劳”指最基本的家务劳动。古人要自行打柴、取水，现代人举手之劳的事情，那时都相当费力。现在有时还把工资称为“薪水”，仍有古之遗意。
陶渊明还在彭泽令任上时，曾经派一农奴到家里去帮忙干活，他有一给儿子的便条说：“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现在陶家已经没有这样的“力”即农奴了。
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不同生”指同父异母，不是彻底意义上的亲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是子夏转述的孔夫子的话。
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鲍叔牙同管仲是朋友，他知道管仲比较穷，一起经营时在财产上对他非常照顾，不以为贪。管仲后来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子朝之子归生与伍参之子伍举是朋友，后来伍举亡命国外，归生见到他仍然像过去那样热情，并且帮助他回国，伍举后来立了大功。这两个例子说明友情的伟大力量。
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朋友之间尚且那样互相帮助，何况是同父的兄弟呢？陶淵明借古代两组朋友的故事，教育儿子们要加强团结，互相帮助。
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这里讲古今都有兄弟们不分家的正面典型，古有韩元长一家，今有氾稚春一家，都是聚族而居、家产共有的优秀榜样。陶渊明要求孩子们向他们学习，并且落到实处。
这里说到济北氾氏乃“晋时操行人也”，有研究者遂认为这应是业已入宋之后的口气，并由此来推论《与子俨等疏》的写作时间。其实这里提到的“晋时”是对应于前文的“汉末”而言的，与晋、宋易代没有关系。其实即使是单独地说到“晋”，也未必就是入宋后的语气，明显的例证如《祭程氏妹文》一开头就写道“维晋义熙三年”。这样行文其实是很正常的，曲意求深，并无是处。
《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最后陶渊明又加了这么几句鼓励的话，未作硬行规定，但意思到了。对业已成年的子女下死命令是不合适的，容易引起反感，甚至抵制。
《与子俨等疏》文字不长，而曲折甚多，对儿子们的要求一直到最后才提出。如此雍容，乃是随笔的写法，也最容易为对方接受。这里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自己的事情：曾经多次出仕，希望多搞创收，但是自己生性耿直，不能适应那里腐朽的规则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待久了恐怕要倒大霉，所以主动出局，但这样一来就穷了，“使汝等幼而饥寒”。尽管如此，清贫的生活还是很潇洒的，自由高于富贵，这应当是陶渊明对孩子们的一种教育，但并不采用耳提面命的格局，只是在闲谈。最后用历史上的先进典型勉励儿子们争取变坏事为好事（“以败为成，因丧立功”），而其关键就在于不要分家，要团在一起过穷日子。这些意思说得何等有情有义。萧统曾经说陶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这三点到老未变，只是更加老到老成了。
人们一向高度评价陶渊明的诗，其实他的文章同样是超一流的。岂但在晋朝不可多得，在整个中古时代，都很难找出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