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1930年8月出生在四川开县（现属重庆），在开县读完小学、初中后考入省立万县高中。1949年高中毕业时，正值新旧政权交替，社会动荡，没有大学可考，我只好回老家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1950年8月，在区妇联工作的姐姐回家告诉我：西南军区军政干校正在招生。听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前往报名，顺利被录取，分到驻扎在江津的第15军随校。
在第15军随校仅学习了几个月，到12月时，军长秦基伟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说，他代表第15军全体战士向中央申请要求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去。中央已经批准第15军待命，随时准备开往朝鲜。
于是第15军不再称番号了，改为“唐山部”。经过短暂的战前动员，1951年1月20日，部队正式从重庆江津出发，来到了安东市的前一站昌图。在这里，开始发枪，发的是“汉阳造”，每个学员也允许打几发子弹，实际操作一下武器。我记得这里的风沙很大，早上出操时，那风沙刮在脸上刺痛刺痛的。我们每人写了志愿上前线抗美援朝的志愿书。
在昌图仓促训练了几天后，我们开赴安东（今丹东市）。在这里，给我们发了装备，我分到的是一支苏式726步枪，50发子弹，一袋干粮炒面。军长秦基伟亲自给我们作了战前动员报告。
三天后的夜里，我们正式出发到朝鲜。每两个人推一辆胶皮轮推车，上面装满了后勤物资。我记得我推的车子上堆放的是药品。我们就这样推着胶轮车上了鸭绿江大桥。上级规定：每一辆胶轮车要保持3米的距离。我们推着胶轮车默默地行进在鸭绿江大桥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桥上布满了飞机扫射的弹孔，可能这使得有的战士十分紧张，结果有3辆胶轮车被掉进江里。
过了鸭绿江，我们没有停步，继续朝着朝鲜的纵深走，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在原地山沟和山坡上休息。上级告诫我们，在进入朝鲜后，随时会遇到敌机空袭，空袭时，要就地趴下，不准乱跑，如果跑就会被开枪就地正法；也不要朝飞机打枪，怕暴露目标。进入朝鲜的第二天，我们就遭到了敌机空袭。我就地趴在草丛里，蓦地感觉脚上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手一摸，居然有血，我明白是弹片划伤了脚，好在只是轻微划伤。空袭过后，我爬起来就跟着部队走了。不过，由于敌机投下的炸弹太响，我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由于多次遇到空袭，我的耳膜被震坏，所以后来听力一直很差，别人要在我耳边大声说我才能听得清楚。
我们白天行军，夜晚休息，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任务，一概不知，部队的纪律也不让问。走了几天，走了多远我们也不清楚，只记得在过一条江时，才听说这是大同江。大同江上的桥被炸毁了，我依稀看见断桥处还有汽车挂在上面。我们临时用木头搭桥，桥搭好了，但由于要走车，我们被通知由两人抬着胶轮车涉水过去。我扛着胶轮车涉水没多远，水就到了大腿根处，我见水太深过不去，就退了回去。见此情景，上级允许我们从桥上过去，但规定必须跑步过桥。由于边跑步边拉车，有些难度，致使有好几辆车和拉车的战士掉进了河中，幸好我们过桥时敌机没来轰炸。但过桥不久，山中就有敌特打信号弹，立刻就有敌机飞来轰炸扫射。我赶紧趴在一个小河沟里，当敌机投下照明弹时，我正好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战士掉下山里去了。紧接着，敌机一阵疯狂扫射，我看见弹着点就在我前面不到半尺远，而在我身后不远处投下的一颗燃烧弹烧死了好几个战士。这是我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夜行军，倘若我趴的位置再前或再后一点，就有可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这次行军一直到“三八线”附近才停了下来。我这才得知，自己是来参加第5次战役的。
到了前线，上级通知我把枪留下来，调我到师政治部。到了师政治部，我被分到秘书科，编《电讯报》和《战斗报》。我每天的任务是：早上打开收音机，收听国内新闻，将有关朝鲜战争的新闻记录下来，编在《电讯报》上。收听完收音机，我就到部队搜集连队里的战地记者和宣传员写的有关战地的稿件。所有的稿件编写完后，我就开始排版、刻钢板，将所编的《电讯报》和《战斗报》刻印出来，每次刻印500份，发送到各个班去。所有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当时敌特的活动十分猖獗。有一次，师部和军部都遭到了敌机的空袭，在我所住的防空洞附近炸了很大一个坑，我看见一颗几个人都抱不拢的大树被炸倒了，附近的一个村庄燃起了大火，所有的民房都被烧光了。这次空袭，我所在的师部和军部都有人员伤亡。空袭过后，我们帮助当地居民解决住的问题，一般是先挖地坑，然后在地坑上面盖上圆木，再在圆木上搭好树枝，当地居民就在这样的房屋里面生活。
第5次战役后，部队补充了一批新兵。为了帮助新兵的思想跟上前线，部队开始了“三查”学习：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其中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让战士诉苦，通过诉苦，让战士们更恨美帝。
部队“三查”结束后，又开始了行军。这次行军是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同样不知道。依然是夜里行军，而且一直走的是小路、山路。这次我们遇到了雨季，在雨中行走，有时爬山，感觉衣服越穿越重。尽管这样，瞌睡虫还是缠绕着我，有时原地休息时，我坐在石头上就睡着了；有时边打瞌睡边跟着部队爬山，爬到山顶，天快亮了，才清醒过来。一次，部队宿营在一个高山下的谷底，有条小溪十分清澈，我赶紧拿出毛巾想洗把脸，可毛巾浸到水里后，拿出来时毛巾已迅速结冰。有老兵告诉我：在这样的天气不能这样洗脸，要用手直接捧水洗脸，洗完再用干毛巾擦。对这次行军，我记忆最深的是在过一条河时，正好处在敌人的封锁线，敌机随时会扫射过来，而河面上已结冰，只有河中间有条激流，为了快速通过，部队只有就近砍了一些圆木搭在河上。我过河时因为穿的是一双笨重的大头鞋，所以在快速通过时，脚下一滑，一下滑倒在河里，好在我将圆木抱住，才没被激流冲走。但由于河水齐腰深，我的棉裤全湿透了。等我上岸后，想将鞋里的水倒掉，却弯不下腰来，因为整个下身几已结冰，特别是膝盖，像是箍了一个铁套，以致于冰把膝盖都磨了一层皮。无奈，我只有原地不停地跳动，一是想把冰抖掉，二来可以抵御刺骨的寒气，但这时部队又出发了，我想跟上部队，但双脚和下半身被冰裹着，十分沉重，难以迈开腿。我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着，有战友见状，让我坐到拉炮的马上，我见马拉着炮本来就吃力，就谢绝了。事后，有老战士说：幸亏你当时没坐马，要坐在马上，你那冻僵的腿就保不住了。我就这样艰难地往前挪，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休息时，听见拉炮的马蹄在铺满碎石的路上踏踏地响着，十分清晰脆耳，再低头看见马蹄在碎路上踏出的点点火花，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闲暇时我就这个场景题了一首诗：
铁蹄声声火星溅，
战地行军夜无眠。
冰雪大地征程远，
风潇潇兮五更寒。
那时，我正年轻，所以尽管环境是那样艰苦，但心里却充满了激情。那夜，我硬是穿着结冰的棉裤一直坚持跟上部队，直到天亮了，部队宿营下来，我才赶紧烧火，将棉裤烤干。
这次落水给我的后半生造成了永久性的痛苦，到30岁时，我感觉膝盖疼痛，经医院诊断，这是在朝鲜战场上冻伤的。当时和我一起住院治疗的还有个战友，也跟我一样是在朝鲜战场上冻伤腿的，冻伤的腿只能靠拄着拐杖艰难地挪动。
这次行军又走了几天后，在穿过一条道路时，我看见公路上有几辆被打毁的美军坦克似曾相识。蓦地我想起，这个场景像是我们之前从中国开赴朝鲜时曾看到过的。这样看来，莫非我们是在回国的路上？我心里琢磨着，但却不敢跟战友们说。果然，几天后，我们真的走过了鸭绿江大桥，回到了安东。
在安东住了两天，列车又把我们拉回邢台。我们这才得知，为了参加下一次战役，我们回国是为了换新炮的。军炮团当时使用的炮还是抗战时期缴获日军的小钢炮，这种炮射程短，和美军的炮比起来相差太远，在朝鲜战场根本起不了作用。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只有向当时的苏联购买了大批的榴弹炮和高射炮。这次回国，除了换炮外，我们还学习新炮的操作技术。在这次为期大半年的学习训练之中，我立了一次三等功。
1952年9月，我所在的军炮团在换了装备后，又开赴到朝鲜战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而我虽然也渴望再上前线，但部队考虑到我在炮兵训练中成熟的业务能力，将我留了下来，以便继续训练新的炮兵，好随时补充到部队中去。
就这样，我永久离开了朝鲜战场。但一想到曾经在朝鲜战场的日日夜夜，我就激动不已，并无悔那一段骄傲的青春岁月。
1950年8月，在区妇联工作的姐姐回家告诉我：西南军区军政干校正在招生。听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前往报名，顺利被录取，分到驻扎在江津的第15军随校。
在第15军随校仅学习了几个月，到12月时，军长秦基伟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说，他代表第15军全体战士向中央申请要求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去。中央已经批准第15军待命，随时准备开往朝鲜。
于是第15军不再称番号了，改为“唐山部”。经过短暂的战前动员，1951年1月20日，部队正式从重庆江津出发，来到了安东市的前一站昌图。在这里，开始发枪，发的是“汉阳造”，每个学员也允许打几发子弹，实际操作一下武器。我记得这里的风沙很大，早上出操时，那风沙刮在脸上刺痛刺痛的。我们每人写了志愿上前线抗美援朝的志愿书。
在昌图仓促训练了几天后，我们开赴安东（今丹东市）。在这里，给我们发了装备，我分到的是一支苏式726步枪，50发子弹，一袋干粮炒面。军长秦基伟亲自给我们作了战前动员报告。
三天后的夜里，我们正式出发到朝鲜。每两个人推一辆胶皮轮推车，上面装满了后勤物资。我记得我推的车子上堆放的是药品。我们就这样推着胶轮车上了鸭绿江大桥。上级规定：每一辆胶轮车要保持3米的距离。我们推着胶轮车默默地行进在鸭绿江大桥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桥上布满了飞机扫射的弹孔，可能这使得有的战士十分紧张，结果有3辆胶轮车被掉进江里。
过了鸭绿江，我们没有停步，继续朝着朝鲜的纵深走，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在原地山沟和山坡上休息。上级告诫我们，在进入朝鲜后，随时会遇到敌机空袭，空袭时，要就地趴下，不准乱跑，如果跑就会被开枪就地正法；也不要朝飞机打枪，怕暴露目标。进入朝鲜的第二天，我们就遭到了敌机空袭。我就地趴在草丛里，蓦地感觉脚上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手一摸，居然有血，我明白是弹片划伤了脚，好在只是轻微划伤。空袭过后，我爬起来就跟着部队走了。不过，由于敌机投下的炸弹太响，我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由于多次遇到空袭，我的耳膜被震坏，所以后来听力一直很差，别人要在我耳边大声说我才能听得清楚。
我们白天行军，夜晚休息，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任务，一概不知，部队的纪律也不让问。走了几天，走了多远我们也不清楚，只记得在过一条江时，才听说这是大同江。大同江上的桥被炸毁了，我依稀看见断桥处还有汽车挂在上面。我们临时用木头搭桥，桥搭好了，但由于要走车，我们被通知由两人抬着胶轮车涉水过去。我扛着胶轮车涉水没多远，水就到了大腿根处，我见水太深过不去，就退了回去。见此情景，上级允许我们从桥上过去，但规定必须跑步过桥。由于边跑步边拉车，有些难度，致使有好几辆车和拉车的战士掉进了河中，幸好我们过桥时敌机没来轰炸。但过桥不久，山中就有敌特打信号弹，立刻就有敌机飞来轰炸扫射。我赶紧趴在一个小河沟里，当敌机投下照明弹时，我正好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战士掉下山里去了。紧接着，敌机一阵疯狂扫射，我看见弹着点就在我前面不到半尺远，而在我身后不远处投下的一颗燃烧弹烧死了好几个战士。这是我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夜行军，倘若我趴的位置再前或再后一点，就有可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这次行军一直到“三八线”附近才停了下来。我这才得知，自己是来参加第5次战役的。
到了前线，上级通知我把枪留下来，调我到师政治部。到了师政治部，我被分到秘书科，编《电讯报》和《战斗报》。我每天的任务是：早上打开收音机，收听国内新闻，将有关朝鲜战争的新闻记录下来，编在《电讯报》上。收听完收音机，我就到部队搜集连队里的战地记者和宣传员写的有关战地的稿件。所有的稿件编写完后，我就开始排版、刻钢板，将所编的《电讯报》和《战斗报》刻印出来，每次刻印500份，发送到各个班去。所有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当时敌特的活动十分猖獗。有一次，师部和军部都遭到了敌机的空袭，在我所住的防空洞附近炸了很大一个坑，我看见一颗几个人都抱不拢的大树被炸倒了，附近的一个村庄燃起了大火，所有的民房都被烧光了。这次空袭，我所在的师部和军部都有人员伤亡。空袭过后，我们帮助当地居民解决住的问题，一般是先挖地坑，然后在地坑上面盖上圆木，再在圆木上搭好树枝，当地居民就在这样的房屋里面生活。
第5次战役后，部队补充了一批新兵。为了帮助新兵的思想跟上前线，部队开始了“三查”学习：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其中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让战士诉苦，通过诉苦，让战士们更恨美帝。
部队“三查”结束后，又开始了行军。这次行军是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同样不知道。依然是夜里行军，而且一直走的是小路、山路。这次我们遇到了雨季，在雨中行走，有时爬山，感觉衣服越穿越重。尽管这样，瞌睡虫还是缠绕着我，有时原地休息时，我坐在石头上就睡着了；有时边打瞌睡边跟着部队爬山，爬到山顶，天快亮了，才清醒过来。一次，部队宿营在一个高山下的谷底，有条小溪十分清澈，我赶紧拿出毛巾想洗把脸，可毛巾浸到水里后，拿出来时毛巾已迅速结冰。有老兵告诉我：在这样的天气不能这样洗脸，要用手直接捧水洗脸，洗完再用干毛巾擦。对这次行军，我记忆最深的是在过一条河时，正好处在敌人的封锁线，敌机随时会扫射过来，而河面上已结冰，只有河中间有条激流，为了快速通过，部队只有就近砍了一些圆木搭在河上。我过河时因为穿的是一双笨重的大头鞋，所以在快速通过时，脚下一滑，一下滑倒在河里，好在我将圆木抱住，才没被激流冲走。但由于河水齐腰深，我的棉裤全湿透了。等我上岸后，想将鞋里的水倒掉，却弯不下腰来，因为整个下身几已结冰，特别是膝盖，像是箍了一个铁套，以致于冰把膝盖都磨了一层皮。无奈，我只有原地不停地跳动，一是想把冰抖掉，二来可以抵御刺骨的寒气，但这时部队又出发了，我想跟上部队，但双脚和下半身被冰裹着，十分沉重，难以迈开腿。我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着，有战友见状，让我坐到拉炮的马上，我见马拉着炮本来就吃力，就谢绝了。事后，有老战士说：幸亏你当时没坐马，要坐在马上，你那冻僵的腿就保不住了。我就这样艰难地往前挪，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休息时，听见拉炮的马蹄在铺满碎石的路上踏踏地响着，十分清晰脆耳，再低头看见马蹄在碎路上踏出的点点火花，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闲暇时我就这个场景题了一首诗：
铁蹄声声火星溅，
战地行军夜无眠。
冰雪大地征程远，
风潇潇兮五更寒。
那时，我正年轻，所以尽管环境是那样艰苦，但心里却充满了激情。那夜，我硬是穿着结冰的棉裤一直坚持跟上部队，直到天亮了，部队宿营下来，我才赶紧烧火，将棉裤烤干。
这次落水给我的后半生造成了永久性的痛苦，到30岁时，我感觉膝盖疼痛，经医院诊断，这是在朝鲜战场上冻伤的。当时和我一起住院治疗的还有个战友，也跟我一样是在朝鲜战场上冻伤腿的，冻伤的腿只能靠拄着拐杖艰难地挪动。
这次行军又走了几天后，在穿过一条道路时，我看见公路上有几辆被打毁的美军坦克似曾相识。蓦地我想起，这个场景像是我们之前从中国开赴朝鲜时曾看到过的。这样看来，莫非我们是在回国的路上？我心里琢磨着，但却不敢跟战友们说。果然，几天后，我们真的走过了鸭绿江大桥，回到了安东。
在安东住了两天，列车又把我们拉回邢台。我们这才得知，为了参加下一次战役，我们回国是为了换新炮的。军炮团当时使用的炮还是抗战时期缴获日军的小钢炮，这种炮射程短，和美军的炮比起来相差太远，在朝鲜战场根本起不了作用。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只有向当时的苏联购买了大批的榴弹炮和高射炮。这次回国，除了换炮外，我们还学习新炮的操作技术。在这次为期大半年的学习训练之中，我立了一次三等功。
1952年9月，我所在的军炮团在换了装备后，又开赴到朝鲜战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而我虽然也渴望再上前线，但部队考虑到我在炮兵训练中成熟的业务能力，将我留了下来，以便继续训练新的炮兵，好随时补充到部队中去。
就这样，我永久离开了朝鲜战场。但一想到曾经在朝鲜战场的日日夜夜，我就激动不已，并无悔那一段骄傲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