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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相比，变化大得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也让我一直不敢想，如果中国没有解放，那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10月9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家属院学府锦园小区，鲐背之年的钱中豪扬了扬头，激动地说。
作为解放重庆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钱中豪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需倍加珍惜。
动员令
10月9日，天气晴好，南岸区学府大道9号学府锦园小区，钱中豪和老伴邹开琪住在这里。
今年已91岁高龄的钱中豪，虽听力下降，但他的思维和表达依然清晰。
“你们可幸福了，我在20多岁年纪时，到处兵荒马乱。”采访前，钱中豪特意拿出珍藏在箱底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郑重地别在胸前。
别上这枚纪念章，钱中豪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1949年10月9日，新中国刚刚成立，“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吹响。
“当晚接到学校通知，让我们全团1500多人背上背包，立马到大礼堂集合。”作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的一名学员，虽然已过去70个年头，但那晚的特殊动员会至今仍清晰烙印在钱中豪的脑海。
偌大的礼堂被挤了个水泄不通。随着演员们登台，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观看话剧《白毛女》。
“当看到恶霸地主黄世仁抢走喜儿时，台下群情激愤。”钱中豪记得，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耳际。
钱中豪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不约而同地找到指导员，要求马上出发，去救助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指导员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们的肩膀”。
随着紧急集合号声响起，所有人都往操场汇集。待全团集合完毕，团长一声令下：“出发！”
在万丈豪情中，钱中豪被编入第二野战军直属三团一连，和战友们一起开启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征程。
急行军
没有光亮，天上连一颗星星都没有。急行军30公里后，部队终于到达宿营地。
“虽然出发前的激情还在，可战士们一个个已是累得不行。”钱中豪说，当时他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洗脚，用热水泡了一下，等次日起床时，发现肿得如馒头一般，根本没法走路。
好在当天休整，卫生员给钱中豪打了一针，这才好了些。第三天，拄着拐杖的他，又随大部队出发了，“营长问我‘小鬼，能走吗’，我笑着回答‘还行’”。
途中，在经过贵州的一个苗族村落时，米袋早已见底，每天只发两个红薯充饥。然而，当见到男女老少衣不蔽体、光着脚丫欢迎解放军的到来时，作为连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钱中豪心都碎了。
“连长号召我们把多余的衣物都捐献出来。”钱中豪回忆，身上除了棉军装，就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件棉背心了，自己都冷得打哆嗦。军装是不能捐的，他带头脱下了自己的棉背心，“当连长将带着战士们体温的棉背心交到群众代表手中时，他感动得差点双膝跪了下来”。
“尽管身上冷一点，可我们心里却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国家有难，百姓遭殃。正是这次经历，“让大家吃饱穿暖”的信念在钱中豪内心深深扎下根来。
从湖南进入四川境内，白马山是道屏障，上山下山各30公里路。钱中豪说，急行军中走得最苦的莫过于翻越这座大山。
山高路陡加上秋冬季节，山上气温实在太低。在上山之前，其他人买辣椒，但祖籍上海的钱中豪怕辣，所以他拿出身上仅有的钱，从当地群众家中买了一斤包谷酒用来御寒。
上山途中，钱中豪还闻到一股腐臭味，但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熬到天蒙蒙亮时才发现，道路两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国民党士兵的尸体。
好不容易到了山顶，累得实在扛不住了，可连长有令，不能坐下来，更不准打瞌睡。东看看西瞅瞅，钱中豪捡起一块石子，写下一副“走尽川湘公路，踏遍白马死尸”的对联。
1949年12月底，部队抵达南温泉驻扎下来。3个月都没洗澡了，战士们去泡温泉，打算洗去一路风尘。
“脱下衣服后，发现白衬衣早已变成了‘黄衬衣’，人和衣服往温泉里一泡，就看到水面上漂浮起一层东西，还在爬，仔细一看，都是虱子，我们称其为‘革命虫’。”钱中豪用手比划着说。
说话间，钱中豪不自觉地挠了挠腋窝，“那时竟不觉得痒，大伙儿还互相调侃，你有几十个，他有上百个，比比谁身上的虱子多，真是苦中作乐，彼此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大变迁
1950年1月3日，钱中豪跟随部队渡江进入市区，先是驻防在巴蜀中学，为了不影响学生们上课，随后又转至位于李子坝的刘湘公馆。
若轮不到执勤便可去解放碑看书，对打小就喜欢挥毫泼墨的钱中豪来说，看书无疑是最惬意的事情。
“当时的新华书店还只是个小门面，离书店不远处，就是高大雄伟的解放碑。”钱中豪的视线依稀又回到了从前：碑的周围尽是些低矮的商业平房，两层楼都算比较高的了，除了百货商店，还有几家小面馆和吃豆花饭的地方。
交通工具有马车，从化龙桥马车驿站到七星岗，只要1角钱，从李子坝上车则减半。两辆公交车不停地往返于七星岗和上清寺之间，票价是8分钱。
钱中豪说，和现在的燃油汽车不能同日而语，当时的公交车烧的都是炭，“车头右侧装有一个炉子，驾驶员用力摇动炉内的炭火，车辆便发动行驶了”。
当年5月，全连转业到地方，钱中豪被分配到重庆刚成立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教育系（后并入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解放碑的商业区逐渐兴旺起来，公交车不再屈指可数，朝天门修了客运站，水路可直达汉口、上海。
“上个世纪50年代，宏伟壮观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诞生;60年代，有了和平公寓、重庆宾馆;70年代，重庆长江大桥动工兴建……”钱中豪越说越兴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就如一道道风景线鳞次栉比。
直至1988年離休，70年来，钱中豪都未曾离开过重庆。对此，他特地作了一首诗：“回沪愧少恋山城，解放碑塔伴晚情。放眼渝州赞盛世，耕耘七十慰生平。”
“如果中国没有解放，那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钱中豪表示，这让他一直不敢想，“如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都要倍加珍惜”。
10月9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家属院学府锦园小区，鲐背之年的钱中豪扬了扬头，激动地说。
作为解放重庆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钱中豪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需倍加珍惜。
动员令
10月9日，天气晴好，南岸区学府大道9号学府锦园小区，钱中豪和老伴邹开琪住在这里。
今年已91岁高龄的钱中豪，虽听力下降，但他的思维和表达依然清晰。
“你们可幸福了，我在20多岁年纪时，到处兵荒马乱。”采访前，钱中豪特意拿出珍藏在箱底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郑重地别在胸前。
别上这枚纪念章，钱中豪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1949年10月9日，新中国刚刚成立，“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吹响。
“当晚接到学校通知，让我们全团1500多人背上背包，立马到大礼堂集合。”作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的一名学员，虽然已过去70个年头，但那晚的特殊动员会至今仍清晰烙印在钱中豪的脑海。
偌大的礼堂被挤了个水泄不通。随着演员们登台，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观看话剧《白毛女》。
“当看到恶霸地主黄世仁抢走喜儿时，台下群情激愤。”钱中豪记得，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耳际。
钱中豪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不约而同地找到指导员，要求马上出发，去救助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指导员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们的肩膀”。
随着紧急集合号声响起，所有人都往操场汇集。待全团集合完毕，团长一声令下：“出发！”
在万丈豪情中，钱中豪被编入第二野战军直属三团一连，和战友们一起开启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征程。
急行军
没有光亮，天上连一颗星星都没有。急行军30公里后，部队终于到达宿营地。
“虽然出发前的激情还在，可战士们一个个已是累得不行。”钱中豪说，当时他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洗脚，用热水泡了一下，等次日起床时，发现肿得如馒头一般，根本没法走路。
好在当天休整，卫生员给钱中豪打了一针，这才好了些。第三天，拄着拐杖的他，又随大部队出发了，“营长问我‘小鬼，能走吗’，我笑着回答‘还行’”。
途中，在经过贵州的一个苗族村落时，米袋早已见底，每天只发两个红薯充饥。然而，当见到男女老少衣不蔽体、光着脚丫欢迎解放军的到来时，作为连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钱中豪心都碎了。
“连长号召我们把多余的衣物都捐献出来。”钱中豪回忆，身上除了棉军装，就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件棉背心了，自己都冷得打哆嗦。军装是不能捐的，他带头脱下了自己的棉背心，“当连长将带着战士们体温的棉背心交到群众代表手中时，他感动得差点双膝跪了下来”。
“尽管身上冷一点，可我们心里却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国家有难，百姓遭殃。正是这次经历，“让大家吃饱穿暖”的信念在钱中豪内心深深扎下根来。
从湖南进入四川境内，白马山是道屏障，上山下山各30公里路。钱中豪说，急行军中走得最苦的莫过于翻越这座大山。
山高路陡加上秋冬季节，山上气温实在太低。在上山之前，其他人买辣椒，但祖籍上海的钱中豪怕辣，所以他拿出身上仅有的钱，从当地群众家中买了一斤包谷酒用来御寒。
上山途中，钱中豪还闻到一股腐臭味，但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熬到天蒙蒙亮时才发现，道路两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国民党士兵的尸体。
好不容易到了山顶，累得实在扛不住了，可连长有令，不能坐下来，更不准打瞌睡。东看看西瞅瞅，钱中豪捡起一块石子，写下一副“走尽川湘公路，踏遍白马死尸”的对联。
1949年12月底，部队抵达南温泉驻扎下来。3个月都没洗澡了，战士们去泡温泉，打算洗去一路风尘。
“脱下衣服后，发现白衬衣早已变成了‘黄衬衣’，人和衣服往温泉里一泡，就看到水面上漂浮起一层东西，还在爬，仔细一看，都是虱子，我们称其为‘革命虫’。”钱中豪用手比划着说。
说话间，钱中豪不自觉地挠了挠腋窝，“那时竟不觉得痒，大伙儿还互相调侃，你有几十个，他有上百个，比比谁身上的虱子多，真是苦中作乐，彼此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大变迁
1950年1月3日，钱中豪跟随部队渡江进入市区，先是驻防在巴蜀中学，为了不影响学生们上课，随后又转至位于李子坝的刘湘公馆。
若轮不到执勤便可去解放碑看书，对打小就喜欢挥毫泼墨的钱中豪来说，看书无疑是最惬意的事情。
“当时的新华书店还只是个小门面，离书店不远处，就是高大雄伟的解放碑。”钱中豪的视线依稀又回到了从前：碑的周围尽是些低矮的商业平房，两层楼都算比较高的了，除了百货商店，还有几家小面馆和吃豆花饭的地方。
交通工具有马车，从化龙桥马车驿站到七星岗，只要1角钱，从李子坝上车则减半。两辆公交车不停地往返于七星岗和上清寺之间，票价是8分钱。
钱中豪说，和现在的燃油汽车不能同日而语，当时的公交车烧的都是炭，“车头右侧装有一个炉子，驾驶员用力摇动炉内的炭火，车辆便发动行驶了”。
当年5月，全连转业到地方，钱中豪被分配到重庆刚成立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教育系（后并入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解放碑的商业区逐渐兴旺起来，公交车不再屈指可数，朝天门修了客运站，水路可直达汉口、上海。
“上个世纪50年代，宏伟壮观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诞生;60年代，有了和平公寓、重庆宾馆;70年代，重庆长江大桥动工兴建……”钱中豪越说越兴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就如一道道风景线鳞次栉比。
直至1988年離休，70年来，钱中豪都未曾离开过重庆。对此，他特地作了一首诗：“回沪愧少恋山城，解放碑塔伴晚情。放眼渝州赞盛世，耕耘七十慰生平。”
“如果中国没有解放，那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钱中豪表示，这让他一直不敢想，“如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都要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