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中，企业的角色定位被重新发掘了出来。当追求利益成为社会环境下的主旋律，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集中起来。市场经济的参与对象不仅包括单个的人，更包括个人为了效率和节省“交易费用”而构建起来的企业组织。以往维护市场秩序的“游戏规则”中，约束个人商业伦理行为的占了整个市场守则的大部分。究其原因，根植于在不发达的产品经济阶段，逐利行为的承担者只能是单个的商品拥有者。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金融贸易领域之间的融合，现代企业组织作为各国经济实力的象征，占据了市场交易的绝大部分份额，道德关注开始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企业层面。在纷繁芜杂的社会活动的背后，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行为的终极目的为何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最终要解决的，同样是全体社会成员谋求最大的“利”，即“普善”。这种意义上的伦理职责，比起经济学涵义中的“利润”和“效率”，更加揭示了企业在人类发展阶段中的使命。也正因为此，作为主体角色之一的企业，其伦理缺位和道德空洞将引起更深层次的社会冲击。
　　
　　一、企业伦理的制度性缺位
　　
　　我们遗憾地发现，在对企业伦理的认知度上，甚至连很多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停留在表面上。市场秩序所要求的“价格”“质量”等被作为企业伦理的全部内容。作为在竞争环境中生存的部门、企业和民众，数字的敏感性让他们更倾向于求助于经济学上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企业伦理认知度的制度性缺失有三个层次。
　　１． 宏观管理层次的缺失。现代企业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次世界性浪潮而兴起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功不可没。正因为此，各国现代企业架构的引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追求效率和利益，并且这种观念延续到了对企业的监管和角色的定位中。管理部门设置了一系列的指标评价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众多的财务报表，企业的收入、产出、资产和负债被清楚地表示出来。这种纯经济意义的管理将企业的社会角色过滤掉了。企业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企业，如同一个人要吃饭、工作、睡觉之外，但同时他还具有一位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责任。伦理行为社会影响的潜伏性和长期性为企业的相关诉求设置了善意的屏障。与“后发优势”概念的盛行相比，这种“屏障”似乎也更青睐于发展中国家。如果说现代国家里的现代企业更具有伦理色彩，答案只能是：伦理和社会进步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对于国家，尤其是那些急于争取经济状况改善的国家而言，忽视社会伦理责任等于默许了企业的行为。其消极意义在于不仅会造成现存价值体系的侵蚀，而且会导致非伦理认知的盛行。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偏差，是造成企业发展困境的管理性伦理缺失。
　　２．中观经营层次的缺失。如果将眼光关注于短期行为，可能伦理行为是与经营目的背道而驰的；而如果将经营企业定位于“经营社会”，那么，弃“伦理”求“效益”将不再是明智之举。当企业组织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内部的交易费用将大于外在经济活动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信息、规则、环境都是可能的因素。当企业经营者在提高资本充足率和进行新产品研发的时候，伦理总不是最先进入经营视野中的——直到利润被伦理缺失所引起的无限放大的交易费用吞噬为止。可以想象的是，在一个没有诚信的企业内，不会有人为企业的效益而努力工作；而在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市场里，同样不可能完成一次公平的交易。诚然，“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脱胎于效率目的的企业需要有经济回报作为其存在的依托，这一目的与伦理意识并不矛盾，员工忠诚度的培养、生态环境的重视和良好的社会信誉，都可以视作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这种“软投资”是企业文化的基石，是“品牌战略”的前提，也必然能形成更大的“企业社会资本”。
　　３．微观市民层次的缺失。企业的服务对象，同时也承担着对企业伦理监督的最广大的责任。伦理意识不是当与切身利益发生关系时才产生的。企业提供产品，仅仅是完成了一次物质利益的交换，这其中传递着的，与其说是有形的物品，毋宁说是无形的社会责任。“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是将人放在纯“经济人”的假设中所得出的论断。“经济人”作为最经典的经济学假设，同样有其适用范围。如果将其作为唯一基准来进行推导，就会得出卡尔·霍曼教授所质疑的“致命的后果”——“追求自利，提高股东价值的行为者，即企业，就不言而喻地是道德和德性的对立面：在实现道德，人道和团结的过程中，他们是反对者。”这一结论应用于民众阶层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使某种程度上，微观层次伦理监督的缺失可以归咎于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完备。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企业这一组织同样是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提供义务的同时也享受着来自别处的权利。“零和博弈”指导下的市场结果是所有企业的消亡。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受众层次，在整个伦理体系中决不是被动的。社会范围内的伦理参与，不仅不会放缓企业提供社会福利的步伐，而且会演化出潜在的社会经济规则，从而使得伦理的表征形象化起来。企业追求“普善”的过程中，唯一的裁判者就是全体民众，他们用于评价的尺度是宽泛而微妙的。“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伦理的逻辑是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二、企业伦理的层次维度
　　
　　企业伦理的存在模型对于每个单位来说都是相异的。正如“财富和价值的创造本质上是一种受社会文化影响的道德活动一样。”，企业内部伦理的形成也是受其环境和文化左右的意识过程。不同层次和文化积淀的企业在用纯经济手段谋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要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伦理选择。这种人文精神会成为企业延伸过程中的超价值链条。
　　首先应该得到解释的是企业伦理有无之间的区别。如果伦理的价值意义仅仅停留在想象中，为什么非要企业去构建与其“存在意义”相违背的体系呢？在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进行阐述之前，我们再强调一下企业存在的意义。企业的出现，代表着历史对其存在价值的诉求。无论是生产性、流通性还是服务性的企业，剥离它所依附的经济形态，终极的价值体现在了将人类社会向“普善”的推动。从这个意义出发，构建企业伦理与谋求和谐辩证统一了。企业和个人作为这种构建的主体，往往会受制于自身的自然经济属性，它在和社会伦理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舆论的谴责大都针对于此。企业伦理不苛求具体行为的得失，却将主体、客体和环境调和，在原初意义上降低彼此之间的“交易费用”。伦理将社会和环境人格化的结果是——企业的边界无限地拓展了。
　　其次应该弄清楚的是两个概念：文化和伦理。尤其是将其作为宗旨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区别。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决定的是企业运营的行为模式。这与企业伦理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文化统治下的行为可能是非伦理的。与宗教伦理和自由理性支配下的西方企业相比，东方文化统领下的企业行为范式更容易滑向伦理的对立面。“为了公司起见而去行动”的文化减轻了内疚感——只要不道德的行为不是为了个人目的或狭隘的私利。整个斗争之中蕴含着两队矛盾体： １．“个人”和“文化”的矛盾，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却被组织于各种利益载体之中，随之不可避免地被这个组织的意识形态积淀——文化所影响；２．“文化”和“伦理”的矛盾。企业作为行为个体，又存在于社会的伦理环境之中。当企业抛弃它的伦理角色，将“普善”变成了“个善”，企业作为社会存在的价值便消失了。缺少文化的企业还可以称为企业，而缺少伦理的企业已经不再是企业了。
　　最后是企业伦理的人类视角。价值链条已经将企业牢牢地锁在企业体系之中。利益在这个链条的表面流淌，并将之传递到社会层面的每一个角落。推导下去则不尽然，如果将这种交换看作企业的全部，就大错特错了。全球化提供的契机，不是靠这种机械的数字流动就可以把握住的，否则，资本主义扩张之初就不会那么血腥和黑暗了。一个企业链条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能够辐射多广的社会领域，比起强大的科技和资本实力，可能现代经理们更加青睐于用“软力量”来衡量。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将“企业”的概念泛化。“社会组成部分”、“投入”、“产出”，当企业被抽象到只剩这三个概念时，比较就更加容易进行了——例如国家这个“企业”，也是有它类似的三部分。货币的支撑可以使企业看得更远，远到使企业发现是什么在支撑货币。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全球化里，伦理所能解释的，不是企业该去做什么，而是企业为什么要去做。
　　
　　三、企业伦理的终极效益
　　
　　企业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它也有各种利益诉求，在讨论企业伦理的层次性时，企业被类比于国家来说明问题。而同时具备这三个抽象条件的还包括个人，“交易成本”概念在此时更能说明问题。作为主体性的客观存在，人之所以能在家庭和朋友中安然惬意，却苦于陌生环境的挑战，就是因为构建在人脑海中的伦理价值体系受到了威胁。谓之于企业，就是经营价值理念面临的冲击。对于企业和陌生环境之间的抗争，可能有着强势和弱势之分，但无论双方力量对比如何，“交易成本”与环境的陌生度都是成正相关的，这一点“人”和“企业”概莫能外，此时的“价值”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损耗在非物质上了。有一点需要提出，这种损耗不是由“伦理”到“非伦理”的破坏性损耗，而是“伦理”到“亚伦理”的摩擦性损耗，因为不同价值框架的存在是社会追求“普善”的基准。当一体化的进程将自愿和非愿联结在一起时，终极效益就史无前例地受到了某种召唤。
　　也许有人还困惑于一点：似乎企业构建“伦理”，目的还是为了骨子里的利益。企业最直接的动机里往往是最直接的期望。不妨再进一步追述企业追求利益的原因，这与企业的存在价值不是同一个问题。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改善生存状况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社会形态如何，改变的只是这个过程中组织上和工具上的形式，其最核心的目的并没有改变。企业的经济期望诉求于伦理架构，真正的目的不是用伦理来“疏通”利益链条，而是用它来“回归”利益链条，将追求利益与伦理和谐重新统一起来，这一点上的理解非常重要。企业应该去化解民族、宗教、语言和地域的差别，将发展人、满足人、保障人统一到企业伦理下的经营活动中。伦理内含的气质，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本质特征之一。伦理所指代的是基于人性并超脱于意识形态之上的，这也就回答了前文“致命后果”的疑问。企业的构成中，最核心的是人，而“终极效益”的和谐就是人的和谐——伦理的外延尽出于此。当企业伦理攀升到“经营社会”的高度，“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社会就指日可待了。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