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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已整整４７年了。当时我俩年龄还小，一个（沁平）１０岁、一个（夏平）９岁，对她了解不多，对她的身世也不甚清楚。最近，由于父亲写回忆录，我们系统地阅读了母亲生前的一些材料，包括她写的自传和日记，走访了曾经与母亲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才对母亲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中逐渐丰满起来。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有坚定信仰，对党无限忠诚，对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对妇女解放事业不懈追求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工农干部。那个时代造就了大量这样的干部，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母亲在那个造就英雄的大环境下，追求自由解放，接受社会进步思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实践中成长，使我们看到一个旧社会的农村女孩子，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和培养下，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成长为一位新政权女干部的足迹。
挣脱封建婚姻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２５年母亲生于平遥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取名雷仙云。外祖父早逝，母亲随其母回到她外祖父家岳壁村。母亲７岁时被送进岳壁村女子小学校。她读书很努力，学习名列前茅，很受老师的喜爱。同学们开始对她另眼相看，有钱的孩子也不敢再歧视、欺负她了。母亲自幼就显示出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并且表现出能闯出困境的能力。她１２岁小学毕业，还想继续上学，但兵荒马乱，家境贫寒，没有继续升学读书的条件，就到本村农民补习学校上学。不到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母亲遂回家务农。
战争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给母亲带来了人生的巨大转折。
１９３８年２月，日军攻陷平遥县城。４月，中共平遥县工委在距岳壁村东面１０公里的彭坡头村建立了平遥县抗日民主政府，并相继成立了平遥县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期间平遥县工委组织的业余话剧团经常到各村演出，宣传抗日。看了演出后的母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了强烈的仇恨。特别是那些反映东北同胞在日寇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宣传，使母亲流下了眼泪。
当时，牺盟会以农村为阵地，贴标语、发传单、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这些活动都对母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牺盟会会员们投身民族和妇女解放事业的精神感染、激励着母亲。她第一次看到妇女冲破封建制度的藩篱、走出家庭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第一次看到妇女竟然像男子一样可以直接参军、参战，奋起抗日。那些为了抗日救国而活跃在各项社会工作中的英姿飒爽的女青年，激起母亲参加本县牺盟会的强烈愿望。母亲在１９５４年写的自传中写道：“（我）１４岁一心要参加本县牺盟会，当时思想动机一方面是不愿当亡国奴，另一方面也是看见牺盟会的工作人员自由威武，但这个志愿被家中多方拒绝未遂。”
１９３９年，母亲还不满１５岁就由家庭作主，嫁给源寺村一个做小买卖的人家。母亲性格倔强，对此婚姻极为不满，几次行动试图逃离夫家，终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成功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桎梏，跑到距岳壁村南约５公里的段村参加了本县妇救会工作，从此开始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革命征途中两易其名
母亲参加革命工作后，被任命为平遥四区（段村一带）妇救会常委。她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我第一次直接参加了对日的斗争。我热情好奇地背上了六五式步枪，什么危险都置之度外，投身于反毒化、毁烟苗与捕捉敌伪情报员的星夜战斗。从黄昏行军开始到敌人的碉堡，几十里崎岖不平的道路，进行了彻夜的活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后回到原地，已经拂晓了。我现在清楚地记得，我那时是多么健康，多么天真，多么富于思想，多么勇敢。”她还和妇救会的干部们站岗放哨、救护伤员、拥军优属，为军队做衣、做鞋、做子弹袋、造石雷、送情报、抬担架等，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各项活动，举办妇女夜校、识字班，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帮助妇女解决切身问题，禁止买卖婚姻、童养媳和虐待打骂妇女，争取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
为了躲避夫家寻找，母亲改名为张鸿。但由于根据地与夫家在同一个县，距离不远，他们还是找到了母亲，要她回家，并许诺母亲可以在家不干活，想吃好的、穿好的都尽量满足，但母亲断然拒绝，坚决表示不再回去。
１９４１年８月，母亲到太岳行署干校民运队学习，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她以饱满的学习热情，认真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坚持写日记，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原本３个月的学习，由于敌人“扫荡”延迟到第二年１月结束。结业后，母亲调到平遥一区即南山区妇救会任常委，开辟根据地。也就是在这里，母亲认识了当时担任平遥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父亲赵力之。她对工作能力强、对敌斗争顽强勇敢的父亲非常钦佩，而父亲对母亲果敢的性格和干练热情的工作作风也有好感，在共同的事业和斗争中，他们的感情日益深厚。
１９４２年４月母亲到太岳区青年补习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调到沁源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任常委。父亲在平遥工作，母亲在沁源，两人的书信来往就靠秘密交通员在传递情报和文件时捎带。１９４３年，经过自由恋爱，感情真挚、冲破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两个年轻人在平遥县麦茭沟村结婚了。当时真正自由恋爱的人还很少，他们向党组织提出结婚申请时，党内还有不同意见，认为男方是有妇之夫，女方是有夫之妇，二人不宜结合。但平遥的上极机关——太岳三地委的宣传部长祁果同志坚决支持并批准了这桩婚姻。当时抗日政府也办理结婚、离婚手续，作为党员的婚姻需经党组织批准。
婚礼一结束，母亲就又回到沁源三区青救会，从此改名为肖云。
在青救会里，母亲组织动员青年送情报、抬担架，开展抗日宣传及游击战争，并鼓励青年参军、参战，支援抗日前线。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还流行这样一首歌：“父母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打败日本狗强盗，安安定定过时光。”
一年后母亲又调任该区联合校长。联合校长是一个行政职务，并没有联合学校这个机构，是民主政府向五六个小学委派的一名行政干部，类似于现在的乡政府教育干事。作为联合校长，母亲一方面要负责组织各小学老师、校长开会学习政治，提高业务水平，围绕对敌斗争布置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负责小学所在地的其他工作，如土改、减租减息、征兵支前，以及在围困沁源城的两年半里负责救济难民等等。就在母亲任联合校长期间的１９４４年夏天，由区党委书记任仲元和副书记郭文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２月转正。
日寇投降前后，母亲在平遥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区农救会副主席、联合会主席，协助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组织生产互助，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发动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保卫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直到１９４６年夏，父亲调任太岳区岳北专署公安局局长时，母亲随调至太岳公安一分局二科任内勤科员。
１９４８年４月，身怀六甲的母亲随已任命为平遥县委书记的父亲到平遥县上任。一路颠簸，还没赶到县委机关所在地东泉村，就在半路的一个小村庄里生下了一个男孩。由于孩子是出生在沁源到平遥的路上，故起名沁平。
分娩不久的母亲没顾上休息，就到平遥县联合会报了到。联合会的前身是各抗日救国会，抗战胜利后各抗日救国会合并组成平遥县联合会，母亲任常委，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贫雇农。
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３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的猛烈进攻下，阎锡山驻守平遥的军政人员弃城逃跑。第２天，中共平遥县委派公安人员和民兵进驻平遥城，平遥全境获得解放。６天后，县委、县民主政府迁进城内办公，母亲随即进城，先后任中共平遥县妇委会副书记、平遥城关区委书记。她热情关心广大工农妇女，特别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的土地、婚姻、教育和健康问题，召开妇女座谈会，详细了解农村妇女的土地、婚姻和家庭生活情况，并于１９４９年２月组织召开了历时５天的平遥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号召妇女以主人翁姿态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当年６月，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正值夏天，故给孩子起名夏平。
独立、自强，忘我地工作
１９５０年５月，母亲调到太原，历任省营工厂党委会研究员、二区委工厂办公室干事、太原日报社记者、太原市委宣传部干事、太原市委基建部办公室秘书、太原市委党群党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当年叫雷仙云的穷苦的农村孩子，如今翻身解放，走进了城市，走上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岗位。短短几年，她换了五六个工作单位，但无论在哪里，她都像战争年代一样，以高昂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干劲，忘我地工作。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母亲参加革命后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自战争年代起她就开始记日记，既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同时也使观察能力、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提高。她在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去世前几天写的一本日记，有幸保留了下来。这本约四五万字的日记，真实记录了她的工作、思想、感情、生活，文笔流畅、清丽俊逸，一些诗作更是从容幽雅，扣人心弦，今天读来，仍深受感染和鼓舞。
母亲的独立、自强的个性，从一件事可见一斑。解放初期，父亲是太原市二区的领导，起初母亲也在二区工作，不久她就执意要调出二区，相信在其他单位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她在自传中写道：“我正式提出不愿在二区工作的理由是不愿和赵力之在一起，感到和爱人在一起工作没出息。”后来她如愿以偿，调到了太原日报社。
在太原日报社，母亲被分配采写工业战线的稿件。由于母亲注意学习，很快适应工作，成为骨干记者。那一时期，在《太原日报》的头版头条，经常出现肖云的名字。在一些重大报道后面还要配发评论，如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３日母亲在头版写的调查报告，反映晋生纺织厂在推广先进工作法中，领导作风不深入，满于现状，工作走了弯路；同时配发了她写的评论《克服自满情绪，再接再厉，永远向前》。
母亲为人热情，帮人济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热心帮助，细致照顾，与周围的人都能和谐相处。家里的保姆由于饭菜做得香，人也可靠，用了好多年，但当她听说李琦书记家用了几个保姆都不满意，便主动提出让自家保姆去李书记家，自己再另找保姆。其实当时母亲正患病，更需要一个熟悉自己饮食和生活习惯、能够照顾自己的保姆。
母亲生过４个孩子，前面两个都夭折了，因而母亲非常疼爱我们兄妹俩。但她对我们从不娇生惯养，很注意对我们严格要求，循循善诱。母亲在病榻上教夏平学算术，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青年团员之歌》。为了培养沁平的韧性和耐性，她教会了他织毛线。多才多艺的母亲还悉心指导沁平绘画，取得一点成绩就给予鼓励，沁平６岁时画的一幅《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画作还刊登在当年的《山西儿童》上。
母亲由于健康原因，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听姥姥说，日本人占领平遥后，经常“扫荡”，百姓为躲避战乱不得不外出逃难。在一次转移途中，由于很多人挤在一座很窄的木桥上，母亲不慎掉到冰冷的水中。开始只是膝盖关节疼，以为仅是风湿痛，由于医疗条件差，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几年后便发展成心脏病。解放后，虽进了城，但当时医疗条件、医疗水平有限，病情一天天加重，直到两次截肢，右腿膝盖以下全部锯掉。一个要强而又精力充沛的人不得不缠绵病榻，身体不能自由行动，这其中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新中国一浪一浪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使母亲恨不能从床上一跃而起，像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再次投入那如火如荼的战场。但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母亲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１日走完了短暂的一生，年仅３３岁。
时光的流逝，改变不了儿女对母亲的思念，但思念中我们多了几分振作和坚强。如今，我们都已长大成人，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幸福家庭，这虽然是我们的努力，但也源于母亲的教育，母亲的坚强，母亲的奉献。母亲的生命虽然那样短暂，但母亲的足迹却是那样坚定和辉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走好人生之路，为人民多作贡献。今年是母亲逝世４７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的母亲及所有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有坚定信仰，对党无限忠诚，对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对妇女解放事业不懈追求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工农干部。那个时代造就了大量这样的干部，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母亲在那个造就英雄的大环境下，追求自由解放，接受社会进步思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实践中成长，使我们看到一个旧社会的农村女孩子，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和培养下，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成长为一位新政权女干部的足迹。
挣脱封建婚姻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２５年母亲生于平遥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取名雷仙云。外祖父早逝，母亲随其母回到她外祖父家岳壁村。母亲７岁时被送进岳壁村女子小学校。她读书很努力，学习名列前茅，很受老师的喜爱。同学们开始对她另眼相看，有钱的孩子也不敢再歧视、欺负她了。母亲自幼就显示出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并且表现出能闯出困境的能力。她１２岁小学毕业，还想继续上学，但兵荒马乱，家境贫寒，没有继续升学读书的条件，就到本村农民补习学校上学。不到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母亲遂回家务农。
战争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给母亲带来了人生的巨大转折。
１９３８年２月，日军攻陷平遥县城。４月，中共平遥县工委在距岳壁村东面１０公里的彭坡头村建立了平遥县抗日民主政府，并相继成立了平遥县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期间平遥县工委组织的业余话剧团经常到各村演出，宣传抗日。看了演出后的母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了强烈的仇恨。特别是那些反映东北同胞在日寇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宣传，使母亲流下了眼泪。
当时，牺盟会以农村为阵地，贴标语、发传单、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这些活动都对母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牺盟会会员们投身民族和妇女解放事业的精神感染、激励着母亲。她第一次看到妇女冲破封建制度的藩篱、走出家庭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第一次看到妇女竟然像男子一样可以直接参军、参战，奋起抗日。那些为了抗日救国而活跃在各项社会工作中的英姿飒爽的女青年，激起母亲参加本县牺盟会的强烈愿望。母亲在１９５４年写的自传中写道：“（我）１４岁一心要参加本县牺盟会，当时思想动机一方面是不愿当亡国奴，另一方面也是看见牺盟会的工作人员自由威武，但这个志愿被家中多方拒绝未遂。”
１９３９年，母亲还不满１５岁就由家庭作主，嫁给源寺村一个做小买卖的人家。母亲性格倔强，对此婚姻极为不满，几次行动试图逃离夫家，终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成功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桎梏，跑到距岳壁村南约５公里的段村参加了本县妇救会工作，从此开始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革命征途中两易其名
母亲参加革命工作后，被任命为平遥四区（段村一带）妇救会常委。她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我第一次直接参加了对日的斗争。我热情好奇地背上了六五式步枪，什么危险都置之度外，投身于反毒化、毁烟苗与捕捉敌伪情报员的星夜战斗。从黄昏行军开始到敌人的碉堡，几十里崎岖不平的道路，进行了彻夜的活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后回到原地，已经拂晓了。我现在清楚地记得，我那时是多么健康，多么天真，多么富于思想，多么勇敢。”她还和妇救会的干部们站岗放哨、救护伤员、拥军优属，为军队做衣、做鞋、做子弹袋、造石雷、送情报、抬担架等，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各项活动，举办妇女夜校、识字班，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帮助妇女解决切身问题，禁止买卖婚姻、童养媳和虐待打骂妇女，争取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
为了躲避夫家寻找，母亲改名为张鸿。但由于根据地与夫家在同一个县，距离不远，他们还是找到了母亲，要她回家，并许诺母亲可以在家不干活，想吃好的、穿好的都尽量满足，但母亲断然拒绝，坚决表示不再回去。
１９４１年８月，母亲到太岳行署干校民运队学习，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她以饱满的学习热情，认真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坚持写日记，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原本３个月的学习，由于敌人“扫荡”延迟到第二年１月结束。结业后，母亲调到平遥一区即南山区妇救会任常委，开辟根据地。也就是在这里，母亲认识了当时担任平遥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父亲赵力之。她对工作能力强、对敌斗争顽强勇敢的父亲非常钦佩，而父亲对母亲果敢的性格和干练热情的工作作风也有好感，在共同的事业和斗争中，他们的感情日益深厚。
１９４２年４月母亲到太岳区青年补习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调到沁源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任常委。父亲在平遥工作，母亲在沁源，两人的书信来往就靠秘密交通员在传递情报和文件时捎带。１９４３年，经过自由恋爱，感情真挚、冲破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两个年轻人在平遥县麦茭沟村结婚了。当时真正自由恋爱的人还很少，他们向党组织提出结婚申请时，党内还有不同意见，认为男方是有妇之夫，女方是有夫之妇，二人不宜结合。但平遥的上极机关——太岳三地委的宣传部长祁果同志坚决支持并批准了这桩婚姻。当时抗日政府也办理结婚、离婚手续，作为党员的婚姻需经党组织批准。
婚礼一结束，母亲就又回到沁源三区青救会，从此改名为肖云。
在青救会里，母亲组织动员青年送情报、抬担架，开展抗日宣传及游击战争，并鼓励青年参军、参战，支援抗日前线。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还流行这样一首歌：“父母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打败日本狗强盗，安安定定过时光。”
一年后母亲又调任该区联合校长。联合校长是一个行政职务，并没有联合学校这个机构，是民主政府向五六个小学委派的一名行政干部，类似于现在的乡政府教育干事。作为联合校长，母亲一方面要负责组织各小学老师、校长开会学习政治，提高业务水平，围绕对敌斗争布置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负责小学所在地的其他工作，如土改、减租减息、征兵支前，以及在围困沁源城的两年半里负责救济难民等等。就在母亲任联合校长期间的１９４４年夏天，由区党委书记任仲元和副书记郭文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２月转正。
日寇投降前后，母亲在平遥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区农救会副主席、联合会主席，协助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组织生产互助，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发动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保卫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直到１９４６年夏，父亲调任太岳区岳北专署公安局局长时，母亲随调至太岳公安一分局二科任内勤科员。
１９４８年４月，身怀六甲的母亲随已任命为平遥县委书记的父亲到平遥县上任。一路颠簸，还没赶到县委机关所在地东泉村，就在半路的一个小村庄里生下了一个男孩。由于孩子是出生在沁源到平遥的路上，故起名沁平。
分娩不久的母亲没顾上休息，就到平遥县联合会报了到。联合会的前身是各抗日救国会，抗战胜利后各抗日救国会合并组成平遥县联合会，母亲任常委，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贫雇农。
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３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的猛烈进攻下，阎锡山驻守平遥的军政人员弃城逃跑。第２天，中共平遥县委派公安人员和民兵进驻平遥城，平遥全境获得解放。６天后，县委、县民主政府迁进城内办公，母亲随即进城，先后任中共平遥县妇委会副书记、平遥城关区委书记。她热情关心广大工农妇女，特别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的土地、婚姻、教育和健康问题，召开妇女座谈会，详细了解农村妇女的土地、婚姻和家庭生活情况，并于１９４９年２月组织召开了历时５天的平遥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号召妇女以主人翁姿态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当年６月，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正值夏天，故给孩子起名夏平。
独立、自强，忘我地工作
１９５０年５月，母亲调到太原，历任省营工厂党委会研究员、二区委工厂办公室干事、太原日报社记者、太原市委宣传部干事、太原市委基建部办公室秘书、太原市委党群党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当年叫雷仙云的穷苦的农村孩子，如今翻身解放，走进了城市，走上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岗位。短短几年，她换了五六个工作单位，但无论在哪里，她都像战争年代一样，以高昂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干劲，忘我地工作。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母亲参加革命后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自战争年代起她就开始记日记，既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同时也使观察能力、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提高。她在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去世前几天写的一本日记，有幸保留了下来。这本约四五万字的日记，真实记录了她的工作、思想、感情、生活，文笔流畅、清丽俊逸，一些诗作更是从容幽雅，扣人心弦，今天读来，仍深受感染和鼓舞。
母亲的独立、自强的个性，从一件事可见一斑。解放初期，父亲是太原市二区的领导，起初母亲也在二区工作，不久她就执意要调出二区，相信在其他单位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她在自传中写道：“我正式提出不愿在二区工作的理由是不愿和赵力之在一起，感到和爱人在一起工作没出息。”后来她如愿以偿，调到了太原日报社。
在太原日报社，母亲被分配采写工业战线的稿件。由于母亲注意学习，很快适应工作，成为骨干记者。那一时期，在《太原日报》的头版头条，经常出现肖云的名字。在一些重大报道后面还要配发评论，如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３日母亲在头版写的调查报告，反映晋生纺织厂在推广先进工作法中，领导作风不深入，满于现状，工作走了弯路；同时配发了她写的评论《克服自满情绪，再接再厉，永远向前》。
母亲为人热情，帮人济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热心帮助，细致照顾，与周围的人都能和谐相处。家里的保姆由于饭菜做得香，人也可靠，用了好多年，但当她听说李琦书记家用了几个保姆都不满意，便主动提出让自家保姆去李书记家，自己再另找保姆。其实当时母亲正患病，更需要一个熟悉自己饮食和生活习惯、能够照顾自己的保姆。
母亲生过４个孩子，前面两个都夭折了，因而母亲非常疼爱我们兄妹俩。但她对我们从不娇生惯养，很注意对我们严格要求，循循善诱。母亲在病榻上教夏平学算术，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青年团员之歌》。为了培养沁平的韧性和耐性，她教会了他织毛线。多才多艺的母亲还悉心指导沁平绘画，取得一点成绩就给予鼓励，沁平６岁时画的一幅《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画作还刊登在当年的《山西儿童》上。
母亲由于健康原因，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听姥姥说，日本人占领平遥后，经常“扫荡”，百姓为躲避战乱不得不外出逃难。在一次转移途中，由于很多人挤在一座很窄的木桥上，母亲不慎掉到冰冷的水中。开始只是膝盖关节疼，以为仅是风湿痛，由于医疗条件差，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几年后便发展成心脏病。解放后，虽进了城，但当时医疗条件、医疗水平有限，病情一天天加重，直到两次截肢，右腿膝盖以下全部锯掉。一个要强而又精力充沛的人不得不缠绵病榻，身体不能自由行动，这其中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新中国一浪一浪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使母亲恨不能从床上一跃而起，像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再次投入那如火如荼的战场。但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母亲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１日走完了短暂的一生，年仅３３岁。
时光的流逝，改变不了儿女对母亲的思念，但思念中我们多了几分振作和坚强。如今，我们都已长大成人，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幸福家庭，这虽然是我们的努力，但也源于母亲的教育，母亲的坚强，母亲的奉献。母亲的生命虽然那样短暂，但母亲的足迹却是那样坚定和辉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走好人生之路，为人民多作贡献。今年是母亲逝世４７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的母亲及所有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