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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话语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掌握了它，就拿到了信息传播主动权。本文主要围绕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媒体如何掌握信息传播展开论述，以“拉萨事件”、“瓮安事件”等为剖析对象，阐述了在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传统媒体掌握传播的主动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为目前主流信息传播渠道的传统媒体，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如何掌握主动权，引导舆论使事件向好的方面转化，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关键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 媒体 传播主动权
突发公共社会安全事件是指在某一短促时间内出乎意料地发生，能造成众多伤亡或对人群的生命和身心健康构成威胁，可产生一定强度或广度的公共影响，需要政府机构联合多方面力量，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处理，由各种自然或人为原因所引起的事件。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和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它会对一定范围内的人、物、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给人们带来恐惧和不安甚至伤害。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而使它区别于一般性突发事件，因而也备受公众的关注。
媒体作为社会的“候鸟”与“哨兵”，有责任与义务及时、准确地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公众，遏制“谣言”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假如媒体集体失声，只会给“谣言”起到增势作用。
一、媒体失声会给不客观的“小道消息”可乘之机
在“拉萨事件”的整个信息传播中，我方媒体没有及时跟进、官方媒体的失声，使外媒的谣言有隙可乘，尤其明显。 “拉萨事件”同时满足了西方媒介猎奇的行业特点，所谓“汉藏冲突”、“西藏局势动荡”和“侵犯藏民人权”等话题是他们极为感兴趣的，也是他们认为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内容。尤其是西方媒体一度不被允许进入西藏采访。更将整个事件添加了神秘的色彩，为西方媒体的炒作和渲染提供了空间。
暴徒残害普通民众和严重犯法的行为(如放火烧死人、抢劫、破坏)，如果相关的画面第一时间就予以公布，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胜过千言万语，使那些居心叵测的媒体和政治势力难以借题发挥。内地媒体发布有关消息稍晚。在时机上就丧失了主动，从而给境外媒体歪曲报道提供了可乘之机。
与此相对的是，2003年2月25日。清华北大两校食堂同天发生爆炸之后，由于媒体及时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在内的西方媒体大量引用中国媒体为信源，报道基调与中国媒体基本保持一致。
当天的《纽约时报》网站共更新四条相关报道，首先是路透社转发新华社稿，随后又登载了路透社、美联社和该报驻京记者的报道各一篇。美联社、路透社和该报驻京记者的报道中，大量引用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为信源。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几乎所有的信源都来自中国方面，分别是：新华社和《中国日报》、北京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中国警方、两所高校的新闻发言人等。西方媒体报道的内容与解释基本与中国官方和媒体保持一致。，由于信息发布及时，新华社报道率先进入西方媒体视野。体现了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潜力。夺得了在这次事件中的话语权。
群体性事件往往跟小道消息是李生兄弟。从古至今，只要一出事情。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最后传播的结果，大多都会越来越离谱。根据美国奥尔伯特与波斯特曼合作的《流言的心理学》中阐述的流言传播的基本法则来看，及时公布信息是遏制流言的最好方法。
奥尔伯特把“流言的强度和流布量”设定为R，流言主题对个人的“重要度”设定为I，其论旨的“暧昧度”设定为A。结果导出以下的公式：R(流布量、强度)=I(重要度)×A(暧昧度)。重要度是指事件对人们的影响力，通常与危机等紧急情况有关，而暧昧度通常是指信息不足、意味不明。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表达方式，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谣言经过人们想象力的发酵，按照公众的传播兴趣几乎发展成了流言。只有尽早公布信息与小道消息(谣言)赛跑，才能最终赢得公众、赢得舆论。
你不给公众一个说法，公众就会给你一个说法。国内官方媒体没有提供核心的信息，国外媒体就会引用未经证实的信息。一味地封锁消息，不及时进行信息发布，就可能掌握不到舆论主动权，最终可能带来更大的爆发。
二、及时、通畅的信息传播能让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瓮安事件”的起因是“一名少女遭某官员的亲戚强奸后跳河”的谣传。于是“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事发后，当地政府封锁消息，没有给“不明真相的群众”一个明确的说法，需要层层审批才能定稿的官方媒体抵不过互联网与手机媒体传播的吞噬“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信息。s而互联网与手机的信息发布者，不一定经过细致的调查，大多是以讹传讹。因此官方媒体的集体失声给那些“谣言”起到了增势作用。从事件的最初起因，到事后的各种传闻，再到新闻发布会上的追问，都暴露出了一个问题：信息不通畅。
事情后来向着良性发展，正是由于政府与官方媒体后来及时公布了信息。
真理还在穿鞋时，谣言已行走千里。“瓮安事件”、“3·14事件”已经给我们提了个醒：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媒体反应不迅速，不能及时发出正确的、权威的声音，只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对于媒体来说，最可怕的是，反应迟钝会丧失自己的公信力，失去民众的信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公共领域”在扩大，越来越多的事情不需要通过大众媒体的报道就能够进入公共的视野。信息的“围堵”变得越来越困难，若采用“堵”的策略，一旦决堤，媒体一方会陷入极端被动的状态之中，一般很难再夺回“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此时他们会发现：事实信息已经失去公信力，无论怎么说都没有说服力。
正因为如此。在发生突发群体安全事件时，主流媒体只有更快、更好地提供报道。形成更强的舆论强势，才有利于事情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信息社会必然对媒体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提出更多的挑战。突发事件发生或不发生，不是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够随便改变的，我们能做好的就是及时准确地进行新闻报道，把不实信息对公众的蛊惑降到最低。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既然早晚都得传播给公众个“说法”，与其行动晚，让公众对自己失望，不如及早行动，跑在谣言前面，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对媒体的挑战，首先是时间，其次才是事件本身。
现在是个信息传播渠道广、速度快的时代，不仅仅只有新闻媒体才能发出声音了，互联网上谁都成了新闻发言人，很多事件捂是不可能捂得住的，告诉老百姓实情，而且是第一时间告诉，这才是消弭谣言，掌握舆论主动权的良策。
[关键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 媒体 传播主动权
突发公共社会安全事件是指在某一短促时间内出乎意料地发生，能造成众多伤亡或对人群的生命和身心健康构成威胁，可产生一定强度或广度的公共影响，需要政府机构联合多方面力量，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处理，由各种自然或人为原因所引起的事件。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和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它会对一定范围内的人、物、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给人们带来恐惧和不安甚至伤害。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而使它区别于一般性突发事件，因而也备受公众的关注。
媒体作为社会的“候鸟”与“哨兵”，有责任与义务及时、准确地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公众，遏制“谣言”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假如媒体集体失声，只会给“谣言”起到增势作用。
一、媒体失声会给不客观的“小道消息”可乘之机
在“拉萨事件”的整个信息传播中，我方媒体没有及时跟进、官方媒体的失声，使外媒的谣言有隙可乘，尤其明显。 “拉萨事件”同时满足了西方媒介猎奇的行业特点，所谓“汉藏冲突”、“西藏局势动荡”和“侵犯藏民人权”等话题是他们极为感兴趣的，也是他们认为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内容。尤其是西方媒体一度不被允许进入西藏采访。更将整个事件添加了神秘的色彩，为西方媒体的炒作和渲染提供了空间。
暴徒残害普通民众和严重犯法的行为(如放火烧死人、抢劫、破坏)，如果相关的画面第一时间就予以公布，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胜过千言万语，使那些居心叵测的媒体和政治势力难以借题发挥。内地媒体发布有关消息稍晚。在时机上就丧失了主动，从而给境外媒体歪曲报道提供了可乘之机。
与此相对的是，2003年2月25日。清华北大两校食堂同天发生爆炸之后，由于媒体及时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在内的西方媒体大量引用中国媒体为信源，报道基调与中国媒体基本保持一致。
当天的《纽约时报》网站共更新四条相关报道，首先是路透社转发新华社稿，随后又登载了路透社、美联社和该报驻京记者的报道各一篇。美联社、路透社和该报驻京记者的报道中，大量引用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为信源。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几乎所有的信源都来自中国方面，分别是：新华社和《中国日报》、北京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中国警方、两所高校的新闻发言人等。西方媒体报道的内容与解释基本与中国官方和媒体保持一致。，由于信息发布及时，新华社报道率先进入西方媒体视野。体现了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潜力。夺得了在这次事件中的话语权。
群体性事件往往跟小道消息是李生兄弟。从古至今，只要一出事情。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最后传播的结果，大多都会越来越离谱。根据美国奥尔伯特与波斯特曼合作的《流言的心理学》中阐述的流言传播的基本法则来看，及时公布信息是遏制流言的最好方法。
奥尔伯特把“流言的强度和流布量”设定为R，流言主题对个人的“重要度”设定为I，其论旨的“暧昧度”设定为A。结果导出以下的公式：R(流布量、强度)=I(重要度)×A(暧昧度)。重要度是指事件对人们的影响力，通常与危机等紧急情况有关，而暧昧度通常是指信息不足、意味不明。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表达方式，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谣言经过人们想象力的发酵，按照公众的传播兴趣几乎发展成了流言。只有尽早公布信息与小道消息(谣言)赛跑，才能最终赢得公众、赢得舆论。
你不给公众一个说法，公众就会给你一个说法。国内官方媒体没有提供核心的信息，国外媒体就会引用未经证实的信息。一味地封锁消息，不及时进行信息发布，就可能掌握不到舆论主动权，最终可能带来更大的爆发。
二、及时、通畅的信息传播能让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瓮安事件”的起因是“一名少女遭某官员的亲戚强奸后跳河”的谣传。于是“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事发后，当地政府封锁消息，没有给“不明真相的群众”一个明确的说法，需要层层审批才能定稿的官方媒体抵不过互联网与手机媒体传播的吞噬“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信息。s而互联网与手机的信息发布者，不一定经过细致的调查，大多是以讹传讹。因此官方媒体的集体失声给那些“谣言”起到了增势作用。从事件的最初起因，到事后的各种传闻，再到新闻发布会上的追问，都暴露出了一个问题：信息不通畅。
事情后来向着良性发展，正是由于政府与官方媒体后来及时公布了信息。
真理还在穿鞋时，谣言已行走千里。“瓮安事件”、“3·14事件”已经给我们提了个醒：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媒体反应不迅速，不能及时发出正确的、权威的声音，只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对于媒体来说，最可怕的是，反应迟钝会丧失自己的公信力，失去民众的信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公共领域”在扩大，越来越多的事情不需要通过大众媒体的报道就能够进入公共的视野。信息的“围堵”变得越来越困难，若采用“堵”的策略，一旦决堤，媒体一方会陷入极端被动的状态之中，一般很难再夺回“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此时他们会发现：事实信息已经失去公信力，无论怎么说都没有说服力。
正因为如此。在发生突发群体安全事件时，主流媒体只有更快、更好地提供报道。形成更强的舆论强势，才有利于事情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信息社会必然对媒体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提出更多的挑战。突发事件发生或不发生，不是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够随便改变的，我们能做好的就是及时准确地进行新闻报道，把不实信息对公众的蛊惑降到最低。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既然早晚都得传播给公众个“说法”，与其行动晚，让公众对自己失望，不如及早行动，跑在谣言前面，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对媒体的挑战，首先是时间，其次才是事件本身。
现在是个信息传播渠道广、速度快的时代，不仅仅只有新闻媒体才能发出声音了，互联网上谁都成了新闻发言人，很多事件捂是不可能捂得住的，告诉老百姓实情，而且是第一时间告诉，这才是消弭谣言，掌握舆论主动权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