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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在对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河南地区蝗灾有连年性、阶段性、区域性、继起性、积累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明末河南蝗灾危害极大，影响深远，给本已处于多事之秋的明王朝添加了更多动荡的因素。
关键词：明末 河南 蝗灾 特点
一直以来明末社会都是历史学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近些年来，在生态学和灾害学的影响下，明末河南的大蝗灾因其和明朝灭亡的关系密切，又成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本文通过对《河南通志》、《明史·五行志》、《明实录》中蝗灾的综合统计，把明末河南蝗灾情况列表如下：
这个表格把明末即万历十五年一直到明朝灭亡这段时期内河南蝗灾的次数、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以及后果作了简单的统计，通过对上面表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末河南地区的蝗灾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连年性：时间上明末河南蝗灾的发生具有连年性。在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万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蝗灾都是连年发生的。明末河南一共有11个年份发生了蝗灾，其中连年发生的有两次7个年份，占所有年份的63.6％。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换言之明末河南的蝗灾有至少一半以上是连年发生的。这不仅加重了蝗灾本身带来的灾难，更为灾后赈救工作增加了无法想象的难度。
2. 阶段性：这也是时间上的一个特征。从万历十五年到万历四十八年，34年里蝗灾共发生5次，年频率是14.7％；天启朝的蝗灾年发生频率是28.6％，这个频率比万历朝几乎增加了一倍；崇祯一共在位17年，就发生了8次蝗灾，蝗灾发生的年频率提高到了47.1％，就是说在崇祯朝每2年多一点就会发生一次蝗灾。从蝗灾的年频率的变化我们知道，明末这段时间里，蝗灾的发生越来越频繁。
阶段性的第二方面表现在明末河南蝗灾多发生在夏秋，冬春较少。根据图1统计所得，明确记载月份和季节的有12次，其中五月有3次，六月份有2次，七月份有3次，七月到九月有1次，十月份有1次，这12次分别发生在五月到十月之间，也就是全都发生在夏秋之际，占所有蝗灾的80％。而余下的三次是没有明确记载月份的，这样看来明末河南蝗灾夏秋发生率在80％到100％之间，因此明末河南的蝗灾夏秋居多，冬春较少。
3. 区域性：明末河南的蝗灾也具有较强的区域性，蝗灾大多发生在大河两岸地区：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其中以黄河流域居多。在有具体记载发生地点的12次蝗灾中，黄河沿岸的有9次，占75％，占所有蝗灾的60％—80％②。海河在河南主要分布在怀庆府和彰德府，怀庆府的主要有海河的支流卫河，彰德府的主要有卫河的支流漳水、洹水和汤水；明末河南的蝗灾发生在海河流域的有2次（分别在安阳和汤阴县），占所有蝗灾的13.3％—33.3％。淮河流域主要是指汝宁府，蝗灾在这个区域发生了1次，占所有蝗灾的11.1％—26.7％。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明末河南的蝗灾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区域性，80％以上的蝗灾都发生在大河沿岸，其中黄河流域尤其严重，海河次之，淮河又次之。
4. 继起性：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分析说：“灾荒的继起性，在我国所表现者较任何国家为甚。各种灾害，本皆有其相互之关联，如大旱之常伴以蝗灾，水旱灾害之常伴以疾疠等皆是也。”③明末河南的蝗灾也具有这个特点，蝗灾总是发生在大旱之后或者伴随着大旱而发生，之后又会引发大规模的疾疫，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问题。
蝗灾和旱灾的关系：明末河南所发生的蝗灾的11年中，旱灾同年相随有7年，占63.6％；在前一年有旱灾发生的有1年，即崇祯八年的蝗灾；如果把这两种情况合在一起，由旱灾引起的蝗灾就有8个年头，占全部年数的72.7％。剩下3年里发生的蝗灾，万历二十四年的情况不详，万历四十四年和天启六年的也没有相关旱灾的记载，但根据资料显示这两次的蝗灾应和周边地区的影响有重大的关系。史料记载，“万历四十四年……四月，山东复蝗。六月，山西平阳府蝗，蒲、解二州尤甚，七月……河南蝗”，“天启五年八月，畿辅旱、蝗……六月，济南飞蝗蔽天，”“天启六年五月，三辅、齐鲁旱蝗洊臻。九月，淮、扬、廬、凤各府，春夏旱蝗为灾”，④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断这两年的蝗灾都不是河南本土所造成的，受邻边地区影响的可能性较大，这占所有年份的18.2％。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明末河南的蝗灾绝大部分和旱灾存在着重要的关系，10次蝗灾中至少有7.2次是由干旱引起的。
蝗灾和疾疫的关系：从表格中我们知道发生蝗灾的11年间，同年有疾疫的有7年，占63.6％，次年发生疾疫的有1次。因此蝗灾之后疾疫發生的一共有8次，占72.7％，也就是说10次蝗灾中至少有7次会引发疾疫。明末河南蝗灾之所以造成的后果会如此严重，和它的连年性是分不开的。通过对表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三年没有疾疫记载的年份分别是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四十一年和天启六年，这三年的特点是其前其后都没有发生过蝗灾或其他灾害，而一旦蝗灾连年发生，疾疫也肯定会发生。
5. 积累性：这是指蝗灾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从图5我们知道没有连年发生的蝗灾，其后通常没有引起疾疫的发生，而一旦蝗灾连年发生，总会带来相当大的饥馑。从图1我们又可以发现，从万历二十四年到崇祯十三年，蝗灾对人民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崇祯十年以来，从“蔽野断青”⑤、“赤地千里”⑥到蝗虫进城，“遇物皆啮”⑦，再到处处“人相食”⑧的景象，真是一年比一年蝗，一年比一年荒，只见蝗虫不见人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景象，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提到就是蝗灾的连年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为能力的软弱了。引用邓云特的话就是：“每次巨灾之后，从未有补救之良术，不独致病之弱点未除，且反因每一度巨创之后，防灾之设备愈废，危机日益增剧”，⑨明末更有特殊之处，不仅未有补救之良术，更没有补救之时间，内忧外患，导致了明末河南蝗灾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综上所述，明末河南地区的蝗灾在时间上多发生在夏秋季节，三朝相比，蝗灾的发生年频率逐渐增长，崇祯朝的状况最严重；在地点上，明末河南的蝗灾多发生在大河两岸地区，以黄河流域为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蝗灾都是连年发生的，并和旱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连年性使蝗灾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绝大多数都引起了疾疫的发生。
注释：
①这篇论文中明末的范围是指从万历十五年以后，这只是一个简单而粗糙的界限划分，文章的重点不在于时间的界定，重要的是把从万历皇帝有能力亲自执掌政权一直到明朝灭亡这段时间的河南蝗灾状况表述出来。
②余下的3次蝗灾发生地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全都不在黄河沿岸，二是全都在黄河沿岸，三是部分在黄河沿岸，我们分别取最大值12和最小值9就可以算出黄河沿岸蝗灾的占有率是60％—80％。其下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均按此算法计算。
③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页。
④《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81页，第290页。
⑤《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92页。
⑥⑦⑧《河南通志》卷五·星野，四库全书版。
⑨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页。
关键词：明末 河南 蝗灾 特点
一直以来明末社会都是历史学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近些年来，在生态学和灾害学的影响下，明末河南的大蝗灾因其和明朝灭亡的关系密切，又成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本文通过对《河南通志》、《明史·五行志》、《明实录》中蝗灾的综合统计，把明末河南蝗灾情况列表如下：
这个表格把明末即万历十五年一直到明朝灭亡这段时期内河南蝗灾的次数、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以及后果作了简单的统计，通过对上面表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末河南地区的蝗灾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连年性：时间上明末河南蝗灾的发生具有连年性。在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万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蝗灾都是连年发生的。明末河南一共有11个年份发生了蝗灾，其中连年发生的有两次7个年份，占所有年份的63.6％。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换言之明末河南的蝗灾有至少一半以上是连年发生的。这不仅加重了蝗灾本身带来的灾难，更为灾后赈救工作增加了无法想象的难度。
2. 阶段性：这也是时间上的一个特征。从万历十五年到万历四十八年，34年里蝗灾共发生5次，年频率是14.7％；天启朝的蝗灾年发生频率是28.6％，这个频率比万历朝几乎增加了一倍；崇祯一共在位17年，就发生了8次蝗灾，蝗灾发生的年频率提高到了47.1％，就是说在崇祯朝每2年多一点就会发生一次蝗灾。从蝗灾的年频率的变化我们知道，明末这段时间里，蝗灾的发生越来越频繁。
阶段性的第二方面表现在明末河南蝗灾多发生在夏秋，冬春较少。根据图1统计所得，明确记载月份和季节的有12次，其中五月有3次，六月份有2次，七月份有3次，七月到九月有1次，十月份有1次，这12次分别发生在五月到十月之间，也就是全都发生在夏秋之际，占所有蝗灾的80％。而余下的三次是没有明确记载月份的，这样看来明末河南蝗灾夏秋发生率在80％到100％之间，因此明末河南的蝗灾夏秋居多，冬春较少。
3. 区域性：明末河南的蝗灾也具有较强的区域性，蝗灾大多发生在大河两岸地区：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其中以黄河流域居多。在有具体记载发生地点的12次蝗灾中，黄河沿岸的有9次，占75％，占所有蝗灾的60％—80％②。海河在河南主要分布在怀庆府和彰德府，怀庆府的主要有海河的支流卫河，彰德府的主要有卫河的支流漳水、洹水和汤水；明末河南的蝗灾发生在海河流域的有2次（分别在安阳和汤阴县），占所有蝗灾的13.3％—33.3％。淮河流域主要是指汝宁府，蝗灾在这个区域发生了1次，占所有蝗灾的11.1％—26.7％。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明末河南的蝗灾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区域性，80％以上的蝗灾都发生在大河沿岸，其中黄河流域尤其严重，海河次之，淮河又次之。
4. 继起性：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分析说：“灾荒的继起性，在我国所表现者较任何国家为甚。各种灾害，本皆有其相互之关联，如大旱之常伴以蝗灾，水旱灾害之常伴以疾疠等皆是也。”③明末河南的蝗灾也具有这个特点，蝗灾总是发生在大旱之后或者伴随着大旱而发生，之后又会引发大规模的疾疫，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问题。
蝗灾和旱灾的关系：明末河南所发生的蝗灾的11年中，旱灾同年相随有7年，占63.6％；在前一年有旱灾发生的有1年，即崇祯八年的蝗灾；如果把这两种情况合在一起，由旱灾引起的蝗灾就有8个年头，占全部年数的72.7％。剩下3年里发生的蝗灾，万历二十四年的情况不详，万历四十四年和天启六年的也没有相关旱灾的记载，但根据资料显示这两次的蝗灾应和周边地区的影响有重大的关系。史料记载，“万历四十四年……四月，山东复蝗。六月，山西平阳府蝗，蒲、解二州尤甚，七月……河南蝗”，“天启五年八月，畿辅旱、蝗……六月，济南飞蝗蔽天，”“天启六年五月，三辅、齐鲁旱蝗洊臻。九月，淮、扬、廬、凤各府，春夏旱蝗为灾”，④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断这两年的蝗灾都不是河南本土所造成的，受邻边地区影响的可能性较大，这占所有年份的18.2％。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明末河南的蝗灾绝大部分和旱灾存在着重要的关系，10次蝗灾中至少有7.2次是由干旱引起的。
蝗灾和疾疫的关系：从表格中我们知道发生蝗灾的11年间，同年有疾疫的有7年，占63.6％，次年发生疾疫的有1次。因此蝗灾之后疾疫發生的一共有8次，占72.7％，也就是说10次蝗灾中至少有7次会引发疾疫。明末河南蝗灾之所以造成的后果会如此严重，和它的连年性是分不开的。通过对表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三年没有疾疫记载的年份分别是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四十一年和天启六年，这三年的特点是其前其后都没有发生过蝗灾或其他灾害，而一旦蝗灾连年发生，疾疫也肯定会发生。
5. 积累性：这是指蝗灾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从图5我们知道没有连年发生的蝗灾，其后通常没有引起疾疫的发生，而一旦蝗灾连年发生，总会带来相当大的饥馑。从图1我们又可以发现，从万历二十四年到崇祯十三年，蝗灾对人民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崇祯十年以来，从“蔽野断青”⑤、“赤地千里”⑥到蝗虫进城，“遇物皆啮”⑦，再到处处“人相食”⑧的景象，真是一年比一年蝗，一年比一年荒，只见蝗虫不见人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景象，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提到就是蝗灾的连年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为能力的软弱了。引用邓云特的话就是：“每次巨灾之后，从未有补救之良术，不独致病之弱点未除，且反因每一度巨创之后，防灾之设备愈废，危机日益增剧”，⑨明末更有特殊之处，不仅未有补救之良术，更没有补救之时间，内忧外患，导致了明末河南蝗灾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综上所述，明末河南地区的蝗灾在时间上多发生在夏秋季节，三朝相比，蝗灾的发生年频率逐渐增长，崇祯朝的状况最严重；在地点上，明末河南的蝗灾多发生在大河两岸地区，以黄河流域为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蝗灾都是连年发生的，并和旱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连年性使蝗灾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绝大多数都引起了疾疫的发生。
注释：
①这篇论文中明末的范围是指从万历十五年以后，这只是一个简单而粗糙的界限划分，文章的重点不在于时间的界定，重要的是把从万历皇帝有能力亲自执掌政权一直到明朝灭亡这段时间的河南蝗灾状况表述出来。
②余下的3次蝗灾发生地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全都不在黄河沿岸，二是全都在黄河沿岸，三是部分在黄河沿岸，我们分别取最大值12和最小值9就可以算出黄河沿岸蝗灾的占有率是60％—80％。其下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均按此算法计算。
③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页。
④《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81页，第290页。
⑤《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92页。
⑥⑦⑧《河南通志》卷五·星野，四库全书版。
⑨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