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一个有趣而又当引为警策的现象是，我们有着突出的、根深蒂固的伦理偏好，喜好把一碗饭，变成做饭人或种稻人思想觉悟的讨论。
　　比如，有人出于兴趣爱好，或去登山，或去漂流，或去骑车周游，但后来，有可能成为价值性事件：登山者可能被说成是为了“锤炼意志”；自行车周游者可能被说成是为了完成某种道义；而漂流者，则可能成为“勇敢”甚至是某种民族精神的象征。这里，都将平平常常的生活事实，转成了某种价值。
　　每到除夕，央视春晚必然要在节目中穿插，哪儿哪儿的人在为祖国工作、为人民站岗，或者在为人们看病。他们“放弃了”休息、“放弃了”与家人团圆。体育比赛拿了块奖牌，一定是为人民、为祖国“争了光”……
　　这就是一种将生活、工作伦理化的做法。
　　一个人在获得某些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一定义务。除夕在岗位上工作，站岗或值班，节假日医生为病人治病，这虽“感人”，但都是正常的工作职责。它是一个社会中人所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职责。
　　2005年7月26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这是2003年2月“哥伦比亚”号失事后美国航天飞机首次升空，也是人类航天史上一次壮举，凝聚了全球目光。整个过程，惊心动魄，飞行中，油箱丢失一块泡沫隔热材料（同样问题曾摧毁了“哥伦比亚”号），并出现了25处绝热系统损伤。宇航员在太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3次步行。返航中技术故障频出，尽管美国宇航局表示“发现号”能成功着落，但当时很多美国人禁止子女观看返航直播，以防看到灾难画面。
　　虽然9名宇航员以其冷静、勇气和精湛技术的揪人心魄的出色表现，使他们成为世界航天史上的英雄，但成功返航后，并没见到他们到处作报告，巡回作演讲，也没看到热闹的表彰会、庆功会，或“道德模范”什么的。如此一件不平常的事，表现得相当平常。
　　在英雄短缺时代，很容易出现“泛英雄”行为。人们的伦理情结会把许多事情英雄化、价值化，动不动往崇高上靠。在媒体角度，不渲染、不炒作，就没新闻卖点，就不能吸引受众。所以伦理偏好、渲染偏好、煽情偏好，浸润着公共生活。
　　问题在于，伦理偏好是法治精神的天敌。它不仅导致人治盛行，还诱使伪道德大畅其道。伪道德比无道德更可怕，卢梭曾指出：“假道德比真道德更能使人取悦于人”。一个社会如果伪道德盛行，就会出现大面积的信任危机，人们对什么都不再相信。此外，伦理偏好还使社会治理效率低下。拿腐败治理来说，开上百个会，不如一个真正管用的“把权力锁进笼子里”的举措。
　　历史经验是，一个社会的治理，只有制度文明才能真正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但我们似乎有着一种“天性”，不相信制度、规则之类的东西。我们制度定得很多，却时常为制定而制定，执行与否、效率怎样，并不要紧。而规避刚性约束，时常被视作是一种生活“智慧”。“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嘲弄“死板”的社会流行语和口头禅。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伦理社会，在社会治理乃至向更高文明进发中，变革国民文化的性格，抑制伦理偏好，是一种必然选择。要建立让规则、法治去做这样一种理念，更多地在制度文明创新上激荡心智，谋篇布局。尽快从伦理型社会转向法理型社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社会转型最急迫，也最为本质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