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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难想象，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在战场上拼杀。其实不然，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当然这都是他们获奖之前的事情。成名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战争武器的研制者，间接参加了战争。20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工程就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发起，并由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完成的制造原子弹的工程……
战争的幸存者
1918年9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但是在法国前线，卡姆勃雷战役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德军的炮火猛烈地落在英法军队的阵地上，不少战士倒在血泊之中。
正在战场上执行抢救任务的加拿大陆军医疗队立刻投入救援工作。只见一个年轻的上尉军医，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起奔跑。他发现一位身负重伤的士兵正在蠕动，鲜血已经染红了上衣。他迅速朝那个士兵的方向奔去。子弹呼啸着从他的耳边擦过，炮弹就在身前身后爆炸，当他背起伤员往回跑时，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他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顽强地把伤员背到后方，生命垂危的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这位上尉军医便是班廷，他后来成为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班廷伤势较重，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青霉素，伤口化脓会直接危及生命。医生差一点给他截肢。如果截了肢，班廷就很难从事研究工作了，大概就得不了诺贝尔奖了。战争结束后，他被授予十字勋章。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好几个。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便是其中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弗兰克应征入伍，像他这样的书呆子根本不懂军事，更不能适应军队严格的组织纪律，也被派往前线，而且不知何故还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据说还指挥士兵操练过。他煞有介事地站在队前，鼓足了劲大喊一声“立正”。口令发出后，就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他喊出来的。平时在学术上与别人商量惯了的弗兰克又客气地用协商的口气对士兵们说：“我的意思是请各位立正。”
弗兰克和善的性格，平等待人的态度即使上了战场也不会改变。
战争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很多有才华的青年死在了炮火之下，班廷、弗兰克幸免于难，才有可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战争的洗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战斗，他们经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又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1943年冬，法国艾斯的一座少年教养院的城堡里，传出了清脆的枪声，教养院的大铁门打开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法国青年鱼贯而出。一个19岁的青年人压低声音兴奋地说：“成功了！我们暴动成功了！”
这个青年名叫乔治·夏帕克，49年后（1992年）他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那时他是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在这里，在这座城堡里还关押着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
暴动者们很快占领了城堡，正当他们冲出城堡，准备离开的时候，警方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暴动者退到城堡内做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一部分人战死，大部分人又重新被关起来了。12名青年被认定是暴动的核心人物，遭德国统治者枪杀。夏帕克亲眼看着12名优秀的法国青年倒在城堡的高墙下面。
这之后，夏帕克又被押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夜深人静的时候，夏帕克思索着未来，他希望有机会学习。幸好夏帕克在狱中认识了一个名叫布劳克的人，这个人知识渊博，数学基础很好，夏帕克便经常与他一起研究数学。每当此时，他们便忘掉了烦恼和痛苦的折磨，全身心地投入数学研究当中，兴致勃勃，就像是在学校的课堂一样，竟然忘记了是在可怕的监狱之中。布劳克还给他上过几堂精彩的集合论课，夏帕克的很多数学知识就是在这里学到的。
1945年，战争结束了，夏帕克走出了监狱。两年的狱中生活耽误了时间，受尽了折磨，却使夏帕克成了一个坚强的人。他以充沛的精力投入了新的生活。在集中营他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我在集中营的同伴们告诉我，永远不要害怕为时已晚，梦想明天，就是设想未来……也就是做好了一生的安排。”
另一位法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布也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弗朗索瓦·雅各布出生于一个房地产商的家庭，从小受到行医的外公影响，立志长大后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在医学院学习的第三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身为犹太人的雅各布逃出了巴黎，偷渡到英国，参加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兰西军团”，成为一名军医，曾转战于北非战场。参加了利比亚、的黎波里、突尼斯等战役，表现十分勇敢，并在战场上多次负伤。
1944年夏，他随法国第二装甲师参加了盟军登陆法国西海岸的诺曼底战役。在一次德国飞机的空袭中，他因救治战友而受伤，并导致右手残疾。战争结束时，他因表现英勇，荣获法国军队的最高荣誉——解放十字勋章。
右手残疾了，他就无法从事外科医生的职业，这对于一个一心想当外科医生的人来说，是相当残酷的。为了生计他写过小说，做过电影演员。但最终还是割舍不下对医生事业的眷恋之情，最后他转而学习微生物，并在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进人巴斯德研究所，从事微生物的研究和学习。在这里，他在老师霄沃夫的指导下提出了遗传学上的两个重要概念——“信使DNA”和“操纵子”。为此他获得了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很多，他们大多数都是站在反法西斯一边的，但也有少数人是被抓去替法西斯卖命的。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斯·德默尔特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被征兵局通知入伍，两年后开往斯大林格勒前线。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决战中，德默尔特参加了援救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的任务。伏尔加河下游冬季暴风的猛烈和苏军的英勇，使得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吃尽了苦头。德军在冰天雪地中冻死冻伤者不计其数。幸好德默尔特跑得快，突出重围得以生还。
3年以后，德默尔特又被送往西部前线。那时，美军已经在欧洲登陆，战事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带展开。德默尔特被迫参加了“阿登之战”，这是希特勒亲自指挥的战役，盟军方面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蒙哥马利和巴顿将军亲临前线，最后德军失败，死伤十几万人。德默尔特没有成为德国法西斯最后挣扎的牺牲品，被美军俘虏后，他在法国的战俘营里度过了一年。1946年，汉斯·德默尔特获释。
由于德默尔特战前做过无线电修理等工作，因此得以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在大学里，德默尔特喜欢做物理实验，特别是喜欢重复赫兹的实验、密立根油滴下落实验、光谱线在碰场中分裂的塞曼效应实验和其他经典的现代物理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在沃尔夫冈领导下的实验室里做的。在实验室里，德默尔特与沃尔夫冈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们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0年，汉斯·德默尔特获得了博士学位。1952年，他移居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国籍。20世纪70年代初，汉斯·德默尔特在研究原子或离子陷阱技术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因此他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曼哈顿”工程中
科学家的反战情绪
1934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193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用中子轰击92号元素铀，以为得到了93号元素。虽然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却由此开创了原子核能的应用研究。德国科学家哈恩发现，中子轰击元素铀时，铀发生分裂，从而发现了裂变反应。
这样的反应可能产生巨大的爆炸。首先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人是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他担心德国法西斯利用核裂变反应制造武器在战争中使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注意这个问题。考虑到爱因斯坦是当时在世的科学家当中声望最高的一位，西拉德和另外两位流亡美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维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特勒一起去找爱因斯坦。请他给美国总统写一封信，说明制造核弹的可能性，极力主张美国不要让一个潜在的敌人首先掌握这种武器。美国总统看到这封信后，立即在美国组织起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的主要目标只有一个——发展核弹。与这项工作有关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下10人。除了前面谈到的爱因斯坦和维格纳、特勒之外，康普顿、费米、西伯格、尤里、玻尔、查德威克、拉比、劳伦斯、菲齐等先后参加了“曼哈顿”工程。
1942年12月16日，原子反应堆开始调整。11月2日早上，根据测量的数据，费米进行了计算，反应堆已达到临界大小。只要适当地拔出插在反应堆内的镉棒，链式反应就能自行维持下去。下午3时35分，费米命令将最后一根控制棒再往外抽30厘米，反应堆自行维持下去了。人类进入了“核时代”。
1945年7月16日，美国爆炸了第一颗实验用的原子弹。那时纳粹德国已经被打败，日本仍在作战，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成为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不少科学家建议，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试爆原子弹让世人知道它的破坏能力，以示警告，迫使敌人投降。然后将原子弹连同所有产生它的计划毁掉，以免殃及后代子孙。但美国最终还是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科学家的工作是造福人类的事业，而战争是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和平主义并不能保证战争不发生，用正义的战争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备战仍然是延缓和防止战争的重要手段。因此，科学家对战争的看法也存在矛盾的地方，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的。康普顿在一份是否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报告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在使原子的力量为人类利用的伟大创举中，我们都为曾经贡献了自己的一分才智而感到欢欣和骄傲。然而这真是一幕悲剧，这种巨大无比的力量第一次就被用来干伤害人类的勾当。不过，如果它因而得以缩短战争并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如果它意味着人类更接近那个时刻，即放弃战争作为解决纠纷的办法，那才是我们内心的期望，才是我们敢于使用原子弹的原因”。
尤里回忆说，他当初是怀着对德、意、日法西斯强烈的愤恨参加到“曼哈顿工程”中的。他和其他科学家一道努力制造出了原子弹，但是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给向往和平的居民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因此，尤里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他在临终时还一再强调，原子弹只能用于和平目的。
参加“曼哈顿”工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无一例外地反对使用原子弹，他们希望和平利用原子弹。他们在各种场合公开演说或发表文章呼吁禁止核武器。
科学家最清楚科学技术用于战争的危害，防止科学技术用于战争是科学家的最大心愿。
战争的幸存者
1918年9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但是在法国前线，卡姆勃雷战役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德军的炮火猛烈地落在英法军队的阵地上，不少战士倒在血泊之中。
正在战场上执行抢救任务的加拿大陆军医疗队立刻投入救援工作。只见一个年轻的上尉军医，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起奔跑。他发现一位身负重伤的士兵正在蠕动，鲜血已经染红了上衣。他迅速朝那个士兵的方向奔去。子弹呼啸着从他的耳边擦过，炮弹就在身前身后爆炸，当他背起伤员往回跑时，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他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顽强地把伤员背到后方，生命垂危的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这位上尉军医便是班廷，他后来成为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班廷伤势较重，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青霉素，伤口化脓会直接危及生命。医生差一点给他截肢。如果截了肢，班廷就很难从事研究工作了，大概就得不了诺贝尔奖了。战争结束后，他被授予十字勋章。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好几个。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便是其中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弗兰克应征入伍，像他这样的书呆子根本不懂军事，更不能适应军队严格的组织纪律，也被派往前线，而且不知何故还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据说还指挥士兵操练过。他煞有介事地站在队前，鼓足了劲大喊一声“立正”。口令发出后，就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他喊出来的。平时在学术上与别人商量惯了的弗兰克又客气地用协商的口气对士兵们说：“我的意思是请各位立正。”
弗兰克和善的性格，平等待人的态度即使上了战场也不会改变。
战争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很多有才华的青年死在了炮火之下，班廷、弗兰克幸免于难，才有可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战争的洗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战斗，他们经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又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1943年冬，法国艾斯的一座少年教养院的城堡里，传出了清脆的枪声，教养院的大铁门打开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法国青年鱼贯而出。一个19岁的青年人压低声音兴奋地说：“成功了！我们暴动成功了！”
这个青年名叫乔治·夏帕克，49年后（1992年）他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那时他是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在这里，在这座城堡里还关押着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
暴动者们很快占领了城堡，正当他们冲出城堡，准备离开的时候，警方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暴动者退到城堡内做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一部分人战死，大部分人又重新被关起来了。12名青年被认定是暴动的核心人物，遭德国统治者枪杀。夏帕克亲眼看着12名优秀的法国青年倒在城堡的高墙下面。
这之后，夏帕克又被押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夜深人静的时候，夏帕克思索着未来，他希望有机会学习。幸好夏帕克在狱中认识了一个名叫布劳克的人，这个人知识渊博，数学基础很好，夏帕克便经常与他一起研究数学。每当此时，他们便忘掉了烦恼和痛苦的折磨，全身心地投入数学研究当中，兴致勃勃，就像是在学校的课堂一样，竟然忘记了是在可怕的监狱之中。布劳克还给他上过几堂精彩的集合论课，夏帕克的很多数学知识就是在这里学到的。
1945年，战争结束了，夏帕克走出了监狱。两年的狱中生活耽误了时间，受尽了折磨，却使夏帕克成了一个坚强的人。他以充沛的精力投入了新的生活。在集中营他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我在集中营的同伴们告诉我，永远不要害怕为时已晚，梦想明天，就是设想未来……也就是做好了一生的安排。”
另一位法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布也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弗朗索瓦·雅各布出生于一个房地产商的家庭，从小受到行医的外公影响，立志长大后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在医学院学习的第三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身为犹太人的雅各布逃出了巴黎，偷渡到英国，参加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兰西军团”，成为一名军医，曾转战于北非战场。参加了利比亚、的黎波里、突尼斯等战役，表现十分勇敢，并在战场上多次负伤。
1944年夏，他随法国第二装甲师参加了盟军登陆法国西海岸的诺曼底战役。在一次德国飞机的空袭中，他因救治战友而受伤，并导致右手残疾。战争结束时，他因表现英勇，荣获法国军队的最高荣誉——解放十字勋章。
右手残疾了，他就无法从事外科医生的职业，这对于一个一心想当外科医生的人来说，是相当残酷的。为了生计他写过小说，做过电影演员。但最终还是割舍不下对医生事业的眷恋之情，最后他转而学习微生物，并在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进人巴斯德研究所，从事微生物的研究和学习。在这里，他在老师霄沃夫的指导下提出了遗传学上的两个重要概念——“信使DNA”和“操纵子”。为此他获得了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很多，他们大多数都是站在反法西斯一边的，但也有少数人是被抓去替法西斯卖命的。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斯·德默尔特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被征兵局通知入伍，两年后开往斯大林格勒前线。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决战中，德默尔特参加了援救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的任务。伏尔加河下游冬季暴风的猛烈和苏军的英勇，使得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吃尽了苦头。德军在冰天雪地中冻死冻伤者不计其数。幸好德默尔特跑得快，突出重围得以生还。
3年以后，德默尔特又被送往西部前线。那时，美军已经在欧洲登陆，战事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带展开。德默尔特被迫参加了“阿登之战”，这是希特勒亲自指挥的战役，盟军方面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蒙哥马利和巴顿将军亲临前线，最后德军失败，死伤十几万人。德默尔特没有成为德国法西斯最后挣扎的牺牲品，被美军俘虏后，他在法国的战俘营里度过了一年。1946年，汉斯·德默尔特获释。
由于德默尔特战前做过无线电修理等工作，因此得以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在大学里，德默尔特喜欢做物理实验，特别是喜欢重复赫兹的实验、密立根油滴下落实验、光谱线在碰场中分裂的塞曼效应实验和其他经典的现代物理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在沃尔夫冈领导下的实验室里做的。在实验室里，德默尔特与沃尔夫冈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们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0年，汉斯·德默尔特获得了博士学位。1952年，他移居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国籍。20世纪70年代初，汉斯·德默尔特在研究原子或离子陷阱技术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因此他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曼哈顿”工程中
科学家的反战情绪
1934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193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用中子轰击92号元素铀，以为得到了93号元素。虽然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却由此开创了原子核能的应用研究。德国科学家哈恩发现，中子轰击元素铀时，铀发生分裂，从而发现了裂变反应。
这样的反应可能产生巨大的爆炸。首先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人是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他担心德国法西斯利用核裂变反应制造武器在战争中使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注意这个问题。考虑到爱因斯坦是当时在世的科学家当中声望最高的一位，西拉德和另外两位流亡美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维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特勒一起去找爱因斯坦。请他给美国总统写一封信，说明制造核弹的可能性，极力主张美国不要让一个潜在的敌人首先掌握这种武器。美国总统看到这封信后，立即在美国组织起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的主要目标只有一个——发展核弹。与这项工作有关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下10人。除了前面谈到的爱因斯坦和维格纳、特勒之外，康普顿、费米、西伯格、尤里、玻尔、查德威克、拉比、劳伦斯、菲齐等先后参加了“曼哈顿”工程。
1942年12月16日，原子反应堆开始调整。11月2日早上，根据测量的数据，费米进行了计算，反应堆已达到临界大小。只要适当地拔出插在反应堆内的镉棒，链式反应就能自行维持下去。下午3时35分，费米命令将最后一根控制棒再往外抽30厘米，反应堆自行维持下去了。人类进入了“核时代”。
1945年7月16日，美国爆炸了第一颗实验用的原子弹。那时纳粹德国已经被打败，日本仍在作战，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成为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不少科学家建议，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试爆原子弹让世人知道它的破坏能力，以示警告，迫使敌人投降。然后将原子弹连同所有产生它的计划毁掉，以免殃及后代子孙。但美国最终还是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科学家的工作是造福人类的事业，而战争是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和平主义并不能保证战争不发生，用正义的战争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备战仍然是延缓和防止战争的重要手段。因此，科学家对战争的看法也存在矛盾的地方，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的。康普顿在一份是否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报告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在使原子的力量为人类利用的伟大创举中，我们都为曾经贡献了自己的一分才智而感到欢欣和骄傲。然而这真是一幕悲剧，这种巨大无比的力量第一次就被用来干伤害人类的勾当。不过，如果它因而得以缩短战争并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如果它意味着人类更接近那个时刻，即放弃战争作为解决纠纷的办法，那才是我们内心的期望，才是我们敢于使用原子弹的原因”。
尤里回忆说，他当初是怀着对德、意、日法西斯强烈的愤恨参加到“曼哈顿工程”中的。他和其他科学家一道努力制造出了原子弹，但是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给向往和平的居民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因此，尤里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他在临终时还一再强调，原子弹只能用于和平目的。
参加“曼哈顿”工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无一例外地反对使用原子弹，他们希望和平利用原子弹。他们在各种场合公开演说或发表文章呼吁禁止核武器。
科学家最清楚科学技术用于战争的危害，防止科学技术用于战争是科学家的最大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