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帷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那么，日本是如何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呢？

《田中奏折》的炮制出炉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制造的侵略阴谋，其源于中国人民所熟知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即日本意图先吞并中国东北，进而大肆全面侵华，最后挑起太平洋战争。可以说，这句话暗藏了日本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这句话最早出自何处呢？它来源于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如今，《田中奏折》成为日本侵华的铁证被写进了教科书之中；但在制定《田中奏折》的最初阶段，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家却讳莫如深，称其为“日本头号国家机密”。
　　日本为何意图鲸吞“满蒙”，就不得不谈及战前日本的情况。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成为主战场，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给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提供了机会，并由此营造出所谓的“战争景气”。一时间，日本就像一列开足马力的火车驰骋在经济侵略的轨道上。日本的新财阀们也将目光聚焦于拥有广袤土地的中国，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然而就在日本急欲在世界舞臺上展现自己实力的时候，日本的“战争景气”很快随着“一战”的结束而宣告终结，陷入经济萧条。1920年，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就在经济危机尚未复苏之际，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遭遇了大地震，这次强震使日本经济处于萧条徘徊之中，本已困难重重的日本经济可谓雪上加霜。
　　田中义一，1864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早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和日俄战争。他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年军官一样，见证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快速崛起以及在东亚的称雄称霸。作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对被奉为日本军界“战神”的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极为崇拜。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上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日本严重的金融危机及随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濒临崩塌的日本政治、经济体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侵华战争。为了达到目的，田中义一曾两次召集内阁密谋，即所谓的“东方会议”，借以明确侵华策略，鼓吹国家战争。在经过幕僚们的反复研究后，田中义一写成密折上呈昭和天皇，即《田中奏折》。也有学者考证，此密折并非出自田中义一本人之手，而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外务省次官森恪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合谋炮制。无论密折出自谁手，侵略中国东北都已成为日本高层较为一致的观点。《田中奏折》对当时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日本全面侵华规划了大致的方针和路线，是名副其实的“作战策划书”。

从“皇姑屯事件”说起

　　事实上，“东方会议”是极为机密的会议，田中义一在召开会议的时候，就反复叮嘱与会人员“务必牢记本会之内容乃绝对机密”。为了刺探情报，英、美、苏等国向东京增派2000多名间谍。东京警视厅也加强了防备，在各重要场所增派警察3000多人，同时招募间谍900人。一时间，东京街头风声鹤唳。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29年12月初，在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醒目的位置上，刊登了题为《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的文章，引起国人的强烈愤慨，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阴谋。此后，关于《田中奏折》内幕的新闻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广泛刊印传播。12月底，日本各驻外使领馆均得到了紧急派发的电报，要求他们务必竭尽所能，追回或销毁在中国流传的《田中奏折》。如此绝密的文件是如何传出来的呢？
　　这一切还得从“皇姑屯事件”说起。1928年6月4日清晨，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即将驶进沈阳之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张作霖的专列被炸得只剩下一个底盘。闻讯赶来的奉天省长刘尚清将奄奄一息的张作霖送至大帅府。上午9时30分左右，张作霖因医治无效死亡。这就是日本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不久，为了严防日本人擅自行动，东北地方政府对外一直秘不发丧。很快，其子张学良从兰州秘密潜回沈阳，接替张作霖担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一职。张学良深怀国仇家恨，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皇姑屯事件”后，为了能彻底揭露日本人妄图霸占东北的阴谋，张学良经多方联系，联络到了田中义一的强劲政敌——日本政友会实权人物床次竹二郎，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继而从日本高层手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事实上，不仅是中国东北方面在探求《田中奏折》的详情，日本国内牧野伸显等一干保皇派人士，同样也急于将这一阴谋公诸于世，从而达到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

　　一位名叫蔡智堪的旅日台商，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蔡智堪生于1888年，中国台湾苗栗县后龙镇人。11岁时，蔡智堪随父旅日，早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蔡智堪开设蔡丰源洋行，主要从事中日进出口贸易。他在南洋还有橡胶园，资产丰厚，与日本皇室、政界及中国东北军等方面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蔡智堪毫不犹豫地加入，投身反清革命浪潮之中。此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广泛结交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开始参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秘密活动。不久，蔡智堪还出资在东京创办了《日华杂志》，交友甚广，与来东京办理外交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熟识。王家桢嘱咐蔡智堪悉心收集日本高层情报，并与其保持单线联系。常年居住于日本的蔡智堪，对日本政局甚为熟稔，凭借其在政商界的显要地位宣扬中国革命，并利用政友会与民政党的两党之争传递重要情报给中国政府。日本人怎么都没想到，所谓的“天才商人”蔡智堪，竟然就是隐藏于日本高层人士中的“中国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