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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邹韬奋先生和外公徐伯昕在上海创建了生活书店。此前，他们已于1925年承办《生活》周刊，开始了图书出版业务。此后，生活书店独立经营了17年，它在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提出和实践了竭诚为读者大众服务的宗旨，它克服重重困难，出版进步书刊，宣传先进思想，传播优秀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成为那个时代新出版业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进步书店，也是三联书店中成立最早的书店。1948年，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1936年创立）、新知书店（1935年创立）合并成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徐老板”的名与实
生活书店其实没有老板。它是民国时期一家独特的书店。它的创始人立志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并不想自己发财。那时预见著名的《生活》周刊终会被查封，韬奋先生和外公反复商量，并在胡愈之的建议下，独树一帜地采用合作社方式办书店。书店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实行民主的管理方法，大家都是“社员”，领导机构民主选举，职务分工有不同，但总经理和普通的校对一样平起平坐，“亲如兄弟，互助互励”。书店的性质，决定了其同仁们具有共同理想，齐心协力，生死与共的巨大凝聚力，铸就了永生难忘的“生活”氛围。韬奋先生与外公共同培育和践行的著名的“生活精神”是“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它的“竭诚为读者服务”和今天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它从根本上明确了出版工作目的，成为后来三联书店的标杆和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为注册需要，外公徐伯昕成了生活书店的法人代表、发行人，“徐老板”由此得名。
生活书店广受作家钟爱和读者追捧，聚集了数量堪称庞大的“生活迷”。那时“最显著的象征是任何一个分店都挤满着热心的读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以关门，各地读者热烈的情绪是十分使人感奋的”。外公徐伯昕的名字，印在所有生活书店出版书刊的版权页上，为书店的“生活迷”和广大读者所熟悉。
1941年，外公从桂林写信，要他的长子即我大舅，离开沦陷的家乡常州，经桂林去延安。大舅和堂兄二人辗转数月，徒步走到湖北沙市，偷渡进入国统区，上岸后被国民党守江士兵抓住，被怀疑是汉奸，对姓名、身份等逐一盘问。那时大舅18岁，政治上还很懵懂，又不再有身处沦陷区的紧张，几乎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士兵得知面前是生活书店“徐老板”的儿子之后，二话不说就释放了他们。那是民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年代 ，看普通士兵的处事，足见那时生活书店的影响，以及“徐老板”的名气。
生活书店用人采用公开招聘，笔试合格后，经韬奋或外公面试，招入书店。新人试用6个月，期满正式成为合作社股东，每个月交工资的10% ，用做分红。实际上只在第一年分过红，后来的赢利全部投入书店的发展和经营。194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全面联合，书店资本清算，外公建议，并挨个征求意见，书店全员通过，个人股金全部捐作建立韬奋图书馆的基金。
生活书店“老板”的权力是全体同仁赋予的，而“徐老板”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艰苦奋斗的习惯，担当风险的勇气，不谋私利的忠诚。书店的资金经常捉襟见肘，为保证书店始终“开门”，外公以命相搏，曾三次累倒吐血，躺在病床上仍部署工作；最艰苦的时期，外公带头，大家一律只拿生活费，薪金合用，共住拥挤的集体宿舍；为使书店在抗战胜利后顺利复业，外公身存金条用以向在上海“孤岛时期”坚守民族气节、穷困潦倒的作家约稿和预支稿费，留足书店复业的资金，自己的穿着却仅一套——在旧衣店买来的西装，曾住亭子间，靠一碗面、一块饼充饥；外公常常过手款项无数，却无钱给重病的长子治病；事业艰难，生活颠沛，幼子因此早逝。我母亲是外公长女，幼时随父在沪读书，为躲避迫害常常搬家，从不对外人提起姓徐。外公的家曾两次被抄，他常常变换化名以避开时时会有的危险。
外公从未安排过亲友进书店，自己的子女更是免谈。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书店门市部挤得水泄不通，我的母亲和小姨，被书店老同志找去帮忙，外公知道后要她们不领补贴，以后自谋职业，不能在生活书店参加工作。她们后来都离开书店，各自靠自己的能力就业。外公的子女一生都没有沾过他的“光”，父亲给予他们最好的帮助，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教育他们自强不息。
在艰苦的连年征战中，“经营管理对于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外公的“经营思想是一项独特的创造。书店这个进步文化的标志，倘没有精明的经营管理也很难久远地支持下去”。外公以筹措来的极少资金，运营着遍布全国的庞大出版业务。还要随时应对“没有一天不在”的“严重压迫和打击”。外公始终坚定地站在韬奋先生身边，他“把韬奋的事业理想变为现实”，两人的互为依存、共度时艰、共担风险，成为书业佳话。他们的默契合作，使生活书店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集出版和发行于一身，全员股份制，管理民主化、科学化的新型企业，屹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充满着腥风血雨的艰难环境中，他们共同培育和践行了“生活精神”，创造了竭诚为读者、为大众服务的典型和精诚团结、密切合作的典型，造就了生活书店这支打不烂压不垮的新文化生力军，“造就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进步文化战士和优秀的出版家”，“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生活书店实行民主管理，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社员公选出的理事会和人事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常务理事会。每个同仁都有平等的投票权。外公在民主选举中总是以最高票数当选。韬奋先生的夫人沈粹缜曾引用第六届生活书店的选举介绍语，由衷赞叹外公是：“本店事业的舵手，十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仁渡过了不知多少惊风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每个同仁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韬奋先生更是毫不吝啬地称赞外公：“对本店的功绩，是永远不朽的”，值得“永久的敬念”。外公长期担任生活书店的总经理，是同仁们心悦诚服公选出来的，由此，他也一直是同仁心目中不是老板的“老板”。
经过“生活”精神熏陶的书店同仁和作家，后来在出版界做出成绩者不在少数。1982年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五十周年会上，到会的文化出版界领导中也有当年的作家，回忆起生活书店曾对他们的帮助，仍亲切地称呼外公“徐老板”；有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外公是我心中的偶像。在2013年的生活书店复牌会上，一位时年90岁的香港资深出版人，发言中还深情地直呼：“我们的徐老板啊……” 书店也是战场
“徐老板”应注册需要而得“名”，却也有实，这个实不是个人利益，而是要为书店的事务承担法律责任，要为书店的存在无时无刻不进行斗争。从《生活》周刊的改版，到生活书店的诞生，无时不受到当局的特别关注，“受尽了压迫和摧残”，外公时常要面对严峻的考验。因为外公以“老板”和“发行人”的身份公开进行活动，每当当局要找书店的麻烦，外公是“首当其冲的一个”，但是，从《生活》周刊到生活书店的漫漫长路中，外公从没有动摇，从没有屈服，而是信念愈加坚定，斗志愈战愈勇，斗技愈来愈智慧，他总是“临危不惧，巧妙地对付过去”，他总是“据理力争，挫败过多次的恶意加害”（沈粹缜语）。他既有公开的“阵地战”，也有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生活周刊改版后，由关心民生，到大声疾呼抗战，指责“不抵抗主义”。当时正逢所谓“文化剿匪”，《生活》周刊被认为言论过激，遭到邮局寄递上不定期的非法扣留，但周刊不改变呼号抗战的主张。最终，当局下令上海邮政总局停止《生活》周刊在全国邮寄，1933年12月，索性横加封闭。
国民党当局又试图借故封停《文学》月刊，同时封杀生活书店。《文学》月刊1933年7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民国文学第一刊，傅东华主编，实际是鲁迅和茅盾主持。它在左联刊物屡遭查禁的情况下创办，在当时的环境下进步刊物和书籍的出版要承受很大的商业及政治压力。《文学》月刊是生活书店成立后接手的第一个刊物。创刊号几天就售出万册，又多次加印。这个刊物集结了当时众多的左翼进步作家，经常发表左联作家的文章，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对书店和刊物必欲“杀”之而后快。生活书店当时设在“法租界”，当局用法巡捕房出面，对书店进行种种迫害，先由法巡捕房来查禁，进而直言要查封书店，在法院起诉控告《文学》月刊宣传共产主义。外公以书店“老板”身份出庭答辩，并请史良律师协助辩护。由于答辩得力，把问题归为《文学》月刊未在法租界登记，法庭以罚款结案，挫败了当局借封停《文学》月刊之名，封闭生活书店的目的。1936年书店出版的《锦绣山河》通讯集中，有反对日本侵略、树立民族正气的内容。国民党有关当局通过设在生活书店所在地的公共租界法院，控告书店妨碍与日本的“敦睦邦交”。外公代表书店再次出庭，驳斥了无理指控，并利用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和内政部脱节的矛盾”，出示了国民政府内政部注册证，上海公共租界法院只好不了了之，又一次挫败了当局封杀书店的图谋。
1937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生活书店出版和经营的书籍内容左倾”为由，训令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政府派员向生活书店提出警告，外公一如既往，毫不畏惧；国民党当局用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限制和扼杀进步文化。1939年，日军对重庆大轰炸，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迁到长江南岸高山上真武庙办公，外公“在大热天爬高山到真武庙与原稿审查老爷们交涉，进行说理斗争，时常说得审查老爷哑口无言，只好发还原稿照原文发表”（见《生活书店史稿》）。
国民党当局又采用查抄、没收、扣邮等手段，阻挠生活书店开展业务。针对当局的行径，1939年3月，外公曾专门写了《如何处理书刊的检查》一文，指导各地分支店应对的策略，针对当局的条例，设计依法斗争的原则、策略和具体做法，并提出“方法要十分谨慎，态度要平和，意志要坚决，有理由要申说得简明有力。要用不卑不亢的态度来机动应付”，已注册的书要力争继续发售权。
这也是外公自己多年的斗争经验总结。外公一面和国民党的封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上法庭，与审查官老爷据理力争……一面也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与审查官老爷斗智斗勇。1934年外公主持编印出版《生活日记》，它是经过精心设计兼有名人语录的新型日记本。每月日记前附一插页，刊登作家的随笔和日记各一篇，由鲁迅、茅盾、巴金等24位著名作家执笔，作为示范；每一页日记的下端刊登一两条名人语录，选自高尔基、鲁迅、茅盾等作品， 还可以为读者把亲笔签名制成锌板，用金粉烫印在日记本的封面上，且不另收费。这项创举，对读者有相当的吸引力，受到热烈欢迎。但是，这样集众多的充满斗争精神的语录印在上面，外公估计一次送审很难通过，为此他想出条妙计，特意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批送审，竟在审查官的眼皮下通过了。当日记本大部分发至读者手中时，才被察觉，审查官老爷大为惊异，但已为时太晚！外公用这种办法，愚弄了审查官老爷，闻者无不称快。
《青年自学丛书》是一套深受读者欢迎的青年自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辅导书，其中几种先后被禁止发行。对进步读者来说，越是被查禁的书越是想“一阅为快”。外公在刊登这套丛书的广告时，把每种禁书照样列入目录，只是在后面加印“禁售”两个小字，一是揭露当局，二是给读者一个信息。聪明的老读者可以通过邮购、门市或其他渠道去寻找，再一传十、十传百地推广开来。为应对书报检察机关，外公准备的理由是书被查禁，要避免读者空劳往返。由此，一举几得，当局禁书的做法反而成了广告，这套书“自然地形成了公开发行和地下发行相结合的局面”（见《生活书店史稿》）。
当禁书、封店、捕人都未能压倒生活书店时，当局使出威胁诱降手段。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约韬奋谈话，外公一同前往。叶楚伧和潘公展提出要生活书店和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否则对生活书店“只有消灭”，当场被韬奋严词拒绝。外公也怒不可遏，和韬奋一起愤慨地表示：宁可封店，保持店格，绝不屈服！“中国出版界从没有如此先例。生活书店是民营的文化企业，一向遵守国家法律，怎能与官办的书局出版社合并呢？万万不能接受！”（见《生活书店史稿》）
到1941年，生活书店由抗战以来发展起来的56家分支店，被国民党先后破坏、查封。眼见艰苦创立的事业毁于一旦，外公十分痛心和愤慨，以生活书店总经理名，两度直接呈文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迅予撤销查封”，“努力抗战之正当商业机关，理应获得法律之保障”。但还是仅剩下重庆一家分店，碍于重庆有各国使馆，当局要用它维持伪民主的颜面。至此，韬奋先生和外公手创的生活书店，“惨淡经营之进步文化事业，已被摧残殆尽”。外公愤而写下长文《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控诉和揭露当局的迫害，连续四天在延安《新中华报》连载。重庆各报在国民党的压力下未能登载，外公将此文请沈钧儒先生转交国民党参政会各位参政员，并印发给各报馆和订阅生活书店书刊的订户和邮购户。韬奋先生愤而出走香港，外公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仁，部署留守工作，安排撤退的书店同仁走后，拒绝了他人与国民党合作的劝说，也取道香港，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店格和气节！ 韬奋先生没能看到抗战的胜利，遭迫害逝世，外公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作为韬奋“事业的有力继承者”，在周恩来的部署下，组织和带领生活书店的同仁，继之以多种化名或与他人合作的形式开展业务，他们“意志坚决，愈战愈强”。外公高举着生活书店抗战、爱国、民主的旗帜，以出版为阵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艰苦坚持”，继续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忠诚无私地服务。
题写生活书店的“标准字”
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出版一张4开小报，报道社务情况，登载有关青年修养、职业指导等方面的文章。报纸为周刊，定名为“生活”。黄炎培先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人，又是社会名流，字写得也很好，因此，公推他题写“生活”刊头字。这两个字笔力坚实，浑厚有力，凝重而不失活泼，很受人们喜爱。1932年，《生活》周刊将原有的书报代办部扩展为生活书店。韬奋先生再请黄炎培先生加写“书店”二字，合成新店招。但时隔7年，前后字的书体风格颇难协调，黄炎培先生又把它们全部重写，仍感与原来的“生活”二字相差甚远。无奈之时，外公主动请缨，模仿黄炎培所书“生活”的字体风格，写了“书店”二字。由此完成了最初的“生活书店”的标准字店招。韬奋先生还说过另一件“最有趣的”事，“后来办《生活日报》，请先生在‘日报’两字之上，另写两个同样的字，他写来写去不像，还是靠有艺术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样模仿着写出”。据生活书店的李文、袁信之等人回忆，外公还为著名的《大众生活》题写刊名，到1937年年底，生活书店在全国大发展，建立50多家分支店，汉口、广州、西安、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昆明、香港等地分支店的标准字体，也都是外公写的，再后来生活书店派员到解放区办大众书店，店招也是外公题写。
1947年生活书店在香港复业，找了皇后大道中一家西服店二楼的一个铺面，为了使过路人注意，同仁们主张做一块突出的“生活书店”的招牌。但当时还未有掌握把书上4号字那样的小字，放到斗大的招牌字的技术。大家一筹莫展时，又是外公用浓墨写了“生活书店”四个大字，与原来的标准字一模一样。后来这几个字缩小用在门市部的包装纸上，又再一次缩小做成铜模，用在书刊广告上。所以，后来的“生活书店”标准字已经不是最初由黄炎培先生所写，而是出自外公的手笔。时隔67年后，回忆起上述历史时，时年99岁，有“书业常青树”之称的王仿子老人，颇为得意地对我说：“你外公是天才！我是见证人！”另一位94岁的生活书店老人，得知生活书店在北京复牌，如见“这块钢铁一样坚固的‘生活书店’的大字招牌”重现眼前，当天就激动地复信给我：“‘生活书店’这块闪闪发光的大字招牌，任何毒风吹不到，恶浪冲不动！”
广告界的骄子
外公多才多艺，“他从经营管理到出版印刷、发行都有贡献与创新”，“对于装帧艺术、书籍推广宣传工作亦无所不通”，许多封面设计经他审定，“而且时常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当年《生活》周刊这本杂志，拥有“中国出版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广大读者”，行销国内各地远至南洋欧美。但初创时期，只有“两个半人”，除编辑、会计外，经营管理，包括发行、推广、广告、总务等，都由外公一人承担。为使周刊不致为资金短缺而“关门”，外公白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藏着宣传刊物的印刷品，有目的地奔波在广告客户之间。他“不但有十二分的热诚”，而且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韬奋形容外公“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去谈广告。当时薄薄一本《生活》周刊所拉的广告，每期都有五六十家，“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韬奋语）。因周刊资金匮乏，请不起专业人员，外公自己动手，白天辛劳经营，夜间灯下伏案，为周刊创作漫画，精心设计广告。韬奋曾说：“同事中最辛苦的就是徐伯昕。”
外公“不但在营业和广告方面富有创造的天才”，他为商家设计的广告经常别出心裁，有时还很幽默，但他对广告的限制又非常严格，妨碍道德的、“滑头”误人的、有国货却代用外国货的广告一概拒登，因此，客户以能登上《生活》周刊的广告为荣，由此，也确立了其后生活书店广告的格调。但是，外公“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终涓滴归公”。外公放弃了别的报社的高薪聘请，甘愿和韬奋先生一起，走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为生活书店“搏命”，为大众服务、为民族奉献。韬奋先生盛赞外公是“为忠于‘生活’而生活”的。
以外公的才能、钻研精神和进取心，倘若专心于他喜爱的书法绘画，应该有所成就；以他创造性的经营才能，开家广告公司也不难成功。但他丝毫没为自己打算，他和韬奋先生一起历经艰难曲折，打造了生活书店，引领同仁出版了众多进步图书，许多出版物彪炳史册，为现代社会开创了一片文化新天地。中国现代史上或许因此少了一位艺术家和企业家，却多了一位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但外公从不说自己的劳绩，一生都视自己是普通一兵，“为人民忠心服务”（徐伯昕语），是外公一生的情怀。
外公一生与书结缘。他早年的阵地是生活书店，在那里他怀着出版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殚精竭虑地出版书，进而提倡读书、指导读书，乃至开办战地流动服务队推广读书，达到了商业性与事业性统一的境地；暮年，为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呼吁，为建立韬奋图书馆建言，为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为出版和教育的改革，抱病书写提案，在民进开办流通图书馆，设立中小学教育基金，带领民进的同志们向党和国家建言献策。
历史铸就了外公，外公在历史前行的滚滚洪流中，也实现了自己对社会的价值。
（作者系徐伯昕之外孙女）
“徐老板”的名与实
生活书店其实没有老板。它是民国时期一家独特的书店。它的创始人立志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并不想自己发财。那时预见著名的《生活》周刊终会被查封，韬奋先生和外公反复商量，并在胡愈之的建议下，独树一帜地采用合作社方式办书店。书店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实行民主的管理方法，大家都是“社员”，领导机构民主选举，职务分工有不同，但总经理和普通的校对一样平起平坐，“亲如兄弟，互助互励”。书店的性质，决定了其同仁们具有共同理想，齐心协力，生死与共的巨大凝聚力，铸就了永生难忘的“生活”氛围。韬奋先生与外公共同培育和践行的著名的“生活精神”是“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它的“竭诚为读者服务”和今天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它从根本上明确了出版工作目的，成为后来三联书店的标杆和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为注册需要，外公徐伯昕成了生活书店的法人代表、发行人，“徐老板”由此得名。
生活书店广受作家钟爱和读者追捧，聚集了数量堪称庞大的“生活迷”。那时“最显著的象征是任何一个分店都挤满着热心的读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以关门，各地读者热烈的情绪是十分使人感奋的”。外公徐伯昕的名字，印在所有生活书店出版书刊的版权页上，为书店的“生活迷”和广大读者所熟悉。
1941年，外公从桂林写信，要他的长子即我大舅，离开沦陷的家乡常州，经桂林去延安。大舅和堂兄二人辗转数月，徒步走到湖北沙市，偷渡进入国统区，上岸后被国民党守江士兵抓住，被怀疑是汉奸，对姓名、身份等逐一盘问。那时大舅18岁，政治上还很懵懂，又不再有身处沦陷区的紧张，几乎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士兵得知面前是生活书店“徐老板”的儿子之后，二话不说就释放了他们。那是民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年代 ，看普通士兵的处事，足见那时生活书店的影响，以及“徐老板”的名气。
生活书店用人采用公开招聘，笔试合格后，经韬奋或外公面试，招入书店。新人试用6个月，期满正式成为合作社股东，每个月交工资的10% ，用做分红。实际上只在第一年分过红，后来的赢利全部投入书店的发展和经营。194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全面联合，书店资本清算，外公建议，并挨个征求意见，书店全员通过，个人股金全部捐作建立韬奋图书馆的基金。
生活书店“老板”的权力是全体同仁赋予的，而“徐老板”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艰苦奋斗的习惯，担当风险的勇气，不谋私利的忠诚。书店的资金经常捉襟见肘，为保证书店始终“开门”，外公以命相搏，曾三次累倒吐血，躺在病床上仍部署工作；最艰苦的时期，外公带头，大家一律只拿生活费，薪金合用，共住拥挤的集体宿舍；为使书店在抗战胜利后顺利复业，外公身存金条用以向在上海“孤岛时期”坚守民族气节、穷困潦倒的作家约稿和预支稿费，留足书店复业的资金，自己的穿着却仅一套——在旧衣店买来的西装，曾住亭子间，靠一碗面、一块饼充饥；外公常常过手款项无数，却无钱给重病的长子治病；事业艰难，生活颠沛，幼子因此早逝。我母亲是外公长女，幼时随父在沪读书，为躲避迫害常常搬家，从不对外人提起姓徐。外公的家曾两次被抄，他常常变换化名以避开时时会有的危险。
外公从未安排过亲友进书店，自己的子女更是免谈。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书店门市部挤得水泄不通，我的母亲和小姨，被书店老同志找去帮忙，外公知道后要她们不领补贴，以后自谋职业，不能在生活书店参加工作。她们后来都离开书店，各自靠自己的能力就业。外公的子女一生都没有沾过他的“光”，父亲给予他们最好的帮助，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教育他们自强不息。
在艰苦的连年征战中，“经营管理对于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外公的“经营思想是一项独特的创造。书店这个进步文化的标志，倘没有精明的经营管理也很难久远地支持下去”。外公以筹措来的极少资金，运营着遍布全国的庞大出版业务。还要随时应对“没有一天不在”的“严重压迫和打击”。外公始终坚定地站在韬奋先生身边，他“把韬奋的事业理想变为现实”，两人的互为依存、共度时艰、共担风险，成为书业佳话。他们的默契合作，使生活书店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集出版和发行于一身，全员股份制，管理民主化、科学化的新型企业，屹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充满着腥风血雨的艰难环境中，他们共同培育和践行了“生活精神”，创造了竭诚为读者、为大众服务的典型和精诚团结、密切合作的典型，造就了生活书店这支打不烂压不垮的新文化生力军，“造就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进步文化战士和优秀的出版家”，“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生活书店实行民主管理，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社员公选出的理事会和人事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常务理事会。每个同仁都有平等的投票权。外公在民主选举中总是以最高票数当选。韬奋先生的夫人沈粹缜曾引用第六届生活书店的选举介绍语，由衷赞叹外公是：“本店事业的舵手，十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仁渡过了不知多少惊风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每个同仁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韬奋先生更是毫不吝啬地称赞外公：“对本店的功绩，是永远不朽的”，值得“永久的敬念”。外公长期担任生活书店的总经理，是同仁们心悦诚服公选出来的，由此，他也一直是同仁心目中不是老板的“老板”。
经过“生活”精神熏陶的书店同仁和作家，后来在出版界做出成绩者不在少数。1982年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五十周年会上，到会的文化出版界领导中也有当年的作家，回忆起生活书店曾对他们的帮助，仍亲切地称呼外公“徐老板”；有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外公是我心中的偶像。在2013年的生活书店复牌会上，一位时年90岁的香港资深出版人，发言中还深情地直呼：“我们的徐老板啊……” 书店也是战场
“徐老板”应注册需要而得“名”，却也有实，这个实不是个人利益，而是要为书店的事务承担法律责任，要为书店的存在无时无刻不进行斗争。从《生活》周刊的改版，到生活书店的诞生，无时不受到当局的特别关注，“受尽了压迫和摧残”，外公时常要面对严峻的考验。因为外公以“老板”和“发行人”的身份公开进行活动，每当当局要找书店的麻烦，外公是“首当其冲的一个”，但是，从《生活》周刊到生活书店的漫漫长路中，外公从没有动摇，从没有屈服，而是信念愈加坚定，斗志愈战愈勇，斗技愈来愈智慧，他总是“临危不惧，巧妙地对付过去”，他总是“据理力争，挫败过多次的恶意加害”（沈粹缜语）。他既有公开的“阵地战”，也有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生活周刊改版后，由关心民生，到大声疾呼抗战，指责“不抵抗主义”。当时正逢所谓“文化剿匪”，《生活》周刊被认为言论过激，遭到邮局寄递上不定期的非法扣留，但周刊不改变呼号抗战的主张。最终，当局下令上海邮政总局停止《生活》周刊在全国邮寄，1933年12月，索性横加封闭。
国民党当局又试图借故封停《文学》月刊，同时封杀生活书店。《文学》月刊1933年7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民国文学第一刊，傅东华主编，实际是鲁迅和茅盾主持。它在左联刊物屡遭查禁的情况下创办，在当时的环境下进步刊物和书籍的出版要承受很大的商业及政治压力。《文学》月刊是生活书店成立后接手的第一个刊物。创刊号几天就售出万册，又多次加印。这个刊物集结了当时众多的左翼进步作家，经常发表左联作家的文章，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对书店和刊物必欲“杀”之而后快。生活书店当时设在“法租界”，当局用法巡捕房出面，对书店进行种种迫害，先由法巡捕房来查禁，进而直言要查封书店，在法院起诉控告《文学》月刊宣传共产主义。外公以书店“老板”身份出庭答辩，并请史良律师协助辩护。由于答辩得力，把问题归为《文学》月刊未在法租界登记，法庭以罚款结案，挫败了当局借封停《文学》月刊之名，封闭生活书店的目的。1936年书店出版的《锦绣山河》通讯集中，有反对日本侵略、树立民族正气的内容。国民党有关当局通过设在生活书店所在地的公共租界法院，控告书店妨碍与日本的“敦睦邦交”。外公代表书店再次出庭，驳斥了无理指控，并利用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和内政部脱节的矛盾”，出示了国民政府内政部注册证，上海公共租界法院只好不了了之，又一次挫败了当局封杀书店的图谋。
1937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生活书店出版和经营的书籍内容左倾”为由，训令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政府派员向生活书店提出警告，外公一如既往，毫不畏惧；国民党当局用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限制和扼杀进步文化。1939年，日军对重庆大轰炸，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迁到长江南岸高山上真武庙办公，外公“在大热天爬高山到真武庙与原稿审查老爷们交涉，进行说理斗争，时常说得审查老爷哑口无言，只好发还原稿照原文发表”（见《生活书店史稿》）。
国民党当局又采用查抄、没收、扣邮等手段，阻挠生活书店开展业务。针对当局的行径，1939年3月，外公曾专门写了《如何处理书刊的检查》一文，指导各地分支店应对的策略，针对当局的条例，设计依法斗争的原则、策略和具体做法，并提出“方法要十分谨慎，态度要平和，意志要坚决，有理由要申说得简明有力。要用不卑不亢的态度来机动应付”，已注册的书要力争继续发售权。
这也是外公自己多年的斗争经验总结。外公一面和国民党的封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上法庭，与审查官老爷据理力争……一面也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与审查官老爷斗智斗勇。1934年外公主持编印出版《生活日记》，它是经过精心设计兼有名人语录的新型日记本。每月日记前附一插页，刊登作家的随笔和日记各一篇，由鲁迅、茅盾、巴金等24位著名作家执笔，作为示范；每一页日记的下端刊登一两条名人语录，选自高尔基、鲁迅、茅盾等作品， 还可以为读者把亲笔签名制成锌板，用金粉烫印在日记本的封面上，且不另收费。这项创举，对读者有相当的吸引力，受到热烈欢迎。但是，这样集众多的充满斗争精神的语录印在上面，外公估计一次送审很难通过，为此他想出条妙计，特意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批送审，竟在审查官的眼皮下通过了。当日记本大部分发至读者手中时，才被察觉，审查官老爷大为惊异，但已为时太晚！外公用这种办法，愚弄了审查官老爷，闻者无不称快。
《青年自学丛书》是一套深受读者欢迎的青年自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辅导书，其中几种先后被禁止发行。对进步读者来说，越是被查禁的书越是想“一阅为快”。外公在刊登这套丛书的广告时，把每种禁书照样列入目录，只是在后面加印“禁售”两个小字，一是揭露当局，二是给读者一个信息。聪明的老读者可以通过邮购、门市或其他渠道去寻找，再一传十、十传百地推广开来。为应对书报检察机关，外公准备的理由是书被查禁，要避免读者空劳往返。由此，一举几得，当局禁书的做法反而成了广告，这套书“自然地形成了公开发行和地下发行相结合的局面”（见《生活书店史稿》）。
当禁书、封店、捕人都未能压倒生活书店时，当局使出威胁诱降手段。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约韬奋谈话，外公一同前往。叶楚伧和潘公展提出要生活书店和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否则对生活书店“只有消灭”，当场被韬奋严词拒绝。外公也怒不可遏，和韬奋一起愤慨地表示：宁可封店，保持店格，绝不屈服！“中国出版界从没有如此先例。生活书店是民营的文化企业，一向遵守国家法律，怎能与官办的书局出版社合并呢？万万不能接受！”（见《生活书店史稿》）
到1941年，生活书店由抗战以来发展起来的56家分支店，被国民党先后破坏、查封。眼见艰苦创立的事业毁于一旦，外公十分痛心和愤慨，以生活书店总经理名，两度直接呈文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迅予撤销查封”，“努力抗战之正当商业机关，理应获得法律之保障”。但还是仅剩下重庆一家分店，碍于重庆有各国使馆，当局要用它维持伪民主的颜面。至此，韬奋先生和外公手创的生活书店，“惨淡经营之进步文化事业，已被摧残殆尽”。外公愤而写下长文《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控诉和揭露当局的迫害，连续四天在延安《新中华报》连载。重庆各报在国民党的压力下未能登载，外公将此文请沈钧儒先生转交国民党参政会各位参政员，并印发给各报馆和订阅生活书店书刊的订户和邮购户。韬奋先生愤而出走香港，外公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仁，部署留守工作，安排撤退的书店同仁走后，拒绝了他人与国民党合作的劝说，也取道香港，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店格和气节！ 韬奋先生没能看到抗战的胜利，遭迫害逝世，外公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作为韬奋“事业的有力继承者”，在周恩来的部署下，组织和带领生活书店的同仁，继之以多种化名或与他人合作的形式开展业务，他们“意志坚决，愈战愈强”。外公高举着生活书店抗战、爱国、民主的旗帜，以出版为阵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艰苦坚持”，继续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忠诚无私地服务。
题写生活书店的“标准字”
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出版一张4开小报，报道社务情况，登载有关青年修养、职业指导等方面的文章。报纸为周刊，定名为“生活”。黄炎培先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人，又是社会名流，字写得也很好，因此，公推他题写“生活”刊头字。这两个字笔力坚实，浑厚有力，凝重而不失活泼，很受人们喜爱。1932年，《生活》周刊将原有的书报代办部扩展为生活书店。韬奋先生再请黄炎培先生加写“书店”二字，合成新店招。但时隔7年，前后字的书体风格颇难协调，黄炎培先生又把它们全部重写，仍感与原来的“生活”二字相差甚远。无奈之时，外公主动请缨，模仿黄炎培所书“生活”的字体风格，写了“书店”二字。由此完成了最初的“生活书店”的标准字店招。韬奋先生还说过另一件“最有趣的”事，“后来办《生活日报》，请先生在‘日报’两字之上，另写两个同样的字，他写来写去不像，还是靠有艺术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样模仿着写出”。据生活书店的李文、袁信之等人回忆，外公还为著名的《大众生活》题写刊名，到1937年年底，生活书店在全国大发展，建立50多家分支店，汉口、广州、西安、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昆明、香港等地分支店的标准字体，也都是外公写的，再后来生活书店派员到解放区办大众书店，店招也是外公题写。
1947年生活书店在香港复业，找了皇后大道中一家西服店二楼的一个铺面，为了使过路人注意，同仁们主张做一块突出的“生活书店”的招牌。但当时还未有掌握把书上4号字那样的小字，放到斗大的招牌字的技术。大家一筹莫展时，又是外公用浓墨写了“生活书店”四个大字，与原来的标准字一模一样。后来这几个字缩小用在门市部的包装纸上，又再一次缩小做成铜模，用在书刊广告上。所以，后来的“生活书店”标准字已经不是最初由黄炎培先生所写，而是出自外公的手笔。时隔67年后，回忆起上述历史时，时年99岁，有“书业常青树”之称的王仿子老人，颇为得意地对我说：“你外公是天才！我是见证人！”另一位94岁的生活书店老人，得知生活书店在北京复牌，如见“这块钢铁一样坚固的‘生活书店’的大字招牌”重现眼前，当天就激动地复信给我：“‘生活书店’这块闪闪发光的大字招牌，任何毒风吹不到，恶浪冲不动！”
广告界的骄子
外公多才多艺，“他从经营管理到出版印刷、发行都有贡献与创新”，“对于装帧艺术、书籍推广宣传工作亦无所不通”，许多封面设计经他审定，“而且时常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当年《生活》周刊这本杂志，拥有“中国出版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广大读者”，行销国内各地远至南洋欧美。但初创时期，只有“两个半人”，除编辑、会计外，经营管理，包括发行、推广、广告、总务等，都由外公一人承担。为使周刊不致为资金短缺而“关门”，外公白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藏着宣传刊物的印刷品，有目的地奔波在广告客户之间。他“不但有十二分的热诚”，而且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韬奋形容外公“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去谈广告。当时薄薄一本《生活》周刊所拉的广告，每期都有五六十家，“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韬奋语）。因周刊资金匮乏，请不起专业人员，外公自己动手，白天辛劳经营，夜间灯下伏案，为周刊创作漫画，精心设计广告。韬奋曾说：“同事中最辛苦的就是徐伯昕。”
外公“不但在营业和广告方面富有创造的天才”，他为商家设计的广告经常别出心裁，有时还很幽默，但他对广告的限制又非常严格，妨碍道德的、“滑头”误人的、有国货却代用外国货的广告一概拒登，因此，客户以能登上《生活》周刊的广告为荣，由此，也确立了其后生活书店广告的格调。但是，外公“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终涓滴归公”。外公放弃了别的报社的高薪聘请，甘愿和韬奋先生一起，走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为生活书店“搏命”，为大众服务、为民族奉献。韬奋先生盛赞外公是“为忠于‘生活’而生活”的。
以外公的才能、钻研精神和进取心，倘若专心于他喜爱的书法绘画，应该有所成就；以他创造性的经营才能，开家广告公司也不难成功。但他丝毫没为自己打算，他和韬奋先生一起历经艰难曲折，打造了生活书店，引领同仁出版了众多进步图书，许多出版物彪炳史册，为现代社会开创了一片文化新天地。中国现代史上或许因此少了一位艺术家和企业家，却多了一位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但外公从不说自己的劳绩，一生都视自己是普通一兵，“为人民忠心服务”（徐伯昕语），是外公一生的情怀。
外公一生与书结缘。他早年的阵地是生活书店，在那里他怀着出版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殚精竭虑地出版书，进而提倡读书、指导读书，乃至开办战地流动服务队推广读书，达到了商业性与事业性统一的境地；暮年，为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呼吁，为建立韬奋图书馆建言，为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为出版和教育的改革，抱病书写提案，在民进开办流通图书馆，设立中小学教育基金，带领民进的同志们向党和国家建言献策。
历史铸就了外公，外公在历史前行的滚滚洪流中，也实现了自己对社会的价值。
（作者系徐伯昕之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