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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夏衍（沈端先）是在1980年冬天。为了编写现代作家资料丛书中的《夏衍卷》，我与北师大会林、绍武同志一起去北京朝阳门北小街夏衍寓所。当我们走进他那间不到6平米的卧室时，老人正伏案赶校文稿。他一边与我们谈话，一边似还在想着就要发出的稿件，有点心不在焉，因而这次会面的时间不长。记得当我讲到夏衍的剧本受到俄国契诃夫的影响时，他淡然一笑，不置一辞，好像颇不以为然，我即以作品为例作了一番说明。这时他不无幽默地说道：“你讲得也有道理，可是不要忘记：契诃夫没有参加共产党啊！”这句话把我们逗笑了。至今我还能记起他脸上那种严肃认真的神情和那一口地道的杭州官话。
一
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夏衍从未忘记过养育自己的故土。
1981年5月，81岁高龄的夏衍，为主持电影首届金鸡奖和第四届百花奖发奖仪式回到杭州。颁奖大会、记者招待会、茶话会、漫谈会、老作家会见……这些事逐一忙完，剩下来的自然便是探望老家了。
这天，报社的两辆轿车早早地在新新饭店门口停好，有记者向文化厅的沈祖安同志探问：“准备好了么？”
刚刚下楼的夏衍发现周围围了一大群人。说了一句：“怎么，衣锦还乡呀？”
“大家都是闻讯赶来的，没有通知过。”沈祖安解释。
“要么，你们去吧。我不去了。”夏衍有些生气了。
他只是希望静静地寻回儿时的记忆。结果，只有一辆轿车悄悄地驶进了庆春门外严家弄。
严家弄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全长不到500米。它的南面是庆春门，北面上艮山门。与杭城旧时的这两处城门各相距3里光景，西面靠近华家池；向东四五里便是浩瀚奔流的钱塘江了。
从新新饭店赶到旧屋，夏衍还真没料到会惊动那么多人。车子进入严家弄，他的眼睛像小孩般好奇地追寻着，这时候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新鲜又带来了些许的不安。这个时候，乡亲们纷纷从田间、地头和作坊赶来，一下子就把刚下车的夏衍围住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农颤巍巍地来到他面前，亲切地叫了一声：“和尚哥，还记得么？”夏衍仔细打量一阵，惊喜地答道：“认得，认得，是春芳老弟，你属虎，比我小3岁。”怎么会不认得呢？小时候一起挑荠菜、抓鱼、捉麻雀、网蜻蜒、采野果，背着竹筐到乡间去抬枯柴，到沪杭铁路边去看奔驰的火车……这一切。怎么忘记得了呢？
来到一间小平房前，夏衍停了下来，一种深深的哀思反映在他的脸上。这是他母亲曾经住过的地方。虽然几经修葺，50年代又遭受过台风的袭击，如今30多平方米的平房看上去仍是一个世纪前的格调，青苔侵蚀着业已破败的石阶和墙垣。他扶着墙，沉思良久。
夏衍一直为没有能给母亲送终而深感遗憾。1937年春天，抗战爆发前夕，他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即从上海偷偷回杭州了。据他的侄媳回忆，他一到家没说一句话就直奔灵堂，见到母亲的遗体，深深地鞠上3躬（当时人一般是磕头的），随后便抓着母亲的手恸哭起来，一直哭湿了3块手帕。这件事使左邻右舍颇为震动。
夏衍的父亲死得很早，丢下兄妹6人。当时大哥乃雍还没有职业，几个姐姐也没有出嫁，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在那个时代，这对一个丧夫而家里内囊早尽的女人来说，是多么艰难啊！然而她没在生活的厄运面前低头，而是倔强地面对现实，作了开源节流的安排。辞掉了原先雇着的一个长工，除了一日三餐、缝补浆洗等日常家务一应自己承担之外，还揽来钉纽扣、绕边头、绣花、摇丝、磨锡箔等手工活计，以微薄的收入充做家用。后来几个女儿逐渐开始能帮着母亲做活了，她也仍然从不歇息。在那样沉重的家务和手工劳作的重压下，母亲的心境是凄苦的，但她并不怨天尤人，或者打骂孩子出气。夏衍只記得有一次，因为他练习毛笔字不认真，母亲忍痛打了他的手心。然而，这只是为了鞭策孩子刻苦攻读，而且也仅有这一次。
1909年，夏衍9岁。那年沪杭铁路的杭嘉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城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母亲也带着夏衍和他的二姊、四姊，背了条长板凳和南瓜团子，高兴地走了两里多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的空地，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那个场面，那份心情，尽管事隔70多年，夏衍依旧是记忆犹新。
陈家荡是旧居西边的一个不大的池塘，离母亲的小屋不远。当年与母亲一起栽种的柳树早已不见了，水面平静地摊开，倒映着村舍、树林、电线杆。走到这里，另一幕往事又从夏衍的心头浮起：小时候家里养蚕，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夏衍的母亲特别爱猫。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他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他的被窝里。为了喂猫，他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六七岁那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晚年夏衍爱猫的程度超过了他的母亲，他该是把对母亲的情思也深深地寄托到猫的身上了吧！
故居东边矗立着一垛3层楼高的风火墙，那上面保留着抗战中火烧过的痕迹。这段砖墙该有一个世纪了，经过风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浇淋，经过严酷的火烧和雷击，它由上到下逐渐颓圮，只是基石仍旧坚实，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从墙顶倒挂下来，被火烧过的地方，青苔爬不过去，天长日久，由于风化，显出黯灰、枯黑的斑纹。
严家弄所在的公社党委负责同志特地赶来问候扶杖归来的老人。夏衍与众人一一握手，关切地询问起故乡的生产和乡亲的生活状况：“今年的油菜籽收成好不好？”
“很好！产量比解放前翻了好几番。”公社书记回答。
“还养不养蚕？刚才我们一路过来，怎么看不到桑园？”
沈春芳老人回答：“现在我们这儿成了蔬菜区，桑园保留不多，养蚕的人也就少了。”书记接着说：“除了蔬菜，还种络麻、蚕豆。社员收入增加了很多，去年平均每人收入270多元。”
夏衍呷了一口茶，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平静坦率的谈话里，你不能不感到坐在你面前的。并不是什么文豪或是战士，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普通老人。他乐观、随和、安详，富有幽默感。“十年浩劫”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却很少听他谈及。当有人叹息他那比左腿整整短了6厘米的右腿时，他却像孩子似的扬起特制的厚跟皮鞋说：“我穿的是高跟鞋。”说者无意，听者却不由得含泪笑了。他的身子看上去异常瘦弱，我们劝他别太劳累，而他却俏皮地说：“我这人‘经久耐用’哩。当然倒不一定‘价廉物美’啊。”
三
1986年5月，受故乡人民的邀请，夏衍第三次回到杭州，下榻在玉皇山下的汪庄西子宾馆。这里原是早年安徽一位茶叶商人建造的别墅，濒临西湖。廊亭、曲桥、怪石、水榭错落有致，挺秀幽静。夏公显得异常活跃，仿佛活到今天才算是真正开了眼界。不时做出一些天真的动作。或者说出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来。
服务员领着大家走进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在此的住处，里面的摆设、桌椅、沙发，一件件大得不成比例。一不留神儿夏衍已经坐上了沙发，乐呵呵地对大家说：“你们瞧，我们是到大人国里来了！”
初夏的阳光已经有点燥人了，可他还是让女儿和秘书推着轮椅在园子里活动。当沈宁将一顶粉红色的凉帽递给他，他便马上往头上一戴，笔者在旁说了声“这是女式的”，他毫不在意地笑笑：“没关系，没关系。”
在饭厅里，端上来的菜并不多，但做得相当精致，醋鱼、笋片肉丝、炸响铃，这些可以称得上是家乡风味的了。然而老人更中意的却是杭大中文系女研究生孙嘉萍带来的一饭盒豌豆香肠蒸糯米饭，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大半，便伸开手连声说：“饱了，饱了。”
记得当我们与他在会客室开始晤谈时。他劈头就问了一句：“今天是什么日子？”
“5月16日。”笔者脱口回答。
“20年前的‘五一六通知’忘了？就是在这里制定的啊！”
他说得很轻，似乎不带一点感情，然而眉宇间还是传递出内心难以掩饰的深思。
夏衍到杭州的消息，杭州大学的学生马上就知道了。从小受他文章启蒙的大学生们谁都想见见他，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是“碰一碰老头子的思想”。夏衍认为到杭大只是探望一下故乡的父老兄弟，了解一点情况。一再告诉组织的人规模要小一点，随便谈谈。
座谈会安排在杭大东一教学楼一楼会议室，中间几张桌子，桌子外两圈沙发。夏衍说：“建国37年来，教育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也有过不少失误。主要是照抄外国模式，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没有花大气力抓教育，特别是轻视乃至歧视知识分子。缺乏智力资源比缺乏物质资源是更可怕的。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术素质、知识积累上，与我们上一代人，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相比就差了一大截，现在上了年纪要填补就很困难了。因此，希望就在于今天的青年人，特别是今天在学的大学生，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宽松和谐的气氛，就有可能认认真真地在年轻的时候，把基础打扎实啊！”
透过厚厚的镜片，他的目光注视着这一代将要跨世纪的年轻人。不断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你们是面向21世纪的人啊！”
夏衍在杭大中文系讲话之后。杭大学报编辑部拿到了他的讲话稿，由于涉及到批评苏联模式的内容，吃不准，便给夏公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学报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对涉外稿件比较慎重。按照宣传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当前我国报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一般不作公开评论，不要点名批评。为慎重起见， “希望您对讲话稿中涉及苏联模式和斯大林问题的文字作些斟酌”。
夏衍接到信后颇觉意外。随即就在来信的稿纸上用红粗笔写道：“来示拜悉。……关于苏联模式的事，虽则未见诸‘红头文件’，但报刊上已不止一次有人提过，其实，对于斯大林，早在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经提到过了。所以我认为让年轻人知道一点，也有好处。”
夏衍是一位谨慎、谦虚的老人，但他不认为在历史的错误面前，可以小心翼翼地保持缄默。他多次表示。一个国家、民族的气质和习俗一旦形成了模式。要改很困难的。他这个人辛辛苦苦地走过几十年，自问没有有意做过坏事，但应该看到任何一个人是不能不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制约的。自己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也犯过不少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青少年时期读书浅尝辄止，做学问不够深入，所以最大的问题是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这些错误，不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不仅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还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的。
夏衍在与故乡的几次亲近中。越来越明晰地感到，乡情如同他的血液，在他的血脉中昼夜不息地运转。1987年春天，在深圳参加电影双奖颁奖大会时，夏衍说想回杭州看看白堤上的碧桃，去安吉看看翠竹。可惜会议结束时老人因劳累染上了感冒而难以成行。这年7月夏衍在给故乡友人的一封信中，又说想在桂花开时到杭州休息几天，但党的“十三大”召开在即，他已接到特邀通知，终不得成行。次年他又想回到满觉陇看桂花。然而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繁忙的筹备工作又使他难以脱身。但是，夏公对故乡的关爱之情却无止境。那年11月10日，夏衍在给浙江省委领导的信中说：“我决定捐献五万元（人民币），给故乡作为教育基金，专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可以补助中小学教师生活，也可以让农村中小學增添一点设备、图书之类——浙江可能没危房问题了吧。”
夏衍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犹如一场旧梦，难于追寻。可唯有故乡，这真切、永恒的故乡的回忆，始终牵动着他的心。萦绕着他的情思。1995年，根据夏衍生前遗嘱，他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中。江水将夏衍的遗骨带走了。就像95年前，它曾悄悄地送来夏衍那样。然而，这么多年来，他留下的业绩，他留在人们心中的美好记忆，江水却是永远不能带走的。
（选自《文史精华》）
一
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夏衍从未忘记过养育自己的故土。
1981年5月，81岁高龄的夏衍，为主持电影首届金鸡奖和第四届百花奖发奖仪式回到杭州。颁奖大会、记者招待会、茶话会、漫谈会、老作家会见……这些事逐一忙完，剩下来的自然便是探望老家了。
这天，报社的两辆轿车早早地在新新饭店门口停好，有记者向文化厅的沈祖安同志探问：“准备好了么？”
刚刚下楼的夏衍发现周围围了一大群人。说了一句：“怎么，衣锦还乡呀？”
“大家都是闻讯赶来的，没有通知过。”沈祖安解释。
“要么，你们去吧。我不去了。”夏衍有些生气了。
他只是希望静静地寻回儿时的记忆。结果，只有一辆轿车悄悄地驶进了庆春门外严家弄。
严家弄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全长不到500米。它的南面是庆春门，北面上艮山门。与杭城旧时的这两处城门各相距3里光景，西面靠近华家池；向东四五里便是浩瀚奔流的钱塘江了。
从新新饭店赶到旧屋，夏衍还真没料到会惊动那么多人。车子进入严家弄，他的眼睛像小孩般好奇地追寻着，这时候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新鲜又带来了些许的不安。这个时候，乡亲们纷纷从田间、地头和作坊赶来，一下子就把刚下车的夏衍围住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农颤巍巍地来到他面前，亲切地叫了一声：“和尚哥，还记得么？”夏衍仔细打量一阵，惊喜地答道：“认得，认得，是春芳老弟，你属虎，比我小3岁。”怎么会不认得呢？小时候一起挑荠菜、抓鱼、捉麻雀、网蜻蜒、采野果，背着竹筐到乡间去抬枯柴，到沪杭铁路边去看奔驰的火车……这一切。怎么忘记得了呢？
来到一间小平房前，夏衍停了下来，一种深深的哀思反映在他的脸上。这是他母亲曾经住过的地方。虽然几经修葺，50年代又遭受过台风的袭击，如今30多平方米的平房看上去仍是一个世纪前的格调，青苔侵蚀着业已破败的石阶和墙垣。他扶着墙，沉思良久。
夏衍一直为没有能给母亲送终而深感遗憾。1937年春天，抗战爆发前夕，他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即从上海偷偷回杭州了。据他的侄媳回忆，他一到家没说一句话就直奔灵堂，见到母亲的遗体，深深地鞠上3躬（当时人一般是磕头的），随后便抓着母亲的手恸哭起来，一直哭湿了3块手帕。这件事使左邻右舍颇为震动。
夏衍的父亲死得很早，丢下兄妹6人。当时大哥乃雍还没有职业，几个姐姐也没有出嫁，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在那个时代，这对一个丧夫而家里内囊早尽的女人来说，是多么艰难啊！然而她没在生活的厄运面前低头，而是倔强地面对现实，作了开源节流的安排。辞掉了原先雇着的一个长工，除了一日三餐、缝补浆洗等日常家务一应自己承担之外，还揽来钉纽扣、绕边头、绣花、摇丝、磨锡箔等手工活计，以微薄的收入充做家用。后来几个女儿逐渐开始能帮着母亲做活了，她也仍然从不歇息。在那样沉重的家务和手工劳作的重压下，母亲的心境是凄苦的，但她并不怨天尤人，或者打骂孩子出气。夏衍只記得有一次，因为他练习毛笔字不认真，母亲忍痛打了他的手心。然而，这只是为了鞭策孩子刻苦攻读，而且也仅有这一次。
1909年，夏衍9岁。那年沪杭铁路的杭嘉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城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母亲也带着夏衍和他的二姊、四姊，背了条长板凳和南瓜团子，高兴地走了两里多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的空地，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那个场面，那份心情，尽管事隔70多年，夏衍依旧是记忆犹新。
陈家荡是旧居西边的一个不大的池塘，离母亲的小屋不远。当年与母亲一起栽种的柳树早已不见了，水面平静地摊开，倒映着村舍、树林、电线杆。走到这里，另一幕往事又从夏衍的心头浮起：小时候家里养蚕，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夏衍的母亲特别爱猫。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他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他的被窝里。为了喂猫，他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六七岁那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晚年夏衍爱猫的程度超过了他的母亲，他该是把对母亲的情思也深深地寄托到猫的身上了吧！
故居东边矗立着一垛3层楼高的风火墙，那上面保留着抗战中火烧过的痕迹。这段砖墙该有一个世纪了，经过风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浇淋，经过严酷的火烧和雷击，它由上到下逐渐颓圮，只是基石仍旧坚实，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从墙顶倒挂下来，被火烧过的地方，青苔爬不过去，天长日久，由于风化，显出黯灰、枯黑的斑纹。
严家弄所在的公社党委负责同志特地赶来问候扶杖归来的老人。夏衍与众人一一握手，关切地询问起故乡的生产和乡亲的生活状况：“今年的油菜籽收成好不好？”
“很好！产量比解放前翻了好几番。”公社书记回答。
“还养不养蚕？刚才我们一路过来，怎么看不到桑园？”
沈春芳老人回答：“现在我们这儿成了蔬菜区，桑园保留不多，养蚕的人也就少了。”书记接着说：“除了蔬菜，还种络麻、蚕豆。社员收入增加了很多，去年平均每人收入270多元。”
夏衍呷了一口茶，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平静坦率的谈话里，你不能不感到坐在你面前的。并不是什么文豪或是战士，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普通老人。他乐观、随和、安详，富有幽默感。“十年浩劫”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却很少听他谈及。当有人叹息他那比左腿整整短了6厘米的右腿时，他却像孩子似的扬起特制的厚跟皮鞋说：“我穿的是高跟鞋。”说者无意，听者却不由得含泪笑了。他的身子看上去异常瘦弱，我们劝他别太劳累，而他却俏皮地说：“我这人‘经久耐用’哩。当然倒不一定‘价廉物美’啊。”
三
1986年5月，受故乡人民的邀请，夏衍第三次回到杭州，下榻在玉皇山下的汪庄西子宾馆。这里原是早年安徽一位茶叶商人建造的别墅，濒临西湖。廊亭、曲桥、怪石、水榭错落有致，挺秀幽静。夏公显得异常活跃，仿佛活到今天才算是真正开了眼界。不时做出一些天真的动作。或者说出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来。
服务员领着大家走进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在此的住处，里面的摆设、桌椅、沙发，一件件大得不成比例。一不留神儿夏衍已经坐上了沙发，乐呵呵地对大家说：“你们瞧，我们是到大人国里来了！”
初夏的阳光已经有点燥人了，可他还是让女儿和秘书推着轮椅在园子里活动。当沈宁将一顶粉红色的凉帽递给他，他便马上往头上一戴，笔者在旁说了声“这是女式的”，他毫不在意地笑笑：“没关系，没关系。”
在饭厅里，端上来的菜并不多，但做得相当精致，醋鱼、笋片肉丝、炸响铃，这些可以称得上是家乡风味的了。然而老人更中意的却是杭大中文系女研究生孙嘉萍带来的一饭盒豌豆香肠蒸糯米饭，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大半，便伸开手连声说：“饱了，饱了。”
记得当我们与他在会客室开始晤谈时。他劈头就问了一句：“今天是什么日子？”
“5月16日。”笔者脱口回答。
“20年前的‘五一六通知’忘了？就是在这里制定的啊！”
他说得很轻，似乎不带一点感情，然而眉宇间还是传递出内心难以掩饰的深思。
夏衍到杭州的消息，杭州大学的学生马上就知道了。从小受他文章启蒙的大学生们谁都想见见他，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是“碰一碰老头子的思想”。夏衍认为到杭大只是探望一下故乡的父老兄弟，了解一点情况。一再告诉组织的人规模要小一点，随便谈谈。
座谈会安排在杭大东一教学楼一楼会议室，中间几张桌子，桌子外两圈沙发。夏衍说：“建国37年来，教育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也有过不少失误。主要是照抄外国模式，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没有花大气力抓教育，特别是轻视乃至歧视知识分子。缺乏智力资源比缺乏物质资源是更可怕的。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术素质、知识积累上，与我们上一代人，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相比就差了一大截，现在上了年纪要填补就很困难了。因此，希望就在于今天的青年人，特别是今天在学的大学生，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宽松和谐的气氛，就有可能认认真真地在年轻的时候，把基础打扎实啊！”
透过厚厚的镜片，他的目光注视着这一代将要跨世纪的年轻人。不断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你们是面向21世纪的人啊！”
夏衍在杭大中文系讲话之后。杭大学报编辑部拿到了他的讲话稿，由于涉及到批评苏联模式的内容，吃不准，便给夏公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学报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对涉外稿件比较慎重。按照宣传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当前我国报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一般不作公开评论，不要点名批评。为慎重起见， “希望您对讲话稿中涉及苏联模式和斯大林问题的文字作些斟酌”。
夏衍接到信后颇觉意外。随即就在来信的稿纸上用红粗笔写道：“来示拜悉。……关于苏联模式的事，虽则未见诸‘红头文件’，但报刊上已不止一次有人提过，其实，对于斯大林，早在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经提到过了。所以我认为让年轻人知道一点，也有好处。”
夏衍是一位谨慎、谦虚的老人，但他不认为在历史的错误面前，可以小心翼翼地保持缄默。他多次表示。一个国家、民族的气质和习俗一旦形成了模式。要改很困难的。他这个人辛辛苦苦地走过几十年，自问没有有意做过坏事，但应该看到任何一个人是不能不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制约的。自己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也犯过不少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青少年时期读书浅尝辄止，做学问不够深入，所以最大的问题是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这些错误，不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不仅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还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的。
夏衍在与故乡的几次亲近中。越来越明晰地感到，乡情如同他的血液，在他的血脉中昼夜不息地运转。1987年春天，在深圳参加电影双奖颁奖大会时，夏衍说想回杭州看看白堤上的碧桃，去安吉看看翠竹。可惜会议结束时老人因劳累染上了感冒而难以成行。这年7月夏衍在给故乡友人的一封信中，又说想在桂花开时到杭州休息几天，但党的“十三大”召开在即，他已接到特邀通知，终不得成行。次年他又想回到满觉陇看桂花。然而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繁忙的筹备工作又使他难以脱身。但是，夏公对故乡的关爱之情却无止境。那年11月10日，夏衍在给浙江省委领导的信中说：“我决定捐献五万元（人民币），给故乡作为教育基金，专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可以补助中小学教师生活，也可以让农村中小學增添一点设备、图书之类——浙江可能没危房问题了吧。”
夏衍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犹如一场旧梦，难于追寻。可唯有故乡，这真切、永恒的故乡的回忆，始终牵动着他的心。萦绕着他的情思。1995年，根据夏衍生前遗嘱，他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中。江水将夏衍的遗骨带走了。就像95年前，它曾悄悄地送来夏衍那样。然而，这么多年来，他留下的业绩，他留在人们心中的美好记忆，江水却是永远不能带走的。
（选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