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对故事的嗜好真让人惊艳，虽然世人都知道故事是人生必须的设备，但埃特加·凯雷特大展拳脚的地方，正是我们所常见的、习惯性的故事止步的地方，沿用了旧时的衣冠，甚至还装出一副不玩花招、束手束脚的样子，突然就给你一个柳暗花明池上山。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开篇就是“给老子讲个故事！”的当头棒喝，没有任何前戏，就像是从真空中发出索要一个故事的命令，并且这个要求随着敲门的人增加，越来越强烈，他们要求的故事，不能就地取材，因为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他们要逃避的现实，不能像垃圾车倒垃圾一样把现实倒在我们身上。此处让人不怀好意地想到许多倒垃圾的作家。这个被半囚禁了的作家处心积虑地设计自己的故事哲学，从已经存在的故事中创造出新的事物，它们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作为新事物的一部分被你发现了，而整个新事物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尽管看起来是一个微妙，并颇具执行性的小说观，但作家还是无法应付悬在头上的催促声，他想写一个关于当前状况的故事，无关政治和社会状况，但他写不出来，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似乎不值得写成一个故事。这是个巨大的矛盾，对故事的索求像鼓点一样，而故事又写不出，并且不值得写，于是他就不停地援引当下的自己的状况来拯救自己，从头复述自己的状况，每一次敲门声，都是最响亮的鼓点，带来故事感，带来新事物的契机，瞬时又陷入重复。
　　埃特加·凯雷特故事的荒诞感大概就来自于当下的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不值得写成一个故事，而同时又不想贩运把眼前的现实，于是他就得像萨满教巫师那样卸去身体的重负，飞进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感觉层次。于是他沉浸在各种乱七八糟的梦中，与自己的谎言相遇（《谎言之境》）；让痔疮控制了人体，成为大脑的主人，并且看起来比人体主政时期更经营得当（《痔疮》）；让卖保险的奥什里被自杀的人砸到，陷入昏迷，之后做梦上瘾，期盼再次回到昏迷的世界，那里宁静而多彩，并对着那个世界自慰。他卖保险的事业因为这个事故而具有说服力，他经常对着顾客重述往事，并且哭泣。“这让奥什里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尽管他的哭泣是发自内心的”（《罪孽》）；一个失婚男人在咖啡馆里等待那些期待的眼神，并且走上前去，邀请那人坐到自己对面，开始一场交谈，每一次都毫厘不差地进入语境，连一顿好打斗也无法叫醒他的沉迷（《健康早餐》）。
　　如果把写小说看成盖房子的话，他一定是那种喜欢盖一所在兀立悬崖上危若累卵的房子，一方面是炫技，另一方面是欣赏或者想象那些揪心的面孔。这几个看起来像是命题作文的题目——《我的口袋里装着什么？》、《你想让金鱼帮你实现什么愿望？》、《你是什么动物啊？》，却都被他绕出了一些故作声张的故事，却不会引来据实引证的诋毁。一个人在口袋里装上各种鸡零狗碎的东西，不过是一个无聊兮兮的调情的机会，被他郑重其事地拉到了辛酸的坑道上，口袋里装的就是这东西——一个微茫的机会，能让自己回答“是的”，而用不着感到抱歉。想让金鱼帮你实现什么愿望，你是什么动物，这种儿童世界的谜题，都是撕开生活的一把剪刀，是舌头下面的拉链，作家也没什么奥秘要告诉你，就是撕开重组一下，让你看看这个世界的异次元。因为小说的叙事者对额外的生活、异次元的无限迷恋，要是能去那个异次元空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异次元空间》），“这一段额外的生活不一定更美好，或者更有前途，但想到这是凭空多出来的，并不会取代原来的生活，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额外的生活》）
　　埃特加·凯雷特的故事给人一种无止无息的印象，像是从魔术师的道具箱里拉扯不完地连续冒出来，让人有种敲开这个作家的脑袋看看的冲动，看看到底还能生长出多少这种折磨人的故事来，并且还是一如既往地用这种爱答不理的腔调来调戏众生。不过埃特加·凯雷特又是一个灭火队员，他及时逢迎读者，这些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不仅会讲故事，而且也会聆听公众的意见。”“它的耳朵听得到公众的每一次心跳”，它恭候你的指令，还有售后服务，随叫随到。（《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再回到第一个故事，请继续敲门吧，有敲门声才会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