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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构主义的互文性视角往往能增强对文学作品更深层次的解读。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和田纳西·威廉斯戏剧《欲望号街车》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有着高度的互文性。艾米丽和布兰琪的互文性恰恰源于两者反差强烈的外貌、禀性和人生经历。边缘化的性征、边缘化的生存空间、对父权制的控诉是两人互文性的集中体现。然而两位大师对各自塑造的“南方淑女”却有着不一样的情感。“欲望”化身的布兰琪是威廉斯心中纯洁理想的天使，而福克纳虽赠给艾米丽小姐象征爱的玫瑰，情绪却是复杂难辩的。
[关键词]互文性 边缘化女性 性 空间
一、两个作家和两个文本的互文性建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产生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便宣称：“文本词语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属性。每一文学艺术读本都是独创性和互文性的统一。当今，互文性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风头正健的关键词。结构主义者热奈特提出狭义的互文性概念，即指一个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而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和巴特则拓展出相对广义的互文性概念，认为互文性文本既包括文学文本，又包括非文学的艺术作品、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等等。评论界认为，前者将互文性囿于文学范围之内。视野狭隘：而后者边界的无限延伸性又削弱了文学批评术语应有的文学价值。因此。在诸如翻译批评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广泛倡导保持结构与解构之间的合理张力。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李玉平将文学文艺互文性划分为以下几类：“最明显的是引用，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另外还有母题、原型、典故和套语：同一文本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不同艺术门类及传播媒体之间的改编：严肃的模仿和滑稽戏仿：两个文本分享共同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事结构：作者对同一文本的修改：对另一文本的应答和评论：一些特殊的文类中的互文性”等等。
本文所指的互文性指的是狭义内涵上的互文性，强调的是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交互指涉关系，是“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的相互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情况。本文互文性建构的是两位北美密西西比河孕育的美国南方文学大师的作品：威廉福克纳(1897－1962)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简称《献》)和田纳西一威廉斯(1911－1983)的戏剧《欲望号街车》(简称《欲》)。威廉福克纳扎根于他称之为“邮票般大小”的南方故土，在《献》中讲述了一位守旧、傲慢而令人望而生畏的美国南方“贞女”艾米丽因爱生恨，毒杀情人，终生与尸首相伴，过着隐居生活的悲剧故事，描写了没落南方小镇上哥特式的畸零世界。而田纳西一威廉斯则以北方典型工业化的新奥尔良艾里森大街为背景，刻画了温柔、敏感而风情万种的旧南方名媛布兰琪在工业化父权社会沦落放纵，屡遭蹂躏，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的凄切哀歌。两位大师文本间的互文指涉源自他们共有的爱恨交织的旧南方情结，对旧南方女性的惋惜怜爱，以及对工业化社会野蛮残忍势力的痛斥。从对两个文本的互文性解读中读者能更深刻地感受美国内战给旧南方以及南方传统女性带来的摧毁性冲击。
二、《献》和《欲》中“边缘化”意象的跨文本互补与对接
根据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文本原本就是一种互文建构，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构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其中包括风格独特的审美意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审美物象承载的审美意象跨越了单一文本的界限，具有前后互补。对接和相互渗透的特征，因而具有广泛的互文性。”两部作品的互文意象典型地表现为人物“性”和“空间”的边缘化上。边缘化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主要指远离主流社会，以与现行主流社会不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来活动的现象。而女性发展的边缘化则表现为女性在发展领域的从属关系，“即女性发展被压制、被忽视、被歧视、被排斥等。这种边缘化以显性的、隐性的和反向的三种形式表现出来。”《欲》中的布兰琪展现的是女性更为显性的边缘化，文《献》中艾米丽的边缘化则呈现为显性和反向双重边缘化特征。两部作品在边缘化女性这一母题上构建了互文性。下文将从“性”和“空间”两个角度解读两位女主人公的边缘化悲剧。
1、边缘化“性”的互文性：乱性与无性
显性的女性边缘化在两性关系上表现为控制与依附的对立关系，这种传统观念在东西文化中都不乏其数。奥托威林杰的著作《性与性格》认为：“女人根本不懂必须根据原则行动的道理，由于她没有连续性，她体会不出对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逻辑佐证的必要，她可以被认为是逻辑上神志不清的。”奥托威林杰首先将女人等同于肉体，继而又将其等同于无意识的性欲，最后等同于消极被动的兽欲《欲》中布兰琪的边缘化命运则呈现典型的显性特征。出生南方名门，举手投足一派高雅的布兰琪却屈就在女人必须服从男人的自然法则之中，她是一个从肉体到精神很需要男人的女人。然而她走入了性爱的误区。她崇拜她年轻英俊的丈夫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诱奸一个未成年的学生，为生计沦落为娼妓。投靠妹妹斯黛娜后仍不断勾引包括妹夫斯坦尼在内的男性。她是优雅的淑女还是无耻的荡妇?这使布兰琪成为美国戏剧作品中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布兰琪的悲剧正是源于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教育桎梏中形成的显性女性边缘化状态。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第二性”，居于男性之下，是依附于男性或供男性欣赏、享乐的玩物。在种种偏见、歧视的压力下，女性自我意识发生扭曲，心理无法健康发展。生性善良纯真的布兰琪在丈夫艾伦死后，疯狂地与异性发生肉体关系。填补心灵空虚。然而她对性的渴望和对情的依恋是从来就没有分开的，她始终将投入某个男人的怀抱看成是寻求安全的手段，始终没有改变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思维模式。吉尔曼指出“妇女对男性的依赖。不是出于生理差别，而是男性文化强制行为的结果。”象征物质享乐与残酷征服欲的斯坦尼是新兴工业化父权制的代言人，它取代了美国旧南方贵族绅士们骑士般的父权制传统。斯坦尼式的工业化父权社会男性蔑视女性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温柔的心灵，只把她们当作泄欲的工具。她们蔑视女性，却又无耻地强暴、占有女性。即使米齐这个剧中唯一还有些善良温情的男人。在得知布兰琪过去的行为之后，一面认为她不够“干净”，不能作他的妻子，一面又要求与她上床。布兰琪身体的堕落是对桎梏的旧南方父权制和残酷的工业化父权制的双重控 诉。
《献》中艾米丽的边缘化呈现显性和反向的双重特征。艾米丽的显性边缘化体现在她与父亲的关系上。艾米丽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南方典型清教父权社会的代表。他把女儿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手执一根马鞭”，“赶走了”她所有的追求者，剥夺了她过正常女人生活的权利。南方妇女对男性的依附性已经被定格在艾米丽与父亲的画像里，她如同影子般永远站在父亲的背后。
而女性反向边缘化是性别压迫和歧视中最为深层、隐蔽和最具欺骗性的形式。它“通过神话与歌颂女性的某些特征和功能，而把女性局限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从而制约女性的发展。”清教的女性贞操观是福克纳作品探讨的一大主题。“深受清教思想浸淫的南方视女性为洪水猛兽，认为女性必须压抑自己的性需求。因为贞操乃道德之最，贞操是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女性被神话成为了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玉洁冰清’的圣女，是‘云天之上闪耀绚目光辉的雅典娜’，她们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男性注视下标准的‘南方淑女’。”而一个贵族淑女是“绝对不会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与荷默的结合在“友善”的镇上居民看来是“可怜的艾米丽”的“堕落”行为。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入侵的南方小镇，艾米丽被人们视为“纪念碑式”的人物，是旧南方“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人们在难以抵御的工业化侵蚀下隐隐保存着对旧南方秩序与文明的眷念。而将这份复杂的依恋之情寄托在艾米丽身上。他们敬仰和神化这位旧南方留下的“遗物”，一件残缺的艺术品。镇上居民对这个南方社会显赫的格里森家族的最后一代人是心怀善意的，这可以从“税收事件”等中看出。人们对这位“纪念碑式”的女性既有宽容的一面，又有残忍苛刻的另一面。镇长出面免除了艾米丽的赋税，镇上居民请艾米丽教他们的子女绘画，为她谋得一份生计。然而当荷默的出现触及人们强烈保守浪漫主义倾向的南方意识时，他们变得刻薄而残忍。这种工业化南方小镇神化旧南方贵族女性的情结使艾米丽走向反向边缘化，只得以与腐尸朝夕相处来获得性与爱的慰藉。
布兰琪的“乱性”和柔弱，艾米丽的“无性”与残忍都是父权社会边缘化女性扭曲生存状态的体现。两部作品中的两性关系构成了互文性。而她们是父权社会男性欲望和意志的体现，是父权社会“失声”的埋葬品。人类学家埃德汶，阿登那(Edwin Ardener)认为女性“构成了一个失声集团”，在父权社会的规范和桎梏下被“消声”窒息。布兰琪试图从肉体满足中寻求精神慰藉，而艾米丽则以残忍极端的行为保全自己畸形但无奈的渴求。威廉斯曾经说过：“《欲》的意义是现代社会里各种野蛮残忍的势力强奸了那些温柔、敏感而优雅的人。而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除了被称为“小姐”外似乎没有显现出任何女性的特征。岁月磨灭了她的性别，使她的性格沉淀出一些男性的特征。艾米丽边缘化的性别特征使她成为一个性别模糊化的悲剧人物。男性特征与“性”的缺失使艾米丽走向与布兰琪相反的边缘化处境，以不同的边缘化形式展现相同的悲剧命运。
2、边缘化“空间”的互文性：逃亡意象与桎梏意象
“空间”意象是鉴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意象就像面具将主题部分地掩藏起来。《欲》和《献》在空间物象上的强烈反差使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得以提升。《欲》中布兰琪是留守南方家族。美梦庄园的最后一个人。无奈之下离开庄园，搭乘“欲望号”街车来到妹妹丝苔拉位于工业化北方新奥尔良的“天堂福地”。驱逐、逃亡、寻求栖身之所成为剧中重要的意象。布兰琪没有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是怀着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寻求自己的“天堂福地”。而她最后栖身于位于嘈杂肮脏贫民区的两室一卫的邻街小寓所。最终扼杀了她全部的梦想。剧中人物在狭小的空间里为各自的生存而抗争：男人们和女人们为客厅而发生争执，布兰琪和斯坦尼为浴室而针锋相对。剧中围墙、窗帘、栅栏之类的屏障使戏剧舞台空间更加拥塞，象征着布兰琪所面临的令人窒息的生存困境，也预示着她的逃亡之旅必以灭亡而告终。
《献》开篇就突出了象征桎梏的“孤宅”意象：虽已“破败不堪”，却仍然“巍然独立”，“桀骜不驯”。在代表着新北方工业入侵的“棉花车和汽油磅”的“簇拥”和对比下，显得“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陶洁，2001，41)。然而这幢象征着神话般往昔的大宅子既是艾米丽悲剧人生的孕育之地，又成为了她终身赖以生存的栖息之所，成为将她隔绝于世的桎梏和保护伞。与荷默的相识使艾米丽对回复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有了一线希望，使她终于向深深宅院外迈出她的第一步，开始展现女性的特征。然而荷默的背弃使艾米丽又蜕变为一个无性征的“蛰居怪兽”，与腐尸为伴聊以自慰。
嘈杂的工业都市贫民窟，宁静的南方小镇：拥挤的艾里森大街公寓，带有浓厚古典气息的南方豪宅：寄人篱下遭受的欺凌，固守家园忍耐的孤寂。反差强烈的一系列空间物象折射出相同的边缘意象。在斯坦尼统治的狭小空间里，布兰琪用妖娆的身段、招摇的服饰、挑逗的语言想方设法博取男人的欢心，用淑女的言谈举止掩饰她的贪酒和纵欲，试图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栖息之所。而在惟我独尊的封闭世界里，艾米丽用令人敬畏的装扮将自己包裹起来，以诡异冷酷的言谈举止毫无保留地拒绝一切外来事物，监守自己的阵地。然而，无论是选择逃亡还是禁锢，她们都摆脱不了被毁灭的命运。布兰琪被恐惧驱逐着从一个地方逃避到另一个地方，最终成为斯坦尼肮脏兽性和邪恶占有欲的牺牲品。而艾米丽从决定谋杀荷默并与尸首共枕之时起就已经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三、结语
在旧南方父权制浸润之下，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新兴男权的压榨。两位南方“淑女”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寻求自我生存空间。威廉斯赋予布兰琪“欲望”的化身，将她的美貌、纤柔、妥协等女性特质无限彰显，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小姐则缺失女性性征和妥协性，呈现无性征或男性化特征。两个扭曲的畸形女性形象体现了剧作家与小说家对父权专制社会女性生存状况的同情。然而威廉斯将没落南方仅仅作为戏剧的叙事背景，突出展现的是工业化男权对“南方淑女”的摧残，展现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充分体现了剧作家对美国现代文明弊病的厌弃。威廉斯对“欲望”化身布兰琪的描述却使我们确信她在内心深处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她的心灵从未随着肉体而堕落，她是堕落的现实世界中一个勇敢而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剧作家的爱恨情仇展现得淋漓尽致。
福克纳则留恋于南方故土，赠给艾米丽小姐这位“纪念碑式”人物象征爱的玫瑰，展现了小说家复杂而难以自明的“南方情结”。当一面怀揣着对家乡古老文明的深切眷恋之时，福克纳又对日渐衰败的南方社区深感痛惜和无奈。对“纪念碑式”的“南方淑女”艾米丽小姐以极端残忍方式抵御变革的乖戾，福克纳的复杂情感也可见一斑。一方面。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随着岁月的流逝，外表和心灵已随荷默的尸首一同腐败，折射出作家眼中南方的湮灭和深沉的罪恶，而小说中“老年人们穿着南方同盟军的衣服”献给艾米丽玫瑰花又显示了福克纳无法彻底摆脱的对旧南方的迷恋。正如福克纳在其诺贝尔获奖演说中讲的那样。在这如荒园般的现代工业社会，只有这些“昔日的荣耀”才能使人真正地“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福克纳的徘徊困惑使作品更加耐人寻味。
[关键词]互文性 边缘化女性 性 空间
一、两个作家和两个文本的互文性建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产生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便宣称：“文本词语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属性。每一文学艺术读本都是独创性和互文性的统一。当今，互文性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风头正健的关键词。结构主义者热奈特提出狭义的互文性概念，即指一个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而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和巴特则拓展出相对广义的互文性概念，认为互文性文本既包括文学文本，又包括非文学的艺术作品、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等等。评论界认为，前者将互文性囿于文学范围之内。视野狭隘：而后者边界的无限延伸性又削弱了文学批评术语应有的文学价值。因此。在诸如翻译批评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广泛倡导保持结构与解构之间的合理张力。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李玉平将文学文艺互文性划分为以下几类：“最明显的是引用，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另外还有母题、原型、典故和套语：同一文本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不同艺术门类及传播媒体之间的改编：严肃的模仿和滑稽戏仿：两个文本分享共同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事结构：作者对同一文本的修改：对另一文本的应答和评论：一些特殊的文类中的互文性”等等。
本文所指的互文性指的是狭义内涵上的互文性，强调的是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交互指涉关系，是“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的相互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情况。本文互文性建构的是两位北美密西西比河孕育的美国南方文学大师的作品：威廉福克纳(1897－1962)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简称《献》)和田纳西一威廉斯(1911－1983)的戏剧《欲望号街车》(简称《欲》)。威廉福克纳扎根于他称之为“邮票般大小”的南方故土，在《献》中讲述了一位守旧、傲慢而令人望而生畏的美国南方“贞女”艾米丽因爱生恨，毒杀情人，终生与尸首相伴，过着隐居生活的悲剧故事，描写了没落南方小镇上哥特式的畸零世界。而田纳西一威廉斯则以北方典型工业化的新奥尔良艾里森大街为背景，刻画了温柔、敏感而风情万种的旧南方名媛布兰琪在工业化父权社会沦落放纵，屡遭蹂躏，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的凄切哀歌。两位大师文本间的互文指涉源自他们共有的爱恨交织的旧南方情结，对旧南方女性的惋惜怜爱，以及对工业化社会野蛮残忍势力的痛斥。从对两个文本的互文性解读中读者能更深刻地感受美国内战给旧南方以及南方传统女性带来的摧毁性冲击。
二、《献》和《欲》中“边缘化”意象的跨文本互补与对接
根据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文本原本就是一种互文建构，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构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其中包括风格独特的审美意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审美物象承载的审美意象跨越了单一文本的界限，具有前后互补。对接和相互渗透的特征，因而具有广泛的互文性。”两部作品的互文意象典型地表现为人物“性”和“空间”的边缘化上。边缘化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主要指远离主流社会，以与现行主流社会不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来活动的现象。而女性发展的边缘化则表现为女性在发展领域的从属关系，“即女性发展被压制、被忽视、被歧视、被排斥等。这种边缘化以显性的、隐性的和反向的三种形式表现出来。”《欲》中的布兰琪展现的是女性更为显性的边缘化，文《献》中艾米丽的边缘化则呈现为显性和反向双重边缘化特征。两部作品在边缘化女性这一母题上构建了互文性。下文将从“性”和“空间”两个角度解读两位女主人公的边缘化悲剧。
1、边缘化“性”的互文性：乱性与无性
显性的女性边缘化在两性关系上表现为控制与依附的对立关系，这种传统观念在东西文化中都不乏其数。奥托威林杰的著作《性与性格》认为：“女人根本不懂必须根据原则行动的道理，由于她没有连续性，她体会不出对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逻辑佐证的必要，她可以被认为是逻辑上神志不清的。”奥托威林杰首先将女人等同于肉体，继而又将其等同于无意识的性欲，最后等同于消极被动的兽欲《欲》中布兰琪的边缘化命运则呈现典型的显性特征。出生南方名门，举手投足一派高雅的布兰琪却屈就在女人必须服从男人的自然法则之中，她是一个从肉体到精神很需要男人的女人。然而她走入了性爱的误区。她崇拜她年轻英俊的丈夫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诱奸一个未成年的学生，为生计沦落为娼妓。投靠妹妹斯黛娜后仍不断勾引包括妹夫斯坦尼在内的男性。她是优雅的淑女还是无耻的荡妇?这使布兰琪成为美国戏剧作品中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布兰琪的悲剧正是源于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教育桎梏中形成的显性女性边缘化状态。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第二性”，居于男性之下，是依附于男性或供男性欣赏、享乐的玩物。在种种偏见、歧视的压力下，女性自我意识发生扭曲，心理无法健康发展。生性善良纯真的布兰琪在丈夫艾伦死后，疯狂地与异性发生肉体关系。填补心灵空虚。然而她对性的渴望和对情的依恋是从来就没有分开的，她始终将投入某个男人的怀抱看成是寻求安全的手段，始终没有改变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思维模式。吉尔曼指出“妇女对男性的依赖。不是出于生理差别，而是男性文化强制行为的结果。”象征物质享乐与残酷征服欲的斯坦尼是新兴工业化父权制的代言人，它取代了美国旧南方贵族绅士们骑士般的父权制传统。斯坦尼式的工业化父权社会男性蔑视女性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温柔的心灵，只把她们当作泄欲的工具。她们蔑视女性，却又无耻地强暴、占有女性。即使米齐这个剧中唯一还有些善良温情的男人。在得知布兰琪过去的行为之后，一面认为她不够“干净”，不能作他的妻子，一面又要求与她上床。布兰琪身体的堕落是对桎梏的旧南方父权制和残酷的工业化父权制的双重控 诉。
《献》中艾米丽的边缘化呈现显性和反向的双重特征。艾米丽的显性边缘化体现在她与父亲的关系上。艾米丽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南方典型清教父权社会的代表。他把女儿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手执一根马鞭”，“赶走了”她所有的追求者，剥夺了她过正常女人生活的权利。南方妇女对男性的依附性已经被定格在艾米丽与父亲的画像里，她如同影子般永远站在父亲的背后。
而女性反向边缘化是性别压迫和歧视中最为深层、隐蔽和最具欺骗性的形式。它“通过神话与歌颂女性的某些特征和功能，而把女性局限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从而制约女性的发展。”清教的女性贞操观是福克纳作品探讨的一大主题。“深受清教思想浸淫的南方视女性为洪水猛兽，认为女性必须压抑自己的性需求。因为贞操乃道德之最，贞操是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女性被神话成为了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玉洁冰清’的圣女，是‘云天之上闪耀绚目光辉的雅典娜’，她们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男性注视下标准的‘南方淑女’。”而一个贵族淑女是“绝对不会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与荷默的结合在“友善”的镇上居民看来是“可怜的艾米丽”的“堕落”行为。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入侵的南方小镇，艾米丽被人们视为“纪念碑式”的人物，是旧南方“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人们在难以抵御的工业化侵蚀下隐隐保存着对旧南方秩序与文明的眷念。而将这份复杂的依恋之情寄托在艾米丽身上。他们敬仰和神化这位旧南方留下的“遗物”，一件残缺的艺术品。镇上居民对这个南方社会显赫的格里森家族的最后一代人是心怀善意的，这可以从“税收事件”等中看出。人们对这位“纪念碑式”的女性既有宽容的一面，又有残忍苛刻的另一面。镇长出面免除了艾米丽的赋税，镇上居民请艾米丽教他们的子女绘画，为她谋得一份生计。然而当荷默的出现触及人们强烈保守浪漫主义倾向的南方意识时，他们变得刻薄而残忍。这种工业化南方小镇神化旧南方贵族女性的情结使艾米丽走向反向边缘化，只得以与腐尸朝夕相处来获得性与爱的慰藉。
布兰琪的“乱性”和柔弱，艾米丽的“无性”与残忍都是父权社会边缘化女性扭曲生存状态的体现。两部作品中的两性关系构成了互文性。而她们是父权社会男性欲望和意志的体现，是父权社会“失声”的埋葬品。人类学家埃德汶，阿登那(Edwin Ardener)认为女性“构成了一个失声集团”，在父权社会的规范和桎梏下被“消声”窒息。布兰琪试图从肉体满足中寻求精神慰藉，而艾米丽则以残忍极端的行为保全自己畸形但无奈的渴求。威廉斯曾经说过：“《欲》的意义是现代社会里各种野蛮残忍的势力强奸了那些温柔、敏感而优雅的人。而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除了被称为“小姐”外似乎没有显现出任何女性的特征。岁月磨灭了她的性别，使她的性格沉淀出一些男性的特征。艾米丽边缘化的性别特征使她成为一个性别模糊化的悲剧人物。男性特征与“性”的缺失使艾米丽走向与布兰琪相反的边缘化处境，以不同的边缘化形式展现相同的悲剧命运。
2、边缘化“空间”的互文性：逃亡意象与桎梏意象
“空间”意象是鉴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意象就像面具将主题部分地掩藏起来。《欲》和《献》在空间物象上的强烈反差使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得以提升。《欲》中布兰琪是留守南方家族。美梦庄园的最后一个人。无奈之下离开庄园，搭乘“欲望号”街车来到妹妹丝苔拉位于工业化北方新奥尔良的“天堂福地”。驱逐、逃亡、寻求栖身之所成为剧中重要的意象。布兰琪没有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是怀着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寻求自己的“天堂福地”。而她最后栖身于位于嘈杂肮脏贫民区的两室一卫的邻街小寓所。最终扼杀了她全部的梦想。剧中人物在狭小的空间里为各自的生存而抗争：男人们和女人们为客厅而发生争执，布兰琪和斯坦尼为浴室而针锋相对。剧中围墙、窗帘、栅栏之类的屏障使戏剧舞台空间更加拥塞，象征着布兰琪所面临的令人窒息的生存困境，也预示着她的逃亡之旅必以灭亡而告终。
《献》开篇就突出了象征桎梏的“孤宅”意象：虽已“破败不堪”，却仍然“巍然独立”，“桀骜不驯”。在代表着新北方工业入侵的“棉花车和汽油磅”的“簇拥”和对比下，显得“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陶洁，2001，41)。然而这幢象征着神话般往昔的大宅子既是艾米丽悲剧人生的孕育之地，又成为了她终身赖以生存的栖息之所，成为将她隔绝于世的桎梏和保护伞。与荷默的相识使艾米丽对回复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有了一线希望，使她终于向深深宅院外迈出她的第一步，开始展现女性的特征。然而荷默的背弃使艾米丽又蜕变为一个无性征的“蛰居怪兽”，与腐尸为伴聊以自慰。
嘈杂的工业都市贫民窟，宁静的南方小镇：拥挤的艾里森大街公寓，带有浓厚古典气息的南方豪宅：寄人篱下遭受的欺凌，固守家园忍耐的孤寂。反差强烈的一系列空间物象折射出相同的边缘意象。在斯坦尼统治的狭小空间里，布兰琪用妖娆的身段、招摇的服饰、挑逗的语言想方设法博取男人的欢心，用淑女的言谈举止掩饰她的贪酒和纵欲，试图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栖息之所。而在惟我独尊的封闭世界里，艾米丽用令人敬畏的装扮将自己包裹起来，以诡异冷酷的言谈举止毫无保留地拒绝一切外来事物，监守自己的阵地。然而，无论是选择逃亡还是禁锢，她们都摆脱不了被毁灭的命运。布兰琪被恐惧驱逐着从一个地方逃避到另一个地方，最终成为斯坦尼肮脏兽性和邪恶占有欲的牺牲品。而艾米丽从决定谋杀荷默并与尸首共枕之时起就已经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三、结语
在旧南方父权制浸润之下，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新兴男权的压榨。两位南方“淑女”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寻求自我生存空间。威廉斯赋予布兰琪“欲望”的化身，将她的美貌、纤柔、妥协等女性特质无限彰显，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小姐则缺失女性性征和妥协性，呈现无性征或男性化特征。两个扭曲的畸形女性形象体现了剧作家与小说家对父权专制社会女性生存状况的同情。然而威廉斯将没落南方仅仅作为戏剧的叙事背景，突出展现的是工业化男权对“南方淑女”的摧残，展现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充分体现了剧作家对美国现代文明弊病的厌弃。威廉斯对“欲望”化身布兰琪的描述却使我们确信她在内心深处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她的心灵从未随着肉体而堕落，她是堕落的现实世界中一个勇敢而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剧作家的爱恨情仇展现得淋漓尽致。
福克纳则留恋于南方故土，赠给艾米丽小姐这位“纪念碑式”人物象征爱的玫瑰，展现了小说家复杂而难以自明的“南方情结”。当一面怀揣着对家乡古老文明的深切眷恋之时，福克纳又对日渐衰败的南方社区深感痛惜和无奈。对“纪念碑式”的“南方淑女”艾米丽小姐以极端残忍方式抵御变革的乖戾，福克纳的复杂情感也可见一斑。一方面。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随着岁月的流逝，外表和心灵已随荷默的尸首一同腐败，折射出作家眼中南方的湮灭和深沉的罪恶，而小说中“老年人们穿着南方同盟军的衣服”献给艾米丽玫瑰花又显示了福克纳无法彻底摆脱的对旧南方的迷恋。正如福克纳在其诺贝尔获奖演说中讲的那样。在这如荒园般的现代工业社会，只有这些“昔日的荣耀”才能使人真正地“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福克纳的徘徊困惑使作品更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