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奇涵（1897—1981），江西兴国人。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起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兼中共支部书记，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兴国县委常委、军事部部长。1928年春起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55年9月，被授予军法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毛泽东称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被派往赣南、赣东开展革命群众运动
陈奇涵在学生时代就立志报国，参加过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1925年初由桂军军官学校转入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任学生队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在沙基惨案中，他直接与英帝国主义军队作战。在黄埔军校，他带领学生军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26年6月，陈奇涵接受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指示，经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派，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带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赣籍共产党员，潜回江西，在赣南、赣东开展群众运动和党的工作，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由于北洋军阀杨池生、杨如轩盘踞赣南，陈奇涵等人未能顺利回到赣州。几经周折，他们到达江西会昌，在会昌县谢家祠一个印刷工人的宿舍里隐蔽，开展地下活动。这个时候，陈奇涵编写了《工人运动宣传大纲》和《农民运动宣传大纲》，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这两份文件后来还被方志敏主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作为教材。
9月初，北伐军收复赣南。陈奇涵随军进入赣州，与陈赞贤等人一起开展革命宣传，创办《赣州民国日报》，建立工会组织，开办赣南工农干部训练班，成立青年干社，培养工会、农会、青年干部，在赣南各县建立党、团组织，为赣南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9月下旬，陈奇涵带领胡灿、鄢日新、萧以佐、黄家煌等返回老家兴国，成立中共兴国支部、兴国县农民协会，创办支部机关刊物《奋斗周刊》，点燃了潋江两岸工农运动的熊熊
烈火。
10月，在赣南的局面打开之后，乘北伐军攻下临川城之势，陈奇涵带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抚州，开展工农运动。他到达抚州后，深入各学校和工农群众之中，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军阀。经过调查，陈奇涵了解到抚州商会会长邹水仔勾结北洋军阀旅长刘宝题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抚州人民包括商人都对他恨之入骨。陈奇涵便以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临川县当局将其关押，宣布其罪状。于是，群众运动很快发动起来，各行业的工会普遍建立，抚州泥木工人、绸布业工人、木器厂工人等相继展开斗争，支援国民革命。陈奇涵还捐资数百元开设了一家“临川书店”，经营革命书刊，吸引有志青年，扩大革命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共临川支部和抚州各县党的组织，先后发展李井泉、舒同等100多名先进青年入党，共青团、学生会、妇女会也迅速成立。
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第二次攻占南昌，结束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陈奇涵奉命到南昌开展革命活动。他捐资创办《贯彻日报》、明星书店和曙光印刷公司，自任《贯彻日报》经理。《贯彻日报》大量刊载武汉国民政府重要消息、决议、文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深受广大民众欢迎，轰动一时。
1927年初，受党的委派，朱德来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并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党内负责人（即党支部书记，军官教育团未设党委，只有党支部），军官教育团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领导。陈奇涵通过密码本与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
朱德和陈奇涵把军官教育团当作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由于朱德在滇军中威望很高，滇军中许多进步青年军官纷纷要求到教育团学习，加之江西本地大批知识分子赶来报考，仅仅一个多月，教育团就招收1100多名学员。全团分成三个营。第一、第二营多为滇军排以上军官，第三营多为地方进步知识青年。军官教育团的教学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除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特别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实行以政治思想训练为主、军事学术训练为辅的教育方针，由旧式军校的每天三操两讲堂，改为三操三讲堂、两操四讲堂。政治课的内容主要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军事政治情况等，经常邀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来
讲课。
军官教育团的党组织是公开的，但其活动则是秘密进行的。军官教育团成立时，只有几个党员。陈奇涵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党務工作，在进步学员中物色发展对象，在每个连队建立秘密的党小组，党员数量与日俱增，有的连队党员数量甚至发展到全连学员的三分之一。朱德、陈奇涵以身作则，生活上对学员关心备至，授军事课时亲自向学员做示范，获得学员拥戴。
当革命正在向前发展时，住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断制造事端，密谋反革命政变。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的新一师党代表倪弼杀害工人领袖陈赞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六惨案。16日，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被解散，群众组织被捣毁。17日，九江市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党部和工会被砸烂。31日，郭沫若愤慨地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断言“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号召大家起来“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郭沫若将文章交给陈奇涵，陈奇涵立即布置曙光印刷公司印成小册子，在南昌广为散发。
在汹涌而来的反革命逆流面前，江西人民奋起抗争。赣州工人总同盟罢工三天，并派代表团到南昌、武汉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各县被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纷纷来到军官教育团。3月18日，南昌市数万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赣州工人请愿代表团一起，举行了追悼陈赞贤烈士的血衣游行。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参加示威游行。4月2日，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时称南昌市民暴动。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冲进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捉拿了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等反革命分子，并把他们绑到南昌大舞台示众。其后，又在牛行车站收缴了蒋介石宪兵团的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张天师。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挂起国民政府的招牌。陈奇涵召集军官教育团开大会，由朱德讲话，号召学员们“负起责任来，打击这一卑鄙的叛变行为！”这时，刚上任的江西省省长朱培德还不敢得罪武汉国民政府，在做狡猾的“骑墙派”。教育团党支部便抓住时机，展开校外活动，选出了由80人组成的宣传队，四人一组，分头到群众中进行宣传，提出“反对蒋介石独裁，推翻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4月间，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以剿匪为名前往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支援农民运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和抚州的党员一道，举办临川党员教育讲习班，召开近万人的剿匪动员大会，动员人民群众支持革命行动。军官教育团在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剿匪，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稳定了社会秩序。军官教育团将缴获的几百支枪交给农民自卫军，并派员担任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和临川县
县长。
6月5日，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出境”，公开叛变革命。朱德闻讯，率部分队伍回到南昌。6月下旬，朱德也被尚有私人交情的朱培德“欢送”出境。不久，传来反动当局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中央军委曾有调军官教育团去武汉之意，后来又命教育团仍留抚州。在南昌起义前，军官教育团被蓄意解散时，党对其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一部分被派到军队和地方工作；一部分留在南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南昌起义的重要骨干；另一部分由陈奇涵带领，到抚州（临川）南丰一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陈奇涵任参谋长的南昌军官教育团有一个营参加了起义。8月2日，起义部队整编为三个军，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第九军下辖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德兼军官教育团团长，陈奇涵任军官教育团教育长。8月3日，朱德率军官教育团作为先遣队，经抚州向广东进发。
南昌起义当天，陈奇涵在抚州。事后，因部队内部叛乱，陈奇涵转而回到兴国，坚持斗争，担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和兴国县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当时兴国也已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钱大钧奉蒋介石之命，率国民党军第二十师来赣州“清党”，专门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到兴国捉拿陈奇涵，同时通缉胡灿、萧以佐等共产党人。第七师师长刘士毅发出手令：“兴国共匪首领陈奇涵，密拿务获，毋庸审讯，着即就地枪决”。反动派以5000元悬赏，并烧毁陈奇涵家的房屋。陈奇涵面对险恶的环境，毫不畏缩，积极准备，部署兴国暴动。
1927年10月5日，陈奇涵召集胡灿、萧芳全等20余人，在羊山光华寺召开了兴国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羊山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发动群众进行五抗（抗租、抗粮、抗税、抗债、抗息）斗争，采取“白皮红心”策略，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控制靖卫团武装，派遣党员争取洪家“三点会”，扩大统一战线。
1928年3月，赣南特委在赣州城遭到破坏，转移到农村活动。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指示，在赣南成立省委军事部办事处，陈奇涵为主任，指挥赣南游击战争。不久，陈奇涵兼任兴（国）桥（头）宁（都）三县边界行动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兴国县委常务委员、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
4月间，陈奇涵又主持召开冰心洞会议，听取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的传达。会议根据中央与省委的指示，结合兴国的具体情况，认为兴国暴动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将武装暴动列入兴国党组织的议事日程。经过陈奇涵的周密安排，在兴国崇贤爆发了农民暴动，枪毙了恶霸地主，并指示崇贤农民协会公开办公。
12月19日，兴国农民武装和红十五纵队及红二团联合攻打兴国县城，武装暴动一举成功。其后，由于强敌的猛烈反扑，暴动队伍主动撤离兴国县城。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陈奇涵积极改造绿林武装，组建红四团。在兴国以至赣西南，有一支绿林武装叫作“三点会”，由游民侠客等组成。“三点会”崇拜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以“打富济贫”为号召，在兴国一带打家夺舍、劫富济贫，有一定的号召力。“三点会”的首领段月泉（又名段起凤），联合了几十人，主要在兴国、永丰、吉安三县边界活动，专门抢豪绅地主和大户人家的财物，实行“济贫”，但他们没有明确的纲领和阶级路线，私行抢劫、分赃享乐的行为时有发生，容易被封建势力利用。为了改造这支绿林武装，陈奇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派遣一些优秀党员打入兴国各地的“三点会”，争取其骨干分子。陈奇涵以“三点会”的小霸主陈滇帆为争取对象，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再通过他团结其他人。陈奇涵对段起凤、陈滇帆晓以大义：“三点无共不成洪，只有依靠共产党，才可能真正做到劫富济贫”。段起凤觉得有理，便把“三点无共不成洪”奉为“三点会”的宗旨，逐步倾向革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最后参加了江西地方红军。
1929年2月，陳奇涵将兴国境内的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和第十六纵队及桥头、东村、莲塘、城岗等游击队、赤卫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四团，段起凤任团长，下辖四个连，共有400余人、300余支枪。红四团与红二团相配合，在东固和赣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形成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兴国暴动队伍和红二团、红四团再次攻打兴国县城，迅速占领县城，摧毁兴国反动政权，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陈奇涵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与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接触很多，深得他们的信任。陈奇涵在黄埔军校任教时，就结识了毛泽东，佩服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和朱德在1929年初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进军时，陈奇涵就在兴国筹集了大批的食品和银元，作好了迎接朱毛红军的准备。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陈奇涵安排毛泽东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并请毛泽东在工农群众大会上讲话。毛泽东向兴国群众生动地讲解了“究竟革谁的命”“谁来革命”“革命怎么个革法”的道理，号召大家起来参加革命。毛泽东在兴国修订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以下简称《政纲》），修改了井冈山《土地法》，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把井冈山时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为了贯彻兴国县《土地法》，在潋江书院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由毛泽东主讲，陈奇涵、萧华、胡灿等40多人参加学习，这批人后来都成为创造兴国模范县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在兴国十多天，生活非常艰苦，陈奇涵决意给他改善一下伙食，请他吃兴国的米粉蒸鱼。他们在一张八仙桌中间摆了一只蒸笼，里面是米粉蒸鱼，周围摆了四只瓷盘：一盘花生米，一盘笋炒肉，一盘雪豆，一盘炒鸡蛋。入席后，陈奇涵请毛泽东先尝尝米粉蒸鱼。毛泽东尝了一块，又鲜又辣又香，很合口味，便情不自禁地夸奖说：“粉蒸鱼好吃，好得很啰！”毛泽东又问：“这一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回答：“这米粉蒸鱼是我们农村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您看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用筷子指着蒸笼，比划着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大的团圆月嘛！”他又指着四只盘子说：“这是四颗星星。”“四个小盘子转着大蒸笼，就像星星围着月亮，我看就叫‘四星望月’好不好？”大家齐声叫：“好！好！”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如今，农民们日日夜夜盼望打土豪、分田地，也像众星星望月亮一样，望了不知多少时日。”陈奇涵认为毛泽东的比喻很恰当，便说：“四星望月，道出了我们民众的心声。”陈奇涵晚年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经常提起在我家乡请他吃饭的事，就是指这一次。”
毛泽东离开兴国时，陈奇涵一直护送到宁都的青塘才分别。毛泽东对陈奇涵说：“贺子珍还在兴国，我们不久会回来。”此后，毛泽东又给陈奇涵来信，指示他要在土地斗争中，掌握好对富农的政策，发展游击战争，巩固革命政权。陈奇涵是赣南特委军事部长兼兴（国）桥（头）宁（都）行动委员会书记，他积极贯彻毛泽东制定的《政纲》，指挥地方部队和兴国、于都、宁都、永丰等四县边区革命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武装“进剿”。与此同时，兴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红军的高潮，23万人口中，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毛泽东多次表扬兴国，赞扬兴国是模范县，“创造了第一等工作”。
1930年，陈奇涵任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指挥十万工农，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此后，陈奇涵便转入正规红军工作。在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军第三分校，陈奇涵任教育长，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军事干部，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将军。他历任红三军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参加历次反“围剿”斗争和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还在陈奇涵家的坝南村开过军事会议，陈奇涵负责会议安排和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1934年7月17日，陈奇涵陪同毛泽东到中央苏区的长胜县铲田区做社会调查。他们一行四人冒着酷暑，脚穿麻布草鞋，身背干粮袋，分别深入到几个村子里，召开群众座谈会，找乡村干部谈心，解决实际问题。当天晚上，毛泽东、陈奇涵等人就住在区政府一所破旧的祠堂内。
区政府主席钟赤牯听说毛主席来了，急忙四处寻找。他找到毛主席后，就埋怨道：“毛主席，你们进山来，咋不事先打个招呼，好让我们有个准备。”毛泽东拍拍钟赤牯的肩膀说：“为什么一定要事先打个招呼呢？下来了你们一定会晓得的，现在不少干部下乡总是兴师动众，生怕下面不知道，这种工作作风不好嘛！”毛泽东的一番话，说得钟赤牯哑口无言。
晚饭，摆上桌的只有芋头粥、红薯，外加一盘咸萝卜干。钟赤牯觉得过意不去，执意要去炒几个菜，被毛泽东坚决制止。
次日清晨，毛泽东、陈奇涵要赶回红都瑞金开会。临行时，毛泽东嘱咐警卫员吴吉清说：“你按规定去区政府财政部结清伙食账和住宿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
当吴吉清向铲田区财政部部长交食宿费时，财政部部长急得涨红了脸，说什么也不肯接钱。他说：“毛主席来帮我们办事，住上一夜，哪能收食宿钱？”吴吉清推辞不下，只好收回钱，匆匆上路。当吴吉清追上毛泽东一行后，毛泽东问：“食宿账结清了没有？”吴吉清只好说区财政部部长拒不收钱。毛泽东听后大为生气，责令吴吉清立即赶回铲田，将账结清。
陈奇涵见离村庄已远，便笑着插话说：“毛主席，你赶路要紧，还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吧！”毛泽东叮嘱道：“奇涵，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财政纪律方面，更要严格遵守和作出表率呵！这样，人民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于是，陈奇涵快步赶回铲田区，代表毛泽东向区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陈奇涵到瑞金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才安心下来，并称赞陈奇涵办得好。
现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展出了当年毛泽东交饭钱的收据：“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经手人陈奇涵。”这册保存完好的中央苏区时期的账本，记载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
陈奇涵戎马一生，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革命成功以后，陈奇涵淡泊名利，不贪图享受。他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全国齐解放，攘攘又熙熙。”迟浩田上将曾赞誉他为“华夏名将”。宋时轮上将曾说：“陈奇涵同志最可贵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做黨的工作……正如毛泽东说的：陈奇涵是一个地方领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第二，他自始至终没有犯过方针、原则性的错误，在苏区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没有搞盲动，没有搞烧杀政策，而是讲究斗争艺术，实践证明，陈奇涵的做法是对的。第三，在党内斗争中，陈奇涵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搞两面派。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编辑 叶松）
作者：南昌大学历史系原主任、教授，《陈奇涵传》编写组组长
被派往赣南、赣东开展革命群众运动
陈奇涵在学生时代就立志报国，参加过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1925年初由桂军军官学校转入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任学生队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在沙基惨案中，他直接与英帝国主义军队作战。在黄埔军校，他带领学生军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26年6月，陈奇涵接受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指示，经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派，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带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赣籍共产党员，潜回江西，在赣南、赣东开展群众运动和党的工作，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由于北洋军阀杨池生、杨如轩盘踞赣南，陈奇涵等人未能顺利回到赣州。几经周折，他们到达江西会昌，在会昌县谢家祠一个印刷工人的宿舍里隐蔽，开展地下活动。这个时候，陈奇涵编写了《工人运动宣传大纲》和《农民运动宣传大纲》，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这两份文件后来还被方志敏主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作为教材。
9月初，北伐军收复赣南。陈奇涵随军进入赣州，与陈赞贤等人一起开展革命宣传，创办《赣州民国日报》，建立工会组织，开办赣南工农干部训练班，成立青年干社，培养工会、农会、青年干部，在赣南各县建立党、团组织，为赣南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9月下旬，陈奇涵带领胡灿、鄢日新、萧以佐、黄家煌等返回老家兴国，成立中共兴国支部、兴国县农民协会，创办支部机关刊物《奋斗周刊》，点燃了潋江两岸工农运动的熊熊
烈火。
10月，在赣南的局面打开之后，乘北伐军攻下临川城之势，陈奇涵带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抚州，开展工农运动。他到达抚州后，深入各学校和工农群众之中，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军阀。经过调查，陈奇涵了解到抚州商会会长邹水仔勾结北洋军阀旅长刘宝题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抚州人民包括商人都对他恨之入骨。陈奇涵便以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临川县当局将其关押，宣布其罪状。于是，群众运动很快发动起来，各行业的工会普遍建立，抚州泥木工人、绸布业工人、木器厂工人等相继展开斗争，支援国民革命。陈奇涵还捐资数百元开设了一家“临川书店”，经营革命书刊，吸引有志青年，扩大革命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共临川支部和抚州各县党的组织，先后发展李井泉、舒同等100多名先进青年入党，共青团、学生会、妇女会也迅速成立。
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第二次攻占南昌，结束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陈奇涵奉命到南昌开展革命活动。他捐资创办《贯彻日报》、明星书店和曙光印刷公司，自任《贯彻日报》经理。《贯彻日报》大量刊载武汉国民政府重要消息、决议、文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深受广大民众欢迎，轰动一时。
1927年初，受党的委派，朱德来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并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党内负责人（即党支部书记，军官教育团未设党委，只有党支部），军官教育团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领导。陈奇涵通过密码本与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
朱德和陈奇涵把军官教育团当作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由于朱德在滇军中威望很高，滇军中许多进步青年军官纷纷要求到教育团学习，加之江西本地大批知识分子赶来报考，仅仅一个多月，教育团就招收1100多名学员。全团分成三个营。第一、第二营多为滇军排以上军官，第三营多为地方进步知识青年。军官教育团的教学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除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特别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实行以政治思想训练为主、军事学术训练为辅的教育方针，由旧式军校的每天三操两讲堂，改为三操三讲堂、两操四讲堂。政治课的内容主要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军事政治情况等，经常邀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来
讲课。
军官教育团的党组织是公开的，但其活动则是秘密进行的。军官教育团成立时，只有几个党员。陈奇涵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党務工作，在进步学员中物色发展对象，在每个连队建立秘密的党小组，党员数量与日俱增，有的连队党员数量甚至发展到全连学员的三分之一。朱德、陈奇涵以身作则，生活上对学员关心备至，授军事课时亲自向学员做示范，获得学员拥戴。
当革命正在向前发展时，住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断制造事端，密谋反革命政变。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的新一师党代表倪弼杀害工人领袖陈赞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六惨案。16日，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被解散，群众组织被捣毁。17日，九江市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党部和工会被砸烂。31日，郭沫若愤慨地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断言“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号召大家起来“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郭沫若将文章交给陈奇涵，陈奇涵立即布置曙光印刷公司印成小册子，在南昌广为散发。
在汹涌而来的反革命逆流面前，江西人民奋起抗争。赣州工人总同盟罢工三天，并派代表团到南昌、武汉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各县被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纷纷来到军官教育团。3月18日，南昌市数万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赣州工人请愿代表团一起，举行了追悼陈赞贤烈士的血衣游行。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参加示威游行。4月2日，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时称南昌市民暴动。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冲进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捉拿了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等反革命分子，并把他们绑到南昌大舞台示众。其后，又在牛行车站收缴了蒋介石宪兵团的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张天师。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挂起国民政府的招牌。陈奇涵召集军官教育团开大会，由朱德讲话，号召学员们“负起责任来，打击这一卑鄙的叛变行为！”这时，刚上任的江西省省长朱培德还不敢得罪武汉国民政府，在做狡猾的“骑墙派”。教育团党支部便抓住时机，展开校外活动，选出了由80人组成的宣传队，四人一组，分头到群众中进行宣传，提出“反对蒋介石独裁，推翻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4月间，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以剿匪为名前往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支援农民运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和抚州的党员一道，举办临川党员教育讲习班，召开近万人的剿匪动员大会，动员人民群众支持革命行动。军官教育团在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剿匪，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稳定了社会秩序。军官教育团将缴获的几百支枪交给农民自卫军，并派员担任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和临川县
县长。
6月5日，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出境”，公开叛变革命。朱德闻讯，率部分队伍回到南昌。6月下旬，朱德也被尚有私人交情的朱培德“欢送”出境。不久，传来反动当局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中央军委曾有调军官教育团去武汉之意，后来又命教育团仍留抚州。在南昌起义前，军官教育团被蓄意解散时，党对其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一部分被派到军队和地方工作；一部分留在南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南昌起义的重要骨干；另一部分由陈奇涵带领，到抚州（临川）南丰一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陈奇涵任参谋长的南昌军官教育团有一个营参加了起义。8月2日，起义部队整编为三个军，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第九军下辖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德兼军官教育团团长，陈奇涵任军官教育团教育长。8月3日，朱德率军官教育团作为先遣队，经抚州向广东进发。
南昌起义当天，陈奇涵在抚州。事后，因部队内部叛乱，陈奇涵转而回到兴国，坚持斗争，担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和兴国县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当时兴国也已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钱大钧奉蒋介石之命，率国民党军第二十师来赣州“清党”，专门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到兴国捉拿陈奇涵，同时通缉胡灿、萧以佐等共产党人。第七师师长刘士毅发出手令：“兴国共匪首领陈奇涵，密拿务获，毋庸审讯，着即就地枪决”。反动派以5000元悬赏，并烧毁陈奇涵家的房屋。陈奇涵面对险恶的环境，毫不畏缩，积极准备，部署兴国暴动。
1927年10月5日，陈奇涵召集胡灿、萧芳全等20余人，在羊山光华寺召开了兴国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羊山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发动群众进行五抗（抗租、抗粮、抗税、抗债、抗息）斗争，采取“白皮红心”策略，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控制靖卫团武装，派遣党员争取洪家“三点会”，扩大统一战线。
1928年3月，赣南特委在赣州城遭到破坏，转移到农村活动。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指示，在赣南成立省委军事部办事处，陈奇涵为主任，指挥赣南游击战争。不久，陈奇涵兼任兴（国）桥（头）宁（都）三县边界行动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兴国县委常务委员、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
4月间，陈奇涵又主持召开冰心洞会议，听取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的传达。会议根据中央与省委的指示，结合兴国的具体情况，认为兴国暴动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将武装暴动列入兴国党组织的议事日程。经过陈奇涵的周密安排，在兴国崇贤爆发了农民暴动，枪毙了恶霸地主，并指示崇贤农民协会公开办公。
12月19日，兴国农民武装和红十五纵队及红二团联合攻打兴国县城，武装暴动一举成功。其后，由于强敌的猛烈反扑，暴动队伍主动撤离兴国县城。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陈奇涵积极改造绿林武装，组建红四团。在兴国以至赣西南，有一支绿林武装叫作“三点会”，由游民侠客等组成。“三点会”崇拜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以“打富济贫”为号召，在兴国一带打家夺舍、劫富济贫，有一定的号召力。“三点会”的首领段月泉（又名段起凤），联合了几十人，主要在兴国、永丰、吉安三县边界活动，专门抢豪绅地主和大户人家的财物，实行“济贫”，但他们没有明确的纲领和阶级路线，私行抢劫、分赃享乐的行为时有发生，容易被封建势力利用。为了改造这支绿林武装，陈奇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派遣一些优秀党员打入兴国各地的“三点会”，争取其骨干分子。陈奇涵以“三点会”的小霸主陈滇帆为争取对象，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再通过他团结其他人。陈奇涵对段起凤、陈滇帆晓以大义：“三点无共不成洪，只有依靠共产党，才可能真正做到劫富济贫”。段起凤觉得有理，便把“三点无共不成洪”奉为“三点会”的宗旨，逐步倾向革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最后参加了江西地方红军。
1929年2月，陳奇涵将兴国境内的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和第十六纵队及桥头、东村、莲塘、城岗等游击队、赤卫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四团，段起凤任团长，下辖四个连，共有400余人、300余支枪。红四团与红二团相配合，在东固和赣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形成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兴国暴动队伍和红二团、红四团再次攻打兴国县城，迅速占领县城，摧毁兴国反动政权，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陈奇涵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与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接触很多，深得他们的信任。陈奇涵在黄埔军校任教时，就结识了毛泽东，佩服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和朱德在1929年初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进军时，陈奇涵就在兴国筹集了大批的食品和银元，作好了迎接朱毛红军的准备。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陈奇涵安排毛泽东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并请毛泽东在工农群众大会上讲话。毛泽东向兴国群众生动地讲解了“究竟革谁的命”“谁来革命”“革命怎么个革法”的道理，号召大家起来参加革命。毛泽东在兴国修订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以下简称《政纲》），修改了井冈山《土地法》，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把井冈山时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为了贯彻兴国县《土地法》，在潋江书院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由毛泽东主讲，陈奇涵、萧华、胡灿等40多人参加学习，这批人后来都成为创造兴国模范县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在兴国十多天，生活非常艰苦，陈奇涵决意给他改善一下伙食，请他吃兴国的米粉蒸鱼。他们在一张八仙桌中间摆了一只蒸笼，里面是米粉蒸鱼，周围摆了四只瓷盘：一盘花生米，一盘笋炒肉，一盘雪豆，一盘炒鸡蛋。入席后，陈奇涵请毛泽东先尝尝米粉蒸鱼。毛泽东尝了一块，又鲜又辣又香，很合口味，便情不自禁地夸奖说：“粉蒸鱼好吃，好得很啰！”毛泽东又问：“这一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回答：“这米粉蒸鱼是我们农村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您看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用筷子指着蒸笼，比划着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大的团圆月嘛！”他又指着四只盘子说：“这是四颗星星。”“四个小盘子转着大蒸笼，就像星星围着月亮，我看就叫‘四星望月’好不好？”大家齐声叫：“好！好！”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如今，农民们日日夜夜盼望打土豪、分田地，也像众星星望月亮一样，望了不知多少时日。”陈奇涵认为毛泽东的比喻很恰当，便说：“四星望月，道出了我们民众的心声。”陈奇涵晚年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经常提起在我家乡请他吃饭的事，就是指这一次。”
毛泽东离开兴国时，陈奇涵一直护送到宁都的青塘才分别。毛泽东对陈奇涵说：“贺子珍还在兴国，我们不久会回来。”此后，毛泽东又给陈奇涵来信，指示他要在土地斗争中，掌握好对富农的政策，发展游击战争，巩固革命政权。陈奇涵是赣南特委军事部长兼兴（国）桥（头）宁（都）行动委员会书记，他积极贯彻毛泽东制定的《政纲》，指挥地方部队和兴国、于都、宁都、永丰等四县边区革命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武装“进剿”。与此同时，兴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红军的高潮，23万人口中，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毛泽东多次表扬兴国，赞扬兴国是模范县，“创造了第一等工作”。
1930年，陈奇涵任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指挥十万工农，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此后，陈奇涵便转入正规红军工作。在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军第三分校，陈奇涵任教育长，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军事干部，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将军。他历任红三军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参加历次反“围剿”斗争和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还在陈奇涵家的坝南村开过军事会议，陈奇涵负责会议安排和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1934年7月17日，陈奇涵陪同毛泽东到中央苏区的长胜县铲田区做社会调查。他们一行四人冒着酷暑，脚穿麻布草鞋，身背干粮袋，分别深入到几个村子里，召开群众座谈会，找乡村干部谈心，解决实际问题。当天晚上，毛泽东、陈奇涵等人就住在区政府一所破旧的祠堂内。
区政府主席钟赤牯听说毛主席来了，急忙四处寻找。他找到毛主席后，就埋怨道：“毛主席，你们进山来，咋不事先打个招呼，好让我们有个准备。”毛泽东拍拍钟赤牯的肩膀说：“为什么一定要事先打个招呼呢？下来了你们一定会晓得的，现在不少干部下乡总是兴师动众，生怕下面不知道，这种工作作风不好嘛！”毛泽东的一番话，说得钟赤牯哑口无言。
晚饭，摆上桌的只有芋头粥、红薯，外加一盘咸萝卜干。钟赤牯觉得过意不去，执意要去炒几个菜，被毛泽东坚决制止。
次日清晨，毛泽东、陈奇涵要赶回红都瑞金开会。临行时，毛泽东嘱咐警卫员吴吉清说：“你按规定去区政府财政部结清伙食账和住宿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
当吴吉清向铲田区财政部部长交食宿费时，财政部部长急得涨红了脸，说什么也不肯接钱。他说：“毛主席来帮我们办事，住上一夜，哪能收食宿钱？”吴吉清推辞不下，只好收回钱，匆匆上路。当吴吉清追上毛泽东一行后，毛泽东问：“食宿账结清了没有？”吴吉清只好说区财政部部长拒不收钱。毛泽东听后大为生气，责令吴吉清立即赶回铲田，将账结清。
陈奇涵见离村庄已远，便笑着插话说：“毛主席，你赶路要紧，还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吧！”毛泽东叮嘱道：“奇涵，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财政纪律方面，更要严格遵守和作出表率呵！这样，人民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于是，陈奇涵快步赶回铲田区，代表毛泽东向区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陈奇涵到瑞金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才安心下来，并称赞陈奇涵办得好。
现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展出了当年毛泽东交饭钱的收据：“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经手人陈奇涵。”这册保存完好的中央苏区时期的账本，记载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
陈奇涵戎马一生，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革命成功以后，陈奇涵淡泊名利，不贪图享受。他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全国齐解放，攘攘又熙熙。”迟浩田上将曾赞誉他为“华夏名将”。宋时轮上将曾说：“陈奇涵同志最可贵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做黨的工作……正如毛泽东说的：陈奇涵是一个地方领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第二，他自始至终没有犯过方针、原则性的错误，在苏区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没有搞盲动，没有搞烧杀政策，而是讲究斗争艺术，实践证明，陈奇涵的做法是对的。第三，在党内斗争中，陈奇涵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搞两面派。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编辑 叶松）
作者：南昌大学历史系原主任、教授，《陈奇涵传》编写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