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雄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开》，《李卓吾一一正道き步も异端》，《儒教史》，《方法としこの中国》，《中国的思想》等。
　　
　　汪晖：沟口先生，您的研究方法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您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完全来自中国思想内部，如“天”、“理”、“公”、“私”、“自然”，而完全摒弃那种用西洋哲学范畴及方法研究中国思想的框架。第二，您对思想的研究不是纯粹的观念史的研究，而是考虑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特别是政治制度、家族制度、土地制度、人口……等因素与思想的复杂关系。第三，您强调比较思想史的方法，特别是日本与中国，或儒教文化圈内的文化差异性的比较，并从这种差异中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独特性。我想问您：您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法？
　　沟口：简单地说，在日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的中国研究，虽然从奈良时代到如今，中日已有一千五百年的交往史。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关心不是客观性的关心。奈良时代、镰仓时代的日本吸收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但其交往的性质是高的、发达的文明传播，影响于低的、落后的文明。江户时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朱子学、阳明学传入日本；日本的学者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清朝)，而关心宋明时代或古代的中国文化。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吸收中国的儒教，这种关心即使在明治以后也继续存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都向西方学习，不关心同时期的中国，因而也不可能产生客观性的研究。
　　中国革命的发生与大战的结束，对日本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许多年轻人研究中国革命，否定清代以前的中国，他们向中国革命学习，通过学中国革命的过程而发现、摸索日本应走的道路。他们学习研究的看法，又回到了镰仓时代以前：向先进的文明学。至于研究古代、宋明的专家，不关心现代中国，方法论都是江户时代的方法论：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没有对于当代社会、政治关心的研究，只关心儒教的哲学。例如岛田虞次的研究，他反对西洋崇拜，以为儒教有生命力，转而成为东洋崇拜，崇拜儒教一如崇拜基督教。
　　汪晖：对我来说，你所说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也就是“没有日本的中国学”。能否请您作进一步的解释呢？
　　沟口：是的。例如对于考虑中国儒教的年轻的或年老的研究者来说，他们的立场是为什么中国有新儒家，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要关心儒教的问题。日本明治以后早已放弃儒教，学习西洋哲学，受儒教影响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受阳明学影响的人是有的，如三岛由纪夫，自杀前半年写了《作为革命哲学的阳明学》，很有意思，但内容与中国阳明学完全不同。中国的学者谈现代化问题时都很强调传统的问题，对日本人来说很特别。虽然也有人如丸山真男这样的研究者考虑这样的问题，但一般知识分子考虑现代化时不考虑儒教或神、道、佛教的问题。佛教、神、道在日本影响较大，而儒教几无影响；在乡村，人们常集合于神社，如同中国的庙的机理。也有少数研究民间文化的人考虑现代化与神道佛教的关系，但一般知识分子、政治家、企业家都无视民间习俗。日本的近代化与民间习俗无关系亦无冲突；日本似乎是上面受容西洋的文化，下面存留民间习俗，构成了一种无冲突的奇妙现象。有人说：出生时父母参拜神社，结婚时去基督堂，死时去佛庙，但日本人心里无冲突。他们对儒教也自然没有特殊的感情。对日本人来说，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现代化时要考虑儒教呢？——无论是反对，改革，或是捍卫？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正如为什么中国发生这样的革命一样，但是，那些留学中国的年轻学者、进入中国思想内部的老一代学者，以及受中国革命影响的一代学者，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看法现在很少唯心、唯物那样的标签，对中国人来说有新鲜感，但其实很奇怪，是中国人研究的亚流。
　　汪晖：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即“没有日本的中国学”的问题。您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中国学，不应以中国的标准为标准？可否请您针对中国的研究讨论这一问题？
　　沟口：站在外国人的立场的日本的中国学，是现在要做的事情。而理解这一点的人——在日本和中国，都很少。他们把日本、朝鲜、越南的儒教作为中国的思想外传，不考虑这些国家的儒教之间的差异。中国的研究者不理解外国有外国的中国学，与中国的中国学不一样。了解这一点的中国学者几乎没有。我的有关“天”的变化的研究是从与日本的“天”的差异中发现中国的“天”的特色。我们日本人是中国文明圈中的存在，比西洋人更容易了解中国，但为了了解中国，要了解日本自己的特点，否则我们的研究劣于西洋的研究，因为西洋人开始就知道西方与中国的差别。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错误会比西洋人更大。一方面有好的条件(相似)，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易产生错误。因此，今后中国学的研究课题首先是问自己：为什么我——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要研究中国？
　　汪晖：您的看法不仅涉及日本的中国学，而且似乎也关涉怎样建立一种多元性的世界文明图景，这种多元性当然是以各民族文明的差异性为立论前提的。在您的讨论中，有一些特别的单位，如世界，西方，亚洲，中国文明圈……等等，可否请您谈谈这之间的相关关系？
　　沟口：以前法国的L.Vandermeersch说：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圈，那意思是说中国是西洋以外的文明圈。这样的看法很好。这三百年来，我们习惯用西洋标准来看待世界问题，用西洋的规律来研究亚洲历史。中国是最大也最古老的文明圈，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但这三百年来，不，这四千年来，世界上没有产生真正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人自己也一样。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说，为什么中国落后(不如日本)？为什么日本那样快？都是把西洋的看法作为标准的看法。我们研究中国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文明、价值及其与西洋不同的原理，那时才能站在真正多元性历史观上研究中国。比如，杜维明的研究不是客观性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因为日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家。因此，首先要站在人类普遍性的立场，多元性的要求和看法之上，来开始中国研究，这是第一步的前提；第二是站在亚洲人的立场。明治以后日本人受西洋的影响，常常忘掉自己的特色性。如果我们知道中国的文明圈的特色，并由此知道日本的特色，从而也才能了解日本在世界上的位置和立场。许多日本人骄傲，以为赶上了西洋，却不知日本的缺点何在？现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课题又何在？日本思想的研究者常常站在日本主义、国粹主义立场，也有人反对，但也不明白日本是什么？中国、台湾、韩国的情况也相近。我的研究日本思想的朋友子安宣邦(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他的问题意识与我相同，为了研究日本思想而同三十名年轻学者去了韩国、台湾，明年去大陆。但是韩国、台湾都不能了解这样的问题，他们不是中国研究者，而是儒教主义者。台湾很关心新儒家，如牟宗三、熊十力，但他们不知道日本有日本特色的思想。
　　汪晖：对您来说，“比较”不是一般的方法，而是根本性的方法。您的基本点是，在多元性世界中寻找中国的独特性，同时也寻找西方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独特性。那么，比较的立场是什么性质的呢？
　　沟口：我们不是为比较而比较，是为了了解中国而比较，目的是了解世界。我们是站在人类性的关心来比较。这种立场不是国家的立场，而是文化的立场，是人类学的立场。
　　汪晖：您多次说到人类普遍性的立场或关心，它与地域文化立场是怎样的关系呢？它与我们的整个近代历史又是什么关系呢？
　　沟口：以前的普遍性是西洋的特殊性；现在还无普遍性可言。我们可以先找找中国文明的特色性，而后可以发现西洋、埃及、印度的特殊性。只有在特殊性之间才能有真正的普遍性。一百多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剥夺普遍性的运动，我们现在也还身在其中。这个过程大约要三百年，还要有一百余年。这一百年间中国人的文明观动摇了，似乎西洋优于中国，但一百年后，中国会展现出中国自己的文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