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姑死了，享年59岁。前几天我陪前辈参加了她的葬礼。那是我前半生亲见过的最简陋的葬礼。
　　冬姑是前辈的初恋，20岁出头的情投意合，还没来得及牵牵手，前辈就背着知青的行囊坐上了远赴阿里的绿皮火车，这一走就是8年。
　　父母早亡的冬姑一个人摸在狭窄的小平房里，一张张被泪水浸得皱巴巴的信紙裹着沉甸甸的相思，从北京三里屯一直铺到了雪山脚下。
　　冬姑以为这根隐形红线能传递自己的情意，能拴住前辈的心，期盼着哪一天收了线，能拽回来一个全须全尾的情人。还别说，8年后真的拽回来了，可惜，不是1个，而是3个，前辈和他在阿里娶下的老婆，还抱着儿子。
　　前辈说，“我只是想找个盼头，我得活下来。”冬姑信的，她除了信自己，也就剩下信前辈了。冬姑说，“我等你，啥时候过不下去了，就来找我。”说这话时冬姑已年近三十，在当年也能算是老姑娘了，愚钝如前辈，彼时并未完全理解这个“等”字是何等的沉重，自以为来日她嫁了人、生了娃，偶尔来往，私下里交托些许小心思，做个能知心的人儿，也不枉当年了。
　　就这样，冬姑远远地看着前辈生活，看着他们夫妻争执、离婚、再婚、生子、争执……每有苦水，前辈都会来倒给冬姑，感觉只有她的安慰才是真的安慰。
　　冬姑也欣慰，为能和前辈成为超越夫妻的交心朋友而自我感动着，却不知为何品貌秀美文雅娴熟的她终生未嫁，至死都是处女。
　　原来这就是当年承诺的“等”。陈述至此，前辈已泣不成声。
　　我问他，“如果您现在还有机会和冬姑说最后一句话，您想说些什么？”
　　“傻逼，”前辈已目光呆滞，“她是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疯狂的傻逼，傻到虚幻，让人怀疑这样的情感是否真的存在。”
　　我已无力置评，借口抽烟溜了出去。门外无人，我坐在花池边的石凳上瞄着那只惟一的花圈，它在烈日下显得枯槁萎靡，那是前辈送的，缎带上写着“老同学”。
　　临走前我将烟头狠狠碾在垫屁股的那张报纸上，那上面是一整版的周迅大婚广告，“她若安好，我备胎到老。”
　　呵呵，“傻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