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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疗养为名，沿途和一些负责同志商量如何争取让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出来工作仍受到一些阻力。不久，有人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点名攻击邓小平。接着，中央政治局又有人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误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这些出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口中的话，真叫人难以相信。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坚持错误，丢弃真理？为什么要和广大群众的意愿相悖，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为什么要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时，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已经得到消息，决定要离开新疆到南方去度假。杨勇在军区常委会上说：我患肺气肿，向中央请了假，去疗养几个月，准备到武汉住几天，然后到广州、海南岛。现在把“四人帮”揪出来了，工作也好做了。没把握的就请示在北京的第一书记，必要时我们也可以通通气。有给我的信，军队的交给郭政委，地方的交给司马义处理……
重新工作后，杨勇没休过假，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节骨眼上突然要到南方去度假呢？原来杨勇想以休假为名，想到外面走走，沿途和一些负责同志商量如何争取让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1976年12月上旬，杨勇把军队和地方的事情安排好后，从新疆先到了北京。罗瑞卿听说杨勇要去南方休假，也要一块儿去。杨勇调到新疆后，有一次他的夫人林彬回北京住在白广路总参三所，所长告诉她楼下住着罗瑞卿，刚放出来，上面规定三条：是释放不是解放，不要称同志，不要到他家去。林彬打电话将情况告诉杨勇。杨勇认为罗瑞卿是无端受害，干脆地对林彬说：不要听他们那一套，把从新疆带回去的瓜给罗总长送些去，代我问候他。
与罗瑞卿商量好，杨勇向陈锡联要了一架专机。那时罗瑞卿还没有专机，他对杨勇说：我就沾你的光吧。杨勇说：哎，哪能这么说，一块儿走。事情在机场出现一点波折。那时搭专机有规定，不能随便谁想搭就搭。再说罗瑞卿的问题还不明不白，必须得中央批准才能外出，而这个批准又是比较难的。杨勇和罗瑞卿到了机场，就坐在候机室里等待批准后上飞机。加上韩先楚，他们一起从北京飞往武汉，要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平谈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情。一路上，不论是坐车，还是住房，杨勇都把罗瑞卿推到前面。每到一地，杨勇都要先看给罗瑞卿安排的房子怎么样，如果安排得不好，就换过来，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
在武汉一下飞机，迎接的是武汉军区副政委王猛。杨得志和王平外出开会去了。杨勇和罗瑞卿、韩先楚商量，决定在武汉等他们几天。吃过饭，大家都起身告辞，王猛也要走。杨勇说：怎么，你也要走？还有事吗？没有，再坐一会儿吧。杨勇说现在问题很多，正在解决，很快会得到解决。王猛记得杨勇没直接说请小平出来工作的事。但王猛的态度杨勇是知道的。四届人大前，杨勇很高兴地对王猛说：小平同志现在主持常务工作，毛主席讲，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主席讲了，现在由小平同志管常务事情。杨勇说，有什么问题今后好办。
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这是一场斗争，气氛很紧张。要说服大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不能范围太小，但是又不能公开召开会议，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造舆论。如果不像后来那么顺利，走漏一点风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总是人心所向，王猛等武漢军区不少同志都希望邓小平早一点出来工作。
为邓小平出来工作造舆论
1976年12月底，杨勇和罗瑞卿飞往广州，韩先楚有事留在武汉。他们走访了汕头、湛江、深圳、澳门等地，还去了万山群岛，最后在海南岛的三亚过的春节。到广州后，杨勇住在留园。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以东道主身份请杨勇一家到他家里吃饭。这时候，杨勇的二儿子冀平和老三北北都不约而同来到广州休假，加上一直跟着杨勇的女儿京京，三个孩子和杨勇夫妇热热闹闹去了。杨勇腿不好，走路拿着根拐杖。许世友见了，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许世友比杨勇大七八岁，他可不管杨勇腿好不好，总之不能让杨勇充老头。客人一落座，菜就紧忙着上了桌。许世友请客很有意思，跟他的性格一样，全是家常菜。家常菜也罢，但许世友不一般，上桌的菜用洗脸盆一般大的盘子盛着，要按北北的说法，是最大号的洗脸盆。整整一盘冒着尖的油煎鸡蛋，还有小虾米，还有肉，也是冒着尖的大盘子，盘子一个比一个大。大概都是许世友最爱吃的几样菜，他以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海量。他请客，不重在吃菜，重在喝酒，喝起酒来，神仙都会被他醉倒。谁都知道，许世友有三件宝：草鞋、茅台、吉普车。可惜此时杨勇已经不能喝酒了，他得了过敏性肠炎，一喝酒就拉肚子，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怎么喝酒了。许世友说，你不喝，我喝。喝了一阵，许世友说，我的部队都拉到山上去了，野营拉练。意思是，没问题，我支持你。
在武汉和广州，杨勇多次和罗瑞卿交谈，他们一致意见是：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众望所归。但真要让小平同志出来，首先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就涉及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造成舆论，不经过争取，是难以办到的。元旦前，罗瑞卿和杨勇、许世友找广州军区的一些老同志座谈，许多人提出必须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并且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不能再拖，越拖越被动。座谈会后，杨勇给耿飚打了个电话，向他反映了在武汉和广州了解到的情况，问：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志致悼词的总理追悼会的电影？干部和群众都有这个要求，请中央考虑。耿飚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一定向政治局反映你们的意见……中央已经决定了，这次还是由解说员念悼词……有人主张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都要坚持……电话挂断后，杨勇还把电话听筒拿在手里。这种局面让人感到凶多吉少，前途未卜。只有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才能化险为夷，把国家、民族从十年动乱中解救出来。杨勇马上去找罗瑞卿，两人关起房门，深夜长谈。几天后，杨勇又通过叶选平向叶剑英反映了他和罗瑞卿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事办完了之后，杨勇等人才开始了真正的休假。 1977年2月，杨勇回到武汉，继续在东湖边住下。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平都回来了，只要一有空，他们就来看望罗瑞卿和杨勇，有时王猛和其他负责同志也来。2月7日，早间新闻播出“两个凡是”后，杨勇让赵秘书赶快去找报纸。“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杨勇紧锁浓眉，一言不发。没过一会儿，罗瑞卿就坐着轮椅拿着报纸来找杨勇，两个人又关严了房门。副政委王猛来了，对秘书赵德路说，今天的报纸来了吗？那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按上面“两个凡是”说的，小平同志还怎么出来工作呀！我看要害就是不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赵秘书说，罗总长比你来得还早，也是找杨司令员谈这篇“两报一刊”社论的，你快去吧。
现在再也不是评《海瑞罢官》的那个时候了，突如其来的风暴能把整个中国都打蒙。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面前的这一阵风浪已经算不了什么了。杨勇回答得很简单，“两个凡是”站不住脚，长不了。他们决定尽快返回北京。
中央正开工作会议和军委座谈会，杨勇留在北京开会。到北京的第三天，杨勇就去西山看望邓小平。回来后，杨勇兴奋地对来开会的新疆同志说：小平同志情绪很好，身体也很好。我同小平同志谈到我们在“天安门事件”后顶不住了，也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可是我们在新疆顶住了，没揪什么正在走的“走资派”……小平同志讲，那是以中央名义发下去的嘛，毛主席又讲了话，你们下面的同志也不好办，想顶也顶不住。你们当时那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想方设法为我们党保护了一批干部，稳住了新疆的局势……杨勇说：小平同志是理解我们的。新疆同志表示也想去看望邓小平。杨勇说：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我已经把你们民族同志的心情转达给小平同志了，希望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只有他出来工作，才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我们的党才有希望。
对于“批邓”，我是想不通的
1976年，杨勇在新疆军区任司令员已经三年了。他善于团结同志，在新疆威望很高。杨勇到新疆不久，就平息了“文化大革命”在新疆造成的混乱。但因为“四人帮”捣乱，形势越发展越严峻，大字报的矛头主要对准杨勇，说他是新疆“刮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代理人”。还有个创作小组搜集资料，准备写戴领章、帽徽的师以上军内“走资派”的剧本。
1976年2月下旬，杨勇接到中央紧急通知，让他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的紧急会议，有人好心给他写了个条，劝他不要去北京，小心“鸿门宴”。“文革”初期杨勇不就是在京西宾馆开会被抓的吗？但中央通知开会不能不去，他还是做了回不来的准备。临走前，杨勇把工作做了安排，对政委郭林祥和副司令员郑三生说，如果动用部队，必须经中央军委批准。
杨勇在西郊机场一下飞机，意外地碰上在北京开完会正要返回南京军区的廖汉生。廖汉生阴着脸，压低声音说：你也来啦……会上没别的，让咱们转弯子“批邓”，有什么弯子好转？不用打什么招呼，不通就是不通！因为周围人多，他们只简单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到了京西宾馆门口，又碰上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皮定均说他不干了，要回家当农民去。在那种人多眼杂的情况下，杨勇还是不好多说什么。
楊勇住进京西宾馆，刚一到，大会秘书处就送来一大堆会议材料。杨勇从中抽出《上海常委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报告》和《辽宁省在批邓打招呼会上的集体发言》，仔细看过后，对同来的李增林说：看到没有，这上面已不再称小平为同志，会议上发这样的东西，不是有意暗示小平同志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吗？让人担忧啊……
2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开会的各地领导同志，给会议定了调子：一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另一条是揭批邓小平同志犯的“路线错误”。在这种会上，人人都得表态，而且有专人记录，与杨勇一起来开会的新疆同志都来向杨勇讨主意。杨勇和李增林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后，商量到深夜，才把发言的调子定下来，然后分别与新疆同志打了招呼。杨勇悄悄对他们说，来时我们商定力争不讲违心话，这条现在办不到了……但是，到底具体如何讲，讲多少，讲到哪种程度，还是在我们自己。主席讲过小平人才难得，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的，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前后联系起来看……我仍然相信主席不是要把小平同志打倒。对小平同志这一年来的工作究竟如何评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从我们新疆的情况看，经济上去了，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对这些怎么能批？硬顶当然不是办法，发言时我们可以绕开“批邓”，避实就虚，多检查自己，实在避不开时，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坚持三条：一要称同志，二要算人民内部矛盾，三不给戴帽子。
杨勇在分组会上发言很短，只有几分钟，整理成简报就二三百字。他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学习元旦社论之前，由于自己路线觉悟不高，识别能力差，没有看出问题，并且传播贯彻了。毛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就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后又一再教导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还理解不深？原因在于我们学习不够。从这次教训中，我进一步体会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杨勇的发言避实就虚，一句也没有“批邓”。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1976年中央5号文件通知全党“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虽然还称邓小平是同志，但很显然，问题的性质变了。在回新疆之前，会议要求各单位回去自行翻印《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杨勇说：我们一不翻印，二不传达。杨勇还分别对郭林祥、司马义·艾买提、何林兆说，对于“批邓”，我是想不通的。小平同志没有错，这样做不得人心。杨勇对“文革”以来邓小平的遭遇一直愤愤不平，不止一次说，打倒小平同志我想不通。在听取军区关于清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后，杨勇嘱咐政治部展副主任，运动中尽量少伤害人。杨勇说：今天汇报的那些，都算不了啥问题，不必那么认真。实际上文件上印的未必都是真话，所谓谣言未必都是假的，大人物说的未必都对，老百姓的话却往往是真理。 在自治区召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前，杨勇对自治区和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说，对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是想不通的，现在又不能不表态，我们是在违心地办事啊……可是，我们也只能退到这一步，无论如何不能再退，不能在新疆揪什么“正在走的走资派”，这点我们能不能办到？大家齐声说：能办到！那好，这个关我们一起把好。杨勇说，将来有人追究起来，我们一起负责，首先是我负责。我相信毛主席对“上海帮”的批评没有错，我也相信小平同志是正确的，在新疆我们仍然要坚持9号文件和13号文件的精神，对于贯彻这两个文件时处理过的问题我们不能翻。那一段，杨勇把主要精力放到军队工作上，对边防、战备和军事训练抓得越来越紧。从6月1日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召开过21次军区常委会，竟没有一次是专门讨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只有一次在研究向自治区负责人汇报的内容时，有“批邓”的一点表面情况。尽管这样，杨勇的内心仍很痛苦，他私下常对一些同志说，以后见了小平同志，我要当面向他做检查，请求小平同志谅解。
接二连三看望邓小平
杨勇第二次看望邓小平，是在去朝鲜访问之前。杨勇对邓小平特别尊重，他还是用战争年代的称呼，叫他邓政委，邓小平也答应。在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面前，杨勇就是在邓小平面前最无拘无束。邓小平对杨勇十分信任。杨勇知道他在小平同志那里说话的分量，一般小事他不提，他提的建议邓小平大都采纳。
粉碎“四人帮”已经半年多了，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天安门事件”也还没有平反。清明節前后，天安门广场又出现自发的群众集会，纪念“四五”运动，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职务，人心所向啊。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杨勇回到新疆。不久，接到通知，要他准备率团赴朝访问。这次赴朝访问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由杨勇任团长，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任副团长。
杨勇刚到北京，罗瑞卿就来看望他。接着是王尚荣。陈锡联在罗瑞卿和王尚荣之后也来看望杨勇。他们简单谈了谈，然后由陈锡联代表叶剑英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陈锡联说，这次军委决定派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主要任务是回访。因为朝鲜同志来访了好几次，我们没有回访，朝鲜同志有意见，他们也不好再来。因此，军委决定以杨勇同志为团长，他当过志愿军司令员，身份比较合适。出国前，代表团成员在京西宾馆集中。罗瑞卿是晚上来找杨勇的，他们在屋里谈了近两个小时。罗瑞卿走时，杨勇扶着罗瑞卿的轮椅，边走边谈，一直把他送上车。在路上的谈话秘书听到了，他们在说小平同志4月10日写给中央的那封信。罗瑞卿说：小平同志在信中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四人帮”设置的禁区，甚至在搞新的禁区，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我们党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杨勇连连表示同意。就在罗瑞卿来的那天晚上，王尚荣也来看望杨勇。杨勇说打算从朝鲜回来后去看望小平同志。王尚荣建议，还是走前去比回来去好，以便朝鲜同志问到邓的近况时好答复。杨勇接受了他的意见。王尚荣走后不久，打来电话，说已与小平同志处联系好，就安排在第二天上午10点，用他自己的车接杨勇到西山。
隔了20多天又见到小平同志，杨勇的心情很好。他到时，邓小平正好从山上散步回来。邓小平住在西山，院子不大，没有一棵树，顺山建起的房子也不多，但引人注目的是，很陡的山坡上有一条笔直的小路，是邓小平每天上山下山踩出来的。杨勇看见邓小平走山路比年轻人还快，没有一点老态。杨勇从朝鲜回国后，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金主席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因为留在北京开会，杨勇第三次去看望了邓小平。这一次，他带回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很快就要出来工作了。7月，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就在这次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出来工作仍受到一些阻力。不久，有人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点名攻击邓小平。接着，中央政治局又有人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误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这些出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口中的话，真叫人难以相信。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坚持错误，丢弃真理？为什么要和广大群众的意愿相悖，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为什么要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时，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已经得到消息，决定要离开新疆到南方去度假。杨勇在军区常委会上说：我患肺气肿，向中央请了假，去疗养几个月，准备到武汉住几天，然后到广州、海南岛。现在把“四人帮”揪出来了，工作也好做了。没把握的就请示在北京的第一书记，必要时我们也可以通通气。有给我的信，军队的交给郭政委，地方的交给司马义处理……
重新工作后，杨勇没休过假，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节骨眼上突然要到南方去度假呢？原来杨勇想以休假为名，想到外面走走，沿途和一些负责同志商量如何争取让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1976年12月上旬，杨勇把军队和地方的事情安排好后，从新疆先到了北京。罗瑞卿听说杨勇要去南方休假，也要一块儿去。杨勇调到新疆后，有一次他的夫人林彬回北京住在白广路总参三所，所长告诉她楼下住着罗瑞卿，刚放出来，上面规定三条：是释放不是解放，不要称同志，不要到他家去。林彬打电话将情况告诉杨勇。杨勇认为罗瑞卿是无端受害，干脆地对林彬说：不要听他们那一套，把从新疆带回去的瓜给罗总长送些去，代我问候他。
与罗瑞卿商量好，杨勇向陈锡联要了一架专机。那时罗瑞卿还没有专机，他对杨勇说：我就沾你的光吧。杨勇说：哎，哪能这么说，一块儿走。事情在机场出现一点波折。那时搭专机有规定，不能随便谁想搭就搭。再说罗瑞卿的问题还不明不白，必须得中央批准才能外出，而这个批准又是比较难的。杨勇和罗瑞卿到了机场，就坐在候机室里等待批准后上飞机。加上韩先楚，他们一起从北京飞往武汉，要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平谈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情。一路上，不论是坐车，还是住房，杨勇都把罗瑞卿推到前面。每到一地，杨勇都要先看给罗瑞卿安排的房子怎么样，如果安排得不好，就换过来，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
在武汉一下飞机，迎接的是武汉军区副政委王猛。杨得志和王平外出开会去了。杨勇和罗瑞卿、韩先楚商量，决定在武汉等他们几天。吃过饭，大家都起身告辞，王猛也要走。杨勇说：怎么，你也要走？还有事吗？没有，再坐一会儿吧。杨勇说现在问题很多，正在解决，很快会得到解决。王猛记得杨勇没直接说请小平出来工作的事。但王猛的态度杨勇是知道的。四届人大前，杨勇很高兴地对王猛说：小平同志现在主持常务工作，毛主席讲，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主席讲了，现在由小平同志管常务事情。杨勇说，有什么问题今后好办。
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这是一场斗争，气氛很紧张。要说服大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不能范围太小，但是又不能公开召开会议，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造舆论。如果不像后来那么顺利，走漏一点风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总是人心所向，王猛等武漢军区不少同志都希望邓小平早一点出来工作。
为邓小平出来工作造舆论
1976年12月底，杨勇和罗瑞卿飞往广州，韩先楚有事留在武汉。他们走访了汕头、湛江、深圳、澳门等地，还去了万山群岛，最后在海南岛的三亚过的春节。到广州后，杨勇住在留园。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以东道主身份请杨勇一家到他家里吃饭。这时候，杨勇的二儿子冀平和老三北北都不约而同来到广州休假，加上一直跟着杨勇的女儿京京，三个孩子和杨勇夫妇热热闹闹去了。杨勇腿不好，走路拿着根拐杖。许世友见了，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许世友比杨勇大七八岁，他可不管杨勇腿好不好，总之不能让杨勇充老头。客人一落座，菜就紧忙着上了桌。许世友请客很有意思，跟他的性格一样，全是家常菜。家常菜也罢，但许世友不一般，上桌的菜用洗脸盆一般大的盘子盛着，要按北北的说法，是最大号的洗脸盆。整整一盘冒着尖的油煎鸡蛋，还有小虾米，还有肉，也是冒着尖的大盘子，盘子一个比一个大。大概都是许世友最爱吃的几样菜，他以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海量。他请客，不重在吃菜，重在喝酒，喝起酒来，神仙都会被他醉倒。谁都知道，许世友有三件宝：草鞋、茅台、吉普车。可惜此时杨勇已经不能喝酒了，他得了过敏性肠炎，一喝酒就拉肚子，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怎么喝酒了。许世友说，你不喝，我喝。喝了一阵，许世友说，我的部队都拉到山上去了，野营拉练。意思是，没问题，我支持你。
在武汉和广州，杨勇多次和罗瑞卿交谈，他们一致意见是：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众望所归。但真要让小平同志出来，首先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就涉及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造成舆论，不经过争取，是难以办到的。元旦前，罗瑞卿和杨勇、许世友找广州军区的一些老同志座谈，许多人提出必须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并且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不能再拖，越拖越被动。座谈会后，杨勇给耿飚打了个电话，向他反映了在武汉和广州了解到的情况，问：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志致悼词的总理追悼会的电影？干部和群众都有这个要求，请中央考虑。耿飚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一定向政治局反映你们的意见……中央已经决定了，这次还是由解说员念悼词……有人主张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都要坚持……电话挂断后，杨勇还把电话听筒拿在手里。这种局面让人感到凶多吉少，前途未卜。只有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才能化险为夷，把国家、民族从十年动乱中解救出来。杨勇马上去找罗瑞卿，两人关起房门，深夜长谈。几天后，杨勇又通过叶选平向叶剑英反映了他和罗瑞卿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事办完了之后，杨勇等人才开始了真正的休假。 1977年2月，杨勇回到武汉，继续在东湖边住下。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平都回来了，只要一有空，他们就来看望罗瑞卿和杨勇，有时王猛和其他负责同志也来。2月7日，早间新闻播出“两个凡是”后，杨勇让赵秘书赶快去找报纸。“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杨勇紧锁浓眉，一言不发。没过一会儿，罗瑞卿就坐着轮椅拿着报纸来找杨勇，两个人又关严了房门。副政委王猛来了，对秘书赵德路说，今天的报纸来了吗？那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按上面“两个凡是”说的，小平同志还怎么出来工作呀！我看要害就是不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赵秘书说，罗总长比你来得还早，也是找杨司令员谈这篇“两报一刊”社论的，你快去吧。
现在再也不是评《海瑞罢官》的那个时候了，突如其来的风暴能把整个中国都打蒙。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面前的这一阵风浪已经算不了什么了。杨勇回答得很简单，“两个凡是”站不住脚，长不了。他们决定尽快返回北京。
中央正开工作会议和军委座谈会，杨勇留在北京开会。到北京的第三天，杨勇就去西山看望邓小平。回来后，杨勇兴奋地对来开会的新疆同志说：小平同志情绪很好，身体也很好。我同小平同志谈到我们在“天安门事件”后顶不住了，也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可是我们在新疆顶住了，没揪什么正在走的“走资派”……小平同志讲，那是以中央名义发下去的嘛，毛主席又讲了话，你们下面的同志也不好办，想顶也顶不住。你们当时那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想方设法为我们党保护了一批干部，稳住了新疆的局势……杨勇说：小平同志是理解我们的。新疆同志表示也想去看望邓小平。杨勇说：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我已经把你们民族同志的心情转达给小平同志了，希望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只有他出来工作，才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我们的党才有希望。
对于“批邓”，我是想不通的
1976年，杨勇在新疆军区任司令员已经三年了。他善于团结同志，在新疆威望很高。杨勇到新疆不久，就平息了“文化大革命”在新疆造成的混乱。但因为“四人帮”捣乱，形势越发展越严峻，大字报的矛头主要对准杨勇，说他是新疆“刮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代理人”。还有个创作小组搜集资料，准备写戴领章、帽徽的师以上军内“走资派”的剧本。
1976年2月下旬，杨勇接到中央紧急通知，让他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的紧急会议，有人好心给他写了个条，劝他不要去北京，小心“鸿门宴”。“文革”初期杨勇不就是在京西宾馆开会被抓的吗？但中央通知开会不能不去，他还是做了回不来的准备。临走前，杨勇把工作做了安排，对政委郭林祥和副司令员郑三生说，如果动用部队，必须经中央军委批准。
杨勇在西郊机场一下飞机，意外地碰上在北京开完会正要返回南京军区的廖汉生。廖汉生阴着脸，压低声音说：你也来啦……会上没别的，让咱们转弯子“批邓”，有什么弯子好转？不用打什么招呼，不通就是不通！因为周围人多，他们只简单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到了京西宾馆门口，又碰上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皮定均说他不干了，要回家当农民去。在那种人多眼杂的情况下，杨勇还是不好多说什么。
楊勇住进京西宾馆，刚一到，大会秘书处就送来一大堆会议材料。杨勇从中抽出《上海常委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报告》和《辽宁省在批邓打招呼会上的集体发言》，仔细看过后，对同来的李增林说：看到没有，这上面已不再称小平为同志，会议上发这样的东西，不是有意暗示小平同志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吗？让人担忧啊……
2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开会的各地领导同志，给会议定了调子：一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另一条是揭批邓小平同志犯的“路线错误”。在这种会上，人人都得表态，而且有专人记录，与杨勇一起来开会的新疆同志都来向杨勇讨主意。杨勇和李增林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后，商量到深夜，才把发言的调子定下来，然后分别与新疆同志打了招呼。杨勇悄悄对他们说，来时我们商定力争不讲违心话，这条现在办不到了……但是，到底具体如何讲，讲多少，讲到哪种程度，还是在我们自己。主席讲过小平人才难得，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的，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前后联系起来看……我仍然相信主席不是要把小平同志打倒。对小平同志这一年来的工作究竟如何评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从我们新疆的情况看，经济上去了，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对这些怎么能批？硬顶当然不是办法，发言时我们可以绕开“批邓”，避实就虚，多检查自己，实在避不开时，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坚持三条：一要称同志，二要算人民内部矛盾，三不给戴帽子。
杨勇在分组会上发言很短，只有几分钟，整理成简报就二三百字。他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学习元旦社论之前，由于自己路线觉悟不高，识别能力差，没有看出问题，并且传播贯彻了。毛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就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后又一再教导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还理解不深？原因在于我们学习不够。从这次教训中，我进一步体会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杨勇的发言避实就虚，一句也没有“批邓”。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1976年中央5号文件通知全党“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虽然还称邓小平是同志，但很显然，问题的性质变了。在回新疆之前，会议要求各单位回去自行翻印《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杨勇说：我们一不翻印，二不传达。杨勇还分别对郭林祥、司马义·艾买提、何林兆说，对于“批邓”，我是想不通的。小平同志没有错，这样做不得人心。杨勇对“文革”以来邓小平的遭遇一直愤愤不平，不止一次说，打倒小平同志我想不通。在听取军区关于清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后，杨勇嘱咐政治部展副主任，运动中尽量少伤害人。杨勇说：今天汇报的那些，都算不了啥问题，不必那么认真。实际上文件上印的未必都是真话，所谓谣言未必都是假的，大人物说的未必都对，老百姓的话却往往是真理。 在自治区召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前，杨勇对自治区和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说，对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是想不通的，现在又不能不表态，我们是在违心地办事啊……可是，我们也只能退到这一步，无论如何不能再退，不能在新疆揪什么“正在走的走资派”，这点我们能不能办到？大家齐声说：能办到！那好，这个关我们一起把好。杨勇说，将来有人追究起来，我们一起负责，首先是我负责。我相信毛主席对“上海帮”的批评没有错，我也相信小平同志是正确的，在新疆我们仍然要坚持9号文件和13号文件的精神，对于贯彻这两个文件时处理过的问题我们不能翻。那一段，杨勇把主要精力放到军队工作上，对边防、战备和军事训练抓得越来越紧。从6月1日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召开过21次军区常委会，竟没有一次是专门讨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只有一次在研究向自治区负责人汇报的内容时，有“批邓”的一点表面情况。尽管这样，杨勇的内心仍很痛苦，他私下常对一些同志说，以后见了小平同志，我要当面向他做检查，请求小平同志谅解。
接二连三看望邓小平
杨勇第二次看望邓小平，是在去朝鲜访问之前。杨勇对邓小平特别尊重，他还是用战争年代的称呼，叫他邓政委，邓小平也答应。在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面前，杨勇就是在邓小平面前最无拘无束。邓小平对杨勇十分信任。杨勇知道他在小平同志那里说话的分量，一般小事他不提，他提的建议邓小平大都采纳。
粉碎“四人帮”已经半年多了，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天安门事件”也还没有平反。清明節前后，天安门广场又出现自发的群众集会，纪念“四五”运动，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职务，人心所向啊。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杨勇回到新疆。不久，接到通知，要他准备率团赴朝访问。这次赴朝访问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由杨勇任团长，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任副团长。
杨勇刚到北京，罗瑞卿就来看望他。接着是王尚荣。陈锡联在罗瑞卿和王尚荣之后也来看望杨勇。他们简单谈了谈，然后由陈锡联代表叶剑英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陈锡联说，这次军委决定派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主要任务是回访。因为朝鲜同志来访了好几次，我们没有回访，朝鲜同志有意见，他们也不好再来。因此，军委决定以杨勇同志为团长，他当过志愿军司令员，身份比较合适。出国前，代表团成员在京西宾馆集中。罗瑞卿是晚上来找杨勇的，他们在屋里谈了近两个小时。罗瑞卿走时，杨勇扶着罗瑞卿的轮椅，边走边谈，一直把他送上车。在路上的谈话秘书听到了，他们在说小平同志4月10日写给中央的那封信。罗瑞卿说：小平同志在信中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四人帮”设置的禁区，甚至在搞新的禁区，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我们党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杨勇连连表示同意。就在罗瑞卿来的那天晚上，王尚荣也来看望杨勇。杨勇说打算从朝鲜回来后去看望小平同志。王尚荣建议，还是走前去比回来去好，以便朝鲜同志问到邓的近况时好答复。杨勇接受了他的意见。王尚荣走后不久，打来电话，说已与小平同志处联系好，就安排在第二天上午10点，用他自己的车接杨勇到西山。
隔了20多天又见到小平同志，杨勇的心情很好。他到时，邓小平正好从山上散步回来。邓小平住在西山，院子不大，没有一棵树，顺山建起的房子也不多，但引人注目的是，很陡的山坡上有一条笔直的小路，是邓小平每天上山下山踩出来的。杨勇看见邓小平走山路比年轻人还快，没有一点老态。杨勇从朝鲜回国后，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金主席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因为留在北京开会，杨勇第三次去看望了邓小平。这一次，他带回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很快就要出来工作了。7月，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就在这次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