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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王建的那天早晨，他正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下称肿瘤医院）的门口等客人。这是他三年来的一个习惯，只要有房子空下来，他就到医院门口，不一会就可以领人去他的家庭旅馆。
他知道这是灰色地带，也避讳“癌症旅馆”这几个字。
三年里，王建听到了太多的哭泣，看到了太多“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眼神”，有十多岁“长得很漂亮的孩子”，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也有暮年的老人。“我知道多是家破人亡的结局，”他刚扔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40天的病人放在他房间里的东西，“说回家再回来，再也来不了了。”
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在上升，从2010年开始成为主要的致死原因，成为中国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017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中国最新癌症数据，汇总了全国347家癌症登记点的数据。数据显示，全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世界癌症新发病例1409万，中国占1/4。这是2013年的发病数据，中国癌症统计一般滞后3年。也可以说，现在进行时的癌症确诊人数，在此基础上只多不少。
王建说，三年里他见过1万多个癌症患者。一天又一天，被确诊的病人被数字掩盖、淹没，像是海浪，一层一层地。
来了走，走了来
三年前，42岁的沈阳人王建与妻子在海南三亚开餐馆。妻子的姐姐从北京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北京做家庭旅馆生意。
王建并没放在心上，主要原因是“家庭旅馆要开在肿瘤医院周边”，他不想挣这样的钱。但是妻子特别愿意，因为“姐姐做了10年，有房有车，还挣了几千万（元）”。
患有宫颈癌的王女士从内蒙古到京求医。2016年6月23日，王女士在她住的“癌症旅馆”内玩手机。
不同于旅行，到肿瘤医院求医治病的人，对在哪儿落脚都没什么准备。所以，肿瘤医院周边总是聚集了站着、坐着的人，他们的脚边或者手里拿着白底黑色的牌子，写着不同房子的价格，他们是“癌症旅馆”的经营者。对于很多需要寻找落脚点的人来说，他们有时就是那提着灯笼的引路人。
2014年的夏天，拗不过妻子的王建举家从海南搬到了北京，在肿瘤医院附近的弘善家园小区安顿了下来，这一安顿就是三年。
弘善家园小区位于北京南二、三环之间，建于2006年，由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组成，有北京前门的拆迁户，也有外来购房落户者。在中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依傍庞大的需求群体，它发展成为北京市相对成熟的社区。因为与肿瘤医院仅一街之隔，很多求医者会选择住在这里等待治疗，渐渐地，这个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也成为一个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北京肿瘤医院的特色，几乎每一家稍有名气的肿瘤医院周边，都聚集着这样的群体。
王建像妻子的姐姐那样，租了小区里的房子，将一室一厅打隔断或者拉上帘子，就是两室或者三室了。每个房间放一张床或两张床，铺上从批发市场买来的床上用品。
生意就这样开始了。他每天不再是在饭店里等客人，而是去医院门口等病人。每个房间，迅速塞满了人，他给自己的微信取了名字叫“地主”。
他见过形形色色的病人，每一个病人都是一出人间悲剧。他能说出几乎每个病人的病情。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大姐长得特别好看，“能说会唱，确诊以后，每次见到我拉着我哭”。
“来了走，走了来。”他从来不用担心没有生意做。三年里，他说他的变化是心越来越硬，以前听说谁谁生了肿瘤，他都要唏嘘、惋惜一番，“现在没有那种闲心情了”。
见到那么多不明就里的疾病，王建发现“癌症旅馆”虽然称不上 “有情有义”，但也不是刚开始设想的那般冷酷。而且，他意识到，他和很多人身处的这个灰色地带，实际上正在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庞大的治疗支出，他们是这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看得见摸得着的落地指南。
他偶尔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善良，但也会自我安慰。“其实也是在做好事，没有我们，附近的酒店每间房子都要三四百元，还不能做饭，而病人又不能总吃外面餐馆的。生病要花钱，也都不知道能花多少，都是能省就省，谁都舍不得去住贵的房子。”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账上的钱越来越多了，节假日也舍不得休息。临近国庆小长假，儿子要回老家東北结婚，他也得回去，所以他对住房客人的住房时间有要求：必须连住5天，多住可以，少住不退钱。
国庆节，医院也要放假，旅馆里的客人主要不再是癌症病人，还有从短租平台找过来的游客。王建说，他的善良还体现在，给癌症病人的租房价格实际上是要低于给游客的价格。
秋天的早晨开始有了凉意，小区旁边的树叶黄了，还没到落的时候，它们倔强地停在树上。王建从树边急匆匆走过，顾不得留意它们。
看不得女人哭
丁智慧住进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他的房间租金是100元钱，两张单人床。王建去时，发现房间里住了两个女孩。丁智慧对王建说，是陌生人，也是到肿瘤医院来找医生的。
前一夜很晚的时候，丁智慧在医院附近的小饭店里吃饭，两个女孩风尘仆仆地钻进饭店，点了最简单的饭菜后，问饭店老板附近哪里有专门给癌症病人和家属住宿的地方，老板给了她们好几张名片，“都是旅馆老板放在他那里的”。
“她俩边吃饭边哭”，自从老婆生病以后，丁智慧说他“现在最看不得女人哭”。在她俩身后的丁智慧，给王建打电话问他还有没有房子。王建说，所有房子都住满了。王建就先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她们，自己与住在客厅的一对东北父子挤了一晚，“也睡不着”。
丁智慧今年35岁，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妻子与他同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12岁，正喜滋滋地盘算着再要一个二胎。 2017年9月上旬的一天，妻子觉得右边乳房疼，摸上去有肿块。平日里，她很少生病很少去医院，为了做好第二胎的备孕工作，她决定去当地医院做检查。“她一个人去的，小地方的医院没那么多的讲究，直接告诉我老婆说是乳腺癌，需要马上住院。”丁智慧回忆他听妻子说的那一刻，“懵了。我们都懵了。就是晴天霹雳。”他们迅速在当地肿瘤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做手术，短短几个小时，跟随妻子身体30多年的一部分永远离开了她。“从发现生病以来，她整天哭。医生说转移到了淋巴。”
为了能有更好的治疗方案，丁智慧带上妻子病情的所有资料，坐上从鄂尔多斯开往北京的汽车。
丁智慧下载了关于挂号的所有APP，“都挂不了号”，只能凌晨4点去医院的窗口排队，排了队也不一定能挂到当天的号。丁智慧周五挂到了下周一的普通号，周末医院不上班，他要在北京多停留两天。
早晨睡不着就去外面转，“北京的早晨还是挺热闹的，有跳舞的，有唱歌的”，他说他一个人在这片热闹中像孤魂野鬼。
丁智慧在当地做“吊车出租”生意，他出来这几天，找的司机都放了鸽子。他一边排队挂号，一边打电话再找人。“20多万元花出去了，也不知道要再花多少钱。生意不能丢，丢了就没有来源了。”
看到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们，丁智慧知道他和妻子的抗癌路刚刚启程。他说万一当地治疗不行，他就带妻子来北京治疗，也租一间好一点的房子给她，让她再租给别人，“这样她心情可能就能好一点，有当地主的感觉”。为了这种可能性，他甚至还在周围考察起了能做的生意。“医生说了，虽然乳腺癌治疗状况相对来说还可以，但是也得定期做检查、治疗。这是一场长期的战斗。”
普通号
王建是个热心人，至少王红是这样评价的。所以从第一次入住以后，每次来北京，王红都会住在这里。
王红来自河南三门峡，2017年9月是她第三次因病来北京。因为相信王建的热心，她拖着化疗后浮肿的身子见《南风窗》记者。除了身体和面庞的浮肿，宽松的背带裤和酷酷的绛红色棒球帽，以及脸上始终都在的笑容，看不出她是一个卵巢癌晚期病人。她在爱人的陪伴下，从小区门外走过来，“刚刚去散散步，准备回来煮粥吃”，她说着话，也笑出声来。
2016年6月，47岁生日过完后的一天，王红感觉腹部有点疼，检查结果是卵巢癌中期。她在当地三甲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做了八次化疗，“都是自费药，每次一万多”。
治疗一段时间后，复查结果不是很理想，王红想还是到北京来看一看吧，北京有最好的医院、医生。“到了北京一检查，说是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也就是晚期，在河南郑州检查结果是中晚期。”她决定将治疗放在北京。
刚开始是儿子陪她来，后来是爱人陪。“他们都要上班，但是也没有办法。”她跟丁智慧一样，下载了所有可以挂号的APP，“没有用，挂不到”。第一次到北京就医，是她儿子晚上12点开始在医院排队，才在第二天早晨挂到了一个普通号。
王红在三门峡市当地金融系统工作，经年累月，已进入管理层。她生病了以后，就把单位的体检项目给改了。“不是单位组织走流程似地体检，而是将体检的费用直接发给职工，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去医院自己体检。”工作这么多年，每年单位都有体检，每次都查不出所以然来。“医生说我的病有十多年的潜伏期，也就是说，如果检查得当，是可以提前检查出来的。”
王红的家庭也算是中产，都有工作，也都是在金融系统，这一场病，让家庭所有成员生活质量大滑坡，即使可以报销50%，但并不是所有费用都可以报。“很多药都是自费药，不能报，材料费也不能报。三门峡往返北京，坐高铁一个人接近1000块钱。每次住院都要做全系列的检查，每次的检查费用都很贵，每次到北京拿到住院单，到能住进去，中间大概得需要10天。约了医生，遇到周末，医生要休息，你也得等。而且，所有的费用是在你有能力花了以后，才可以去报销。”这在王红看来，阻碍了很多人继续求医。“我们好歹都有工作，还有很多人是新农合，报销比例不高，他们选择便宜药，治愈率也低。”
2017年9月1日起，有化疗药开始列入医保范畴，王红还没看到那些目录，她说她期待看到自己那些化疗药的身影。
又拉到客了
在王红看来，能在这里治疗的都是刚来的，精神还算好。比较难治的，实在很晚期的，都去别的地方了。
求医一年多后，王红知道了很多医生的隐语，比如，“你去看中医吧？说白了，就是你不用治疗了，回家等着吧”。有一次她走进一位医生的门诊室，前一个号的人还在，医生让病人先出去，对家属说：“不用再看了，大概也就一个月吧，你能等到吗？排号也得一个月了。”这个家属眼泪就哗哗地往下流，退到一边努力平复心情。心情稍微平稳时，家属走出门去，对坐在外面等着的病人说：“医生说回家等排号，咱回家等。”王红说，她不知道那个人说这些话时，心里有多难受。她说，她也是从这些过程里看到了一定要坚持积极治疗的动力。
住院部的走廊里，有一段署名是“国家癌症中心”的话：癌症是人类健康之大患，予人以莫大痛苦。在攻克癌症的道路上，人们孜孜求索，从未放弃。如今，漫漫征程已露曙光，坚信癌魔必为人类与科学征服。我辈克癌人，身膺重任，联合医患同道，为攻克顽疾，保卫人类生命健康而奋斗，矢志不移，勒石为志。
王红说，每次看到这个，她都觉得很有希望。就像她刚到肿瘤医院时，看到医院名字下面的“携手共克疾病，服务人民健康”一样。
有时候，她晚上一个人跑到那段字跟前，静静地站着，似乎想感受那股力量。走廊里的灯是感应的，没有声音时就灭了，周围一片黑暗。
王红很早以前知道北京的潘家园有一个古玩市场，但是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肿瘤医院，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是这里的病人。她去古玩市场转了转，发现可能都是假货。
一个疗程结束后，临回三门峡前的那天早晨，她去了医院后面的一条小路，“很安静，很美好”。那种感觉对生病的她来说，久违了。她不想进医院，她说她的病让表面上的她看不出来什么，如果是头、颈部生病的人就不一样了。一天晚上，她从自己住院的7层去5层，虽然有灯光，但是看到一个面无表情、頸部缠着纱布、身边扶着输液杆的人站在那里，她还是暗暗地怕。
对于王建来说，又拉到客人了。
他启动停在一边的一辆棕色电动车，让客人坐在后座。看他闯红灯，客人拽紧他的衣服，扯得他都觉得有点紧张，连连回头说，不要怕，没事的。
他知道这是灰色地带，也避讳“癌症旅馆”这几个字。
三年里，王建听到了太多的哭泣，看到了太多“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眼神”，有十多岁“长得很漂亮的孩子”，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也有暮年的老人。“我知道多是家破人亡的结局，”他刚扔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40天的病人放在他房间里的东西，“说回家再回来，再也来不了了。”
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在上升，从2010年开始成为主要的致死原因，成为中国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017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中国最新癌症数据，汇总了全国347家癌症登记点的数据。数据显示，全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世界癌症新发病例1409万，中国占1/4。这是2013年的发病数据，中国癌症统计一般滞后3年。也可以说，现在进行时的癌症确诊人数，在此基础上只多不少。
王建说，三年里他见过1万多个癌症患者。一天又一天，被确诊的病人被数字掩盖、淹没，像是海浪，一层一层地。
来了走，走了来
三年前，42岁的沈阳人王建与妻子在海南三亚开餐馆。妻子的姐姐从北京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北京做家庭旅馆生意。
王建并没放在心上，主要原因是“家庭旅馆要开在肿瘤医院周边”，他不想挣这样的钱。但是妻子特别愿意，因为“姐姐做了10年，有房有车，还挣了几千万（元）”。
不同于旅行，到肿瘤医院求医治病的人，对在哪儿落脚都没什么准备。所以，肿瘤医院周边总是聚集了站着、坐着的人，他们的脚边或者手里拿着白底黑色的牌子，写着不同房子的价格，他们是“癌症旅馆”的经营者。对于很多需要寻找落脚点的人来说，他们有时就是那提着灯笼的引路人。
2014年的夏天，拗不过妻子的王建举家从海南搬到了北京，在肿瘤医院附近的弘善家园小区安顿了下来，这一安顿就是三年。
弘善家园小区位于北京南二、三环之间，建于2006年，由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组成，有北京前门的拆迁户，也有外来购房落户者。在中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依傍庞大的需求群体，它发展成为北京市相对成熟的社区。因为与肿瘤医院仅一街之隔，很多求医者会选择住在这里等待治疗，渐渐地，这个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也成为一个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北京肿瘤医院的特色，几乎每一家稍有名气的肿瘤医院周边，都聚集着这样的群体。
王建像妻子的姐姐那样，租了小区里的房子，将一室一厅打隔断或者拉上帘子，就是两室或者三室了。每个房间放一张床或两张床，铺上从批发市场买来的床上用品。
生意就这样开始了。他每天不再是在饭店里等客人，而是去医院门口等病人。每个房间，迅速塞满了人，他给自己的微信取了名字叫“地主”。
他见过形形色色的病人，每一个病人都是一出人间悲剧。他能说出几乎每个病人的病情。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大姐长得特别好看，“能说会唱，确诊以后，每次见到我拉着我哭”。
“来了走，走了来。”他从来不用担心没有生意做。三年里，他说他的变化是心越来越硬，以前听说谁谁生了肿瘤，他都要唏嘘、惋惜一番，“现在没有那种闲心情了”。
见到那么多不明就里的疾病，王建发现“癌症旅馆”虽然称不上 “有情有义”，但也不是刚开始设想的那般冷酷。而且，他意识到，他和很多人身处的这个灰色地带，实际上正在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庞大的治疗支出，他们是这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看得见摸得着的落地指南。
他偶尔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善良，但也会自我安慰。“其实也是在做好事，没有我们，附近的酒店每间房子都要三四百元，还不能做饭，而病人又不能总吃外面餐馆的。生病要花钱，也都不知道能花多少，都是能省就省，谁都舍不得去住贵的房子。”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账上的钱越来越多了，节假日也舍不得休息。临近国庆小长假，儿子要回老家東北结婚，他也得回去，所以他对住房客人的住房时间有要求：必须连住5天，多住可以，少住不退钱。
国庆节，医院也要放假，旅馆里的客人主要不再是癌症病人，还有从短租平台找过来的游客。王建说，他的善良还体现在，给癌症病人的租房价格实际上是要低于给游客的价格。
秋天的早晨开始有了凉意，小区旁边的树叶黄了，还没到落的时候，它们倔强地停在树上。王建从树边急匆匆走过，顾不得留意它们。
看不得女人哭
丁智慧住进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他的房间租金是100元钱，两张单人床。王建去时，发现房间里住了两个女孩。丁智慧对王建说，是陌生人，也是到肿瘤医院来找医生的。
前一夜很晚的时候，丁智慧在医院附近的小饭店里吃饭，两个女孩风尘仆仆地钻进饭店，点了最简单的饭菜后，问饭店老板附近哪里有专门给癌症病人和家属住宿的地方，老板给了她们好几张名片，“都是旅馆老板放在他那里的”。
“她俩边吃饭边哭”，自从老婆生病以后，丁智慧说他“现在最看不得女人哭”。在她俩身后的丁智慧，给王建打电话问他还有没有房子。王建说，所有房子都住满了。王建就先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她们，自己与住在客厅的一对东北父子挤了一晚，“也睡不着”。
丁智慧今年35岁，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妻子与他同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12岁，正喜滋滋地盘算着再要一个二胎。 2017年9月上旬的一天，妻子觉得右边乳房疼，摸上去有肿块。平日里，她很少生病很少去医院，为了做好第二胎的备孕工作，她决定去当地医院做检查。“她一个人去的，小地方的医院没那么多的讲究，直接告诉我老婆说是乳腺癌，需要马上住院。”丁智慧回忆他听妻子说的那一刻，“懵了。我们都懵了。就是晴天霹雳。”他们迅速在当地肿瘤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做手术，短短几个小时，跟随妻子身体30多年的一部分永远离开了她。“从发现生病以来，她整天哭。医生说转移到了淋巴。”
为了能有更好的治疗方案，丁智慧带上妻子病情的所有资料，坐上从鄂尔多斯开往北京的汽车。
丁智慧下载了关于挂号的所有APP，“都挂不了号”，只能凌晨4点去医院的窗口排队，排了队也不一定能挂到当天的号。丁智慧周五挂到了下周一的普通号，周末医院不上班，他要在北京多停留两天。
早晨睡不着就去外面转，“北京的早晨还是挺热闹的，有跳舞的，有唱歌的”，他说他一个人在这片热闹中像孤魂野鬼。
丁智慧在当地做“吊车出租”生意，他出来这几天，找的司机都放了鸽子。他一边排队挂号，一边打电话再找人。“20多万元花出去了，也不知道要再花多少钱。生意不能丢，丢了就没有来源了。”
看到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们，丁智慧知道他和妻子的抗癌路刚刚启程。他说万一当地治疗不行，他就带妻子来北京治疗，也租一间好一点的房子给她，让她再租给别人，“这样她心情可能就能好一点，有当地主的感觉”。为了这种可能性，他甚至还在周围考察起了能做的生意。“医生说了，虽然乳腺癌治疗状况相对来说还可以，但是也得定期做检查、治疗。这是一场长期的战斗。”
普通号
王建是个热心人，至少王红是这样评价的。所以从第一次入住以后，每次来北京，王红都会住在这里。
王红来自河南三门峡，2017年9月是她第三次因病来北京。因为相信王建的热心，她拖着化疗后浮肿的身子见《南风窗》记者。除了身体和面庞的浮肿，宽松的背带裤和酷酷的绛红色棒球帽，以及脸上始终都在的笑容，看不出她是一个卵巢癌晚期病人。她在爱人的陪伴下，从小区门外走过来，“刚刚去散散步，准备回来煮粥吃”，她说着话，也笑出声来。
2016年6月，47岁生日过完后的一天，王红感觉腹部有点疼，检查结果是卵巢癌中期。她在当地三甲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做了八次化疗，“都是自费药，每次一万多”。
治疗一段时间后，复查结果不是很理想，王红想还是到北京来看一看吧，北京有最好的医院、医生。“到了北京一检查，说是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也就是晚期，在河南郑州检查结果是中晚期。”她决定将治疗放在北京。
刚开始是儿子陪她来，后来是爱人陪。“他们都要上班，但是也没有办法。”她跟丁智慧一样，下载了所有可以挂号的APP，“没有用，挂不到”。第一次到北京就医，是她儿子晚上12点开始在医院排队，才在第二天早晨挂到了一个普通号。
王红在三门峡市当地金融系统工作，经年累月，已进入管理层。她生病了以后，就把单位的体检项目给改了。“不是单位组织走流程似地体检，而是将体检的费用直接发给职工，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去医院自己体检。”工作这么多年，每年单位都有体检，每次都查不出所以然来。“医生说我的病有十多年的潜伏期，也就是说，如果检查得当，是可以提前检查出来的。”
王红的家庭也算是中产，都有工作，也都是在金融系统，这一场病，让家庭所有成员生活质量大滑坡，即使可以报销50%，但并不是所有费用都可以报。“很多药都是自费药，不能报，材料费也不能报。三门峡往返北京，坐高铁一个人接近1000块钱。每次住院都要做全系列的检查，每次的检查费用都很贵，每次到北京拿到住院单，到能住进去，中间大概得需要10天。约了医生，遇到周末，医生要休息，你也得等。而且，所有的费用是在你有能力花了以后，才可以去报销。”这在王红看来，阻碍了很多人继续求医。“我们好歹都有工作，还有很多人是新农合，报销比例不高，他们选择便宜药，治愈率也低。”
2017年9月1日起，有化疗药开始列入医保范畴，王红还没看到那些目录，她说她期待看到自己那些化疗药的身影。
又拉到客了
在王红看来，能在这里治疗的都是刚来的，精神还算好。比较难治的，实在很晚期的，都去别的地方了。
求医一年多后，王红知道了很多医生的隐语，比如，“你去看中医吧？说白了，就是你不用治疗了，回家等着吧”。有一次她走进一位医生的门诊室，前一个号的人还在，医生让病人先出去，对家属说：“不用再看了，大概也就一个月吧，你能等到吗？排号也得一个月了。”这个家属眼泪就哗哗地往下流，退到一边努力平复心情。心情稍微平稳时，家属走出门去，对坐在外面等着的病人说：“医生说回家等排号，咱回家等。”王红说，她不知道那个人说这些话时，心里有多难受。她说，她也是从这些过程里看到了一定要坚持积极治疗的动力。
住院部的走廊里，有一段署名是“国家癌症中心”的话：癌症是人类健康之大患，予人以莫大痛苦。在攻克癌症的道路上，人们孜孜求索，从未放弃。如今，漫漫征程已露曙光，坚信癌魔必为人类与科学征服。我辈克癌人，身膺重任，联合医患同道，为攻克顽疾，保卫人类生命健康而奋斗，矢志不移，勒石为志。
王红说，每次看到这个，她都觉得很有希望。就像她刚到肿瘤医院时，看到医院名字下面的“携手共克疾病，服务人民健康”一样。
有时候，她晚上一个人跑到那段字跟前，静静地站着，似乎想感受那股力量。走廊里的灯是感应的，没有声音时就灭了，周围一片黑暗。
王红很早以前知道北京的潘家园有一个古玩市场，但是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肿瘤医院，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是这里的病人。她去古玩市场转了转，发现可能都是假货。
一个疗程结束后，临回三门峡前的那天早晨，她去了医院后面的一条小路，“很安静，很美好”。那种感觉对生病的她来说，久违了。她不想进医院，她说她的病让表面上的她看不出来什么，如果是头、颈部生病的人就不一样了。一天晚上，她从自己住院的7层去5层，虽然有灯光，但是看到一个面无表情、頸部缠着纱布、身边扶着输液杆的人站在那里，她还是暗暗地怕。
对于王建来说，又拉到客人了。
他启动停在一边的一辆棕色电动车，让客人坐在后座。看他闯红灯，客人拽紧他的衣服，扯得他都觉得有点紧张，连连回头说，不要怕，没事的。